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寅恪
文/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張國剛
陳寅恪先生的治學道路可以劃分為三個階段，1909年以前即20歲以前，是他在國內求學時代（雖然曾短期赴日本），為陳寅恪學術發展的第一階段，主要是奠定了他的中國傳統國學根基。20歲以後，他先後在瑞士、法國、美國、德國留學，其中以在德國柏林大學時間最長，是陳寅恪先生學術道路上的第二個階段，是學習西學的階段，也是陳寅恪之所以成為陳寅恪的一個關鍵時期。1926年以後，先生到清華國學研究院任導師，是陳寅恪學術發展道路上的第三個階段，即融會中西學術於一體的創造階段。陳寅恪研究中目前最不清楚的是他的留學生活。人們引據最多的無非是俞大維、毛子水的頗帶感情色彩的回憶文章。
1969年，陳寅恪先生遁歸道山不久，法國著名漢學家戴密微就在《通報》（T』oung Pao）上發表悼念文章說：陳的去世，使我們失去了本世紀他那一代人中最博學的學者。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1971年第3輯出版了俞大維作序的陳寅恪先生論文集，德國漢堡大學中國語言文化系教授劉茂才發表對該論文集的書評，讚嘆陳先生治學範圍之廣博。陳寅恪是如何獲得如此廣博的語言與學科知識的？劉茂才教授的書評中提到陳寅恪先生當年在柏林的一些老師。除了呂德斯（Lueders）外，還有海尼士（Erih Haenisch）、米勒（F.K.W.Mueller）、豪爾（Erih Hauer）、福蘭閣（Otto Franke）等等。這些學者都是當時柏林大學印度學系、漢學系和柏林民俗博物館的教授或者東方學家。本文擬根據筆者在柏林調查的一些材料，對陳寅恪求學德國期間柏林學術界的有關情況作一個簡單介紹，以期為陳寅恪研究提供一些背景知識。
關於陳寅恪先生當年在德國留學的情況陳寅恪先生留德的一些基本材料，劉桂生教授在《陳寅恪、傅斯年留德學籍材料之劫餘殘件》中已經有些介紹。筆者1997年8月在柏林訪問時也查找了若干材料。除了劉教授文章中介紹的材料以外，主要是陳先生每學年的學期登記表，比如其中記載陳先生1921/1922學年的冬季學期和1922年的夏季學期居住在康德大街30號（Kantstr.30），從1922/1923年冬季學期到1924年夏季學期則搬遷到科那塞貝克大街22號（Knesebekstr.22）。我很想找到陳寅恪先生當年修讀課程的資料，發現有些學生的肄業證書上附記所讀課程，如俞大維先生的肄業證書上記載他曾經選讀一門物理學方面的課程。但是陳先生的離校證書存底上卻沒有任何修讀課程的記錄。據筆者詢問洪堡大學檔案館的管理人員，得知1924年以後結業的學生檔案有另外的管理辦法，即學生修讀的課程與結（肄）業證書的存檔不在一起，而是記載在另外的材料上，而這些材料因毀於戰火而無從查找，使我們無法了解陳寅恪先生當年選讀課程的具體情況及學分。檔案記載陳先生1921年11月3日入學，1925年12月17日退學。在辦離校手續的材料中，只發現了一條陳先生被警察局召見的記錄。檔案館的管理人員告訴我，對於外國留學生，常有戶口登記或者其他問題，需要去警察局辦理。
陳寅恪先生在柏林大學註冊登記表上寫的是哲學專業，但是在從1921年到1925年的每個學期登記表中（除劉教授文中介紹的第112冊外，後來每年都有）則是梵文。這是因為當時的印度學和漢學等學科都屬於哲學學院，並不表明陳先生最初申請讀哲學，後來改成了主修梵文，所以有的表格中便註明Sanstrik/（phil.），意即「梵文（哲學學院）」。
柏林大學課程開設情況德國柏林大學正式創建於1810年。創建人、首任校長威廉·洪堡引進了一個新的注重科研的辦學方針，近代意義上西方的大學體制實際上是從德國柏林大學開始的，或者說脫胎於中世紀教會學校的西方高等學校只是在威廉·洪堡建立的柏林大學才真正變成近代意義上的科研型大學。本世紀20年代柏林大學的課程設置格局至今仍然沒有根本的變化。除了各系的專門課程外，大學裡有一些跨專業的公共文化課程，其中與陳寅格的興趣相關的有「中國宗教」、「中國哲學」、「東方倫理學」等。此外，德國高校設置有數十種自由選修的語言課程，除了英、法、俄等歐洲現代語言外，還有各種東方現代語言與古代語言。這就為陳寅恪先生當年學習各種語言提供了便利的條件。
1988年在廣州召開的紀念陳寅恪教授國際學術討論會上，季羨林教授為我們解讀了陳寅恪先生的64本筆記本的內容。其中涉及藏文、蒙文、梵文、巴利文等多種文字，這些語言和文字，在當時的柏林大學都有課程開設。從筆記本的內容看，我認為它們主要是陳寅恪先生選學有關課程的筆記。德國柏林大學的語言課程可以分為兩類：一是基礎語言課（Sprache Kurs），二是閱讀練習課（übung）。前者一般是學習語音、語法與詞彙；後者一般是閱讀理解方面的訓練。
陳先生筆記本藏文13本中的第8本封面寫著「藏文一」，裡面是藏文字母表和藏文格的變化，第12本裡面也是藏文語法。第9本的封面寫著「藏文二」，裡面抄的是藏文句子和單詞。這就是陳寅恪先生學習藏文語言課（Sprache Kuts）的筆記本。練習課要求閱讀原文，一般按照程度不同選學一些文獻資料，通過翻譯練習，培養閱讀理解原文的能力。筆記本藏文第10本和第11本的內容是藏文文獻，有的還用漢文、英文、德文作注，應該就是閱讀練習課（übung）的課堂預習筆記。筆記本藏文第2、第3、第4、第5和第6本是藏文佛經或碑銘，有的還有英文譯文，也當是閱讀練習課的筆記本。
筆記本蒙文第2本是西蒙古語的字母表、元音表、複合元音表、輔音、數詞、名詞的格、前置詞等，還有蒙德詞彙等，當是基礎語言課的筆記。第5本一頁用老蒙古文抄寫的蒙藏事務衙門申報內容，當是閱讀練習課的筆記。我們知道，當時柏林大學有海尼士教授開設蒙語公文選讀之類的課程。陳寅恪選修其他語言筆記本的情況可以類推。
由於這些課程是自由選讀，即使讀學位的人也不一定非修讀不可，甚至也不記學分，是否參加考試也完全由本人自願決定，甚至開課時間也可以預先約定，所以這十分對陳先生的口味。例如1924/1925年冬季學期荷爾曼博士（Dr.Albert Herrmann）開設「中國上古歷史與地理」、「13世紀以前中國的遊記」兩門課程，並沒有給出具體上課時間、地點，而是根據選修者的情況，預先另行約定開課時間。
在陳寅恪先生的筆記本中還發現了大量的書目。我推測這是柏林大學另外一類課程——討論課（Seminar）的學習筆記。討論課一般由老師給出若干討論題目，同時給出大量的書目，參加者閱讀有關書籍與文獻，寫出口頭和書面讀書報告，並且進行討論。當時沒有複印設備，學生只有把老師給出的書目抄在自己的筆記本上。筆記本「蒙文」第1本的各種書目甚至都編了號碼就是證明。「藏文」第1本用德文寫著「柏林甘珠爾」、「聖彼得堡甘珠爾」，這可能是討論課的內容，其中還夾著一張1924年9月8日的借書條（當時還是暑假），也許是陳寅恪先生準備下學期討論課用的。30年代，陳寅恪先生曾偶爾翻開過這些學習筆記，可能是想起了他當年在國外留學時的辛苦情形，發出了「恍若隔世」的滄桑感嘆。
柏林大學的印度學系和呂德斯對陳寅恪的影響陳寅恪先生是專門到柏林大學學習印度學主要是梵語言文學的，那麼柏林大學的印度學是個什麼樣子呢？
柏林大學的印度學專業是1821年建立的，著名語言學家和梵文學者、曾任普魯士政府教育部長併兼任柏林大學校長的威廉·洪堡，聘請在巴黎執教的鮑勃（Franz Bopp）出任這個學科的首任教授（任職時間1821—1856）。鮑勃以他五年前出版的《論梵文的連詞體系：與希臘語、拉丁語、波斯語、日耳曼語連詞體系的比較》知名於世，是比較歷史語言學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接替鮑勃的是魏伯（Albrecht Weber，任職時間1856—1902）。魏伯的繼承人是皮舍爾（Richard Pischel，1849—1908，任職時間1902—1908）。此後幾十年間，德國許多著名的印度學家如季羨林先生的吐火羅語老師西克（Emil Sieg）和哥爾納（Karl.F.Geldner）等蜚聲世界的梵文學者都出身於柏林（西克1896年完成其教授論文）。從這裡走出一個個梵文學教授，擔任哈勒大學、基爾大學和格廷根大學等印度學重鎮的教席。
本世紀初葉，給柏林印度學研究賦予新的歷史使命並開闢新的研究領域的學者是皮舍爾教授。19世紀末斯文赫定對於中國新疆地區的考古調查，在西方學術界引起了巨大關注。1901年斯坦因在漢堡東方學國際學術大會上報告了他受當時印度殖民政府的委託在中國西陲考察的巨大收穫。1902年皮舍爾就任柏林大學印度學教授職位，便積極推動中亞考古工作。他組織成立了「吐魯番委員會」（Turfan-Kommmitee）並擔任負責人，於是就有了柏林民俗博物館的印度部負責人格倫威德爾和勒·科克等領導的四次吐魯番考察活動。此後皮舍爾陸續發表了對吐魯番梵文文書的研究論文。
吐魯番考察隊帶回來的手稿和印刷品有17種不同的語言和24種不同的文字。其中最豐富的是伊朗學和突厥學文獻，特別令人驚異的是在佛教文獻中發現了過去完全無人知曉的一種印度——日耳曼語言——吐火羅語，而柏林的兩位印度學家西克和西克林（Wilhelm Siegling）就是這種語言的發現者和破譯者。
皮舍爾不幸於1908年死於一次事故，他的接班人是呂德斯（Heinrich Lueders，1869—1943）——眾所周知的陳寅恪的授業老師。呂德斯在格廷根大學博士畢業，並跟著名的埃及學和語法學家基爾霍恩（F.Kielhorm）完成教授論文，曾在牛津大學短期進修。移帳柏林以前，他是羅斯託克大學和基爾大學的教授。柏林印度學界後來評論說：呂德斯在柏林大學33年非凡的業績表明，當初請這位年僅40歲的學者來柏林執掌世界一流的印度學教座，是哲學學院多麼英明的決策。
對於呂德斯的治學特點，他的及門弟子阿爾斯多夫（Ludwig Alsdorf）這樣評論道：呂德斯也許是那個時代最後一位難以用「印度學家」來概括的學者，人們無法說出他的研究重點是什麼，也無法說出他專攻什麼領域。他是吠陀語文學（Vedische Philologie）最偉大的導師之一，他始終把吠陀研究作為印度學研究的中心內容；他也是最有成就的碑銘學家和古文字學家，而巴利文和梵文佛教文獻又是他最致力和成就卓著的領域之一。呂德斯還主編出版了德藏吐魯番文書（未竟之業後來由其學生瓦爾德施米特——季羨林先生的博士導師等主持繼續完成）。他還留下了數不清的未出版的文稿。呂德斯為人正直，納粹政權企圖利用他的聲望為法西斯政治服務，他毅然提前於1935年不事聲張地悄然退休，從此到1943年去世再也沒有去柏林大學講課。
呂德斯培養了許多著名的印度學家。其中為中國學者所知的一位就是季羨林先生的老師瓦爾德施米特（Ernst Waldschmidt，1897—1985）。瓦氏1918—1919年在基爾大學師從西克學習印度學。次年西克赴格廷根大學任教，瓦氏到柏林大學繼續學習印度學，兼漢學和藏學，他的老師分別是呂德斯、舒爾茨（Wilhelm Schulze）和福蘭閣。1924年博士畢業，呂德斯建議他的學生去柏林民俗博物館印度部做勒·科克的助手，研究中亞考古特別是吐魯番文獻。從此，瓦爾德施米特畢生從事西域宗教及吐魯番文獻的研究，主編出版了《吐魯番發現梵文寫本叢刊》。瓦氏實際上與陳寅恪基本上是同齡人，兩人基本上是同時在呂德斯那裡受業的同學。呂德斯也有一些外國學生，除了陳寅恪外，還有來自印度的留學生。
這裡我還想再回到陳寅恪先生那些筆記本上來說幾句。筆記本「梵文、巴利文、耆那教」共10本，其中第3本封面題梵文大訓（大疏），內容是印度古代大語法家patańjali所著的Mahābhāsya，裡面是英文譯文。而呂德斯正是這部經典的權威學者。第5、6、7本是石刻碑銘，這正是呂德斯科研的強項。第4本、第8、9、10本是巴利文詞彙本，而巴利文正是呂德斯最重要的研究領域。筆記本「突厥回鶻文一類」第14本中有幾位教授的名字，其中就有呂德斯的名字，說明陳先生確實聽過他的課[11]。我們無法具體論證陳寅恪先生從他的老師那裡學了些什麼，但是，從以上所述呂德斯廣博的治學領域和治學興趣、以佛教文獻為中心的治學特點和他在政治上剛直不阿的品格，也許可以對陳寅恪所受的影響做些推測。
米勒及其他柏林學者米勒（Friedrich Wilhelm Karl Mueller，1863—1931）是陳寅恪先生在柏林求學時的另一位老師。米勒1883年入讀柏林大學神學系，那時候學習神學的無不兼攻東方學，但是像米勒那樣同時也學習中文的則不多。他的中文老師是著名漢學先驅顧魯伯（Wilhelm Grub）。後來他又求學於萊比錫大學，1889年博士畢業，嘎伯冷茲（Von Gablentz）是他的導師之一。
米勒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就在柏林民俗博物館（Museum fuer Volkeskunden）兼職，做顧魯伯的助手，畢業後便繼續在這裡的東亞部任職。當時東亞部負責人是顧魯伯，印度部負責人是格倫威德爾。後來米勒接替顧魯伯出任館長助理職務，負責東亞部。義和團運動期間他有機會到遠東旅行考察。回國後不久便擔任館長。所以陳寅恪留學柏林期間，米勒的職務是柏林民俗博物館的館長。在德國，國立博物館的館長照例帶教授職稱。
米勒的治學領域十分廣博，除了阿拉伯、波斯等東方語言外，尤其對印度支那語言如馬來語、暹羅語都有精深的研究。他發表的論文還涉及吐魯番佛教文獻、開封的猶太教教堂以及回鶻、粟特等西域語言、文獻、歷史與宗教。魏勒和申德樂說：「在德國甚至在整個東方學界，沒有人有米勒那樣廣博的治學領域。」米勒在柏林大學開設課程，如1924/1925年冬季學期講授「吐魯番發現的佛教文獻」。
陳寅恪留德期間，柏林大學的漢學家主要有福蘭閣（Otto Franke，1923—1931在任）、海尼士（Erich Haenisch，1921—1923代理教授）。福蘭閣的情況，筆者已有專文介紹，此處不擬詳論。海尼士1899年在柏林大學學習漢學、蒙古學和滿洲學，兼修印度學等東方學科。1903年博士畢業，1913年通過教授論文，他的論文充分使用了漢文、滿文和蒙文資料。1920年柏林大學漢學系新設了一個滿洲學和蒙古學教授職位，由海尼士擔任。1921年漢學系主任教授高延去世，他代理教授職務，直至1923年福蘭閣前來就任。我們在1922年夏季學期的課表中發現有海尼士開的「滿文語法」，每周五中午12點至1點；「蒙文選讀」，每周四上午9點至11點。同一學期米勒在這裡講授中國佛教文獻，施米特博士（Dr. Erich Schmidt）講授中國宗教哲學等。
海尼士在學術界以蒙古史研究著稱，他的同事豪爾（Erich Hauer，1878—1936）則以滿洲學見長。豪爾1921年柏林大學博士畢業後，也在該校講授滿文語法及滿文選讀課程。他的主要著作有《滿蒙文文法》和《滿漢文文法》等。福蘭閣、海尼士、豪爾曾經與藏學家富讓克（A.H.Francke）合作，共同研究勞弗爾從北京弄來的漢蒙滿藏四語碑。這種治學風氣，無疑對陳寅恪的治學旨趣產生了相當的影響。陳寅恪先生後來所說的「預流」問題，並不是「預」當時中國學術界的潮流，而是歐洲東方學界包括柏林學術界的潮流。
從陳寅格先生後來的治學實踐俞大維曾經以元史為例，說明陳寅恪先生為我國第三代治蒙古和元史學者的代表：第一代發現了《蒙古秘史》等，但不懂蒙古文；第二代利用了歐洲譯文補正元代史實，但是不懂西域文字。第三代學者「開始研治西北及中亞文字，期可閱讀蒙古史的直接資料」[15]。陳寅恪先生學習《蒙古秘史》以及蒙古文字、西域文字的老師就是以研究《蒙古秘史》及元史知名於世的海尼士教授。回國後陳先生發表了「蒙古源流研究」等系列文章。
陳寅恪先生開始在清華任教所開設之課程是「西人之東方學之目錄」、「梵文文法」等，指導學生研究論文的領域是「古代碑誌與外族有關係者之比較研究」、「摩尼教經典與回紇文譯本之比較研究」、「蒙古滿洲之書籍及碑誌與歷史有關係者之研究」等。根據蔣天樞教授編著的《陳寅恪先生論著編年目錄》，從1927年開始，陳寅恪先生陸續在《國學論叢》發表了《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在《清華學報》發表了《童受喻鬘論梵文殘本跋》；在《北平圖書館月刊》發表了《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等文章；後來又在《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上發表了《幾何原本滿文譯本跋》等文章。顯而易見，陳寅恪先生的教學內容和科研的選題基本上不出佛學、梵學及蒙古學、滿學等範圍，也就是說與柏林漢學家和印度學家們的研究旨趣相同。
陳寅恪先生在清華園期間校讀漢譯佛典很勤，大約因此而同時精研六朝隋唐歷史，1935年開設「晉至唐史」。所以此後關於隋唐史的論著漸多，而關於梵學與西北史地的論文漸少。其重要原因當是此種學問在當時乃是歐洲東方學界的「潮流」，而不是中國學界的潮流，「預流」實屬不易，故曲高和寡。國外新的研究成果在抗戰期間很難見到，國內沒有條件繼續進行此類研究，所以使陳先生不得不放棄自己擅長的領域，改治中古歷史。由此可見，有人說陳寅恪先生是國學大師，並不是先生的初衷。先生的初衷是要致力於西學——西域史地（所謂不中不西）之學，而他的這種志向和根基正是在留學柏林期間養成的。
陳寅恪先生回國後之所以立即名滿天下，主要是因為他在西域史地之學中的造詣以及他發表了那些無人敢於涉足的學術領域的論文。這樣的學術領域正是國際東方學界的「潮流」。中國幾乎只有陳寅恪才是有資格的預流者。敦煌吐魯番文獻的發現和運用，使中國學者在這些領域裡有獨特的發言權，但是只有那些同時具備西方學者所掌握的語言知識的人，才有能力與西方學者對話。在中國當時也幾乎只有陳寅恪才是有資格的對話者。因此，在「西潮」洶湧的二三十年代，本來就有深厚國學功底和家學源流的陳寅恪，受到中國傳統學術界的推崇乃至頂禮膜拜（比如由陳寅恪審查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和鄧廣銘的《宋史職官志考證》；鄭天挺說陳寅恪是「教授的教授」；傳說中梁啓超向清華研究院推薦陳寅恪的激賞之詞等），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陳寅恪的這種先驅者的昭示作用，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到後來者如季羨林、韓儒林、周一良等在國外的求學道路。
（本文收入《陳寅恪與20世紀的中國學術》，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又刊《國際漢學》2012年第2期，第86—94頁。）
張國剛
作者張國剛，系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曾為聯邦德國洪堡學者,主要致力於中國古代史、中西文化關係史的研究。本文原標題為《陳寅恪留德時期柏林的漢學與印度學 ——關於陳寅恪先生治學道路的若干背景知識》。本文注釋省略，文度記受權發布，未經許可，請勿轉載。
原標題：《陳寅恪回國後為什麼能立即名滿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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