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 | 陳秋怡編輯 | 黃月
在張國榮離世後的十餘年中，他的形象似乎從來沒有淡出媒介，如今依然鮮活地在網際網路空間躍動。16年間，他的粉絲群體仍然在日漸擴大，出現了奇異的「後榮迷」（指在張國榮去世後才喜歡他的群體）現象。
「後榮迷」群體規模可觀，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洛楓主持的一項調查顯示：在2003年後了解和喜歡上張國榮的人數，都遠遠超過了任何一個階段的粉絲規模；「後榮迷」群體主要由90後大學生組成，如今又多了不少00後。在2017年的「百度沸點人氣尖叫榜」中，張國榮以超過3600萬票位居第二。榜單上縈繞他前後的是大都是當下的流量小生與小花。
「百度沸點人氣尖叫榜」評選過程中「榮迷」為張國榮打call每年4月1日，「哥迷」們（「哥哥」是張國榮的暱稱，本文借用洛楓的用法將張國榮的粉絲群體稱為「哥迷」，中國大陸一般稱為「榮迷」）都會聚集在香港文化酒店獻花，紀念離去的偶像。這種紀念活動16年來不曾斷絕，文華酒店前的花海、香港紅磡的紀念演唱會、各地的紀念影展還有「哥迷」自發組織的活動等等，在部分地區已然成為一年一度的獨特景觀。這種紀念活動也延展到了網絡空間，「哥迷」組成大大小小的網絡社群，在論壇展開各種形式的互動，以及文字、圖片與音視頻等素材資料的再創造。
2018年文華酒店下碩大的紅色高跟鞋張國榮似乎打破了人走茶涼的宿命。連續16年聲勢浩大的紀念已然成為一種迷思，為很多人所不解。傳統的粉絲文化觀認為，粉絲文化本質上是商品文化，以娛樂消費為核心目的；名人和明星是媒介的產物，流行文化的粉絲大多是「文化工業的受害者、消費主義的追隨者，沒有主體意識和創造性，只沉溺於媒體售賣的虛幻世界」（香港城市大學心理學教授嶽曉東）。所以，在傳統的粉絲文化觀看來，粉絲是一群同質化而被動的受眾。然而在「後張國榮時代」，我們看到的是一個不斷湧現的富有自組織力和創造力的「哥迷」群體，他們通過實踐活動與文本的再書寫，創造了不俗的紀念文化成果。
這種「哥迷文化」是如何被建構起來的？綿綿不斷的紀念儀式對於今天的人們來說意味著什麼？網際網路為我們提供了非常豐富的於「哥迷」日常互動中產生的文本，是觀察與分析「哥迷」話語的良好場域。或許我們可以從「哥迷」集體實踐的「後張國榮」媒介形象與粉絲話語框架形態中，細數一二。
默默向上遊：「時代奮鬥者」張國榮的香港故事
《默默向上遊》是1983年收錄在張國榮專輯《風繼續吹》的一首歌，也是他主演的電影《鼓手》的主題曲。彼時張國榮處於事業的低潮期，卻自掏腰包請當時著名的填詞人鄭國江填詞，歌詞仿佛在訴說他自己在娛樂圈一無所獲卻仍不放棄努力的故事。所以，「哥迷」常常會將「默默向上遊」作為建構張國榮勵志奮鬥形象的意象代表之一。
張國榮《默默向上遊》在第一代「哥迷」（主要是70後、80後）的回憶與評述中，他們往往將張國榮演藝生涯中的拼搏故事放在香港的時代背景中展開，並與自身學生生活、成年奮鬥的事跡相結合，將他描述為與香港發展緊密聯繫的「時代奮鬥者」，以及陪伴自己的重要精神力量。典型話語如「張國榮的音樂是一代人成長的背景音樂」、「世間很難有第二個張國榮，因為已經沒有了香港80年代的土壤」等等。
張國榮出生於上世紀50年代，屬於嬰兒潮一代。他70年代出道逐漸走進公眾視野的過程，也正是香港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香港流行文化向外的輻射力越來越強的時期。他的事業發展過程成為了港人奮鬥的縮影，或者說是外化的象徵。
同時，張國榮演藝生涯中的標誌性事件、以及哥迷所樂道的「幕後故事」，總能成為時代運動與個人發展相結合的一個個記憶坐標：
1979年，張國榮第一張英文唱片慘敗，而以許冠傑為代表的香港粵語歌的崛起；1982年，張國榮主演的電影《烈火青春》成為香港電影新浪潮的代表，迷茫的青年在這裡找到自我觀照；1985年，伴隨著張國榮的歌曲《MONICA》熱銷，第一代「哥迷」度過自己的青春時光，香港流行文化進入鼎盛的黃金時期，「譚張之爭」（譚詠麟與張國榮）成為香港樂壇的奇觀；90年代張國榮憑藉《霸王別姬》蜚聲國際，中國第五代導演走向世界——與香港「哥迷」不同，對於改革開放初期的大陸青年來說，張國榮飾演的「虞姬」才是觀眾及粉絲心中深刻的青春記憶。
1993年，《霸王別姬》在國內上映掀起觀影熱潮第一代「哥迷」對於張國榮「時代奮鬥者」形象的描述，是與自己對年少青春的追憶、對事業奮鬥的感懷聯繫在一起的，而這種「歷史故事」的話語互動也是感染「後榮迷」的重要因素之一。「後榮迷」對於張國榮「勵志」形象的感知，很大部分來源於第一代「哥迷」構建的歷史話語；「後榮迷」所認識到的張國榮時期的香港，也是經由第一代「哥迷」魅化了的香港。
第一代「哥迷」對於往昔的追憶以及「後榮迷」的想像與嚮往，既包含著對過去那個「作品至上」的香港黃金時代的緬懷，也不可避免地包含著對照之下對現實狀況的失落。香港「哥迷」在歷史語境中對張國榮投射的情感是深厚的，以至於在張國榮去世時，有人認為，這種集體文化記憶和時代印記失去造成的心理打擊，比當年的SARS更嚴重。香港文化評論人胡恩威在《香港流行文化的力量》一文中寫到，「非典型肺炎危機是天災，但張國榮的突然去世對香港人的心理打擊，比天災還要嚴重。因為，張國榮二十六年的演藝生涯是一個香港傳奇，而現在的香港娛樂事業，已經很難容納像張國榮這種重視個人尊嚴和追求完美的藝術工作者了。」
顏色不一樣的煙火：作為「多元性別文化開拓者」的張國榮
張國榮最為其同時代媒體所爭議的，是他跨性別的表演與個人性向的選擇。其中的標誌性事件包括1997年他在「跨越97」演唱會上穿著女式紅色高跟鞋與男士舞者跳探戈，以及2000年在「熱·情」演唱會上留著長發、穿著高緹耶的中性服裝進行表演，當然也包括他出演的兩個重要電影角色——程蝶衣和何寶榮。
張國榮在「跨越97」演唱會上穿著女式紅色高跟鞋與男士舞者跳探戈當時部分香港媒體對張國榮的表演不乏激烈的攻訐，與海外媒體的讚譽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有趣的是，當海外媒體的讚譽愈加響亮，香港媒體也開始紛紛轉變態度，對他的「熱·情演唱會」大加讚賞——這一現象被研究者洛楓評價為「香港媒體的無知」。
然而，「哥迷」群體對於張國榮跨性別表演的態度也存在著分歧，有部分人不能理解，或者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無法接受。在90年代的語境中，如果你認同這種跨性別表演，就是一種對主流傳統性別文化的叛逆。對當時的華人文化而言，跨性別的嘗試者和支持者是極少數的異類。
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後榮迷」對張國榮跨性別表演的普遍接受度。在筆者2017年進行的一項針對1136位張國榮粉絲的調查中，最受「後榮迷」歡迎的張國榮音樂專輯代表是《紅》《大熱》；電影角色代表是《春光乍洩》的何寶榮（30.66%）、《霸王別姬》的程蝶衣（25.97%）；演唱會代表是「熱·情」演唱會（44.46%）和「跨越97」演唱會（36.07%）——這些作品及角色都是張國榮跨性別表演的集中體現。
一些「榮迷」會選擇觀看張國榮「跨越97」演唱會跨年以90後為主體的「後榮迷」是網絡的原住民，他們通過網際網路接觸到的信息和價值觀都更為多元。特別是在LGBT文化的影響下，90後「後榮迷」往往更認同張國榮的跨性別表演，這一點也構成了張國榮去世後仍然吸引他們關注的一個重要原因。
性別議題在華人語境中的敏感性，部分媒體對於張國榮跨性別表演的攻訐，使得「哥迷」的話語建構充滿了對抗性與衝突性。他們不遺余力為偶像的表演辯駁，重申其跨性別表演對於拓寬性別意識的重要貢獻。在這一辯駁與重申的過程中，「哥迷」也加深了對於張國榮「多元性別文化開拓者」形象的認知與呈現。
張國榮的多元性別意識和先鋒的表演理念，是其最重要而鮮明的藝術形象特點。在他看來，「雌雄同體」才是一個最完美的藝術形象。對於社會傳統的性別觀念（男性必然陽剛，女性必然陰柔）以及香港流行文化工業男性偶像的塑造觀，他呈現出的是一種反叛者與挑戰者的姿態，即使另一方面這也構成了對於他自己曾經「主流男歌手」的偶像形象的反諷。
「哥哥」：作為「傳統美德秉承者」的張國榮
有趣的是，與張國榮先鋒的跨性別表演者形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哥迷」對張國榮「傳統美德秉承者」形象的呈現和重述。
「哥哥」這一混合了業界敬意與同儕親密的稱呼與意象，連同眾多其助人為樂、與人為善的事跡，常常為「哥迷」所細細講述，加之其對待藝術的熱誠追求，「哥迷」往往把張國榮視作「真善美」的化身。「哥迷」所關注的還有張國榮對傳統文化的審美情趣——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有著積極探求的意識，並在其藝術形象的塑造中，加入了許多對於粵曲、南音、京劇的演繹。作家董橋在《最後一個西關大少》一文中寫道：
依舊江山，無邊雲樹，戲裡看不到的是他盤膝坐在厚厚的地氈上，暖暖捧著白雪仙的雙手，輕聲低唱一闋啼血的粵曲。……張國榮心存粉黛的靈感、胸懷孽子的孤憤，恰是藝人養命的sensitivity。小思說他捧著白先勇的《樹猶如此》躲在角落裡一口氣讀完；董建平說他喜歡水墨畫，最後一次在她的畫廊買了雕塑家費明傑的《桂花》系列：西關大屋裡的桂樹還剩幾株？
張國榮喜愛張銘的雕塑，在他的家中能夠發現不少雕塑與字畫藝術而張國榮於日本出版的寫真集《慶》中對於祖國情懷的表達——「紅旗飄蕩，國泰民安」，也成為了「哥迷」構建其愛國者形象的話語。每年國慶節前後，一些「哥迷」會把自己頭像換成張國榮與紅旗的合影。
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哥迷」群體構建的張國榮形象既有前沿大膽的一面，又有傳統愛國的一面，這使得張國榮呈現出了十分複雜的面向，而這種複雜性轉而又成為了「哥迷」群體長期追隨、不斷重構和復魅偶像的動力之一。
張國榮在日本出版的寫真集《慶》未盡的紀念：自殺塑造的悲劇形象
2003年4月1日張國榮跳樓自盡，連同當時香港SARS肆虐的情景，成為不少香港人震撼而深刻的記憶。4月2日，張國榮出殯當天，香港全城白花居然售罄。在許多「哥迷」看來，張國榮的離開是充滿悲劇色彩的。
首先，他們認為張國榮是「生理性抑鬱症」（其家人最早宣布的死因）的受害者，他生前積極尋醫，在生死邊緣掙扎，承受著難以向外人道的痛苦。在張國榮離世後，抑鬱症一時間受到廣泛關注，許多抑鬱症患者在公開場合表示，「哥哥」的離世反而震動了他們，活下去的欲求更加強烈了。
其次，張國榮的悲劇性，對於許多「哥迷」來說，更多在於一種「對美好事物逝去的痛惜」。自殺使得他的生命成為了一種「未盡的話語」，引起人們無限的遐想。
特別之處在於，張國榮的悲劇性不單體現在其離世的方式，而更多與媒體環境與社會偏見有關。即便是在他離世後，關於其跨性別表演、性取向、抑鬱自殺的問題，屢有爭議和指責見諸報端，與「哥迷」的紀念話語相伴而生又相互衝突。於是，「哥迷」群體的辯駁、解釋與維護成為了其話語建構的重要部分，也呈現了一個意義爭奪與權力博弈的過程。
2003年張國榮葬禮現場（圖片來源：視覺中國）尾聲：異想的信仰，心靈的安頓
「偶像是媒介的產物，也是現代化或後現代化進程的演化，」 洛楓曾在其著作《禁色的蝴蝶》中提出，媒介「催生一代又一代的名人明星，讓分布各地不同世代、年齡、階級、種族的受眾選擇、排斥或追隨，而受眾亦只可通過這些虛擬的媒體，建構他們跟偶像的關係「。「異想」（fantasy）是現代媒體社會給予我們的生存方式，「代替以前的宗教或圖騰信仰，是文化結構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在家庭瓦解、人際關係疏離的趨勢下，群眾心靈賴以安頓的領域。 」
在這個意義上，哥迷在敘事中建構偶像形象——「時代奮鬥者」、「多元性別文化的開拓者」等——的同時，也在投射自我的價值理想。而這種形象建構與價值認同，背後亦隱藏著許多對當下社會現實的失落，如性別問題及情緒病問題。
可以說，哥迷的這種自發的集體實踐，是一種現時代的復魅：張國榮之所以被不斷懷念，很大程度上是對當下現實的失望情緒的投射——哥迷們有感於張國榮身上的開拓精神、美好品質與當下現實環境的落差，通過網絡空間中的各種紀念儀式和懷念話語實踐，最終建構出一個充盈著各種美好價值的「後張國榮」形象，使之成為祛魅時代的一種偶像魅化。最終，「哥迷」藉由媒介和自己的「異想」能力，在張國榮身上找到了心靈「賴以安頓的領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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