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0月的一天，在贛南山區濃蔭蔽日的山路上有一名衣衫襤褸的乞丐。他肩挎一個破布褡褳，手拄一根髒汙的木拐，腳上趿拉著一雙沾滿泥汙的破鞋，正一步兩歇地向前挪動著。不遠處，布滿鐵絲網的崗哨前，一隊國民黨士兵正在查驗往來的民眾。當這個蓬頭垢面、氣息衰弱的人挪近崗哨的時候，一股帶著血腥的餿臭味向四周彌散開來，值守的衛兵們有的用手揮拍著帶味兒的空氣，有的皺著眉頭用手捂住口鼻。一個衛兵不耐煩地說：「一個臭叫花子，有什麼好問的？趕緊讓他滾滾滾！」不等查驗的衛兵開口，這個人用氣若遊絲的客家話說道：「是，長官！是，長官！」這一聽就是本地口音，有什麼好問的呢？只見他歪著身子避讓著衛兵，從崗哨邊挪了過去。這個扮作叫花子的人，不是別人，正是德安縣國民政府江西第四區保安司令部裡的情報參謀項與年。一個英俊瀟灑的國民政府參謀通過國民政府的關卡卻要易裝易容，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他使命重大，背負著影響家國和民族前途命運的重要秘密。
鐵血闖關
1934年9月底，蔣介石在江西廬山牯嶺的行轅裡，召開了一個有200多人參加的高級別軍事會議，部署第五次「圍剿」方略。蔣介石採納了德國軍事顧問的建議，計劃以瑞金為軸心，以於都、會昌、興國為重點，編織一個半徑達300華裡的嚴密包圍圈。蔣介石計劃集結150萬大軍進攻中央蘇區，每推進1華裡就拉起一道鐵絲網，每推進10華裡就構築一道碉堡線，步步為營，處處緊鎖，在6個月內直搗紅都瑞金，將瑞金及中央蘇區完全箍斃在重重包圍中。這就是所謂的「鐵桶圍剿」計劃。這個計劃一旦實施，中央蘇區和紅軍將危在旦夕。
會議剛一結束，被蔣介石欽點參會的德安專區保安司令莫雄就連夜趕回德安。莫雄16歲跟隨孫中山鬧革命，是資深的國民黨員，也是蔣介石拉攏的對象。然而，他更是三民主義的忠實信奉者，是同情革命、親近共產黨的進步人士，是中共中央特科的重點聯絡對象。在上海賦閒期間，莫雄一度要求加入中國共產黨。在組織安排下，他成為留駐在國民政府中的我黨友人。他在接受江西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和第四區保安司令委任狀時，毫不猶豫地向我黨告知了相關情況，並將與他相熟的多位共產黨員安插進了專員公署和保安司令部。
莫雄一回到德安就把這個天大的秘密向項與年、劉啞佛、盧志英等和盤託出，幾人都是留守在莫雄身邊的共產黨員。蔣介石精心周密的部署，前所未有的各種投入，讓他們心急如焚。他們決定派專人給黨中央遞送這一情報。大家連夜將文件內容用特種藥水分寫在四本四角號碼字典上。閩西山區出生的項與年因為懂得客家話、熟悉贛南地區的人情地貌而被委以重任。帶上字典，扮作教書先生，項與年連夜奔赴瑞金。
從贛北德安到贛南瑞金要經過永修、新建、南昌、豐城、崇仁、樂安、寧都、石城等縣市的幾十個關卡，山高路遠、河谷縱橫，為減少與國民黨軍隊的正面接觸，項與年儘量晝伏夜出，避開大路，穿山越嶺。然而教書先生的身份仍然會被盤查，幾本字典也存在被懷疑、被查繳的風險。他在巧妙躲過南昌關卡的盤查後，找來幾位地下黨員，請他們在自己落腳的德安行署駐南昌辦事處縮寫了文件內容並將之密錄在薄紙之上。把這寶貴的信息藏在鞋底後，他又繼續出發。
他一路跋涉，越是靠近贛南，封鎖盤查越嚴。進入泰和山區後，每個村子都有「進剿」的國民黨軍，進出蘇區的路被嚴密封鎖著。闖關渡卡成了擺在項與年面前的大難題。他思之再三，鑽進山林，抓起一塊大石頭，緊閉雙目，用力砸向了自己的嘴巴，一下，兩下，三下……鮮血湧了出來，嘴巴腫了起來，四顆門牙掉了下來……他忍著鑽心劇痛，順勢把早已破損的衣服撕扯成了襤褸的「乞丐款」，用汗血泥汙給自己化了一個完美的「乞丐妝」。就這樣，他日夜跋涉，巧妙易容，穿越重重封鎖，只用了6天就趕到了蘇區，把絕密情報交給了黨中央。
牯嶺會議「剿共」宣言的回音尚在，「鐵桶圍剿」計劃的包圍圈還未形成，中央紅軍就踏上了二萬五千裡戰略轉移的漫漫徵途。紅軍得以生存，喬裝易容、遞送情報的項與年「功不可沒」。後來，毛澤東在談到這份四角號碼情報時，曾說其功績是巨大的。
赤膽鋤奸
項與年，福建連城人，1896年出生在連城朋口鄉文地村一個普通農民之家。項家有6個男孩，而項與年排行老四，原名項廷椿。因家境困難，9歲時他被過繼給膝下無子的堂叔項仕傑。後來因嬸嬸生下男丁，項廷椿在養父母家備受冷遇。
1917年，項廷椿隻身離家，趕赴北平看望在軍界任職的胞兄項廷爵，思想進步、追求革命的項廷爵成為他走向革命的引路人。接觸到革命新思潮的項廷椿改名項與年，參加了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活動。1921年，項與年加入國民黨。然而，國民黨及其軍隊的所作所為，讓他深感失望。正在他躊躇彷徨，不知何去何從的時候，中國共產黨出現在他的世界，黨的理想、宗旨與面貌深深打動了他。
1925年，項與年在浙江海寧硤石小學加入中國共產黨，入黨介紹人是共產黨員宣中華、何赤華。隨後，他遠赴荷屬東印度婆羅洲（今印度尼西亞加裡曼丹島）三馬林達等地完成黨組織交付的革命任務。在當地華僑中，他發展黨員，開展工人運動，進行秘密革命活動，逐漸成為當地華僑華工的群眾領袖之一。
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中共中央決定在中央軍委領導下設立情報和政治保衛機關——中央特科。1927年10月，項與年因開展革命活動被荷蘭殖民當局驅逐，回國到了上海。他的新身份是南京華僑事務委員會科長。1928年春，經國民政府僑務委員會推薦，他接手了上海勃生路（今長壽路）復炎小學，擔任校長。這個學校後來發展成中央特科的一個掩護點。不久，他又同上海中央特科的負責人接上組織關係，正式進入特三科。特三科是行動科，又被稱為「紅隊」「打狗隊」，主要任務是懲處叛徒、特務，消除隱患；營救被捕同志；管理電臺等。項與年憑著個人的機智勇敢、行動的沉穩堅決、對黨的無限忠誠和對情報的準確判斷，很快成為特三科主力隊員，參與了營救彭湃、方志敏，懲辦叛徒白鑫等一系列重大行動。
1929年8月，正在上海滬西區新閘路經遠裡中央軍委秘密機關開會的彭湃、楊殷、顏昌頤、邢士貞等人，被英租界工部局的武裝巡捕逮捕了。
彭湃是中國共產黨的優秀黨員、中國農民運動的領袖。8月30日，彭湃等共產黨員在龍華淞滬警備司令部被槍殺。
彭湃等人的犧牲是黨的巨大損失。究竟是誰出賣了彭湃等人？經特科調查，白鑫的叛徒行為被查明。白鑫是黃埔四期生，與彭湃曾有工作交集。1929年初，白鑫來到上海，擔任中共中央軍委秘書。國民黨的血腥屠殺讓白鑫畏懼退縮，他主動向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常委、情報處長範爭波秘密自首，並以出賣中共中央和江蘇省軍委的情報來換取自己飛升的資本。
獲悉此情的周恩來激憤難當，當即指示中央特科堅決剷除叛徒。幾經偵察，特科搞清了白鑫的藏身之所——就在範爭波的家裡。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在法租界霞飛路（今淮海路）和合坊43號範爭波公館近旁租下房子，日夜監視範家的動靜。出賣戰友的白鑫惶惶不可終日，他向國民黨提出到義大利避風頭的請求。中央特科很快掌握了白鑫的行動計劃，決定在他出逃時採取處決行動。項與年正是鋤奸小組的成員。
1929年11月11日晚上，在夜幕的掩護下，躲藏了幾個月的白鑫從範公館出來，急急走向汽車。就在車門被拉開的瞬間，一聲怒吼傳來——「白鑫！」白鑫頓時嚇得魂飛魄散。項與年和幾個鋤奸隊員從三面衝上來，激烈的槍聲打破了暗夜的寧靜。負傷的白鑫妄圖奪路逃生，項與年和特科隊員們緊追不捨，最終擊斃了這個叛徒，為犧牲的同志報了仇。
隱蔽鬥爭
1930年，項與年在組織安排下到中央軍委機關執行情報與聯絡工作。1931年4月，中央特科行動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上海黨中央陷入極端危險的境地。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陳賡、李克農等先後撤離上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及領導機關也撤離上海，遷往江西蘇區。負責軍委秘密聯絡點的項與年，憑藉忠誠堅定的信仰和機智沉穩的性格在上海潛伏下來。
1934年3月，應莫雄之邀，受組織指派，項與年前往江西德安擔任江西第四區保安司令部的情報參謀。
在這個崗位上，他協助莫雄用不到6個月的時間，演繹出德安專區「共匪」被「剿絕」的景象。這不僅迷惑了敵人，也幫助莫雄贏得了蔣介石的信任，莫雄因此獲得了「傳令嘉獎，考成第一」的通報表揚，同時有機會獲取更為重要的核心軍事機密。牯嶺會議後，項與年曆經艱險傳送情報，為中央紅軍進行戰略轉移作出了重要貢獻。不僅如此，他還參加了長徵先遣偵查隊，但很快又被上海地下黨召回。項與年輾轉回到上海，見到了他的上級劉子華，接受了一項新的行動任務——破壞敵人運輸供給線。在滬期間，他抽空看望了年僅16歲、不得不留守上海半工半讀的兒子項崇德。隨後，他帶領剛剛結識的兩名爆破隊員赴南昌執行任務。然而，輪渡剛到南京下關碼頭，他們就被國民黨密探拘捕。危急關頭，項與年既沒有衝動反抗，也沒有張皇失措，他仔細回想和隨行隊員來往的每一個細節，冷靜分析兩位同行隊員的言行態度，很快就得出一個結論：其中一位久未露面的王姓隊員，如果不是國民黨安插進來的特務，就是臨危叛變了。同時，他研判自己應該還沒有暴露，依據是當初與兩位隊員見面時，劉子華為了安全起見在介紹項與年的時候刻意說項與年是自己在國民黨的一位朋友，恰好要去南昌找工作，所以請其順路帶兩位找住處、買所需品（爆炸品）。面對國民黨特務的各種刺探、盤問、審訊與威逼，項與年始終沉著應付，堅決否認自己是共產黨員。為了取得敵人的信任，他交代了一些虛渺的信息，如自己早年加入國民黨，因目睹國民黨種種不堪而意志消沉，但自己絕不是共產黨員。同時，交待了與劉子華的交往，說此行純粹是順路而已、受人所託等。對這些說法，敵人都信以為真。一天夜裡，趁著敵人放鬆警惕，他巧妙地逃離看管，很快找到了當地黨組織，並獲悉了上海中央要求他逃離的決定。他喬裝成商人，星夜出發，奔向贛江，換乘火車轉往河南信陽，又經漢口返回上海。他如此大費周章，變換行程，是為了不暴露行動目標、不把危險帶回上海。項與年臨危不亂、隨機應變、機智果敢、全心保護組織的舉動，受到上級的高度讚譽，黨組織授予其「反特鬥爭勝利獎」的榮譽。
1935年初，身份暴露的項與年被黨組織派往香港繼續做情報工作。為便於隱蔽，他於1936年改名梁明德，北上天津，西往長安，先後同王世英、汪鋒、南漢宸、李克農等同志共事，在西北軍和東北軍上層人士中開展統戰工作。
無我忘家
在少年項崇德的眼中，父親項與年是謎一樣的存在。對父親的一切他幾乎一無所知，身份是謎，職業是謎，去向還是謎。潛伏上海期間，項與年家中人來人往，可那些伯伯叔叔究竟是幹什麼的，他們竊竊私語著的事，都是項崇德理解不了的。1936年，項崇德離開上海，到福建長樂縣園藝場勞動。
1937年，項崇德投身革命，開始從事抗日救亡活動，改名為項南並秘密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其後，他輾轉多地成為新四軍一名駐地幹部。1943年，蘇北抗日根據地開展整風審幹運動，人人要說明家庭成員、社會關係、父母及本人歷史，而項南因為說不清父母的歷史、職業而備受懷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接受了各種審查。最後，因得到了一位領導的關照，項南才從曠日持久的政審中走了出來。
1949年初，中央在北平召開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會議。項南被譚震林指派率華東青年代表團出席。會後，項南因錯過東南支隊轉戰的行動，不得不留守後方。在此期間，他偶遇時任皖北區黨委書記的曾希聖。一番攀談後，項南被說服脫了軍裝轉到皖北幹起了青年團的工作。他初任皖北區青委書記，後來又升為青年團安徽省委書記。
新中國成立後，改名梁明德的項與年在東北人民政府監察委員會擔任高級專員。民族解放了，新中國成立了，人民站起來了，一切都向好發展，項與年才有時間去尋找日思夜想、生死未知的親人。這個時候，在東北的項與年聽聞失散多年的兒子在安徽青年團工作，就委託在皖的曾希聖幫忙查找。曾希聖與項與年是老戰友，當年在中央特科一起工作過。如今老友請託，他怎不盡心？曾希聖到處尋找，甚至還鄭重拜託項南幫助「梁明德」同志找失散多年的兒子。可是改名易姓的項與年，哪裡知道兒子為了革命也改了名字，也曾尋找過自己的父親。
項南在接受任務後，還一度跑到機要室去看這位叫梁明德的老前輩從遼寧發來的電報。他在團委認真排查，幾經找尋，卻始終沒有線索。後來，在一次幹部會期間，曾希聖又向項南問詢找人的結果，項南面露難色，如實匯報說：「您交代此事後，我一直在查找。我問詢了許多人，把全省青年團幹部花名冊從頭到尾仔細看了幾遍，姓梁的幹部有十多個，到底哪一個是您要找的，我也不清楚。您光說姓梁的幹部，太籠統了，能不能再提供一些具體情況？」曾希聖點點頭，說：「老梁是福建人，30年代在上海，住在大世界八仙橋一帶。」「八仙橋？」項南驚嘆道：「真巧，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橋一帶住過，那兒我熟悉。」曾希聖也感到訝異，忍不住問：「你家住八仙橋哪裡，家裡是做什麼的？」項南如實回道：「我家住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裡24號，父親是個生意人。」這個地名讓曾希聖瞪大了眼睛，他太熟悉這個地方了，這是中央特科的聯絡點啊！項南怎麼會住在那兒？曾希聖不由端詳起項南來，他接著問：「我在那裡待過，那是一個大老闆翁旭初的家，你家怎麼在那兒？」項南回覆說是家裡安排的，與父母也是短期相見。隨著聊天的深入，種種奇妙巧合讓曾希聖感到眼前這個年輕有為的革命幹部和老梁關係匪淺。他問：「你父親朋友很多吧？」項答：「很多，父親善交朋友。」曾問：「他朋友中有沒有一個留大鬍子的人？」項南不假思索地答：「有有有，有個大鬍子叔叔住我家，還帶我逛大世界、照哈哈鏡哩！」曾希聖聞聽此言，震驚不已，真是「眾裡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啊！他指著自己說：「你看看，我是誰？」項南不解地端詳著這位老領導，片刻後，不禁驚喜地大喊起來：「鬍子叔叔！」找來找去，當年法租界裡那個項家的男孩原來就在眼前啊！這就是傳為佳話的「項南找項南」的故事。
以身許國，無我忘家，犧牲奉獻，這正是隱蔽戰線上的英雄們令人感佩敬仰的精神。兒子雖然找到了，但由於工作繁忙，這對久別的父子也只能鴻雁傳書，紙上相認。直到1953年，這對為革命雙雙改名、分離了近二十年的父子才得以在北京相見。
1978年，長期奮鬥在隱蔽戰線和民族統一戰線上的優秀共產黨員項與年與世長辭。為了理想，他遠走他鄉、尋找信仰；為了信仰，他隱姓埋名、潛伏無言；為了使命，他喬裝易容、涉險闖關；為了勝利，他拋家舍業、妻離子散；為了家國，他初心不改、忠誠無悔。他赤膽忠心、機智果敢、細緻沉穩，對黨、國家、民族和人民深厚的愛戀如他曾經做過的工作一樣，鐫刻在他傳奇而不凡的生命軌跡裡。
（劉江 張耀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