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蕭士塔高維奇來說，與其讓恐怖的交響曲在腦海中迴蕩，不如將它寫在五線譜上，讓音樂演奏出來。他在音樂上是個反叛者，但在政治上只能是個懦夫，因為他要活著
本文為「國家人文歷史」獨家稿件，歡迎廣大讀者分享至朋友圈。
「在我死後，在我死後」，晚年的蕭士塔高維奇經常這樣說。1974年11月，他再一次將學生所羅門·莫伊謝耶維奇·伏爾科夫叫到他的家裡，這位年輕的音樂家曾經數次坐在他的身邊，傾聽他講述自己的往事和心路，並且將它們記錄整理出來。現在，蕭士塔高維奇要鄭重地最後一次叮囑他，那件無數次叮囑過的事情：他的回憶錄必須在死後才能出版。因為這是他唯一無所隱藏的內心獨白。
「關於往事，必須說真話，否則就什麼也別說。追憶往事十分困難，只有說真話才值得追憶。」就像他在回憶錄開篇所說的那樣，「這將是一個見證人的證詞」。那是他所真實經歷、所真切感受的一切：革命、恐怖，還有死亡。
「我的童年沒有任何非同一般的大事。一個作曲家的傳記最沒有意思的部分是他的童年，前奏曲全部差不多，讀者不耐煩地想看賦格。」如果1905年發生的一切不是革命的序曲，只是一段突如其來的快板間奏，而帝俄時代的古老進行曲一如往昔，那麼蕭士塔高維奇也許就像他自己所坦誠的那樣以一位有音樂才能的小布爾喬亞終其一生。然而他孩童時代輕輕奏響的音符卻匯入了越發激昂的革命序曲之中，成為這場聲勢浩大的交響樂中的一部分。
約1925年，年輕的蕭士塔高維奇和他的貓，他剛剛完成了《第1號交響曲》作為畢業作品
這個11歲的少年曾用自己的方式記錄下了革命。1917年3月23日，為革命受難者舉行的盛大葬禮行列通過彼得格勒（即聖彼得堡，一戰時因為這個名字太有德國氣息而被改為俄國化的「彼得格勒」，革命成功後又將其改為「列寧格勒」，蘇聯解體後又改回聖彼得堡）的廣場，11歲的蕭士塔高維奇也站在圍觀的人群中目睹了這一肅穆的送葬隊伍。那天晚上，他在鋼琴上彈奏了《革命犧牲者的葬禮進行曲》：
「時刻必到，你的犧牲有了代價，
時候近了，暴政敗亡人民起，偉大而自由！
再會了，兄弟們，你選擇了一條高貴的路，
在你的墓前我們誓言抗爭，致力於自由與人民的福祉！」
「我最初的童稚作品都題獻給了革命，並且都來自於它的啟發」，晚年的蕭士塔高維奇毫不避諱革命給他帶來的影響，「我深信，是這場革命使我成為作曲家的」。在蕭士塔高維奇關於1917年革命的第十二交響曲中充滿了革命標配的雄壯和輝煌，宛如一曲英雄的合唱。但這些表面上的華麗背後卻隱隱暗藏著戲謔、暴戾以及不安。
內戰、戰時共產主義、被遺棄的房子裡長滿了苔蘚、街頭倒斃的馬匹被偷偷切下的死肉、身穿黑色皮夾克和高筒靴子的契卡以革命之名射向後腦的子彈……難以逃避。一份1920年的物價清單足以顯示出革命後的嚴酷境況：麵包，24000盧布一公斤；小麥，55000盧布一公斤。1922年2月，蕭士塔高維奇的父親去世，在去世前，老蕭士塔高維奇的中產階級理念已經完全崩塌，整個家庭只能靠他堅強的母親在標準局當打字員來維繫。
「1923年初，我染上支氣管和淋巴結核病。醫生建議我有必要前往克裡米亞療養，我從克裡米亞回來後，我們必須還清債務。就這樣，我在1923年底，不得不在一家電影院裡工作」，1927年，蕭士塔高維奇在他的第一份個人自傳中如此寫下自己的窘困境況。他對電影院裡的工作深惡痛絕，乃至到了晚年回憶起這段往事時仍然憤憤不平：「這工作又討厭，又令人筋疲力盡。工作很累，工資低微。可是我幹了，哪怕是那麼微薄的錢也是我巴望著想要的。當時，我們就是這麼困難。」
但在音樂史上，這是一位冉冉升起的新星偉大創作的起點。1925年，他以《第一交響曲》畢業於列寧格勒音樂學院，被視為作曲神童，兩年後，他的《第二交響曲》即《獻給十月革命》也贏得了一片讚譽。20世紀20年代的蘇聯藝術家們信仰革命，認為革命之神已經取代了舊時代的繆斯，給藝術注入了新的活力，1927年蕭士塔高維奇根據果戈理諷刺小說《鼻子》創作的三幕歌劇就是一個典型的嘗試，被認為「拋棄了古老的歌劇創作形式……用新的音樂語言來創作歌劇」，它是一顆「無政府主義的手雷」，「為蘇聯歌劇建設」掃清了道路。
然而這幕歌劇總共只上演了16場便被宣告禁演。最主要的原因是蘇聯國務和黨的活動家謝爾蓋·基洛夫對這幕戲劇進行了嚴厲的批評。直到44年後，這幕歌劇才再次上演。這是蕭士塔高維奇第一次感受到盤旋在藝術之上強大的政治力量。
創作中的蕭士塔高維奇
「謝謝你的幫助，約瑟夫·維薩裡昂諾維奇(史達林的名字)。我將日夜為你禱告，求主原諒你在人民和國家面前犯下的大罪。主是仁慈的，他一定會原諒你。我把錢給了我所參加的教會。」
當蕭士塔高維奇從鋼琴家尤金娜那裡聽到她給史達林寫的這封回信後，理所當然地感到異常恐怖。沒有人膽敢給史達林寫這樣一封斥責他罪惡的信，蕭士塔高維奇將其稱之為「自取滅亡」。在他看來，只有尤金娜這樣具有「顛僧」氣質的人才會做出這樣讓人恐怖的事情。那是在1948年的某一天，史達林突然指示要一張尤金娜演奏的莫扎特《第23鋼琴協奏曲》的唱片，恐懼的下屬們找來了更恐懼的指揮，讓他在一種異常恐怖的環境下進行指揮。但他們太恐懼了，以至於換了3個指揮才錄好這張獨一無二的唱片，呈送給史達林。史達林指示給尤金娜送上2萬盧布以為酬金，而尤金娜卻寫了這樣一封回信。
蕭士塔高維奇不喜歡尤金娜，但卻能理解其中的恐怖的意義，因為他就是這首恐怖賦格曲中一個戰戰兢兢的音符。
1947年10月，莫斯科，蕭士塔高維奇（右一）在理論課上彈奏鋼琴向學生演示
「你也知道，列寧在他的《政治遺囑》裡說史達林只有一個缺點——粗暴。其他一切都好。現在我們都知道得很清楚了，黨領導之所以認為沒有必要把史達林從黨的首腦的地位撤下來，是因為按他們的看法，粗暴算得了什麼缺點？相反，粗暴簡直等於勇猛。」蕭士塔高維奇在他的回憶錄中如此評價史達林，他認為史達林是「粗暴與殘忍永遠聯繫在一起」的例子之一。他在回憶錄中直言自己「最不能容忍」的就是「粗暴」。但這些直言不諱的批評只能在他死後出版的回憶錄中出現。
他的第七交響曲，於1941年在古比雪夫避難期間完成。此時二戰的炮火響徹俄羅斯大地。他所摯愛的城市列寧格勒已經被重重包圍，寒冷、飢餓、戰爭和死亡正在毀滅著這座城市，絕望插著恐怖的翅膀降臨在每個人的頭上。1942年3月5日，這首交響曲在古比雪夫文化宮首演，人們注意到出現在臺上的蕭士塔高維奇「似乎忍受著極端的苦痛」。這種苦痛來自於竭力承受的巨大哀傷，「這哀傷深到眼淚已經流幹了」。這是蕭士塔高維奇為飽受恐怖和戰爭的俄羅斯人民寫的一首安魂曲。任何一位用心聆聽這首交響樂的人都會理解：它撕開了恐怖的面孔，從而將希望的陽光帶到這個幾近毀滅的國度。
1953年3月5日21點50分，史達林死了。
根據某個來源不明的傳言。在他死亡的那一刻，屋子裡迴蕩的正是尤金娜演奏的那曲獨一無二的莫扎特《第23鋼琴協奏曲》。這多少有些隱喻的意味：音樂最後還是戰勝了恐怖。就在這一年的12月17日，列寧格勒愛樂樂團在蕭士塔高維奇的家鄉列寧格勒演奏了他的第十交響曲。蕭士塔高維奇將其視之為他最完美的成就，也是他用音樂給那位「已死的暴君」一次諷刺性的復仇。因為這首交響曲刻畫的正是他內心中的「史達林的音樂肖像」：「憤怒、暴戾、猛烈的敲擊、絕對的殘酷無情」，它是邪惡勢力的音樂化身。
1941年，列寧格勒音樂學院的成員在參加消防演習，身著消防隊員制服的蕭士塔高維奇（右）拿著水槍參與其中
悲愴的復仇只能在史達林死後才能達成，如果他活得更加長久，那麼蕭士塔高維奇的命運幾乎可以肯定會以悲劇收場，只是遲早的問題。他在第七交響曲的短暫成功之後，很快就再次成為批判的對象。1948年，他再度被史達林點名，受到公開鞭撻。反人民的形式主義的帽子被牢牢扣在他頭上。史達林讓他活著的唯一原因就是他可以為那些給史達林歌功頌德的電影譜寫輝煌壯麗的配樂。就像他在1949年為電影《攻陷柏林》所做的組曲，在片尾，雄壯的旋律中，扮演史達林的演員走下飛機，接受群眾演員聲嘶力竭的山呼萬歲，終曲在史達林向民眾做出的「你們將擁有幸福和快樂」的許諾中落下帷幕——這是蕭士塔高維奇唯一的用處，因此史達林才讓他以御用配樂師的身份苟延殘喘。直到史達林的猝然死亡將他解脫出來。
然而這自由恐怕也只是死亡迫近前的點綴，越來越多的榮譽像鐵屑一樣吸附在他的身上。他不願離開這片他生活和熟悉的土地，但又難以抑制自己看到這片土地被殘酷蹂躪的哀慟。「回頭看，除了一片廢墟，我什麼也看不到；只有屍骨成山。我不想在這些廢墟上建造新的波將金村。」
「死亡的權力無邊」，他如此寫道。他曾經一再地逃避死亡，抗拒死亡，但他現在「已經看到了死神的眼睛」。他所擔心的不再是被死亡突然攫住，他甚至不擔心死後的湮沒，讓他擔心的是死了還要被人操控：
你知道，死人有個毛病，就是涼得太慢，他們太燙，所以給他們澆上紀念的湯汁——最好的膠質，把他們變成肉凍。
1945年，蕭士塔高維奇（中）與蘇聯作曲家謝爾蓋·普羅科菲耶夫（左）、阿拉姆·哈恰圖良（右）
為了防止變成肉凍，他做了最後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把他所經歷的一切口述記錄下來，交給學生伏爾科夫，讓他在他死後想方設法出版，讓人們看到他所經歷的一切。只有這樣，死亡才不會成為被利用的肉凍，死者才能在記憶中一次次地對活人講述他生前躲藏的秘密，死亡才不會是最終的結局，而是一首餘音不絕偉大的終曲。
1975年8月9日，他終於等到了那個時刻，旋即被澆上「紀念的湯汁」：「我們時代最偉大的作曲家，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列寧勳章與蘇聯國家獎章獲得者，共產黨忠實的兒子。」伏爾科夫發現安臥棺中的蕭士塔高維奇臉上帶著微笑，「超脫、安寧、平靜、滿足，似乎他又回到了童年。似乎他已經逃脫了一切」。而他的音樂將說出真相。
長按圖片，支持國曆君
註：本文為國家人文歷史原創，未經授權嚴禁轉載、抓取，歡迎轉發朋友圈。
【國家人文歷史】系今日頭條籤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