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羅馬的笑：演說家、弄臣和猴子》，[英]瑪麗· 比爾德著，王迪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版，424頁，98.00元最早讀到關於笑的專著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的美學熱中，在大學讀法國著名哲學家柏格森的《笑——論滑稽的意義》（徐繼曾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0年），一本關於滑稽理論的美學名著。那時真沒有想到應該把「笑」與歷史學研究聯繫起來。很多年以後讀彼得·伯克的論文集《文化史的風景》（原版於1997年，豐華琴等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所收的十二篇論文是在質疑以雅各布·布克哈特和約翰·赫伊津哈的著作為代表的「經典」文化史研究的學術背景下寫出來的，其中的《近代早期義大利開玩笑的界限》很能代表一種新的研究視野和方法，令我大開眼界。彼得·伯克借用人類學家的「張力測量計」（Straingauge）概念來揭示在某個特定文化中「笑」的限度、底線和緊張程度，他以巴赫金對中世紀和文藝復興時期教會和政府當局對狂歡節裡具有顛覆性的玩笑所持的從容忍到壓制的態度變化的研究為例，說明「玩笑史」的研究必須重視開玩笑與對開玩笑的態度是隨時代而變化的。他從開玩笑的「界限」論述到對「玩笑」越界的壓制和懲罰，例如1582年出版的《十日談》是「潔本」，有關宗教裁判所的審訊官如何虛偽的一則故事完全被刪除了，其他嘲弄牧師的故事也做了徹底的修改；伯克把這種刪除和修改稱作「文化攻勢」，是一場範圍更廣泛的運動和一種範圍更大的態度轉變的一個組成部分。由此可見，伯克對這種「文化功勢」的實質看得很清楚。這是笑與政治學研究的重要例證。讀完之後，開始從文化史和人類學的視角思考「笑」，以及笑與政治學研究的關係。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許多所謂的「笑話段子」或許會在日後的新文化史研究中成為研究對象，甚至可以成為新文化史研究的博士論文和專著的論題。英國著名古典學家瑪麗·比爾德（Mary Beard）的《古羅馬的笑：演說家、弄臣和猴子》（原書名Laughter in Ancient Rome ：On Joking, Tickling, and Cracking Up ,2014 ；王迪譯，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20年8 月）是一部關於「笑」的知識考古學和羅馬社會文化史專著，中譯書名對副標題原文的「關於開玩笑、搔癢和大笑」做了更改，突出了書中論述的主角——從善於以玩笑營造效果的演說家、以笑媚上的弄臣和引人發笑的猴子。關於該書的內容，勒口上的簡介概括得比較好：「什麼會讓羅馬人發笑？誰在笑？什麼時候能笑，什麼時候不能笑？誰在制定笑的規則和文化？笑在羅馬人生活、權力和意識層面扮演了何種角色？本書既是一部『笑史』，又是一部羅馬社會文化史。作者在廣博的文學、歷史學、心理學、語言學、考古學知識的基礎上，以幽默詼諧但又不失嚴謹的筆觸討論了古羅馬『笑』的關鍵主題——從開著玩笑的演說家、弄臣，到可笑的猴子，重現了古羅馬社會運作方式和權力體系，揭示笑在古羅馬的核心地位和文化意涵。本書不但為了解古羅馬的社會與文化生活提供了新的視角，也為跨文化歷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洞見。」當然，我們在閱讀中很快會發現，如古希臘與古羅馬文化的複雜關係、文本的流傳變異和歷代各種闡釋的矛盾關係等問題的複雜性和研究的難度，並非是這種概述所能真正傳達出來的。
關於人類的笑，我們既熟悉又陌生；我們或許每天在笑，但是我們很少研究何謂「笑」、為何笑、笑的結果是什麼。如果把「笑」與人文學科研究聯繫起來，恐怕更會感覺到茫然和困惑——就如作者在「前言」所講的，「我們真的能搞清楚過去的人們怎麼笑、為什麼笑嗎？我們幾乎都沒辦法解釋自己到底為什麼笑，這一點究竟有沒有影響？『羅馬的』（不同於，比方說『希臘的』）笑真的存在嗎？」。讀完全書之後，發現作者一直以非常審慎的態度看待這個論題和自己在論述過程中面對的所有難題，她坦承：「我的目的與其說是整理與羅馬的笑相關的觀點，倒不如說是想要把這一主題變得更複雜、更混亂一些。有一些人自認為他們能夠解釋、控制變化多端的笑的現象，我對他們的方法向來是沒什麼耐心的……本書是對那些過度簡化的做法和長期以來的一種挑釁的回應——提醒著我們笑在羅馬有著令人費解的核心地位，並要求我們藉由笑，從另外一個稍稍不同的角度去思考羅馬文化。」（「前言」，第3頁）比爾德的審慎態度、直面眾多研究難題的勇氣和嚴謹的學術闡述規範，這些都在全書各部分的論述中充分反映出來。
在本書的研究中，比爾德以極為深厚的古典學研究功底分析、闡述了存在於各種類型、版本的古羅馬文本及圖像資料中與「笑」相關的詞語、傳說、故事、訓誡、笑話，努力把
古羅馬的「笑」還原到他們所生活的歷史語境之中，考察笑在古羅馬人的日常生活中的位置，以及笑與社會權力、文化變遷之間的關係。該書第一章所論述的羅馬元老狄奧自己在事後記錄下來的「笑」就是一個關於笑的權力政治學的很好說明：在皇帝康茂德扮演勇士的表演面前，狄奧故意嚼著月桂樹葉來極力掩飾自己的笑，他究竟是嘲笑皇帝還是掩飾恐懼，都可以產生不同理解，重要的是它表明了笑的複雜性與危險性。古羅馬有些與地位、權力和危險性相關的笑話在今天聽來仍然有著強烈的效果，比如一個關於奧古斯都的笑話是這樣的：羅馬城裡來了一個長得很像奧古斯都皇帝的年輕人，奧古斯都令人把他帶來，問他說：你的母親來過羅馬嗎？那人回答說沒有，接著又說「不過我父親倒是常來」。（220頁）奧古斯都聽了也沒怎麼樣，一笑置之。比爾德認為，羅馬的專制統治深深地影響著笑和玩笑的文化模式，
寬厚的明君所開的玩笑也是仁慈的，他們從來不會用笑去羞辱別人，而且還能夠大度地接受取笑他們的俏皮話；而另一方面，糟糕的統治者和獨裁者甚至對沒有一絲惡意的打趣也要施以暴力壓制，同時還會把笑和笑話當作對付敵人的武器。（219頁）在我看來，雖然這只是一個笑話，它反映出編、講和傳播這個笑話的那些人的內心真實情感：希望在笑聲中消除政治恐懼、權力壓迫和地位不平等。這是一個典型的常青笑話，千百年來各種版本在宮廷與大院之間升級、流傳。至於宮廷和貴族之家中的弄臣、小丑、僕人，他們在謀生中早已懂得如何以笑話取悅皇帝、權臣、貴族，恰當的、貌似出於自然的、技巧嫻熟的笑聲是編織在他們的才華之中的重要一環，是在忠誠與恐懼之間的護身法寶。再擴而視之，笑是整個羅馬社會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種文化符號，其性質既有娛樂性的，更有政治性與思想觀念性；其功能既有調和性，更有壓迫性和衝突性。在社會等級秩序和權力運作的舞臺上，笑以它獨特的方式維護秩序、掩飾差異，同時也固化關係、壓迫反抗。
比爾德有時會猛然把我們從古羅馬拉回現代政治生活：「我們並不需要往回追溯兩千年才能看到這些問題的存在。在19世紀那些勤勤懇懇的報紙上、會議或者辯論的記錄裡都十分系統地記載著現場響起的笑聲——『（笑聲)』，『(經久不息的笑聲)』……任何翻閱這些記錄的人都時常會感到困惑不解：是什麼讓大家這麼高興？又或者，為什麼有些事情比其他事更能讓人們捧腹大笑？」（84頁）相信我們對這些記錄也不太陌生。在這裡可以看到，比爾德做古典學研究有一個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不僅把古典遺產與當時歷史語境中的生活緊密聯繫起來（例如她從阿卡迪亞的一座阿波羅神廟遺址及雕塑殘片開始講述，強調的是這些古代遺存在當時生活中的功能、所依據的思想理念以及各種遺存之間的相互關係），而且也強調對古典遺產的思考同時也是對當代生活的思考。（參見她與約翰·漢德森合著的《當代學術入門：古典學》，董樂山譯，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例如她在初版於2017年並引起熱議的《女性與權力：一份宣言》中，從荷馬史詩《奧德賽》中奧德修斯的妻子佩涅羅珀在眾人面前被兒子喝令噤聲的一幕講起，揭示女性的聲音被排除在了公共領域之外的歐洲文化歷史源頭。她的古典學研究與對當代公共生活的觀察和投入有緊密聯繫，反映出一位古典學家的思想敏銳與深刻性。
比爾德在對「笑聲」的研究中也充分運用了視覺圖像的資料，這是當下歷史圖像學研究中的頗有吸引力的新視野和研究方法。當她在第一章談到「是什麼讓羅馬人發笑？或者說得再明確一點，是什麼讓羅馬城市裡的精英男性發笑？畢竟，我們對窮人、農民、奴隸和女人們的笑幾乎一無所知，只能從城市中精英男性對此的描述中了解一二」這個難題的時候（第5頁），馬上在注釋中補充說：「不過J.R.Clarke（2003;2007，109-132）十分大膽、樂觀，他曾試著通過圖像來了解那時『普通』人的笑。」（26頁）接下來她在第三章談到，「在重現羅馬的笑的現代難題中，有一個問題尤為顯著，那就是古代視覺圖像的問題。第一個問題便在於，我們要明確古代的繪畫和雕塑會在何時表現大笑或微笑——或者說得再確切一些，我們很難明確在古代什麼能夠算作大笑或微笑的視覺表徵。」（89頁）就是說，對古代圖像中與笑有關的表情的把握、闡釋是非常困難的。於是她介紹了前面在注釋提到的約翰·克拉克（John Clarke）的研究：「他收集了諸多種類的羅馬藝術作品，其中既有穴怪圖像，也有諷刺畫，甚至還有滑稽作品和古代版的連環漫畫。通過研究這些作品，他試著去探索羅馬世界裡的大眾的笑、活潑的笑、喧鬧的笑，甚至有時還有粗野的笑。這項研究確實很吸引人，不僅如此，它還讓我們注意到一些十分有趣而又被大多數人遺忘了的羅馬圖像。」但是她馬上敏銳地發現，「它也讓我們注意到了這個問題的另一面——這一直讓我苦惱不已。那就是，我們怎麼知道羅馬人（或者某些羅馬人）在看到這些圖像時笑了呢？換句話說，到底笑的是誰？是羅馬人？還是我們自己？或者，是不是我們一直在憑空想像——甚至冒充——羅馬人？」（91頁）以克拉克在研究中分析的龐貝「悲劇詩人之家」大廳入口處地板上的那塊有名的馬賽克地磚為例，那上面繪著一隻狗，正面容兇惡地迎接著來到這裡的訪客，惡犬的下方有兩個拉丁語單詞「CAVE CANEM」，意為「當心猛犬」。克拉克認為，這些圖案可能會讓古人開懷大笑，因為先是會產生視覺上的錯覺，然後才會恍然大悟；他並且分析了這種笑的社會功能是闢邪，因為在羅馬人的觀念裡，入口是危險的空間，在門廳發出一陣響亮的笑聲可以有效地抵禦邪惡的侵犯，但是也有研究者不同意這個觀點。比爾德審慎地比較兩種觀點，沒有下結論，但是進一步認識到不同情境、觀者對圖像產生不同反應的複雜性。（92-93頁）在第七章研究人與動物的模仿關係的時候，她從龐貝城的小雕像和繪畫圖像中不僅發現猴子模仿人類的形象、行為，同時發現「讓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一塊繪有圖畫的雕帶，上面用滑稽的醜化手法刻著羅馬的開國英雄們。……所有這些人物都被刻畫成模樣奇怪的混種猿猴，他們都長著尺寸過大的生殖器、尾巴和狗頭」；「無論我們怎麼解讀這些圖像，它們至少能體現出猴子與神話英雄在喜劇的情境中是可以相互替代的；猴子甚至可以扮演羅馬開國英雄們的角色——目的就是博人一笑。」（274-275頁）這一以笑為中心議題的歷史圖像學研究可以引申出很有現實意義的思考，例如當代藝術中的戲仿、挪用等策略與現實關懷之間的關係等等，也同樣可以成為探測當權者對笑的態度和政治言述壓力的「張力測量計」。
關於二十世紀的「笑」文化史、「笑」政治史研究，應該已經有不少研究成果，但是以我的孤陋寡聞至今尚未讀到這方面的系統性專著。比爾德說近十多年來關於笑的書籍種類和數量之多讓人望而卻步，既有通俗讀物也有嚴肅的學術著作，其背後是數量更為龐大的專業文章與論文，如許多人從激進的哲學角度、政治角度和女性主義的角度出發研究「笑」。（52頁）在我的閱讀記憶中，「笑」也時常與一些重要的議題聯繫在一起。比如，被哈維爾認為是「二十世紀最偉大的劇作家」的阿瑟·米勒在1983年來中國指導排演他的《推銷員之死》，剛到北京的時候，他就能夠從演員們在交談中發出的笑聲中感覺到他們有一種對時代變化的新奇感、以笑聲挑戰過去的教條以及因此而產生的緊張感。又比如自從拿破崙·波拿巴自我加冕為法蘭西第一帝國皇帝之後，人們在公共場合都儘量迴避談論一些會引起秘密警察注意的危險話題。但是在蒙馬特高地有名的黑貓咖啡館，聚集在這裡的文學家仍然在嘲笑，「人們嘲笑政府，嘲笑貴族，嘲笑人民」。智利詩人、小說家羅貝託·波拉尼奧也總是把文學與政治緊密在一起，他在接受採訪時說：「我嘲笑某些態度、某些人、某些重要的活動和事物，僅僅因為當面對這些無聊的事物，面對這些膨脹的自我時，你別無選擇，只有發出嘲笑。」他的意思是，嘲笑是最後的審美反抗。嘲笑通常就是從文學通向政治的棧道，尤其是在今天，一個失去嘲笑能力的人已經不配認識和從事政治。就像比爾德說的，「在狄奧的筆下，康茂德在競技場裡向觀眾發出的恐嚇既險惡又可笑——他的描述讓我們明白，笑也可以成為對抗羅馬獨裁專制和濫用權力的武器：心生不滿的人們既可以用暴力、陰謀和造反作為回應，也可以選擇不把強權當作一回事。」（第4頁）
最後看看白俄羅斯作家 S.A.阿列克謝耶維奇是如何把廚房與笑和赫魯雪夫時代聯繫起來的。她說那時候人們在廚房裡說政治笑話，「人民在廚房裡大笑不已，我們也在自己的廚房裡大笑。在自由的方寸之地，在廚房裡喋喋不休。」（阿列克謝耶維奇《二手時間》，呂寧思譯，中信出版社，2016年，42頁）因為阿列克謝耶維奇是俄羅斯作家，在這裡猛然想起比爾德在「前言」的注釋中所引述的詩句： 「噢，嘲弄地大笑出來吧」—— 俄國詩人韋利米爾·赫列勃尼科夫（Velimir Khlebnikov）在他那首題為《笑的咒語》(1909年）的詩中鼓勵人們面對時代與生活要笑。
難怪「人民在廚房裡大笑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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