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9月13日，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張仲民做客上海市楊浦區圖書館·靜思講壇，給讀者帶來一場題為「葉落知秋：發掘清末民初那些被隱藏的故事」的講座。以下為講座部分內容，澎湃新聞經授權刊發，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講座現場胡適從1917年7月回國，1917年9月到北大任教，短短的三年之內，胡適就「暴得大名」，是多方面綜合因素的結果。我們先從胡適與章士釗的關係說起。胡適是因為向《甲寅》投稿而與章士釗結下文字緣，進而又與陳獨秀建立了聯繫，而胡適之所以與商務印書館建立關係，也是起源於章士釗的推薦。可以說，章士釗是胡適的伯樂，他在助推胡適成名的過程中發揮了重大作用，後來兩人又同在北大任教共事一段時間，私人關係頗好。
胡適出名的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他提倡宣傳白話文，故有人甚至炒作他是白話文的「祖宗」。但章士釗不喜歡白話文，最初他對胡適、陳獨秀的宣傳白話文不太在意。五四運動以後，胡適成就大名，白話文運動也開始成為潮流。章士釗就開始撰文批評起白話文和新思潮來，總體來說他的這些批評反響不是很大，沒有引起胡適重視。
1923年8月中下旬（1923年8月21-22日），章士釗在杭州暑期學校一個演講中，又嚴詞批評了新文化運動，並對正在杭州養病兼度假的胡適及其追隨者進行了形象的諷刺：「以適之為大帝，以績溪為上京，遂乃一味於《胡適文存》中求文章義法，於《嘗試集》中求詩歌律令。目無旁騖，筆不暫停……」該文《論新文化運動》稍後即連載於上海《新聞報》上。章士釗這樣的批評其實有借胡適進行自我炒作的意思，當然也有打上門來故意挑釁的意味，不過這也說明兩個人關係很好，老朋友才會這樣講。批評之後，回到上海的章士釗還特意託即將去杭州拜訪胡適的朋友潘力山去告訴胡適他這個批評。稍後，赴杭州見胡適的潘力山的確傳達了章士釗這個要求。胡適聽後卻全不在意，告訴潘說章的批評不值一駁，你也把這話帶給章士釗。潘力山這次卻沒有將胡適這個充滿鄙視的話轉達章士釗。不過10天後，胡適到上海，在亞東圖書館見到章士釗，胡適當面將這個批評告訴了章士釗，章沒有動怒，兩個人談得很好。於是胡適在日記中特意記載說章士釗這個人氣度很好，不失為一個紳士。但隔了近兩年章士釗去北京做了段祺瑞政府的教育總長，這時候他復刊《甲寅周刊》，又把在1923年8月《新聞報》上發表過的那篇《論新文化運動》在1925年9月號上重新發表。這讓胡適很惱火，因為1925年2月初，人在上海的胡適曾在餐館碰到章士釗，章邀請胡適一起拍照，並題寫了白話詩留念：「我寫白話歪詞送把你，總算是老章投了降。」面對章士釗的如此主動示好，胡適認為章士釗已經「豪爽的投降」，沒有想到章士釗又反戈一擊，於是胡適開始回應，寫了一個反駁文章，批評章士釗。這時儘管章士釗是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部長，但他的聲望、地位、影響都比不上一個在野的北京大學教授胡適。這時候的胡適，名聲如日中天，已經遠非時下的章士釗可比。
再看胡適成名過程中對胡適幫助很大的時任北大校長蔡元培。1918年胡適要出版新書《中國哲學史大綱》，請蔡元培作序。在序言中，蔡元培聲稱胡適是績溪三胡之後，有漢學正宗的遺傳，「稟有『漢學』的遺傳性」。胡適其實根本並非漢學家績溪三胡的後人，蔡元培這裡明顯犯有常識性的錯誤，但這很可能是蔡元培受到胡適誤導的結果。胡適自己不敢以三胡之後自居，但他可以有各種方式向蔡元培等人暗示自己是徽州三胡之後——畢竟誰也不會去查證此事真假。 後來蔡元培這個績溪三胡之後的說法又被梁啓超等很多人所接受。故而梁啓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裡同樣說胡適「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時人對胡適出身的這個誤會，對於胡適當時的處境及之後的形象塑造助力頗大，而實際是理學家庭出身的胡適對時人這個誤會「並不否認，而且坦然地接受」，以致於周予同等人多年以後還以此作為證據來討論胡適思想同乾嘉漢學的關係。胡適不去主動去糾正這個錯誤，實際也反映了胡適當時在北大的不自信，另外也反映出胡適好名，他想給人中西兼通、新舊融合一爐的形象。
《中國哲學史大綱》胡適的不自信我們可以通過胡適與錢玄同的關係看出。曾經有一個研究者，也就是周質平教授，他形容胡適與錢玄同的關係，稱胡適是播種者，錢玄同是一個催生者。其實錢玄同比胡適的年紀大，當時的名氣、聲望也比初回國的胡適高，胡適與錢玄同在這個時候的關係是同事，但是年輕的胡適更像是年紀大的錢玄同的導師、偶像。而錢玄同之於胡適更像是胡適的粉絲兼朋友。胡適寫出一個什麼樣的文章，發表什麼樣的言論，與錢玄同都有呼應，兩個人交往密切，錢玄同經常寫信給胡適，向胡適表達自己的仰慕之意，當然有時候也有批評，但是都屬於小罵大幫忙的狀態。特別是胡適的白話詩，在美國的時候都被他的一幫朋友拿去批評，到了北大搞白話文運動，胡適又提倡寫白話詩，但他的創作當時被很多人罵，說根本不像詩，就是累積一些大白話。錢玄同卻很欣賞，還公開表揚，不怕爭議，後來胡適就很感激，讓錢玄同為其白話詩集《嘗試集》寫序。這個時候錢玄同對胡適最大的支持還不是這個，最大的支持是近代學術史上一個有名的炒作事件——王敬軒事件，錢玄同化名王敬軒，寫了一篇文章叫《文學革命的反響》在《新青年》上發表，在這篇文章裡他是一個舊派的身份推崇林紓，批評新派的做法，尤其是白話文。然後劉半農再寫出反駁文章《復王敬軒》，對此進行嘲弄反擊。一時之間，頗引人矚目，尤其是被無故牽連的林紓加入戰團，公開寫信撰文批評蔡元培和北大。對於錢玄同、劉半農這個炒作，學界的研究夠多了，這裡不多說了。錢玄同對胡適的支持，對《新青年》的支持，在胡適看來是非常有意義，非常重要的。讓胡適自己40年後還記憶猶新：錢教授是位古文大家，但是他卻支持我的觀點，他對我們這麼同情，讓我「受寵若驚」。而錢玄同這樣的支持對胡適在北大站穩腳跟同樣是非常有幫助的，難怪胡適讓錢玄同嘗試寫這個序，而且你看錢玄同給他寫的序，表揚是不遺餘力。所以兩個人在這個時候結下了親密的戰鬥友誼，關係非常好，現在錢玄同文集裡面有不少致胡適的信，當然他只是一部分，還有很多信是收在《胡適遺稿及秘藏書信》裡，還有一些沒收進去的，後來有學者就把錢玄同文集之外的，錢玄同致胡適的信整理出來，有47封，這是保留下來的，遺失的就更多了，而且錢玄同日記裡有他經常去見胡適跟胡適吃飯聊天的記載。胡適自己的信件裡給錢玄同的信也非常多，說明當時兩個人的關係非常好。
除了蔡元培、錢玄同的支持，還有幾個學生的支持對胡適也很重要。最有名的兩個學生是顧頡剛和傅斯年，其中顧頡剛對於胡適的支持尤其重要。
胡適當時的北大校內氣氛是以舊學為主，那些學生讀古書都比胡適讀的多，所以胡適要想給青年人上課有很多人不服氣，尤其是胡適講中國哲學史大綱，當時正在北大教書的舊派學者陳漢章就說中國哲學史本身就是中國哲學的大綱，你再講中國哲學史大綱，那就是大綱的大綱，成何體統，所以他看不上胡適。加上胡適講授中國哲學史沒有從神話中的三皇五帝講起，徑直就講西周晚年的老子和孔子的思想，這不僅讓原來的老先生連呼「胡鬧」，也讓聽慣了老講法的學生們大為驚異，認為胡適不講三皇五帝，就是「思想造反」。他們認為胡適這些做法不配做北京大學教授，想把他趕走。而顧頡剛聽了胡適的課之後，認為胡適讀的古書雖然不多，但他有眼光、膽量和識見。顧頡剛把他的意見傳達給他另外一個好朋友，也就是當時的學生領袖傅斯年，傅斯年也去聽了胡適的課，認為胡適這個人讀書雖然不多，但是學問還是有的，轉而帶頭支持胡適，甚至此後事事向胡適匯報，還招致顧頡剛對其做法的不滿。但對於胡適帶給自己學術上的影響，顧頡剛卻不諱言。1924年1月29日，顧頡剛在寫給李石岑的信中曾有回憶：
民國六年秋間，胡適之先生到北京大學來擔任中國哲學功課，一般同學都很奇怪，他們說：「西洋留學生如何會講中國哲學？」我初時也存此想，但後來愈聽愈感動，覺得他講的雖是哲學，不啻講的史學，更不啻講的是治史學的方法。他用實驗主義的態度講學問，處處是出我意外，入我意中。從此，我不但有了治學的宗旨，更有了治學的方法了。我從心底裡發出快樂來，愈加增我研究學問的興趣。我覺得中國的歷史從來不曾用這個方法整理過，現在用了這個方法去做整理的工作，真不知可以開拓出多少的新境界。
顧頡剛之後在寫給自己的愛慕對象譚慕愚的信中也自認其轉向史學是因為上胡適課的關係。顧頡剛平常以胡適作為標杆，言必稱胡適先生，並經常反省自己：我為什麼不能像胡適那樣聰明？顧頡剛認為胡適「有眼光，有膽量，有斷制，確是一個有能力的史學家」。折服於胡適的顧頡剛主動幫助胡適找資料，特別是關於《紅樓夢》和小說考證的材料。而胡適也幫助顧頡剛找工作，也借錢給出於窘迫中的顧頡剛，支持其古史辨事業。為此，顧頡剛被胡適的敵對者視為胡黨，飽受穿小鞋之苦。他當時向友人容庚分析自己在學界飽受師友傾軋和攻擊時，認為其原因在於「佩服適之先生是一大錯處，種種攻擊皆發端於此」。
胡適最有名的學生其實是毛澤東。毛澤東1936年在與斯諾談話的時候說過一句話：《新青年》是有名的新文化運動的雜誌，由陳獨秀主編，我在師範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誌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他是把胡適放在陳獨秀之前，他們代替了已經被我拋棄的梁啓超和康有為，成為楷模。
我們再看《毛澤東早期文稿》中的文章，就能知道胡適當時與毛澤東有很密切的來往。對毛澤東來說，胡適就是他的導師和偶像，但胡適晚年在寫口述資料回憶的時候，他否認這個事，說毛澤東不是他的學生，毛澤東考不上北大，毛澤東聽不懂他上的課。另外一方面，毛在大陸也發起了批判胡適運動，雙方徹底道不同不相與謀了。
關於胡適與毛澤東的關係也是學術界過去關注比較多的，其實在1918年毛澤東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時候，毛澤東就去聽胡適的課，還專門拜訪了胡適，向他請教了關於新思潮的各種問題，而且毛澤東在長沙成立了新民學會，這個時候毛澤東在北京以新民學會會友的名義請胡適去做報告。後來胡適和藍公武、李大釗等人發生問題與主義之爭的時候，毛澤東在長沙立即組織了一個問題研究會，並為這個研究會擬定了章程和首批亟待研究的144個問題。而其中很多問題是跟胡適有關，受胡適啟發的，由此可以看出胡適對毛澤東的影響，以及毛澤東對胡適的接受程度。
胡適對毛澤東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是當時毛澤東在長沙組織留法勤工儉學的群體，準備去法國勤工儉學，毛澤東打算要出去了，但是到最後他沒有出去，為什麼沒有出去他願意留在國內？這是毛澤東自己給他的朋友周世朝寫的信，信裡面講為什麼沒有出去。因為受到了胡適和黎錦熙的影響，最重要的是胡適，因為胡適寫了一個《非留學篇》，他寫了留學怎麼怎麼不好，毛澤東就不去留學了。
當時胡適還對毛澤東青睞有加，當時有一個《每周評論》，原來是陳獨秀主編的，後來陳獨秀坐牢，就由胡適接管，胡適在主編《每周評論》時曾經給毛澤東主編的《湘江評論》寫過一個評論，高度評價《湘江評論》，說它會議論，認為當時的湖南在軍閥張敬堯的統治之下，能有這樣的雜誌出來，了不起。稱讚《湘江評論》是《新青年》的好兄弟。特別是稱讚其中刊登毛澤東寫的《民眾的大聯合》——這是一個連載的文章，寫得很好，是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實是現今的重要文字。字裡行間不難看出胡適對毛澤東的看重。
《湘江評論》胡適不光給毛澤東寫評論高度讚揚，實際上也有指導幫助。1920年1月15日毛澤東曾就籌備湖南工讀互助團事拜訪過胡適，請胡適幫忙指點，修改他擬定的湖南第一自修大學章程，因為胡適很欣賞毛澤東，也去給他改，而且自修大學的名字就是胡適起的，毛澤東也很客氣，也吸收胡適的觀點。
湖南自修大學舊址湖南驅張運動成功之後，毛澤東很高興馬上給胡適寫信，報告湖南驅張之後的形勢，特別是教育界的形勢，而且還給胡適寄了一個明信片，報告湖南驅張的情況。1920年10月，毛澤東又寫了一篇文章，叫《反對統一》，文章最後他又引用了胡適的話，胡適回國講二十年不談政治，毛說我們也要二十年不談政治，二十年不談中央政治。不知道是否因為胡適曾經高度肯定毛澤東的關係，毛澤東在長沙推介新文化和爭取湖南自治的工作還曾引起《晨報》與梁啓超的諸多關注。如《晨報》報導了湖南聯省自治運動受到挫折後，「主張湖南建國的毛澤東等一般人，近來也廢然思返，從事教育學術的研究，不管這些事件了。」1921年11月中旬，梁啓超致函正在上海中國公學任教的湖南人、毛澤東舊識舒新城（中國公學為梁啓超在教育界擴張勢力的一大陣地，實際主事者為梁啓超的研究系大將張東蓀，舒新城機是受其聘請來任教的，他當時也積極投入了梁啓超發起的在教育界擴張研究系勢力的活動中），希望他能將同鄉毛澤東請來教書：「函詢湖南自修大學，此事全由毛澤東人主持，毛與獨秀頗相得，且只在第一師範畢業，未必能來，即來亦無何種效用也。」舒新城不願盡力促成此事後，梁啓超還不甘心，又致函張東蓀、舒新城、蔣百裡，希望他們能將毛澤東挖來：「聞湖南自修大學不易成立，能否將彼中良份子份一二位來此，請百裡、新城商之。」但此事後無下文。這很可能跟同樣曾是胡適崇拜者的舒新城不熱心有關。
湖南漵浦人舒新城也是胡適的重要讀者。他也是1893年生的，跟毛澤東一樣大，他當時也是把胡適當老師，只不過與毛澤東跟胡適的關係相比,舒新城跟胡適的關係就有很多不太融洽的地方，雖然舒新城也曾是胡適的崇拜者，但是兩個人在互動的過程中卻不太順利。
舒新城跟《新青年》互動很早，他很早就關注到胡適的文章，那個時候胡適不是很有名，他只是把陳獨秀作為偶像，還沒有對胡適有那麼崇拜，但是1919年10月，已經是五四運動之後了，這個時候胡適在學界的大名已經無人可及了，舒新城就開始和胡適聯繫。他看到胡適在《每周評論》中對《湘江評論》的讚揚後，舒新城也給胡適寫信——他主辦了一個《湖南教育月刊》，他在信中問胡適能不能也給寫一個類似評價《湘江評論》那樣的推薦，也表揚一下自己？大概1919年10月底開始，短短十幾天時間，舒新城寫了三封信給胡適。
第一封信是舒新城處於反思心態，就把胡適當作導師與楷模，自述過去的經歷，並去批評教會學校不人性、不好，他後來自己主動離開了教會學校，他拿這個事寫信給胡適，希望胡適幫他想出解決教會教育問題的方法，胡適哪裡能幫他解決這個問題，但至少表明舒新城把胡適當作導師。
而且從這個信裡知道，這是關鍵點，舒新城籌備了1000塊錢，計劃去美國留學，學教育，但是他對美國的情況不熟悉，就想請胡適指點，這是他的目的，最關鍵是想請胡適推薦他到美國的學校和老師，舒新城後來寫回憶錄對這個事有回應，他的回憶錄是1946年出版的，他說他當時很窮，但是這一千塊大洋在當時是很大的數字，胡適每一個月的工資260塊，1000塊大約是胡適四個月的工資，那也是很高的。但是舒新城不知道為什麼後來寫回憶錄他一直說自己很窮，沒有這個錢，也沒有說他要去美國留學的事情，但是這封信裡很清楚他講了，這個信的寫作日期是1919年10月29號。另外在這個信裡他告訴了胡適他是做翻譯工作的，因為他在教會學校讀書的，他學過英語，他希望得到胡適的認同和幫助，給他找一個工作，他好再去籌錢到美國留學。
舒新城這個信很有意思，寫信的時候把一封信同樣的內容寫給幾個人，就換換名字。舒新城當時給胡適的這封信，換名字後，也寄給了陳獨秀和張東蓀。
新文化運動期間，張東蓀的影響其實也很大，但過去並不太被研究者注意，一直到前幾年，才有學者高波對張東蓀的這些面向做了專題研究。張這個人很喜歡幫年輕人，他比胡適還更有吸引幫助青年人的熱情——張政治上是跟隨梁啓超的，梁啓超一直希望能吸引一幫青年人聚集在旗下來搞一些政治活動。張東蓀在這方面對青年人基本上有問必答，舒新城給他寫信，他就把這個來信刊登在《時事新報》上。我一對照胡適的信，內容基本一模一樣，就少了去美國留學這回事，因為張東蓀不是美國留學生，沒法幫舒新城推薦，其他的都一樣，這個信胡適肯定看到了，大家可以想想胡適讀了後會有什麼感受？舒新城這個事做得實在不是很好，難怪以後胡適不太理睬他，回了舒新城第一封信後就不回了，也沒有幫舒新城。但是張東蓀幫舒新城，舒新城1919年底到長沙待不住，就去上海投奔張東蓀。張東蓀就讓舒新城幫忙辦《時事新報》，讓他在中國公學教書，還帶他去拜見大明星梁啓超。後來湖南驅逐張敬堯之後，長沙一師新辦新氣象，舒新城就應聘到長沙一師工作，然後還邀請張東蓀去長沙訪問，去長沙一師講學。
舒新城、胡適後來關係雖然不太好，但通過舒新城的信件我們還是可以感受到胡適對於像舒新城這樣的知識青年的影響。第一封信寫了不到五天，還沒有收到胡適覆信的時候，舒新城馬上寫了第二封信，又提出了三個要求，請胡適在各報紙上介紹《湖南教育月刊》，第三封信要求就更過分了，希望胡適幫忙推薦他到北京高師就讀。可惜胡適最後均未回復舒新城，也未施加援手，可以說胡適是舒新城的偶像，但是個讓舒新城失望的偶像。
接下來再看一下餘家菊，餘家菊跟舒新城有點類似的地方，也是要搞教育，他是湖北武昌人，他自己也是要去北師上學。其實舒新城跟餘家菊是認識的，從餘家菊的回憶可以看出胡適不希望他上北京高師，上面講，舒新城希望胡適推薦自己上北京高師，不是胡適故意不推薦，而是胡適對北京高師看不上。
這是他幾個粉絲的情況我們大致講了一下，其實也可以看出來胡適在當時對他們是偶像的作用，雖然偶像有的時候沒有讓他們都滿意，至少可以看出胡適在這些青年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的影響力有多大。
1917年3月，胡適在日記裡引了西方人的詩，翻譯成中文是：「現在我們回來了，你們請看，便不同了。」後來他不斷地用。這個詩表露的志向是很自負的，特別是後來他逐漸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領袖、中國思想界的領袖，他還經常用。確實，經過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已經成為中國思想界的第一人了，時代的確進入胡適的時代了。
胡適名滿天下，自然謗亦隨之。魯迅原來跟胡適也是好友，但後來兩人因為陳源污衊魯迅小說研究是抄襲日本學者而出現矛盾，魯迅認為居中調解的胡適袒護陳源，此後兩人決裂，魯迅不時在議論中挖苦諷刺胡適。如在1926年的一篇隨感中，魯迅挖苦胡適因為名聲大不願意做實際工作而喜歡寫序居功的做法：「我以為許多事是做的人必須有一門特長的。譬如標點只能讓汪原放，做序只能推胡適之，出版只能由亞東圖書館。」之後魯迅還在一篇小文章《文壇秘訣十條》中諷刺胡適及那些攀附胡適的人，「須多談胡適之之流，但上面應加『我的朋友』四字，但仍須譏笑其幾句」。其實，「我的朋友」的表達本出自胡適之口，聞名於新文化運動時期，那時胡適在文章中喜歡稱「我的朋友錢玄同」之類，此後「我的朋友」這個表達流傳開來，被朋友用來稱胡適——「我的朋友胡適之」，後來愈加流行，逐漸成為成為一個口頭禪，是時人爭先攀附胡適的一個形象表示。那個時候為什麼這個口號會流行？1920年代的北京，經過五四運動，胡適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已經奠定。到了1929年，他批評國民黨搞專制獨裁、批評孫中山學說，發起人權論戰，要向國民黨要自由、要人權、要約法，反之國民黨圍剿胡適，甚至威脅要逮捕他。這個時候，大家都非常佩服胡適，認為這樣一個文弱書生敢於跟國民黨幹仗對抗，批評孫中山、蔣介石、國民黨，推崇新文化運動，什麼都敢講。於是「我的朋友胡適之」的說法廣泛流行，大家藉此攀附胡適，表示自己跟胡適的關係很親密，所以與胡適關係同樣親密的林語堂才會在自己1932年所主編的《論語》雜誌中特意將之作為一條戒條：「不要互相標榜，反對肉靡主義，避免『學者』、『詩人』、『我的朋友胡適之』等口號」。
胡適在事業上很成功，也很「愛惜羽毛」，但他在私生活、在家庭問題上一塌糊塗。在家裡，胡適是不太陪孩子的，如其自謂：「我太不疼孩子了，太不留心他們的事。」胡適平時也不太帶太太、孩子一起出去參加聚會。他與兩個兒子的關係都比較疏遠，次子胡思杜寧願留在大陸也不跟他出去，女兒則是五歲生病即夭折。可以說，胡適自身的家庭觀念不強，不願意讓家庭成為自己的羈絆，故此不願意留更多的時間給家人、孩子。
但有意思的是，在自己的著作裡胡適卻努力為自己營造一個孝順兒子和慈父形象。如其母馮順弟長期生病，需人陪伴侍奉。而新婚後的胡適卻不了解母親的「苦衷」，迫切希望妻子能赴北京陪伴自己，而其母本希望江冬秀能留下照顧自己的病情。胡適因此特意致信族叔兼好友的胡近仁打聽原因：「吾母不是不明白的人，豈不知我甚望冬秀能早來。此中定有他種原因，為家信所不曾說及。故望老友速速即寫信告我。倘老友不知此中真原因，可與吾母一談。」在胡適屢次寫信並以多種理由（希望冬秀早點出來受點教育，以便以後的交際；胡適自己暑假忙無法回家探親；如暑假不回去，需要再等半年才能讓「家眷出來」；需要女朋友交流）試探懇請下，愛子心切的馮順弟不得不讓江冬秀赴京。此後不久，獨自居家的胡母即病逝。
胡適在其母行述中大力表彰其母賢德，卻不反思自己在母親突然去世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無怪乎當時率先讀了胡適《先母行述》一文後的胡適學生顧頡剛就表達了困惑和質疑：
看他做的行述，不能說他善處家庭。他母久患喘疾，侍奉需人。他到北京來做教授，自然一則為傳布學問，二則為維持家計，不能說他只應居家侍奉的。但是他為什麼不接他母親到京寓呢。說是病體難行吧，則他娶了妻，為什麼要接到北京，不留在家陪伴阿姑呢？……我校暑假，足有三月，胡先生家有病母，不但不回去，反託人接妻子出來。
傅斯年（左）和胡適（右）顧頡剛這裡還將胡適與自己的同學傅斯年進行了對比，認為兩人儘管學問很好，前途無可限量，但皆對家人太過刻薄冷淡，「總不是我所願聞。他們對於學問事業興味過高了，自然家庭一方面漸漸的淡下去。」進而，敏感而又以家庭責任為重的顧頡剛推測道：吾敢說，胡先生不是母死了，他回去的日子，不知在哪天；或者也要像上海美國的一別十年。他行狀末段說：「遠出遊學，十五年中，侍膝下僅四五月耳。生未能養，病未能侍；畢世劬勞，未能絲毫分任；生死永訣，亦未能一面；平生慘痛，何以加此。」此語自是真情，然我敢說，這個情一定要他母死後，才能流露出來，則未免遲耳。
不僅是面對自己的寡母，胡適表現出太多的自我中心做法，即便是面對自己的兩個兒子與一個女兒，更不必說妻子江冬秀了，胡適都很難說是一個好父親和好丈夫。有關的問題，已經有一些學者做出精彩的研究了，此處不再贅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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