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27日，「新東方教室姦殺案」民事訴訟二審在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開庭，被告席上只有一名律師代被告母親宣讀了道歉信。但這份遲到4年的道歉信並沒有讓李潔感受到對方的真誠，反而像是一場秀，一場漠視生命、漠視一位失去女兒的母親基本訴求的作秀。
在過去四年裡，李潔甚至都沒有見過行兇者的母親，只是不斷地接到不同人的帶話：賠償可以，但先得寫諒解書！但對一位單身媽媽而言，失去女兒等於失去全部，她該如何諒解？
2016年5月19日，新東方外國語學校17歲的女孩姚金易被同校男生王禕哲約到601教室，在強行發生關係後又將其殘忍殺害，隨後王禕哲翻牆逃出校園，連帶拿走了姚金易的手機，那上面還有她和母親未聊完的微信對話。
5月20日，李潔收到女兒遇害的消息，在趕往學校的半路上，王禕哲的家屬就通過校方轉達，能否用錢解決。沒有道歉，沒有悔意，沒有對一位剛剛失去女兒尚處在極度悲痛中母親的絲毫憐憫，張口就是拿錢了事，這無疑是對李潔第二次深深地傷害。
雖然王禕哲很快自首歸案，但面對審訊，他一直堅稱姚金易是自願與其發生關係，後因反悔想要告發他，他情急之下才會失手將其殺害。而隨後警方向李潔出具的屍檢報告，也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王禕哲過失殺人的說法。
但面對這份屍檢報告，李潔堅決不信。雖然女兒已經走了，但她的遺體會說話。出事後李潔第一次見到女兒時，她滿臉是血，頭髮亂成一團，髮絲上都可以看到血跡，胳膊上有傷，脖子上被掐的痕跡歷歷可見，褲子上也全都是血，而女兒身上的這些外傷，屍檢報告裡卻隻字未提。
拒絕在屍檢報告上簽字後，李潔決心要為女兒辯白。為了重啟屍檢，李潔到處找專家，重慶、武漢、上海，這些年她的行程像一張巨大的網，遍布全國。好在功夫不負苦心人，李潔要求重新進行法醫鑑定的訴求有了回應，北京市人民檢察院請來國內知名專家，組織了五方會談，為整個案件帶來了轉機。
新的鑑定結果是對犯罪者最大的打擊，同時也是對姚金易最好的辯白和告慰。2017年6月2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判定王禕哲違背婦女意志，採用暴力手段強行與婦女發生性關係，行為已構成強姦罪，故意剝奪他人生命致人死亡，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
王禕哲對一審不服提起上訴，2018年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二審王禕哲，最終以故意殺人罪和強姦罪數罪併罰判處無期徒刑。這一次，李潔終於等到了正義。2019年10月，李潔向北京市昌平區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向王禕哲及其母親呂某霞索賠死亡賠償金、精神損害賠償金、喪葬費等共計175萬元。
對於李潔而言，無論多少錢都換不回女兒的性命，但民事訴訟卻也是她不得不做的事情。從女兒遇害後，她就放下老家的事業，全身心的投入替女兒討回公道的事兒裡，這些年個人經濟損失暫且不談，但她不能原諒一個罪犯乃至其家庭的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她需要一個真相，更需要一個公道。
在民事賠償上，王禕哲一方態度也很明確，除非李潔籤署諒解書，替王禕哲減刑，否則賠償一事必將是一場拉鋸戰。理論上來講，賠償和諒解並沒有直接關聯，提出賠償並不意味著諒解了兇手。但遺憾的是，在現實中，兩者卻無形之中緊密的聯繫在了一起，因為刑事案件中被告方取得原告諒解書，可以減輕刑罰，所以被告方履行賠償責任的前提往往是被害人家屬給予諒解，否則，他們就不願意主動賠償了。
這樣的案例並不少見，前段時間網絡熱議的「瑪莎拉蒂案」民事賠償也被人們認為是犯罪者花錢買命。一邊是躺在ICU裡等錢救命的受害者，一邊是親人離世心如刀割的家屬，另一邊是獲得諒解書才履行賠償的被告家人，正義和生命就在這之間不斷的較量著。
當然，「新東方教室姦殺案」與「瑪莎拉蒂案」最大的區別就在於犯罪者一個是未成年人，一個是成年人。成年人犯罪，涉及民事賠償需從自己名下財產執行，如果其名下財政不足，對於受害方的訴求就只能寄希望於被告的其他親屬。但對於他們是否履行賠償，法律上無法做出強制執行，只有雙方達成和解，被告方的訴求得到滿足時，其才會為被告承擔賠償責任，這也是為何「瑪莎拉蒂案」遲遲無法宣判的根本原因。
但王禕哲犯罪時尚未成年，未成年犯罪，監護人理應承擔賠償責任。所以即便民事判決生效後王禕哲家人不主動承擔賠償責任，李潔也還可以申請法院強制執行。
對於李潔而言，勝訴並不代表著結束，或者換句話說，女兒被害這件事在她這裡永遠都不可能結束。據李潔回憶，女兒生前向她訴說過王禕哲的糾纏行為，甚至一度想要轉學，但當時的李潔怎麼也不會想到，一個花季男孩的內心竟然會陰暗至此。因此，李潔也時常覺得自己對女兒的死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如果可以重新來過，我想她一定會尊重女兒的意願辦理轉學手續。
「我可以和新東方達成和解，但不能和自己達成和解。不能原諒自己，永遠都無法和我自己在孩子這件事情上達成和解。」李潔的話，深深地刺痛著我們的神經，對她而言，自己的人生已經沒有希望了，她這些年堅持下來，只是為了女兒，為了正義。
「新東方教室姦殺案」在這些年常常會被當作典型案例拿出來作為參考，只有這個時候，李潔才覺得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她引發了社會對於未成年人犯罪量刑定罪的思考，推動了司法的公平正義，只是對她而言，這個進步的代價太過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