乾隆陶瓷詩的文獻地位
侯樣祥
【內容提要】作為「文化皇帝」，乾隆一生僅詩歌就創作有 43719首。其中，陶瓷詩高達 249首，在人類陶瓷詩創造領域製造了一個文化「高峰」。就詩歌內容而言，乾隆陶瓷詩實際上蘊含著兩部歷史，一是乾隆陶瓷詩創作史，一是中國名窯名器史。與乾隆詩歌的文學價值常被人詬病不同，乾隆陶瓷詩在「以詩證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文獻地位。因為乾隆陶瓷詩基本上都是「見了作」「觸了作」「聽了作」，甚至「考證辨偽」之後作，具有相當的可信度。
【關 鍵 詞】 乾隆；陶瓷詩；名窯名器；創作依據；陶瓷文化
乾隆皇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化皇帝」。他「喜好詩文、書法、繪畫、戲劇，還會多種語言，熟悉儒家經典，深諳佛學文化，鑑賞文物，整理古籍」，等等 [1]，而且每每處於時代的文化高峰。在中國陶瓷文化史上，乾隆時期有兩件事是不可忽視的：一是中國陶瓷當時已然成為全球最暢銷商品之一 [2]，二是乾隆帝大量創作有以陶瓷為詠題 [3]對象的「陶瓷詩」 [4]。然而，不無遺憾的是，如果說對前者的研究已初具雛形的話，那麼對後者的研究基本上可以用「闕如」來形容。乾隆陶瓷詩的文獻地位亟待發掘。
一、乾隆詩歌與陶瓷詩
乾隆帝一輩子到底創作有多少首詩歌？目前下結論，恐為時尚早。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有《清高宗御製詩》。這是乾（隆）嘉（慶）時期，由官方組織編輯整理的一部乾隆詩歌匯集。《清高宗御製詩》共編輯有「初集」「二集」「三集」「四集」「五集」「餘集」六集。前五集是乾隆帝在位時編輯的，以收錄其在位 60年間（ 1736-1795年）創作的詩歌為主；「餘集」則是乾隆帝退位後做「太上皇」時創作的詩歌，於嘉慶四年（1799年）完成編輯。據初步檢索與統計，《清高宗御製詩》的整體布局是：「初集」從丙辰年（ 1736）到丁卯年（ 1747），共 44卷、 4166首 [5]；「二集」從戊辰年（ 1748）到己卯年（ 1759），共 90卷、 8463首 [6]；「三集」從庚辰年（ 1760）到辛卯年（ 1771），共 100卷、 11629首 [7]；「四集」從壬辰年（ 1772）到癸卯年（1783），共 100卷、 9902首 [8]；「五集」從甲辰年（ 1784）到乙卯年（ 1795），共 100卷、 7729首 [9]；「餘集」從丙辰年（ 1796）到己未年（ 1799），共 20卷、 750首 [10]。這樣，《清高宗御製詩》便將乾隆帝從丙辰年[11]到己未年 [12]64年間創作的 42639首詩歌編輯成了 454卷。然而，乾隆帝在丙辰年執政時，是 26歲。那麼，在 26歲之前，即做皇子時，他是否也創作有詩歌呢，《清高宗御製詩》對此未作任何說明。閻崇年先生在《御窯千年》中認為，乾隆帝「做皇子時寫詩 1080首」 [13]。由此看來，乾隆帝一生創作的詩歌至少有 43719首[14]。不過，也有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學者言：在北京故宮，除了《清高宗御製詩》外，其實還收藏有不少未經整理的乾隆詩歌的創作手稿，估計乾隆詩歌創作總量應該超過 48000首。乾隆帝共享年 87年零 136天，如此他一生平均每天創作的詩歌要超過 1.5首。
正如《清高宗御製詩》編者在《五集》卷尾所言：「本朝輯《全唐詩》，一代三百年，二千二百餘人之作，才得四萬八千九百餘首而已。恭讀御製詩，成集者五，卷者四百三十四，僂篇者四萬二千七百七十八。 」[15]的確如此，僅就目前可供稽查的創作數量而論，乾隆詩歌是可以與有唐一代 290年間的 2000多位詩人的詩歌創作總和比肩的 [16]。「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於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17]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作為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超高產詩歌作家，乾隆皇帝顯然擁有一個「詩意地棲居」的人生。
乾隆帝何以能夠創作如此巨量的詩歌？原因固然很多，但有一個原因恐怕是不應被忽視的，那就是其詩歌詠題的對象幾乎可以說包羅萬象。但凡日常生活中的所見、所聞、所觸、所感、所悟、所思、所想等等，無不可以成為乾隆詩歌的詠題對象。用乾隆帝自己於己巳年（ 1749）為《清高宗御製詩》之《初集》所寫的「小序」中的話說便是：「天時農事之宜，蒞朝將祀之典，以及時巡所至，山川名勝，風土淳漓，罔不形諸詠歌。」[18]正因如此，作為清三代中國為全球奉獻的第一大暢銷商品的陶瓷，以乾隆帝的「博雅好古」「稽古右文」，尤其是對各類工藝品的收藏幾乎「達到了狂熱的程度」 [19]，自然是不會也不應該不予以特別關注的。
那麼，乾隆帝一生又到底創作有多少首陶瓷詩呢？受資料來源、概念界定、統計方法，以及其他諸多主客觀因素的制約與影響，目前國內學術界的看法還不太一致。僅從手頭掌握的幾部文獻資料集和相關論著來看：陳雨前教授在《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中，「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為底本」，共收集「清高宗詠陶詩」 201首 [20]；周思中教授在《中國陶瓷名著校讀》中，以「國家圖書館古籍文獻叢刊」中的郭葆昌（ 1864-1942年）之《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1929年版）為依據，收錄有「清高宗御製詠瓷詩」 192首 [21]；而閻崇年教授在《御窯千年》中，則支持《乾隆皇帝全傳》中的統計資料，認為乾隆「詠瓷詩文」共「有 199首」 [22]……雖然他們的統計數字已經非常接近，相差不超過 10首，但分歧的存在卻是有目共睹的。看來，與乾隆詩歌創作量一樣，乾隆陶瓷詩的創作量也處於撲朔迷離之中。
本文以《詠陶器獸環壺》《詠舊澄泥蟠夔硯》《詠舊澄泥石渠硯》《詠宋均窯硯》等乾隆陶瓷詩中的詩句，「宋窯明冶遞增麗，埏埴可知斯本源」（《詠陶器獸環壺》）、「未央銅雀雖稱瓦，鼻祖澄泥實在茲」（《詠舊澄泥蟠夔硯》）、「澄泥自是漢瓦貽，石渠之閣亦漢制」（《詠舊澄泥石渠硯》）、「石堪匹老洞，磁本是澄泥」（《詠宋均窯硯》）等為依據，對《清高宗御製詩》之 42639首詩歌中的陶瓷詩，進行了檢索、整理與統計，結果令人喜出望外。
除零星散布於乾隆詩歌，尤其是詠茶詩等當中有關的陶瓷內容之外 [23]，僅指名道姓、直截了當地以陶瓷為主要詠題對象（標題）的詩歌就至少有 249首 [24]。這比陳雨前教授的數字多了 48首，比周思中教授的數字多了 57首，比閻崇年教授的數字多了 50首。值得一提的還有，在乾隆帝 249首陶瓷詩中， 1761年的《猧食盆》、1766年的《詠官窯兩耳壺》、1776年的《詠宣窯碗》、1779年的《詠官窯紙硾瓶》、1789年的《詠哥窯爐》、1789年的《詠官窯碟子》、1790年的《題哥窯盤子》 7首詩，實際上都是由兩首組成的。如果將其拆分統計的話，乾隆陶瓷詩創作量應該是 256首。當然，正如前述，由於乾隆詩歌尚有未經整理的創作手稿，因而本文的檢索與統計數字，也只能說是階段性成果，最後的塵埃落定還有待時日。但是，相對於上述三位教授先後發布的數字，本文的統計數字應該說與乾隆帝實際創作之間的距離是更為接近的。
當然，從統計學角度看，相較於《清高宗御製詩》中 42639首詩歌， 249首陶瓷詩所佔的比例是非常低的，只有可憐的 0.58%。但是，在我國陶瓷詩創作史上，自唐代陶瓷詩產生 [25]至今的約一千三百年間，乾隆帝以其「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驚人創作數量，已然將我國陶瓷詩創作推至歷史巔峰。雖然文學史家們至今依然對乾隆詩歌的藝術水平微詞不斷，但在文獻奇缺的中國陶瓷文化史研究領域，乾隆陶瓷詩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甚至可以說是不可多得的「可居」之「奇貨」。
二、乾隆陶瓷詩裡的歷史
在我國陶瓷詩創作史上，可以說絕大多數創作與作品都處於零散狀態、難成體系，但是乾隆帝的 249首陶瓷詩卻可自成體系。在這個體系裡，實際上隱含著較為完整的兩部歷史。一是乾隆陶瓷詩創作史，二是中國名窯名器史。在中國陶瓷文化史研究中，這都是不可忽視的重要現象。乾隆陶瓷詩的文獻價值之高，由此可見一斑。
據《清高宗御製詩》，乾隆帝創作的第一首陶瓷詩，是 1742年的《詠掛瓶》詩 [26]，最後一首則是 1797年的《詠古陶器》詩 [27]。此即意味著，乾隆陶瓷詩創作，前後持續有 56年之久。其中，除去 1749年等 9個年份乾隆帝沒有陶瓷詩創作外 [28]，其他 47個年份都有陶瓷詩創作。在這 47年裡，乾隆陶瓷詩創作量達到和超過 5首的年份有 20個 [29]，達到和超過 10首的年份有 10個 [30]；而年度創作量最多的有 1775年、 1776年、 1779年三個年份，都是 18首。如前所述， 1776年的《詠宣窯碗》和 1779年的《詠官窯紙硾瓶》都是由兩首組成，如果分開計算的話，那麼乾隆帝在這兩個年份的創作量都是 19首，是最多的年份。當然，相對於乾隆帝在近 63年間從未間斷過的詩歌創作而言，其在陶瓷詩創作上就不能說沒有一點遺憾了。如，在 60餘年間，乾隆帝有 16個年份無陶瓷詩創作，因此導致在創作上有時斷時續的現象，等等。但是，在中國陶瓷詩創作史上，僅以前後持續創作時間之長而論，乾隆帝恐怕是空前而絕後的。因此，將乾隆陶瓷詩創作單獨成史，應該是有比較可靠的學術根據與理由的。
僅以創作數量為根據，我們可以將乾隆陶瓷詩創作史，大致劃分為四個時期：第一個時期，從 1711年乾隆帝出生，到 1741年，共 31年。由於目前尚未發現乾隆陶瓷詩作品，我們權且稱之為無陶瓷詩創作時期。第二個時期，從 1742年到 1771年，乾隆帝已有陶瓷詩創作，但是數量很是有限。在 30年間，乾隆帝共創作有 42首陶瓷詩，佔其陶瓷詩創作總量的 16.9%，年均 1.4首。其中，有 14個年份只創作有 1首，而無創作的年份竟有 6個。從 1772年至 1790年，可以視為第三個時期。這是乾隆陶瓷詩創作非常集中，而且成果斐然的高峰時期。在這 19年間，除了 1784年無陶瓷詩創作之外，其他 18個年份乾隆帝都有陶瓷詩創作，而且年創作量都達到甚至超過 5首。前文所述的年創作量達到和超過 10首的 10個年份，都集中在這個時期。這一時期，乾隆帝總共創作有陶瓷詩 190首，佔其陶瓷詩創作總量的 76.3%強，年均達到 10.55首。從 1791年到 1799年，可以稱之為第四個時期。在這 9年的時間裡，乾隆帝只創作有 17首陶瓷詩，其中無陶瓷詩創作的年份有 4個，年均近 1.9首。總體上看，似乎仍高於第一和第二時期，但是乾隆陶瓷詩創作與其人生歷程一樣，都已進入衰微的「尾聲」階段，則是不爭的事實。當然，細心的讀者還可以通過全面品讀乾隆陶瓷詩的內容，依據乾隆帝在鑑賞中國歷代名窯過程中之由初級到高級的發展過程來進行歷史分期。
1742年乾隆帝 31歲， 1772年乾隆帝 61歲， 1791年乾隆帝 80歲。如果將乾隆陶瓷詩創作史植入其生平，我們便會很容易地發現：總體上看，乾隆帝對陶瓷詩創作的熱情和成果，與其年齡增長之間，存在著某種特殊而有趣的相關性。即，在 30歲之前，幾乎沒有創作熱情； 31歲到 60歲之間，有了一定的創作興趣； 61歲之後，則可以用「碩果纍纍」來形容了。毫無疑問，這是在乾隆陶瓷詩創作史研究中，值得關注的重要歷史現象。
可以進一步探問的還有，乾隆帝這種年齡愈大對陶瓷詩創作興趣愈濃的特點，是否也意味著摯愛陶瓷的往往是老年人？它是否是人類社會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它與乾隆時期的政治經濟，乾隆年間的官窯燒造，乾隆盛世的民窯外銷等等，又存有什麼樣的相關性？顯然，這些都是非常值得中國陶瓷文化史學界深入研究
與探討的話題。
得益於我國歷史上數千年的進貢制度和約千年的官窯制度 [31]，在全球範圍內，中國名窯珍藏最多的地方，恐怕非北京紫禁城莫屬。尤其在乾隆帝「御宇六十年」間，正「值國家全盛之時，博雅好古，天下化之，奇器古物，四海交至，內府收藏之富，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32]。怪不得，在陶瓷詩中，乾隆帝常常會情不自禁地誇耀：「所好聚來物滋夥」（《詠舊澄泥蟠夔硯》），「幾曾綈幾一陳之」（《題宋澄泥蕉葉研》），「乃識天家何不有」（《題明制瓦硯》），等等。的確，中國歷代名窯須臾不離地陪伴著乾隆帝的日常生活與藝術鑑賞。巨量的內府珍藏，不僅為乾隆帝創作陶瓷詩提供了無限的靈感，還成為他「系之銘」「系之詩」（《題宋澄泥蕉葉研》序）的重要對象。
那麼，乾隆陶瓷詩與中國歷代名窯之間到底呈現有什麼樣的具體關係呢？或許對乾隆 249首陶瓷詩進行分門別類的統計會是一個比較便捷、直觀而有效的辦法。以下正是本文以中國陶瓷發展史為經，以乾隆帝之陶詩、瓷詩、名窯詩等等為緯，對乾隆陶瓷詩進行具體統計的結果。
第一，在乾隆陶瓷詩中，共有陶詩 69首，佔其陶瓷詩總數的 27.7%強。其中，除 11首難以明確斷定詠題對象之朝代外，有古陶詩 15首、漢陶詩 12首、唐陶詩 1首、宋陶詩 23首、元陶詩 1首、明陶詩 3首、清陶詩 3首。第二，在乾隆陶瓷詩中，瓷詩共有 180首，佔其陶瓷詩總數的 72.3%弱。其中，有唐瓷詩 2首、五代瓷詩 4首、宋瓷詩 149首、元瓷詩 1首、明瓷詩 10首、清瓷詩 6首，此外還有 8首難以明確斷定詠題對象之朝代。第三，在乾隆陶瓷詩中，有 164首在直接詠題歷代名窯尤其是宋代名窯，佔其陶瓷詩總數的 65.9%弱。其中，未央宮瓦 4首、銅雀臺瓦 3首、越窯 1首 [33]、柴窯 4首、官窯 71首 [34]、定窯 32首、哥窯 19首、汝窯 7首、鈞窯 8首、龍泉窯 5首、宣德窯 7首、成化窯 2首、嘉靖窯 1首。第四，在乾隆陶瓷詩中，歷代名窯之名稱出現頻率情況是，大邑瓷 4次、越窯 26次、柴窯 14次、官窯 143次 [35]、定窯 62次、哥窯 33次[36]、汝窯 20次、鈞窯 15次、弟窯 13次 [37]、龍泉窯 11次、景德鎮窯 5次 [38]、永樂窯 4次、宣德窯 26次、成化窯 14次、嘉靖窯 2次，等。第五，在乾隆陶瓷詩中，「澄泥」一詞出現有 56次之多，其中專門詠題澄泥的詩歌也達 38首，事實上這個「特例」已然使得乾隆陶瓷詩在內容上更加豐富和完整。
顯而易見，就乾隆帝之陶詩、瓷詩、名窯詩等等所詠題的時代與對象而言，幾乎可以說涉及中國陶瓷燒造史上的主要時代和絕大多數名窯，尤其是「中國陶瓷史上的高峰」 [39]時期的宋代幾大名窯。固然，作為中國陶瓷文化史上的「英雄」，歷代名窯當然不可能是陶瓷史的全部，但卻是陶瓷史的絕對主角 [40]。我們雖然還不能說乾隆陶瓷詩囊括了中國歷史上的所有名窯，但不得不承認的是，乾隆陶瓷詩事實上已經具備了建構一部中國名窯史之雛形的基本條件，文獻地位不可小覷。從這個意義上講，乾隆陶瓷詩無異於一部高度濃縮的中國名窯史。
三、乾隆陶瓷詩的創作依據
《紅樓夢》第三十七回，薛寶釵在談及詩歌創作時，有這樣一段精彩話語：「古人的詩賦，也不過都是寄興寫情耳。若都是等見了作，如今也沒這些詩了。」[41]然而，乾隆帝在陶瓷詩創作時，呈現的卻是另一番景象。乾隆帝對陶瓷的「寄興寫情」或「託興寄情」 [42]，大多數情況下都發生在對「天家」所珍藏之名窯「過眼」「過手」「過耳」，甚至爛熟於心之後。此即是說，乾隆帝的陶瓷詩創作，有異於薛寶釵所論，不僅是「見了作」，甚至是「觸了作」和「聽了作」。怪不得，每當品讀乾隆陶瓷詩時，總能感覺有一種強烈的「現場感」撲面而來。毫無疑問，這種「現場感」一定來自於創作過程真實的「在」，它是再高明的造假者也難以達到的效果。因此，相較於其他詩歌作品，乾隆陶瓷詩的文學虛構性當然更少一些，史料可靠性應該更高一些，在中國陶瓷文化史研究上更具「以詩證史」的文獻價值。內容的過於真實，或許正是降低乾隆陶瓷詩之文學價值、藝術價值的重要原因。
為了充分而完整地了解乾隆帝對「內府」珍藏名窯「隨心所欲」地「過眼」「過手」甚至「過耳」之情狀，本文對乾隆 249首陶瓷詩以及詩序、注釋等等，也進行了系統的檢索與統計，結果令人意想不到。我們都知道，在學術表達時，羅列資料其實是最笨拙的辦法，但也可能是增加學術論證力量的最佳方法。
在乾隆陶瓷詩中，僅「見」字就出現有 96次之多。除單獨使用外，「見」還被與許多字詞相搭配，組成各種有趣的詞彙：「見此」「若見」「未見」「微見」「猶見」「今見」「或見」「辨見」「想見」「屢見」「罕見」「曾見」「那見」「亦見」「多見」「偶見」「恆見」「惟見」「稀見」「容見」「不見」「弗見」「所見」「無見」「少見」「一見」「始見」，等等。與「見」具有同等含義的「看」字，雖然在乾隆陶瓷詩中只出現有 14次，但是由「看」所組成的詞彙並不少：「常看」「訝看」「眼看」「鮮看」「試看」「原看」「把看」「不看」「宛看」「雅看」「同看」，等等。值得注意的還有，在乾隆陶瓷詩中，在「見」和「看」之外，還有「視」「觀」「目」「賞」「閱」「賞」「識」等等。由它們組成的詞彙則有：「視此」「乍視」「可視」「今視」「視之」「視若」，「細觀」「重觀」「觀此」「靜觀」，「目視」「觸目」「悅目」，「閱賞」「閱之」，「秘賞」「清賞」，「可識」「旁識」，以及「入眼」，等等。不言而喻，乾隆帝在挖掘表達「過眼」之字與詞時，幾乎可以說無所不用其極，做到了「應用盡用」。顯然，這些字與詞為乾隆陶瓷詩之「見了作」提供了充足的證據。
在乾隆陶瓷詩中，除大量「過眼」之字、詞外，還有許多與「過手」相關的字，及其構成的詞、句，等等。其字有：「摩」「磨」「拂」「拭」「玩」「捫」「握」「持」「舉」「撫」，等等。其詞有：「摩挲」「摩玩」「摩揩」「磨涅」「拂拭」「把玩」「玩古」「玩物」「物玩」「捫扣」「可捫」「握見」「一握」「持輕」「手舉」「盈手」「提攜」「提挈」「提拾」「揀擇」「檢之」「植筆」「簪花」「置於」「置幾」 「弆之」「呵之」「呵潤」「氣呵」「枕之」「陳之」「配之」，等等。其中，值得特別一提的是「撫」字。在諸字中，它不僅出現頻率較高，達 13處，而且還組成有系列詞和句：「摩撫」「規撫」「徒撫」「撫斯碗」「撫則平」「撫乃細」「撫不手留」「撫不留手」「撫之體輕」「撫摩欽手澤」（《題霽紅僧帽壺》）、「撫無薜暴類」（《詠官窯小方瓶》）、「撫手稱精揩」（《詠嘉窯娃娃杯》）、「撫之薜暴手中侵」（《戲題官窯盤子》），等等。毫無疑問，乾隆帝的特殊身份，使其可以對「內府」珍藏之歷代名窯恣意地「過手」。應該說，這是幾乎所有人在名窯鑑賞以及陶瓷詩創作時都望塵莫及的得天獨厚的條件。
從乾隆陶瓷詩中，我們還發現乾隆帝對「內府」珍藏名窯鑑賞的另一種特別手段，即「過耳」。所謂「過耳」，類似於唐代「詩聖」杜甫在《又於韋處乞大邑瓷碗》中用「扣如哀玉錦城傳」 [43]來品鑑大邑瓷，也類似於明代文人用「聲如磬」 [44]來評判柴窯。簡單地說就是，通過辨聽敲打陶瓷器的聲音，來評品陶瓷器品質的高低。在乾隆陶瓷詩中，雖然這樣的字、詞、句遠不如「過眼」與「過手」的多，但通過「捫扣有清聲」（《詠七弦官窯瓶》）、「其響清越如泗濱」（《陶尊》）、「歲久錚錚聲作銅」（《詠宋澄泥天池硯》）等詩句，已足以證明乾隆帝對這種鑑賞手段並不陌生。
顯而易見，「過眼」「過手」「過耳」，已然成為乾隆帝在鑑賞歷代名窯時，慣常使用的方法與手段。毫無疑問，在對古陶瓷鑑賞手段上，乾隆帝已經達到了極致，走向了綜合。乾隆四十年，即公元 1775年，乾隆帝創作了《官窯盤子歌》詩：「官窯盤子生二陶，久置園中書室裡。書室已多茲鮮到，僂指蓋經十載矣。今朝散步偶一至，盤子居然仍在幾。穆如其古神內腴，壽成二字精鐫底。向品為乙今為甲，拂拭生光青目視。」毫不誇張地講，這種「家常便飯」式的「順手拈來」的表達，在乾隆陶瓷詩及其序、注釋中，可以用「俯拾皆是」來形容。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頗具「現場直播」感的陶瓷詩，正是乾隆帝與歷代名窯交往之親密無間的真實寫照。
與詩歌的藝術水平被詬病一樣，乾隆帝在古陶瓷考鑑上也常被人貶責。如，郭葆昌在《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序」中即認為：」[45]「雖考證鑑賞不無疏誤，則萬幾之暇，餘事及之，固未可與專家之業，較論短長耳。 的確，在古陶瓷「考證鑑賞」上，乾隆帝有「疏誤」，甚至是大的「疏誤」。然而，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以乾隆帝與內府珍藏接觸之頻繁、鑑賞手段之豐富，以及身邊還有一支龐大的「詞臣」隊伍論 [46]，如果有「疏誤」，應該多是時代造成的「疏誤」，對此筆者將另有專文論述。而僅就乾隆帝在陶瓷詩中，對至今依然存疑的「紅定」「柴窯」等問題的質疑與考辨，即不難推定在古陶瓷考鑑上乾隆帝並非等閒之輩。
「紅定」問題，源自蘇軾《試院煎茶詩》中的「定州花瓷琢紅玉」詩句。在陶瓷詩中，蘇軾的特殊文化人身份，致乾隆帝對其崇拜有加 [47]。因此，對於蘇軾之詠，乾隆帝多少有「愛屋及烏」之意味。 1772年的「蘇軾譬尤精」（《再詠定窯瓷枕》）詩句，尤其是 1773年的「蘇詠信非誣」 [48]詩句及其注釋，都可為此作證。但是，從 1775年開始，乾隆帝對蘇軾的「紅定」之說產生了質疑，並不厭其煩地連續表達：（1775年）「今之定瓷皆白色，無採。所謂粉定也，然率素質」（《詠定窯三羊方盂》注釋）；（1775年）「今定窯絕無紅色者」（《詠定窯鳧蓮盤》注釋）；（1780年）「定窯皆白，從無見他色者」（《詠定窯素鍑》注釋）；（1794年）「今時所見定窯皆白色，上者謂之粉定，次者謂之土定，未見有紅色者也」（《詠定窯碗》序）。當然，質疑並非結論，因此在陶瓷詩中，乾隆帝在表達上還是留有餘地的，彰顯了一個政治家的學者氣質。比如，乾隆帝根據宋代邵伯溫《聞見錄》中的一段有關「定州紅瓷器」的記載而進行的點評即是明證：「似當時實有此一種，然何以今時白者不乏流傳，而紅者即髻墾、薜暴之腳貨亦絕不一見耶？豈當時不過偶一陶製後遂禁止不作，而軾因逞詞詡重耶？」（《詠定窯碗》序）最後，只能以存疑了結：「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豈當時原有各色者乎」（《詠定窯素鍑》注釋）。至於蘇軾在詩句中提到的「花瓷」，乾隆帝其實也是半信半疑的。一方面，他有「粉定出北宋，花瓷實鮮看」（《詠定窯三羊方盂》）的詩句。另一方面，乾隆帝又似乎努力在定窯中找尋「花瓷」：在《詠定窯三羊方盂》中，有「若此隱起三羊紋者，即東坡所謂花瓷，亦無不可」（《詠定窯三羊方盂》）的注釋；在《詠定窯鳧蓮盤》中，有「斐若暗花蔚，東坡蓋謂斯」（《詠定窯鳧蓮盤》）詩句，以及「俗謂之粉定，而暗花者多，則亦合花瓷之稱矣」（《詠定窯鳧蓮盤》）注釋；在《詠定窯盤子》中，更有定窯盤子之「雲中見龍爪，如有復如無」（《詠定窯盤子》）詩句，等等。
「柴窯」之謂，至晚可以追溯到明代。明初洪武年間，曹昭在《格古要論》中即提到柴窯：「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多足粗黃土。」[49]後來經過不斷演繹，「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 [50]遂成了柴窯的標誌。於是柴窯便榮登「諸窯之冠」。乾隆帝共創作有 4首詠題柴窯的陶瓷詩，即《詠柴窯枕》（1764年）、《詠柴窯碗》（1766年）、《詠柴窯如意瓷枕》（1781年）、《詠柴窯碗》（1787年）等。在陶瓷詩中，在對柴窯的評價上，乾隆帝與明代文人的觀點十分類似 [51]：「官下柴一等，希珍致亦艱」（《詠官窯小方瓶》），「汝州建青窯，珍學柴周式」（《詠汝窯瓷枕》），「宋時秘色四稱名，不及柴窯一片瑛」 [52]，「冶自柴周遂號柴，冠乎窯器獨稱佳」（《詠柴窯碗》），等等。然而，在陶瓷詩中，乾隆帝對柴窯也疑慮重重：「柴已不可得，汝尚逢一二」（《詠汝窯瓷枕》），「柴瓷罕見茲稱古，望古因之意然」（《題均窯碗》），「越器惟名那見唐，柴窯碩果後周藏」（《詠官窯盤子》），「都為黑色無青色，紀載誰真實事諧」（《詠柴窯碗》），等等。這種疑慮，應該說在陶瓷詩之注釋中，乾隆帝表達得更為直截了當：「內府舊有柴窯碗一，實古於宋磁，然亦難定其真偽也」（《詠官窯盤子》注釋）； 「《夷門廣牘》載：柴窯，世傳周世宗時所燒，天青色，滋潤細媚，有細紋，足多粗黃土。又《博物要覽》論柴窯，謂『青如天，明如鏡，薄如紙，聲如磬，為諸窯之冠』。今內府所藏柴窯碗，共七八枚，分第甲乙，然色皆黑，無青者，亦見紀載之難信也」（《詠柴窯碗》）。顯然，在這方面，乾隆帝是大大勝過明代文人的。
從乾隆帝因「今定窯絕無紅色者」（《詠定窯鳧蓮盤》注釋）而質疑「紅定」的存在，據「今內府所藏柴窯碗……色皆黑，無青者」而懷疑歷史「紀載之難信」（《詠柴窯碗》注釋）等，已經不難看出，乾隆帝不僅是內府珍藏的擁有者，而且是其質疑者與考辨者。在此基礎上創作的陶瓷詩，其依據應該是充分而可靠的。
結 語
乾隆之後，歷史又跨越了二百多年。二百多年來，隨著我國陶瓷史研究的發展，尤其是陶瓷考古的進步[53]，如今的中國陶瓷史顯然比乾隆時期要豐富得多、可信得多。於是，站在今天的角度來評品乾隆陶瓷詩時，就會很容易地發覺其「考證鑑賞不無疏誤」。不錯，「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實際上貫穿在學術研究的始終，但是如果想「還歷史以本來面目」，最好的辦法恐怕還是將歷史還給歷史。當我們將乾隆陶瓷詩植入乾隆時代後便不難發現，乾隆陶瓷詩儘管屬於文學作品範疇，但卻有著不可低估的「以詩證史」的文獻價值。由此看來，乾隆帝是中國歷史上少有的文化修養相當了得的陶瓷鑑賞大家，並非徒有其名。
【注 釋】
[1][13][22]閻崇年 .御窯千年 [M].北京：三聯書店， 2017：226-228，228，228.
[2]中國矽酸鹽學會編 .中國陶瓷史 [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葉喆民 .中國陶瓷史 [M].北京：三聯書店 ,2011；侯樣祥 .瓷器，中國貢獻給世界的創造 [N].中國美術報， 2018-09-24；侯樣祥 「瓷」.，憑什麼你是「中國」？ [J].貴州大學學報（藝術版），2019(4).
[3]在乾隆陶瓷詩中，「詠」與「題」應該是用得較頻繁的兩個字。僅在陶瓷詩標題上，「詠」就用了 160次，「題」則用了 49次。據此，本文認為用「詠題」可能更符合乾隆創作陶瓷詩之心意。
[4]「陶瓷詩」，作為學術概念的提出，到底始於何時，筆者沒有進行過追溯。不過，在對中國陶瓷詩創作史進行簡要梳理之後，本文認為，將以陶瓷為詠題對象的詩歌稱為「陶瓷詩」，應該是可以成立的。當然，一些雖出現在陶瓷器上，但並非詠題陶瓷的詩歌不在此列，例如唐代長沙窯和宋代磁州窯等器表上題寫的詩句，以及許多題寫在陶瓷器上的書法等。
[5]在《清高宗御製詩》之《初集》卷首有：「御製詩四十四卷，自丙辰至丁卯，一紀所作四千有奇。 」
[6]在《清高宗御製詩》之《二集》卷首有：「御製詩篇，蓋增卷帙，因復綜所作八千首有奇，編為二集。」
[7]在《清高宗御製詩》之《三集》卷首有：「就卷則盈百，篇則積萬一千六百有奇，是二集已倍於初集，茲三集之富，又合初二集之數而賅之。」
[8]在《清高宗御製詩》之《四集》卷首有：「茲起壬辰洎癸卯，四集告成，復得九千七百餘首。」
[9]在《清高宗御製詩》之《五集》卷首有：「茲起甲辰洎乙卯，匯集睿.，復得八千七百首有奇。」
[10]關於各集所收乾隆詩歌數量，《清高宗御製詩》給出的數字，與我們統計的數字，初集、二集、三集與餘集是比較接近的，但四集、五集則有明顯的出入。
[11]其第一首是乾隆帝於丙辰年即 1736年創作的《讀貞觀政要》詩。
[12]其最後一首是乾隆帝於己未年即 1799年創作的《望捷》詩。
[14]這一數字比閻崇年先生在《御窯千年》中的「一生總共寫詩 43630首」要多。
[15]這個統計數字不包括《清高宗御製詩》之《餘集》。
[16]《全唐詩》，共收錄有 2246位詩人創作的 48900多首詩歌。其中，除了有唐一代 290年間的詩歌外，還包括五代 53年間的詩歌。
[17]〔英〕華茲華斯 .抒情歌謠集之 1800年版「序言」 [M]//伍蠡甫等編 .西方文論選（下卷） .曹葆華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 1979：17.
[18][42]乾隆《初集詩小序》為《清高宗御製詩》首篇。
[19]中國矽酸鹽學會編 .中國陶瓷史 [M].北京：文物出版社， 1982：415.
[20]陳雨前主編 .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上卷） [M].長沙：嶽麓書社， 2015：462-587.
[21]乾隆（ 1776年）《詠宣窯碗》，實際上包括「霽紅」和「霽青」兩部分，但「校讀」卻將其拆分成了《詠宣窯碗》和《右霽紅》兩首，顯然有誤。見周思中主編 .中國陶瓷名著校讀 [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6：158.
[23]如，乾隆（ 1774年）《題唐寅品茶圖》中，即有「越甌吳鼎淨無塵，煮茗觀圖樂趣真」詩句。
[24]在北京故宮藏《清高宗御製詩》之陶瓷詩中，除壬戌年（ 1742年）創作的《詠掛瓶》詩有殘缺外，其他都是完好無損的。《詠掛瓶》詠題的對象是「清乾隆藍錦地粉彩蝠桃如意雲紋開光御製詩句雙耳轎瓶」，其具體情況可參閱閻崇年著《御窯千年》。
[25]請參閱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第五章《隋唐五代的陶瓷》，葉.民著《中國陶瓷史》第七章《唐代陶瓷的輝煌成就》。
[26]陳雨前《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之《清高宗詠陶詩錄》與周思中《中國陶瓷名著校讀》之《清高宗御製詠陶詩錄》，也將這首《詠掛瓶》定為乾隆創作的第一首陶瓷詩。
[27]陳雨前《中國古陶瓷文獻校注》之《清高宗詠陶詩錄》，也將這首《詠古陶器》詩放在了末篇。而周思中《中國陶瓷名著校讀》之《清高宗御製詠陶詩錄》，則將乾隆創作於 1794年的《題汝窯盤子》詩放在了末篇，未收《詠古陶器》詩。
[28]這 9個年份分別是： 1749年、 1753年、 1754年、 1755年、 1756年、 1762年、 1784年、 1795年、 1796年。
[29]這 20個年份分別是： 1766年、 1772年、 1773年、 1774年、 1775年、 1776年、 1777年、 1778年、 1779年、 1780年、 1781年、 1782年、 1783年、 1785年、 1786年、 1787年、 1788年、 1789年、 1790年、 1792年。
[30]這 10個年份分別是： 1773年、 1774年、 1775年、 1776年、 1778年、 1779年、 1780年、 1781年、 1782年、 1786年。
[31]侯樣祥 .「官窯」正義 [J].藝術評論， 2014（6）.
[32]郭葆昌 .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 [M]//轉引自周思中主編 .中國陶瓷名著校讀 .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6：129.
[33]依據「誰將陶氏瓦，易以越州瓷」詩句推斷，（1768年）《瓷雞》應為越窯。
[34]從「修內陶成供秘玩」推斷（ 1760年）《宋瓷駱駝》應為宋官窯；從「實宋修內司窯器也」推斷（ 1761年）《.食盆》應為宋官窯；從「修內當時秘」推斷（ 1763年）《詠宋瓷枕》應為宋官窯；從「官窯修內陶成後」推斷（ 1776年）《宋瓷臂擱》應為宋官窯。
[35]在乾隆陶瓷詩中，既有「官窯」，又有「修內司窯」，這裡將「官窯」 107次與「修內司窯」 36次合併統計。
[36]在乾隆陶瓷詩中，既有「哥窯」，又有「生一窯」，這裡將「哥窯」 27次與「生一窯」 6次合併統計。另，在（ 1765年）《詠哥窯瓷枕》詩中，有「瓷枕出何代，哥哥類董窯」詩句，顯然這裡的「哥哥」是指「哥窯」。
[37]在乾隆陶瓷詩中，既有「弟窯」，又有「生二窯」，這裡將「弟窯」 6次與「生二窯」 7次合併統計。
[38]在乾隆陶瓷詩中，「景德」出現兩次、「浮梁」出現一次，此外景德鎮匠人「周丹泉」「昊十九」各出現過一次，這裡合併統計。
[39]杭間 .中國工藝美學史 [M].北京：人民美術出版社， 2018：155.
[40]正如著名陶瓷史家葉.民先生所言：「陶瓷歷史上一個名貴品種的出現和流行，乃至成為御用的貢品，自然有其一定的卓越優點，未必只是出自個人的偏愛和私見。」參見葉.民《中國陶瓷史》，第 276頁。 [41][清 ]曹雪芹 .紅樓夢 [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 2008：490.
[43]全唐詩（增訂注釋本） [M].北京：文化藝術出版社， 2001：223.
[44][50][明 ]高濂 .遵生八箋（下冊） [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7：543，543.
[45][清 ]乾隆 .清高宗御製詠瓷詩錄 [M]//轉引自周思中主編 .中國陶瓷名著校讀 .武漢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16:129-130.
[46]關於「寫作班子」，即乾隆在《初集詩小序》中所謂的「詞臣」。在陶瓷詩中，乾隆有：「懋勤殿，庫貯新舊研不下千餘。內侍典司識件數而已，不復別其優劣。因命內廷翰林揀擇以進，得宋澄泥研六枚，此其一焉。閱之果皆舊物也，系之詩者凡四、系之銘者凡二。」其中，乾隆在陶瓷詩中點名的「賦詩鐫識」的「內廷翰林」便有「梁詩正、汪由敦、張若靄、勵宗萬、裘曰修、陳邦彥、董邦達七人」等。
[47]在乾隆陶瓷詩中，蘇軾之稱呼，不僅出現頻率頗高，而且還顯得十分親暱。如「蘇軾」（出現 5次）、「蘇東坡」（出現 2次）、「東坡」（出現 11次）、「坡翁」「髯翁」「蘇子」「大蘇」「坡」（後五者各出現 1次），還有「蘇詠」「詠蘇」「蘇詩」「蘇語」等。此外，還有兩首專門詠題蘇軾硯的陶瓷詩，即（ 1782年）《題蘇軾澄泥鵝戲硯》、（1785年）《題蘇軾澄泥半碣硯》，以及「宋代澄泥珍大蘇」詩句，等等。尤其在（ 1781年）《宋澄泥石渠硯歌》詩中，竟然出現了「東坡草制亦宜用，其他用此應慚惶」詩句。
[48]乾隆（ 1773年）《詠定窯盤子》詩句。對該詩句，乾隆自作注云：「東坡詩云：『定州花瓷琢紅玉』。」
[49][明 ]曹昭 .格古要論 [M].楊春俏編著 .北京：中華書局， 2012:217.
[51]在陶瓷詩中，乾隆提到明高濂《遵生八箋》達 9次。
[52]乾隆（ 1787年）《官窯小瓶》詩句。對「宋時秘色四稱名」詩句，乾隆的注釋是「謂汝、官、哥、定」。
[53]事實上，就我國目前兩部裡程碑式的《中國陶瓷史》，即中國矽酸鹽學會編《中國陶瓷史》和葉喆民著《中國陶瓷史》而言，都大大得益於我國陶瓷考古的發展與進步。我們甚至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陶瓷考古的進步，就一定沒有這兩部《中國陶瓷史》的輝煌。
侯樣祥：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
責任編輯：李騏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