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現代民族國家的"民族大廈"建立在以公民身份為載體的、建構性的公民民族主義之上,但是在全球化的當前階段,原生性的族群民族主義驟然突顯,民族國家陷入認同之困,公民身份面臨嚴峻挑戰。復歸的民族主義浪潮是全球化帶來的文化焦慮和認同政治的產物,呈現出清晰的族群性而非公民性取向。這種族群民族主義威脅著公民身份的唯一性、平等性與神聖性,削弱了公民民族主義,從而導致公民身份的文化碎片化危機。關於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的協調方案主要有兩種,一種是理想主義的"公民國家"建構方案,主張"切割論";一種是現實主義的民族國家強化方案,主張"維繫論"。在族群民族主義的挑戰面前,重塑公民身份和強化國家認同是民族國家必須完成的歷史使命。
引言
民族國家發軔並成長於資本主義全球擴張的歷史進程中，「名為『民族國家』的政治實體的形成是由全球化工業和商業革命構架的」。①17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確立和擴張帶來了全球性工業革命和商業革命，多樣性、異質性的全球化進程猛烈衝擊了歐洲中世紀的神權政治，《威斯特伐利亞和約》籤訂之後，主權原則成為國家建構的核心支柱，神權帝國沒落並消失，民族國家通過民族認同和公民身份的關聯建立了統一性的現代形態。然而，民族國家與全球化雖然同為現代性政治的產物，但始終衝突碰撞，民族國家自誕生之初就面臨全球化的圍困與衝擊，因全球化刺激而復興的族群民族主義不斷消解和破壞國家認同和公民身份認同。
族群民族主義是民族國家成長中的文化與歷史元素，它提供了由血統、情感或文化凝聚的民族共同體意識，成為國家忠誠和國家認同的基礎，在國家的領土性制度性框架之中發揮作用。在民族國家發展的過程中，族群民族主義長期隱伏於公民民族主義主導的國家建構實踐中，但是，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資本主義經濟全球化推崇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文化多元主義成為主流價值，國家內部多元族群的文化認同不斷擠壓統一公民身份的認同空間，沉寂已久的族群民族主義開始抬頭，復甦的族群意識甚至種族意識不斷侵蝕國家意識與公民意識。在經濟全球化不斷弱化民族國家認同的背景下，民族主義浪潮在歐美等地風起雲湧，呈現出種族化、本土化和去中心化的右翼發展趨勢，如美國內部出現白人民族主義以及白人身份政治的危機，歐洲主要國家也深受移民問題、難民問題的困擾，族群關係同樣緊張。觀察與思考當前民族主義的復興浪潮及其對民族國家的影響，在經驗意義上有助於認識西方政治的困境及其根源，在規範意義上則可以深化我們對全球化與民族國家相互關係的理解，進而探索強化公民身份認同、提升民族國家凝聚力的可能之途。
族群的還是公民的？——民族主義的兩副面孔及其復歸
如何理解民族和民族主義，是考察現代國家建構的重要起點。在學術界，有學者篤信「民族主義造就了民族，而不是相反」，①也有學者將其解釋為規範意義的「想像的共同體」，而在現實政治的層面，民族可能被視為「在一定的歷史發展階段形成的穩定的人們共同體」。②在歷史維度上看，無論是民族觀念還是民族主義的出現，都是在現代國家出現之後，「民族和民族主義均是現代國家的特有屬性」。③１６４８年《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以主權國家為基礎奠定了歐洲的新秩序，但「現代民族觀念和現代民族主義直到１８世紀晚期才開始出現」。④民族主義不僅是一個現代性的產物，而且是基於民族國家建構需要而產生的觀念，它的重要使命是為政治共同體提供認同紐帶和文化凝聚力。
相對於民族國家這種制度現象，民族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形成認同需求的心理現象，它投射到行為上，便是「為某個群體爭取和維護自治、統一和認同的一種意識形態運動」。⑤民族主義在最初意義上是基於單一民族國家形成的需要而建構的，是由於「某個群體」的成員共同認為有必要組成一個事實上的或潛在的「民族」，進而同意建立一個制度性的政治共同體來保障本「民族」的自治、認同與統一。然而，從一開始，單一民族國家的形成與發展即內嵌於資本主義全球化的歷史進程之中，隨著更廣泛的民族交流與融合的發生，多民族國家逐漸成為世界主流，因此，國家建構需要一種更加包容、更加開放的民族主義，這種民族主義需要突破單一民族界限而提供多元一體的國家認同與國家忠誠。對於美國這個主要由移民構成的、典型的多民族國家，崇尚民主與平等價值的「美國主義」「美國信條」雖然有比較明顯的白人文化與價值的主導，但本質上有助於構建一種不限於單一民族的美利堅民族主義，它適應了創建多民族聚居的合眾國的需要，並且試圖提供統一的意識形態支持。
因此，就民族主義與國家建構的複雜聯繫而言，民族主義具有清晰可見的兩面性，即種族中心論的族群民族主義與國家中心論的公民民族主義。族群民族主義體現的是一種建立在血統紐帶之上的生物學意義的共同體意識，是種族和族群動員的意識形態。歷史地看，種族和族群動員被認為是前現代共同體中作為共同紐帶的原始情感的結果，族群民族主義在民族國家框架中代表的是一種基於情感與文化聯繫的族群紐帶，它也常常突破現有的國家領土和制度框架的約束而獨立發展。公民民族主義則可稱為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體現了一種基於利益和政治聯繫的共同紐帶，民族在此意義上被設定為與國家的制度性和領土性框架聯繫在一起的國族概念。公民民族主義主張跨越生物性的種族界限，建立國族意義上的公民身份政治，從而建構和維護國家這個政治統一體。
哈貝馬斯關於民族兩副面孔的論述也反映了民族主義與民族國家的複雜聯繫，他認為民族既指由公民組成的「民族」，也指由民眾組成的天生的「民族」，前者構成政治法律共同體，後者則構成歷史命運共同體。①國內學者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論證，認為前者指向贊同性國家認同，後者則指向歸屬性國家認同。②安東尼·史密斯根據西方與東歐、亞洲的對比分析，歸納了「公民的『民族』模式」與「族群的『民族』模式」兩種民族國家的類型。③菲利克斯·格羅斯提出了另一組近似的分析概念，即現代意義的「公民國家」與前現代意義的「部族國家」，④同樣強調國家的政治—法律性與族群—文化性的雙重面向。在民族國家的框架下，就民族而言，公民性與族群性是不可分的基本屬性；就國家而言，必須完成從族群—文化性的「部族國家」走向政治—法律性的「公民國家」的歷史進程。
當今時代，沒有一個主權國家否認自己是民族國家，或者否認民族主義原則在提供認同力量和統治合法性方面具有重要意義，畢竟「只有民族主義才能對外確定國家的邊界，對內尋求對國家的認同」，⑤對於國家與公民的關係來說，民族主義可以幫助說服公眾對國家忠誠和為國犧牲。雖然民族國家始終未能徹底解決公民性認同與族群性認同之間可能的衝突關係，但是基本上確立了領土主權優先於血統譜系的認同秩序，「民族的利益和價值觀比所有其他的利益和價值觀都更為重要」，⑥這種公民民族主義觀念雖然受到自由主義價值觀的質疑，但是事實上得到了廣泛的推廣和認可。公民民族主義、公民國家超越了族群民族主義、部族國家之上，確立了現代國家典範。
然而，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的經濟全球化為民族主義從公民—政治的框架中脫離出來，張揚其族群—文化的價值傳統提供了歷史機遇。血統意義上的種族、族群是民族意識的早期記憶和基礎要素，它從來沒有因為民族國家和公民民族主義的強制性而消失。斯圖亞特·霍爾曾指出，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各國開始經歷重新武裝過的民族主義的回歸，這種回歸有助於把民族文化重建為「民族身份」的原始資源。⑦言外之意即是民族主義經過文化身份的重新武裝後開始回歸，衝擊那些精心制定的民族國家建構政策，建構性的公民民族認同因此面臨原生性的族群認同的嚴峻挑戰。這種情形出現的根源歸納到核心的一點，那就是無論全球化與民族國家在經濟、社會與政治層面的攻防戰結果如何，可以看到，全球性資本與人口流動、全球市場和全球治理等時代潮流考驗著民族國家的權威與能力，國家主權神聖性和公民身份的統一性面臨各種離散力量的挑戰。在這種背景下，公民身份內在的族群—文化歸屬心理出現壓迫感和焦慮感，出現所謂「現代性引發的本體性安全問題」，⑧即人們對其自我認同的連續性、對社會與物質環境的恆常性信心不足，轉而期待族群、血統的原發動力可以彌補國家對公民照顧不周的缺憾。這種回歸族群性的民族主義是保守性的、本土取向的和反全球化的，它將民族主義從民族國家所需要的公民認同導向裂解民族國家的、排他性的族群認同。由於重新興起的民族主義表現出一種清晰的族群性而非公民性取向，有必要對民族主義復歸的觀念脈絡進行深入考察。
一方面，民族主義的復歸源於全球化時代身份危機與文化焦慮的刺激，突顯了強調差異的族群性認同。２０世紀７０年代的新社會運動以來，後階級、後物質政治形態在西方國家出現，族裔政治、身份政治和環境政治等新政治將文化鬥爭推到前臺，而８０年代新自由主義主導的經濟全球化啟動以後，「隨著製造業向服務業轉移，以階級為基礎的政治已經在西方消退，一連串全新的政治運動，包括復興的族群民族主義，正在取而代之」。①弗裡德曼認為，自新社會運動以來，美國的文化性政治活動不斷增長，追求普遍進步與全面發展等目標的現代主義政治不斷向以文化認同為核心的差異政治、認同政治轉移，「不論這種認同是性別的、地方的或是族群性的」。②族群民族主義在新社會運動以來的後階級政治中已經重出江湖，２０世紀９０年代以來，它受到全球化帶來的經濟不平等、民族文化危機的刺激而更加極端化，深刻反映了身份危機、文化焦慮背後的族群性認同需求。在經濟全球化的進程中，由於國家主權意識和公民身份意識的弱化，以及本國人與移民群體、主流族群與少數族群之間文化衝突的加劇，主流族群成員開始擔心固有文化與傳統的完整性、純潔性，少數族群成員則不滿於共同體或主流族群的不公正對待，其結果是民族認同中的公民因素在減弱，而文化和族裔因素在增長，概言之，認同區隔與文化焦慮刺激了民族主義的族群化。正如莫迪默曾指出的，「民族認同主要源自公民因素，也可以產生於文化和族裔因素」，③２０１６年之後西方社會出現的以英國脫歐公投、川普當選為標誌性事件的右翼保守主義浪潮，從文化意義上講是一種基於族群民族主義的認同政治。站在國家的立場上，英國「獨立黨」和「脫歐派」的政治立場與公民民族主義並無絕對衝突，但是他們擔心歐盟和移民潮可能威脅英國經濟自由和傳統價值觀，本質上持一種反全球化的族群民族主義文化立場。在美國，川普的支持者們憂慮白人主流地位的失去和基督教文化的消逝，隨著美國白人身份政治的高漲，族群性民族主義或將對美國的內政外交產生重大影響。
另一方面，民族觀念的種族化是民族主義復歸的重要內容。從概念上看，種族主義與族群民族主義之間難以劃出清晰的界線，雖然種族本身的生物學特性不同於族群的社會學特性，但是種族認同和族群認同在民族國家的制度框架下看並沒有本質區別，都與公民身份認同相對立。當民族認同趨向種族性而非公民性時，也正是族群民族主義復歸、公民民族主義受挫之時。事實上，生物性的種族主義原本就是民族國家和公民身份中秘而不宣的固有成分，羅伊德認為國家政權締造了一個民族神話，通過關於過去的神話來限定現在和未來，因此，從本質來說，民族國家方案需要民族的種族化，來為國家建構一個關於共同起源的神話，「為了民族國家的穩定，政治領導人必須創造種族，反過來，民族國家的獨特地位同樣為種族提供了穩定基礎」。④在民族國家的實踐中，民族的種族化是狹隘民族主義、極端民族主義的重要標籤，一直以來，許多國家試圖通過國族的塑造來擺脫它的偏狹性、非民主性和非道義性，可惜並未完全成功。在經濟全球化和文化多元主義的衝擊下，美國白人至上主義、歐洲極右翼民粹主義將種族性民族主義推向高潮，２０１７年美國夏洛茨維爾市發生的種族主義騷亂既是美國始終未解的種族衝突的延續，也是全球化衍生的經濟焦慮與文化焦慮共同作用的結果，「長期困擾歐洲國家的難民危機也使得歐洲本土白人族群訴諸種族主義話語，以表達他們對多元文化主義移民政策的不滿情緒。」①當今各國幾乎都是多民族國家，像美國這樣的移民國家更是從建國之初就面臨如何將多族群、多種族整合進「美國主義」「美國信條」這類國家認同的重要任務。對於各國來說，全球化提出的一個嚴峻問題是，「不同的民族、部落、宗教和種族如何和睦地生活在同一個城市、同一個國家甚至同一條街道」，②公民身份的設計原本是要致力於解決這一問題，可惜已被全球化大大地削弱了。２０世紀８０年代以來，隨著新自由主義經濟全球化的啟動，民族國家建構所需要的國家認同在內被文化多元主義侵蝕，在外因極端嚴重的貧富分化、經濟不平等現象而弱化，當國家無法公平地照顧全體公民的時候，特定族群的自我保護意識便被刺激起來。２００８年的金融危機是經濟全球化負效應全面激化的開端，其後數年間，危機從經濟領域蔓延到社會政治領域，本土主義、民粹主義、民族主義以至種族主義匯聚成一股強勁的保守主義浪潮，正在返回世界政治舞臺的中央。
民族國家的公民身份危機：族群民族主義帶來的三重挑戰
民族國家作為文化共同體和政治共同體的結合物，是民族和公民共同依託的意義空間，國家成員資格即公民身份必須既體現文化價值，也體現政治價值，因此，公民身份的文化－政治二元性特徵十分突出。布魯巴克認為，「民族國家是一種關於政治與社會成員身份的獨特組織和實踐方式。然而，它也是一種觀念和一種理想：它以一種獨特的方式對政治與社會的成員身份進行概括和評價」，③民族國家作為文化—政治共同體，需要藉助組織的和觀念的力量來將民族意識和公民意識同時整合到公民身份中。
從構成上看，公民身份包含權利和身份的雙重意涵，索伊薩爾認為公民所擁有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權利是平等的、普遍的；而公民所擁有的身份本質上是特殊的，由民族的、種族的、地方性的以及其他特徵所限定的，前者是包容性的，後者是排他性的。④在現代多民族國家中，公民身份中平等的公民權利與差異的族群身份無法割離，前者是政治性構成，後者是文化性構成，共同構成了公民身份這個矛盾統一體。但是，不同價值立場對於政治性構成與文化性構成的偏好各有不同，多元主義者站在文化性的一端，認為維持國家的基礎是社會忠誠和民族忠誠，所以國家應該服務於社會群體尤其是種族社群的多元認同；⑤憲政主義者則站在政治性的一端，認為國家公民應該服從並尊重民族—公民而不是民族—種族的文化。⑥
公民身份政治性與文化性構成的內在衝突在民族國家的每一個時期都存在，協調二者的關係是公民身份建構的永恆使命。在全球化時代，文化多元主義推動了身份政治的蓬勃發展，公民身份的文化內涵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呈現出更加多元化、差異性的面貌，尤其是移民潮的發展迫使公民身份提升其包容度。然而，即使是經濟發達的西方，國家在正式承認群體差異性並為此提供足夠的制度保障方面也顯得力不從心。全球化使得「民族國家作為經濟單位的特徵在削弱，它作為人類認同的出發點的力量也在弱化」，①隨之而來的就是一種公民身份危機。由於國家主義與地方主義、民族主義和世界主義深度交織，統一的國家認同／公民身份不斷受到地方化、族群化和全球化的多元文化認同的稀釋、弱化，差異性文化壓縮公共文化空間的可能結果是，平等、普遍的公民權出現不同程度的萎縮，公民對國家、主權、公民—民族（國族）的認同變得日益模糊和不確定。曾有學者預測了一個極端前景，「每個群體都從社會中撤出並進入它自己群體的邊界內，維持其群體主義的認同，沒有必要承認一個更大的公共文化」。②這就是所謂公民身份的文化碎片化危機。
族群性民族主義的復歸之所以危及國家認同，原因在於它強化了公民身份的文化性、種族性取向，族群認同越來越與公民認同相隔離、相對立。例如，內含族群政治取向的歐洲難民危機、美國白人身份政治強化了排他性的族群文化與利益，實際上就是對開放包容的普遍公民身份的超越和漠視。考察族群性民族主義對公民身份的破壞，可以關注以下諸方面。
其一，復歸的族群民族主義威脅著公民身份的唯一性。公民身份是具有唯一性、排他性的國家成員資格，公民個體應當屬於且只屬於一個國家。但是，不僅移民潮、雙重國籍現象帶來國家忠誠的分裂問題，在國家內部，文化多元主義更是彰顯了民族／族群的多元性，認同轉移、分裂等種種情況損害了公民身份的統一性與唯一性，「公民身份問題上的鬥爭必然涉及文化多元主義和種族多元主義背景下的國家認同和國家建構問題」。③在美國，文化多元主義將原來可能凝聚到統一的「美國主義」之上的公民身份認同分解到各個自成一體的種族和其他身份社群之中，各社群堅持自己的身份權利，拒斥「一個完全同化了的美國」，唯一性的美國公民身份被種族主義分化了。而在英國，一個典型的案例是「帕瑞克報告」的提出。２０世紀末，英國的「多種族英國的未來委員會」根據新工黨主義、多元文化主義原則，提出了一份《多種族英國的未來》的政策建議（即帕瑞克報告），④報告承認英國的多元文化社會是公民共同體和社群共同體的統一，但是更突出後者的權利與地位，報告主要起草人之一霍爾教授質疑狹隘的「英國身份」的意識形態，強調公民身份的差異性而非同質性，關注地方性或跨國性而非國家性。⑤這一報告突顯族群多元性而淡化公民一元性的價值取向，助長了族群政治，侵蝕了公民政治。在現代國家的制度框架中，缺乏公民共同體意識的支撐，忽視公民身份的凝聚力，會導致各個族群共同體的權利與地位難以保障，最終，該報告因極端主義事件頻發和「穆斯林恐懼症」蔓延而難以充分落實。強調多元性和族群差異的「帕瑞克報告」不僅引發關於英國公民身份的激烈爭論，導致移民與難民問題的複雜難解，更積累了日後主張脫離歐盟的社會基礎。
其二，復歸的族群民族主義破壞了公民身份的平等性。公民身份是一個現代性概念，指向一種包容性、開放性和民主性的政治生活，因此它必然要以平等分配社會基本善為目標。馬歇爾在其名篇《公民身份與社會階級》中討論了政治權利、社會權利和市民權利（ｃｉｖｉｌ ｒｉｇｈｔ）等三種公民權利的平等分配歷程，樂觀地認為在２０世紀公民身份「作為一種共同體的所有成員都享有的地位」已經建立起來了，並且「所有擁有這種地位的人，在這一地位所賦予的權利和義務上都是平等的」。⑥在平等的公民身份建構中，民族主義被視為一種有益而必要的元素，原因既在於民族主義能夠有助於對社會大眾的動員，也在於安德森所提及的「民族總是被設想為一種深刻的、平等的同志愛」。①但是，這種理想主義的、形式平等的公民身份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主義、多元主義和族群主義等諸多力量的分解下，面臨越來越多的難以化解的實質不平等，如階級不平等和族裔不平等導致公民不能享有完全的國家成員身份。馬歇爾所定義的公民政治權利在現代國家中已有足夠的制度保障，在法律意義上具有了民主性、包容性和平等性，但是另外兩項即社會權利和市民權利因階級、族群和其他文化身份的不平等而未能實現真正的平等分配，要達到金裡卡所期待的「在民主的公民身份框架內接納少數群體和種族群體需求」②的目標恐怕還有很多的障礙，換言之，少數族群追求平等公民權的鬥爭遠未結束。然而，一個戲劇性的發展是，在全球化的經濟與文化衝擊下，多數族群（如美國白人主流群體）也站出來聲稱他們沒有獲得平等的公民待遇，在美國，中下層白人群體對偏向少數族群的平權政策（即正向差別對待政策）深感不滿，毫不掩飾地提出要維持固有的社會地位和身份優勢。因此可以看到，復興的族群民族主義同時包含少數族群、多數族群各自獨立的抗爭，這種排他性的族群政治成為破壞普遍身份平等的重要勢力。
其三，復歸的族群民族主義威脅著公民身份的神聖性。公民權的保障與實現是國家的責任，而公民個人的責任則是履行公民義務。就法理義務而言，公民必須對國家忠誠、為國家服務甚至犧牲，即做出「神聖的行動」，準備在必要時為國家獻身，「對成員身份而言，含有為個人利益算計的世俗是極不合時宜」。③然而這種神聖性的公民身份並不能完全滿足經濟理性的需要，布魯巴克根據美國和英國的經驗指出，「擁有完全而正式的公民身份並沒有改善大量處於弱勢種族文化群體的狀況」，他認為公民身份地位不是移民生活機遇的決定因素，真正起作用的是社會文化與經濟的邊緣化問題。④在全球化時代，公民身份的神聖性受到兩種力量的分解，一是經濟利益的力量。全球化將資本與市場的影響力推向極致，物質利益的精確計算滲入公民身份之中，公民積極追逐自我利益，對公共善、公共權力缺乏足夠的認同，造成公民身份的物質化與私利化。二是族群利益的力量。在國家這個政治共同體中，排他性族群利益的考量同樣體現了私領域的狹隘性，雖然關注族群利益不一定妨礙公民個體德性，但是願意為國家犧牲還是為族群犧牲，於公民責任而言，意義並不相同，更何況種族、出身和地位的不確定性明顯破壞了公民身份的純粹性和確定性。因此，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主義突顯其族群性而非公民性，是破壞公民身份神聖性的一種隱性危機。
概括說來，全球化時代的公民身份危機是指國家認同出現弱化，並由此造成公民身份在意義、價值和功用上的貶值，這是在族群民族主義復歸的背景下文化碎片化衝擊的結果。族群民族主義追求的是一種排他性、封閉性的文化身份，依賴的是一種與公民身份和國家認同背道而馳的多元身份政治。這種文化身份、多元政治可能割裂公民身份內在的政治—文化紐帶，折射出以政治身份來同化文化身份的國家困境，也反映了文化身份對政治身份的反抗。
重塑全球化時代的公民身份：民族國家的兩種選擇
「全球化不僅使公民身份與國家的關係變得不再牢靠，而且還使公民身份與民族的關係變得不再穩固。」①現代民族國家如何強化國家認同，公民身份如何走出文化碎片化危機，這是一項必須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完成的艱巨任務，在族群民族主義高潮的時代，這項艱巨任務揭示了「讓國家回歸」的重要意義。以最棘手的移民與難民問題為例，這類全球化的伴生現象直接引發了西方國家主體族群的排外主義、本土主義甚至種族主義思潮，滋生了敵意與暴力，撕裂了社會與文化。這一情形的出現與相關國家無法在移民涵化、社會融入、平等公民權等方面進行充分的制度建設與政策保障有直接關係。要在移民族群和主體族群之間建構新的認同紐帶，要重塑公民身份和完善公民權制度，必須要依賴國家的積極作為。民族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確實面臨嚴重的認同危機，但是民族國家不會消亡，它仍然是全球化進程的主導者和積極因素，族群民族主義的持續挑戰可能反向幫助民族國家完成其新的進化。
在化解全球化危機、重塑公民身份的問題上，必須處理公民性與族群性、政治性與文化性的衝突問題。當前，中外學界提出了兩種關於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的協調方案，一種是理想主義的「公民國家」方案，主張切斷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甚至民族國家之間的關係；一種是現實主義的新型民族國家方案，即在維持二者關係的前提下尋求解決之道。②需要指出的是，爭論涉及的民族認同並非指向憲法愛國主義者的公民民族主義，而是為公民身份提供文化基因的族群民族主義。
理想主義的「公民國家」方案認為全球化時代需要更加開放包容的公民身份觀念，現代國家應該最終完成從部族國家到民族國家、再到公民國家的歷史行程，主張將政治與文化、公民與民族分隔開來，原因是「民族越來越成為公民身份的發展障礙，而不是它的重要支柱」。③阿克頓為這種「分隔論」「切割論」提供了幾乎是最早的論證，他認為在一個先進的公民國家中，民族和國家的政治制度是分開的，因為「在政治疆界和民族疆界重合的地方，社會就停止進步，民族將重新回到不與他人交往的人們所處的封閉狀態」。④歐曼提供了當代的思考，他認為「由於移民的發展，當代政治的異質性越來越高，但是現代化並沒有消解以民族和種族為基礎的認同」，因此要將多元混雜的社會建設成平等有序的社會，必須利用公民身份的平等精神，並將它與民族這一概念分離開來。⑤我國學者馬戎也主張切割民族與政治的聯繫，他認為從傳統部族國家發展為「多民族國家」的國家建構過程並未終結，應該走向真正的「公民國家」，多民族國家如不轉型為「公民國家」，從長遠來看，可能出現以分裂的民族／族群為單元的幾個新的民族國家，因此「必須逐步以統一、平等的公民權來取代各『民族』的自治權，逐步淡化各『民族』的『民族意識』，強化公民意識和公民權」。⑥哈貝馬斯主張以「憲法愛國主義」來剝離公民身份與民族認同的現代關係，因為「有效憲法是一個國家政治文化的結晶」，⑦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公民身份可以避免多元發散的民族認同和民族糾葛問題，因此「民主的公民身份不需要根植於一個民族的民族認同之中」。⑧「公民國家」方案的理想主義性在於試圖將族群、文化因素從公民身份中剝離出來並清除其固有影響，將公民身份唯一地建立在同質的政治認同基礎上，使公民超越民族或族群的文化約束而成為「公民國家」的唯一成員。「公民國家」或許是未來國家模式的重要選項，它的某些機制或許也適應民族國家擺脫族群民族主義圍攻的需要，包括防止政治人物將民族身份、族群身份作為政治標籤和動員工具，避免出現破壞民族國家統一性的內部分裂。但是，它忽略了民族文化與認同問題對於公民身份的積極意義，也沒有解決在公民權取代各種民族自治權之前，如何實現少數族群、移民族群與主體族群的文化整合問題，更無法將每個社會成員內在的多重認同壓縮或簡化為單一認同，即把個體（不可替代性）、群體成員（族裔或文化）、公民（政治性）三種身份都化約到單一的公民身份之上。民族國家誕生以來，文化性、族群性早已成為公民身份最深刻的底色，但是，「公民國家」方案這種民族歸民族、公民歸公民的設計切斷了民族國家的根基，無助於造就一個有發展能力的「後現代國家」。
現實主義的新型民族國家方案主張繼續維繫公民身份與民族／族群認同的關係，但是強調提升國家協調二者關係的能力與作用，希望一個「強大國家」能夠平衡公民身份的權利與義務關係並確保其平等性、普遍性和開放性，能夠約束和規範多元差異的族群文化，使其成為公民身份內在的良性成分。這一方案相信「公民身份有助於馴化其他認同相互撕裂、分化和離散的衝動」，①認為國家應通過公民身份建設而發揮更重要的作用，應致力於建構和諧的族群關係和牢固的政治認同，在彌合內部的族群、文化分裂方面堅守責任，因此，國家需要通過政府主導的力量推動和平的、自覺的和自願的族際溝通融合，避免被迫的、暴力的民族同化。霍布斯鮑姆認為，雖然「將民族的原生概念加以擴展外延，乃至與現代國家連在一起的過程，至今仍不甚清楚」，但是無論對於１９世紀晚期還是全球化時代的國家來說，如何動員公民始終是最迫切、最尖銳的問題，「在國家＝民族＝人民這道等式中，最核心的顯然是國家」。②全球化雖然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民族國家的凝聚作用，為族群民族主義復歸提供了土壤，為右翼民粹主義製造「全球化受害者」意識提供了條件，但是，公民身份對於建構國家認同的價值並沒有發生重大改變，對於困境中的西方國家來說，回歸國家、重建公民身份顯然是修正文化多元主義失誤、應對種族主義和右翼民粹主義挑戰的應有選項。福山、馬克·裡拉等美國自由派學者開始反思文化多元主義帶來的族群身份政治及其對美國的破壞，認為西方的移民危機，尤其是歐洲社會同化穆斯林社區的失敗是自由民主政治缺少集體身份傳統的漏洞所致，他們主張回歸共和主義的身份政治或「後身份政治的自由主義」，即強調公民身份、公民的政治責任和公民團結的重要性，重建「信條式國家認同」，「重新確立西方以公民為核心的自由價值觀，並且保持民族身份機制對新移民的開放性」。③然而，美國社會長期受自由主義身份觀影響，重權利而輕義務，對國家權力和權威的認同感非常微弱，要重建統一的國家信條談何容易。對於「美國主義」的信仰者來說，這種強化國家和公民身份的觀念或許代表著美國未來不得不走的路。因為強化的民族國家方案在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面前或許值得一試：美國永遠無法改變它的移民國家基因，在主體的白人族群與邊緣的少數族群難以消解的文化衝突面前，如果不能站在政治共同體的價值立場上，如果不能超越偏狹的族群民族主義，美國將因其內部的文化與社會撕裂而淪為二流國家。
對於中國來說，同樣面臨全球化進程帶來的公民身份的文化碎片化和族群民族主義挑戰，因而強化國家認同的任務同樣十分重大。去文化性、去民族性的純粹「公民國家」路徑並不適合，它超越了多民族的現實，也遠離了「共生互補」「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傳統。中國是一個具有深厚的大一統歷史基因的超大型發展中國家，現實的選擇仍然是維繫民族性與公民性的民族國家強化路徑，即一方面需要強化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將公民身份建立在中華民族的「國族」認知與認同之上，建立在以傳統與現代的政治文明為基礎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之上；另一方面提高民族國家的治理水平與能力，將公民建設與國家治理現代化緊密相連，徹底擺脫族群民族主義的羈絆。就當前而言，中國需要突破西方自由民主的價值圍困，全面豐富和保障公民權，在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前提下，進一步發展「以人民為中心」的協商民主，大力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探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唯有如此，方能走出實現民族復興和國家強大的坦蕩道路。（注釋略）
（本文轉自：《教學與研究》202009；國關國政外交學人）
作者簡介：
林紅：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
原標題：《林紅：族群民族主義的復歸與民族國家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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