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個人、每個國家，在發展的道路上總會遇到意想不到的危機——有的是急劇性危機，有的是漸進式危機，有的來自外部，有的源於自身。在應對與解決危機的過程中，有的人積累經驗，獲得成長，有的人卻一蹶不振，跌至谷底，國家亦是如此。
那麼，在劇變時代，什麼樣的人，什麼樣的國家，才能成為危機的主導者而非被動承受者呢？什麼因素是成功度過危機所必備的呢？
出於這些困惑，世界知名生物學家、膾炙人口的通識大作《槍炮、病菌與鋼鐵》的作者賈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費時六年，基於自己豐富的全球旅居經驗，撰寫了新著《劇變：人類社會與國家危機的轉折點》（
Upheaval: Turning Points for Nations in Crisis），以探究個人與國家應對危機的必備特質。
劇變
[美] 賈雷德·戴蒙德 / 著
曾楚媛 / 譯
中信出版集團，2020-04
在當前新冠肺炎疫情肆虐全球之際，此書的主題值得每個人與每個國家思考。
如何處理個人危機？在心理治療實踐經驗基礎上，戴蒙德提煉了12項核心因素。
1. 直面身處危機的現實
2. 願意承擔責任
3. 劃清界限，明確問題
4. 向外界需求物質及情感支持
5. 借鑑他人應對危機的辦法
6. 自我的力量
7. 誠實的自我評估
8. 應對過往個人危機的經驗
9. 耐心
10. 靈活的個性
11. 個人核心價值觀
12. 不受約束
國家危機及其應對比個人危機要複雜得多，但邏輯無出其二。概言之，與之相對應的影響國家應對危機結果的是如下12項因素。
1. 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
2. 願意承擔責任
3. 劃清界限，明確需要解決的國家問題
4. 從他國獲得物質和資金方面的幫助
5. 借鑑他國應對危機的經驗
6. 國家認同
7. 誠實的國家自我評估
8. 應對過往國家危機的經驗
9. 應對國家失敗的耐心
10. 特定情況下國家的靈活性
11. 國家核心價值觀
12. 不受地緣政治的約束
基於「選擇性變革」的這12項因素，是芬蘭、德國、日本等國家走出危機的經驗，也是智利、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等國深陷危機數十年的教訓總結。應該說，不同國家在上述因素中的客觀基礎和主觀表現大為不同，這也導致他們走向不同的發展結果。
客觀而言，國家的地緣位置是天然的，由此各國所受的「眷顧」也各不相同。比如，美國是上帝的寵兒，獨特的地理位置讓其享受著其他國家不具備的便利交通、地大物博、不受外部威脅等優越條件；而德國和芬蘭等歐洲國家，一直處於地緣上的「極度脆弱」之中，這種地緣政治深刻地決定了不同國家的政策方向。然而，隨著冷戰的結束，地緣政治所帶來的傳統安全意義下降，諸如恐怖主義、傳染性疾病和人工智慧等非傳統安全威脅上升，加之現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日新月異，傳統的在地緣政治方面不受約束的國家受到極大挑戰，而這也是美國在冷戰後遭受重大危機——比如「9·11」帶來的恐怖主義威脅，以及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自大蕭條時代以來最為嚴重的經濟危機挑戰——的安全環境變化所在。
除少量的客觀因素之外，國家應對危機的決定性因素絕大部分都是主觀的。從對國家陷入危機的舉國共識，到願意承擔責任、誠實的國家自我評估、應對危機的經驗學習、特定情況下國家的靈活性等，都是國家應對危機時政治領導力的體現。領導力的差異，成為不同國家能否走出危機、突破困境的核心因素。雖然這種領導力因素受到不同國家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的約束，但最為關鍵的是其是否擁有傑出的、具有遠見的卓越領導人。
這也是《劇變》一書在結尾部分提出的一個引人深思的問題：到底是英雄造時勢，還是時勢造英雄，抑或國家的危機應對與領導人沒有直接關係？上述12項因素中至少有10項與國家的領導力相關，甚至直接由領導人決定——換言之，國家應對危機的客觀因素所佔比重少而又少。那麼，領導人的哪些特質是可以塑造、改變、提升國家應對危機的「軟力量」呢？
第一，戰略眼光。國家面臨危機——無論是外部衝擊還是內部漸變而形成的危機挑戰——時，都需要領導人具備獨特而敏銳的戰略眼光，這包括應對危機的決心及面對挑戰產生壓力時的緊迫感。
如果缺乏決心，領導人只關心眼前的短淺之利，對於危機的意識不能提前預案，那麼將造成「溫水煮青蛙」的後果。從美國當前面臨的政治極化、經濟教育投入和社會問題所造成的危機來看，美國近些年的政治對立和對峙凸顯，彰顯了其政治家缺乏應對國家危機及制訂正確方案的戰略眼光。
戰略眼光包括處理危機所需要的特定耐心及定力。有些國家是在較長時期內解決危機的，比如日本在與西方文明的碰撞中，從佩裡叩關到明治維新，日本花了十多年時間進行內部的政治與思想統一。在大國戰略競爭與權力競爭中，崛起國的戰略耐心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美國在取代英國成為世界第一超級大國的過程中，戰略耐心保持了半個世紀之久，從而防止了其過早地將利益全球化、走向戰略冒進的危險之地。戰略眼光還體現為國家的危機變革是「選擇性的」，即到底選擇哪種方式、以哪種意識形態作為走出危機的信條。戰略眼光直接來源於政治家自身的素養及其良好的政治文化支持，也就是說，僅有優秀的政治家是不夠的，還需一個好的團隊及政治文化氛圍。
第二，認知開放性。面對危機及未來的不確定性，領導人保持對於不同意見、不同方案，甚至是反對意見的開放性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在特定情境下，領導人及其團隊文化中很容易產生「追求過度的一致性」的風險。正如社會心理學家賈尼斯（Erving Janis）在名著《小集團思維》（
Groupthink: 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Policy Decisions and Fiascoes）中提出的，甘迺迪政府上任伊始，在豬灣事件的決策過程中，由於新任團隊的高度一致性的決策導向，漏洞百出的決策無人進行質疑，因而造成了美國外交上的一次重大慘敗。
小集團思維：決策及其失敗的心理學研究
[美] 歐文·L. 賈尼斯 / 著
張清敏、孫天旭、王姝奇 / 譯
中央編譯出版社，2016-05
認知開放性還表現為虛心接受自身及其他國家的經驗教訓，為度過危機及時總結自身經驗與借鑑他山之石。作為反例，日本沒有及時吸取在第一次面對西方文明時的成功經驗，在20世紀初走上了軍國主義的道路；而德國吸取了一戰與二戰的教訓，成功地在自我反思的基礎上改善了與世界的關係，為其成為當今歐盟的核心主導國奠定了基礎。澳大利亞也是受到教訓甚多，雖然其沒有遭受外部直接衝擊的劇變，但長期依附於英國的身份認同難以改變，為其在二戰中的慘敗及其國際地位遭受打擊埋下了伏筆。總之，面對千變萬化的危機情境，國家的認知開放性是其應對萬變之不變的圭臬。
第三，責任心。責任心是評價個人人格特質的重要維度之一，責任心強的人是靠譜的，敢於承擔責任、承認錯誤。在看待自己、認識危機、改善關係、走向未來的危機處理過程中，首要的前提就是對於危機情境及自身的責任要有清醒的認識。對國家而言，一方面領導人要認識到自身在危機變革中的責任，這種責任擔當不是自身的自私利益，比如政治生命、家族利益等，而是民族國家發展的歷史責任倫理；另一方面，責任意識是實現國家和解的必要條件。德國的責任意識在二戰後得到充分展現，在教育、歷史反思方面，德國態度坦誠、不遮不掩，實現了與受害國的歷史和解；而日本則因自身原因尚未實現與亞洲鄰國的和解，這也是日本無法在亞洲擔當領導國地位的緣由之一。
第四，自我定位。人貴有自知之明，國家亦是如此。高估自身的實力，帶來的往往是災難，而不是正確的方向。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因沒有正確認知到自身與歐美及亞洲鄰國之間實力的總體差距，走向了一條盲目自信的軍國主義擴張道路。而在學術界一直備受爭議的「芬蘭化」現象——由於國力弱小又不願受制於人，芬蘭儘管與蘇聯有舉國戰爭之慘痛歷史記憶，但二戰後還是平衡了歷史仇恨與現實利益，盡力保持與蘇聯的和平關係，這為芬蘭贏得了發展的時機——則恰恰說明，只有客觀評估自我實力，才有可能實現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與之相比，得天獨厚的地理位置、幾近一帆風順的發展歷程，為美國的自信及優越感奠定了基礎，這種「迷之自信」帶來的負面後果則體現為，對於當今的潛在危機形不成舉國共識，在疫情應對中，政府的大意顯露無遺。
第五，國家構建。國家認同、核心價值觀，以及對於國家所面臨的根本危機所必備的共識，都是國家構建過程中的核心內容。國家鬆散表明在這些方面缺乏系統而有力的團結與領導。比如，澳大利亞、智利和印度尼西亞走出國家危機所費頗多時日以及代價，就與其國家構建中的不足息息相關。必須看到的是，國家認同、核心價值觀以及危機共識都不是自然形成的，很大程度上是由特定時期的傑出政治家來完成的。基於語言、教育、文化的公民危機意識培養，是傑出政治家進行國家構建與認同塑造的任務，在此，政治家應拋棄基於自私政治利益的對抗，以國家發展大利為本。
對於個人、國家以及全球社會而言，危機常常被用來形容關鍵性的威脅、困難、風險和變革節點，如不能成功處理，其負面效應自不用多言。然而，危機既可以摧毀一個國家，也可以錘鍊一個國家，關鍵在於國家領導人與精英的作為，而除了上文討論的最為核心的政治領導力之外，在此還有必要強調關於危機的幾個重要認識。
世界權力的轉移：政治領導與戰略競爭
閻學通 / 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09
第一，危機是辯證的，危機也意味著機遇。正如人們長期生活在「舒適區」內，就難以客觀看待自己的缺點，也不會去主動把握機遇、提升自己，很容易在突發的外部與內部衝擊中無所適從，更有甚者成為「巨嬰」。這是因為他們沒有從危機中，學會如何應對挫折與失敗，讓自己變得強大，也沒有未雨綢繆的危機意識。危機意味著慣常的生活狀態、發展模式、國家治理等存在弊病，這些不足與問題在強大的外在危機下暴露無遺。此刻，需要迅速的自我反思與反應能力，以及前文所述的諸多政治領導力發揮作用。從對危機形成共識，到責任認定、清醒的自我評估以及加強戰略應對能力，都表明危機是對「生存與發展能力」的考驗。新冠肺炎疫情所產生的全球危機也是如此，這是對各國的非常態應急反應、戰略儲備和社會治理能力的極大考驗。
第二，危機意識是一項重要的認知技能。國家發展如果過於一帆風順，就有可能陷入盲目自信、缺乏危機意識的狀態中。一戰、二戰以來的成功，以及冷戰期間在與蘇聯的戰略競爭中獲勝，讓美國成為孤獨的勝利者，加之較好的政治、經濟創新體制驅動，使其一直穩坐世界第一的位置。但是，正如戴蒙德在《劇變》一書中所憂心忡忡剖析的，美國自身的潛在危機也在日益積累，從政治秩序美德的喪失，到社會資本問題的暴露，無不說明美國自身發展存在問題。但是，美國並未對此形成危機意識。川普政府的策略是通過強調來自國外的威脅，將矛盾和問題轉移，以獲取自身的政治私利，這其實並不符合美國的長期利益。危機意識建立在強大而客觀的自我評估之上，但是人和國家的普遍弱點都是，很難從客觀層面上認識自己，因而難以自覺形成一種潛在的危機意識。
第三，危機的性質與議題是在不斷演化的。雖然戴蒙德在書中反覆論說，無論自身應對危機的經驗還是從他國借鑑的經驗，都非常重要，但是必須要看到當今世界全球化進程加快、科學技術變革加速對人們的生活及互動產生了重要的影響，這不可避免地拓寬了國家所面臨危機的議題與性質。比如，新冠肺炎疫情作為一種非傳統安全威脅，對大多國家來說，不是一種根本性的國家生存的挑戰，但其所產生的政治經濟影響並不在傳統的國家生存與安全競爭危機之下，這一點從美國的股市表現就可見一斑。在全球化的世界，沒有國家能夠獨自倖免於危機，但國家的自私利益本性，使其在危機應對時又很難形成充分而有效的合作，這給全球性危機的應對帶來了新的困難。
人是可塑、可教化的，國家也是如此。危機及其應對，是人和國家成長的必經之路。面臨同樣的危機，應對結果卻大相逕庭，其原因歸根結底還是需要回歸到人和國家的「主觀能動性」。政治領導力是這種「主觀能動性」的核心特質，戴蒙德在《劇變》中討論的七個案例，為政治領導力提供了細緻的因素辨析。練好內功，才能在危機辨析及應對中立於不敗之地，這個簡單的道理，對於個人危機與國家危機來說，都是適用的。大道化於簡，如果以當下疫情所造成的急性外部危機作為一個案例觀察，我相信最後的結果將印證上述判斷。
（原載於《信睿周報》第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