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創： 瀋河西 文學報
有句很雞湯的話說：世間所有的相遇都是久別重逢。這句話看上去很美，在有些時代，人與人的相遇實在是太難了，李白杜甫這兩位時代最耀眼的詩人，縱其一生，約定再三，也不過相遇了三四次；而有些時代，相遇太難容易，遇見太多，反而如流星擦肩而過，相遇也不過是一次碰面，再無其他。我們以為，那些文藝大咖的相遇會碰撞出恆星般光芒，不，很可惜，他們沒有給對方給自己帶來更多。
今天的夜讀，一起聊聊那些作家的相遇，這不是八卦，或許歷史經驗在說，偉大遇見偉大，未必有火花，平凡遇見平凡，未必沒有精彩。
瀋河西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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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家衛與張愛玲前段時間香港一位學者在媒體上向世人公開了一封張愛玲在過世前兩個月寫給王家衛的信，信中講到王家衛有意拍《半生緣》，他還向張愛玲寄過自己的錄影帶，但張當時正在病中無法觀看，所以託皇冠出版社作決定。其實此事坊間一直流傳，世人也總愛從王家衛的電影中尋找張愛玲的痕跡，但王家衛曾親口對媒體否認與張愛玲有過任何交集，但這份親筆信總算證實了二人間確實存在過這一段緣分。當然王家衛最終沒能拍成《半生緣》，也無從得知他是否收到過這封信，而張愛玲在去信兩月後溘然長逝。
不妨假設，即便二人有緣相見，王家衛不可能說出一口王家衛式的臺詞，張愛玲也不可能說出張愛玲式的句子。沒有誰活在自己的虛構裡。更何況你能對一個被病痛折磨、與世隔絕數十載的老婦人說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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喬伊斯（左）與普魯斯特不是所有偉大心靈間的相遇都能按照粉絲所願編輯出一本訪談錄，很多時候恰恰相反，這樣的相遇往往以最平淡無奇的方式開場，最終如王家衛與張愛玲般無疾而終。
譬如，20世紀初最偉大的兩位文學家喬伊斯與普魯斯特只不過在一個聚會上打了一個照面，二人從未讀過對方的作品。這段相遇有諸多版本，但基本每一個版本裡都沒有任何後人期待的思想交鋒、臧否文學。其中有一個版本是這樣的：
喬伊斯說：「我每天都頭疼，我的眼睛難受極了。」普魯斯特答道：「哎，我可憐的胃啊，怎麼辦呢？疼死我了。真的，我馬上就得走。」然後他就真的離開了。
在另一個版本裡，他們互相問的問題是對方喜不喜歡吃塊菌。不論何種版本，在後世看來，這樣的交集實在乏善可陳，波瀾不驚。沒有誰是誰的仰慕者，連一聲珍重都是多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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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帕斯捷爾納克、茨維塔耶娃、裡爾克還有一種相遇以歇斯底裡的澎湃開場，然後激情變質成加諸給對方的懲罰，直到一方退出最終成全。譬如裡爾克、茨維塔耶娃與帕斯捷爾納克三人間亦師亦友、說不清也道不明的三角關係。帕斯捷爾納克只在十歲時見過一次裡爾克，而茨維塔耶娃從未見過裡爾克。在沒有微信群的年代，三位詩人的相遇只在信中展開，他們說俄語。起初是帕斯捷爾納克與裡爾克間的通信，後來茨維塔耶娃加入。與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萍水相逢不同，這三人的緣分起源於智性、才華與聲望所施加的不平等，裡爾克是當時的神，帕斯捷爾納克與茨維塔耶娃是崇拜者，後兩位還互相崇拜。當然，在日後的讀者心中，他們兩人也成為了未來的神。
正如蘇珊·桑塔格在記述三人的交往時寫道：雖然兩位青年詩人自稱師從裡爾克，但通信很快就變成一次親和的競爭、平起平坐的交流，進而演變成互相佔有。這場上世紀最偉大的幾位詩人間的魚雁往還最終就像三顆擦槍走火的子彈，漸漸偏離軌道。熱情而執拗的茨維塔耶娃若按今天的話來說，可以稱得上世紀最「作」女詩人之一。粉絲與偶像間的通信漸漸開始摻雜愛欲的成分，她對於裡爾克身上神性的佔有欲終於使帕斯捷爾納克招架不住，他主動退出。茨維塔耶娃過於豐沛的激情也讓裡爾克望而生畏，後來他不再回信。詩人是不死的。但裡爾克最終還是去世了，神的隕落終於讓三個人的關係回落到世俗的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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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丁玲與美國詩人墨溫和桑塔格在愛荷華也有一種相遇，更多的是誤解和誤讀。譬如共同受到聶華苓邀請參加「愛荷華國際寫作計劃」的丁玲與桑塔格，那是1981年秋。丁玲為什麼訪美?其中一個原因是她「希望讓聶華苓可以更了解中國」。
丁玲或許是「文革」結束後桑塔格見過的第一位來自共產主義中國的左翼作家，而桑塔格或許也是丁玲在「文革」結束後見到的第一位西方作家。同是左翼女作家，兩人之間到底聊了什麼？無人有過記錄，對方的名字也從未見諸彼此的筆端。聶華苓在幾年前的一次採訪中提到二人的相會，「她們的談話沒有政治意味，在那樣一個場合裡，大家就是吃飯，聊天，玩兒。也不討論其他什麼問題」。茶餘飯後之餘，兩人究竟有沒有任何實質性的交流，無從得知。但在當時的時代環境下，即便二人有交流，若提及中國革命、文學理念，或許齟齬多過認同。
丁玲是誰呢？在聶華苓的回憶中，丁玲只有批評沒有批判，是情緒化的未經反思的，顯然，聶華苓印象中的丁玲如她筆下的杜晚香一樣依然是一個刻板僵化的文藝領導者的形象。這也大致代表了當時的主流西方知識分子對於這個中國女作家的認識。
今年出版的《丁玲傳》呈現了一個擁有複雜面相的丁玲。按照批評家賀桂梅的說法，她是唯一一個與「20世紀中國」相始終的人物，一生都對革命保持了一種信念式的執著。
蘇珊·桑塔格寫過《中國旅行計劃》的桑塔格曾經在1970年代兩次造訪中國。這位對社會主義國家充滿浪漫想像的左翼女作家很快發現自己被騙了，因為女翻譯戰戰兢兢地問她有沒有看過《1984》，「中國就像那樣」。
不難想像，儘管同被劃歸在左翼作家的陣營裡，但桑塔格也只能以當時主流的「傷痕文學」的邏輯來看待丁玲——在她眼中，丁玲是一個「自覺服膺於體制而不自知的犧牲品」。她無法理解作為「活化石」的丁玲。桑塔格對丁玲的感受或許同情多過於理解。而對丁玲來說，若桑塔格質疑她終生所為之奮鬥的革命事業，她又作何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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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者還有一種偉大心靈間的相遇叫「縱使相逢應不識」。在紀錄片《佩索阿遇上卡瓦菲斯的那個夜晚》裡，上世紀最偉大的葡萄牙詩人佩索阿與希臘最偉大的現代詩人卡瓦菲斯在一艘去往紐約的輪船上不期而遇，兩人不知道對方是誰，也不曾記住對方的名字。這段相遇從未見諸後世研究者的文獻中，卻被一個來自希臘山村的默默無名的青年卡普波洛斯無意中記在日記中，並被80年後的一位希臘導演發現。這樣的曲折和巧合本身已經是一場奇蹟。
紀錄片的前半部分以文獻鉤沉的手法挖掘出了佩索阿的分身——岡波斯。塵世中與文本中的佩索阿之外，他為自己取了岡波斯這個名字，身份是船舶工程師。
佩索阿在文章中自述：自童年起，我就一直保有創造一個在我周圍的虛構世界的傾向。我第一個假想人叫做德巴爵士，我6歲那年，我寫了署名是他的信給自己。
卡普波洛斯先在船上見到佩索阿，後者自稱自己叫阿爾瓦羅。有意思的是，當卡瓦菲斯出現後，佩索阿耽於幻想和虛構的毛病又犯了。當卡普波洛斯向他打招呼時，眼前的這位阿爾瓦羅卻說自己不叫阿爾瓦羅。他告訴卡普波洛斯：我是很多個他者。
佩索阿耽於冥想，遠離塵世與肉身，而卡瓦菲斯則是飄落在愛琴海風中的費洛蒙，沉迷於美少年的肉體。若按照時下最流行的腐劇的講法，卡瓦菲斯遇到小他20多歲的岡波斯時，或許想起記憶中的那些希臘美少年，那些青春歲月裡「做夢一般攝人的美」。
佩索阿和卡瓦菲斯聊了什麼？在卡普波洛斯的日記中，沒有特別多的記述。但他記下佩索阿說了一句：我改變了語言，就改變了祖國。語言才是我們唯一的祖國。
觀眾和讀者會好奇，導演為什麼拍這樣一部片子？即便證明二人曾經有過一番因緣際會又怎麼樣呢？難道僅僅為了製造一點文壇八卦嗎？佩索阿的那句話或許代表了導演的初衷，他或許是想借兩位偉大詩人的相遇試圖去揭示詩人的某種共性。二者確實有諸多的共通點：與許多有過流亡經歷的詩人不同的是，除了少數時間旅居國外，他們幾乎終生都生活在生於茲、歸於茲的城市。再譬如，來自「昨日的世界」的兩個人都對彼岸的新世界充滿好奇，但同時又對新大陸的消費主義文明充滿警惕。在卡普波洛斯的日記中，第二天，紐約股市崩盤，世界經濟危機開始敲響歐洲文明的喪鐘。紐約已經人心惶惶，二人隨即打消了繼續這段旅途的打算，終生未曾踏上新大陸。又譬如，二人都是馬克思·韋伯所描繪的那個現代性的「鐵籠」裡的隱居者，為資本主義的科層制所苦，以詩歌爭得內心的自由。偉大詩人的宿命和使命都是相似的，對人類境遇、人生的意義進行無盡的拷問。電影後半段以劇情片的方式讓佩索阿和卡瓦菲斯在一個城市相遇，讓他們在彼此生命的終點在一個病房相遇。這樣的虛構手法是想說，只有一個偉大的詩人才能與另一個偉大的詩人相遇，讀懂對方。
回到開頭張愛玲寫給王家衛的那封信，對後世來說，總不免好奇兩顆偉大的心靈的相遇會碰撞出怎樣的火花。但似乎現實往往是這樣，一顆偉大的心靈遇上另一個偉大的心靈，像夜空中互相擦肩而過的兩顆流星。大多數這樣的相逢都只簡單打過一個照面，然後滑向各自的軌道。這樣的平淡無奇，反倒像是命中暗有定數。
新媒體編輯 張瀅瑩
原標題：《這些文藝大咖的相遇竟然沒有故事｜此刻夜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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