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可觀測的宇宙裡，僅銀河系就有4000億個類似太陽的恆星。而這些和太陽類似的恆星有多少類似地球的行星，有多少處在宜居帶並且具有生命所需的必備條件，科學界沒有定論但肯定存在不少。從概率上講，人類在宇宙中應該不是孤獨的，但是為什麼我們一直偵測不到智慧生命的信號？
很多科學家對智慧生命的存在是普遍樂觀的，但牛津大學人類未來研究所（FHI）的安德斯·桑德伯格（Anders Sandberg）博士發表論文指出，宇宙中的智慧生命是異常稀少的，其他星球上極不可能存在類似於人類的文明。生命若要以相同的方式在宇宙中其他地方進化，將需要比整個地球預期壽命更長的時間。因為從大爆炸到現在，地球上的進化涉及了一系列所謂的「進化過渡（evolutionary transitions）」，這些變化是偶然的。換句話來說，人類文明的出現是個奇蹟。
科學家從地質記錄中發現，只要我們的星球環境足夠穩定以支持生命，生命就會相對較快發展。同時也算出了，最終產生當今人類技術文明的第一個多細胞生物進化所需的時間，大約需要40億年。包括了在35億至41億年前的非生命物質中出現了原始生命、大約18億年前真核細胞（那些帶有封閉核的細胞）的出現、有性生殖的演變、多細胞性和智力本身的進化等等。如果其他星球上確實存在智慧生命，按道理它也需要經歷一系列類似的進化過渡。
團隊借鑑了費米悖論，認為缺乏地球外文明的證據與對其可能性的各種高估之間的存在明顯矛盾。
FHI的研究人員表示：「一系列進化過渡花費了大約45億年，才使智慧生命得以在地球上出現。而再過10億年，太陽老化亮度增加，以至地球溫室效應失控、海洋沸騰，將給地球生命帶來滅頂之災。加上關鍵的進化過渡時間和合理的先驗，我們可以得出結論：預期的過渡時間超過地球的壽命，甚至超過多個數量級。反過來，這表明智慧生命非常罕見。」
同時團隊還使用了一種稱為「貝葉斯分析（Bayesian analysis）」的古老統計方法來確定地球歷史上發生的事件出現在其他星球的可能性。
貝葉斯分析基於貝葉斯定理，由18世紀英國數學家託馬斯·貝葉斯(Thomas Bayes）提出。貝葉斯分析與其他統計學方法不同，它是基於主觀判斷的基礎上，你可以先估計一個值，也就是聲稱的「先驗概率」，然後根據客觀事實不斷修正。原理很簡單，當你看到一個人總是做好事，那這個人多半是個好人。
假設地球上發生的事情是其他星球上發生的事情的典型特徵，不以時間來判定，那生命需要依次經歷一些棘手的演化才能產生智慧，這在其他星球上不太可能的。
比如真核生物需要十億多年前才能從無核的原核生物的前身中脫穎而出。與多細胞生命的發展相比，那就更複雜了。多細胞生命的誕生是地球生命演化史上一個超級重大的裡程碑，多細胞的演化不同其他階段，它在不同的分支上獨立演化了40多次。而且很多單細胞生命的分支上，性狀一度演化出來，但後續演化中很快丟失。另外在地球的歷史中，某些轉變僅發生一次的事實說明了那是一個非凡的幸運之舉，才使得智慧生命出現在地球上。
團隊還引用了美國進化生物學家史蒂芬·傑伊·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的話：如果地球的生命重新演化，出現人類這樣智慧生命的可能性將會大大減小。
桑德伯格表示：「我們添加的是一種統計方法，使我們能夠估算出這些步驟的可能性。我們輸入有關地球什麼時候發生的數據以及對有多少步的猜測，然後我們獲得最可能的難度級別。結果表明，我們的地球極其幸運。」
相反，要論證宇宙中的生命一點也不稀少，則需要更早的過渡證據來證明比地球上發生的過渡要早，或者需要多個過渡實例。這一論點的經典版本來自澳大利亞天文物理學家布蘭登·卡特（Brandon Carter）的著作，他試圖用「人擇原理」解釋為什麼智慧生命在地球歷史中出現得如此之晚。
無獨有偶，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天文學家戴維·基平（David Kipping）也曾通過貝葉斯統計方法來推斷地外智慧生命存在的可能性有多大。在他的設定中，將生命的可能性分為4類：生命常見，智慧常見（A）；生命常見，智慧罕見（B）；生命罕見，智慧常見（C）；生命罕見，智慧罕見（D）。結果發現，B類的概率是A類的9倍，由此推測地外生命應該是存在的，潛臺詞就是生命的出現不是一個艱難的過程。當然，這個結論受到了很多科學家的質疑，因為科學家只大致算出生命最初何時出現在地球上，但仍不知道生命的發生方式。
總的來說，牛津大學的結論很被悲觀，不過不代表外星人絕對不存在。雖然人類可能真的是太陽系乃至銀河系唯一的智慧生命，但實際上，地球生命一步步進化的好運與在宜居星球上出現生命的可能性無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