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去來兮，感謝你們一直都在；
久別重逢，我們感動如初。
此去經年，希望不負深情；
歸來之時，我們仍是賽先生。
我們選擇在「五·四」重逢，或許是為了表達一種希冀，
又或許是一場小小的儀式。
因為
「賽先生」始終胸懷啟蒙、探索、創造之願景
更因為：
今日之新青年
不必懷舊
無須遠慮
今日之新青年
納新吐故
勇敢篤定
賽先生從未走遠
願與你一起砥礪前行
攜手共進
《賽先生》微信訂閱號將於下周起正式更新，我們不見不散。
在此之前，希望大家可以一起來聊一聊：
在你看來，「賽先生」三個字究竟意味著什麼？
你所希望看到的「賽先生」，應該有怎樣的性格和魅力？
在你的生活中，「賽先生」會是一種怎樣的陪伴？
我們珍視你的每一次發聲，請直接評論文章或給我們留言。
不忘初心，我們希望回到賽先生出發的原點。
今日邀請您回看《賽先生》刊發的第一篇文章：
饒毅：賽先生在中國還是客人麼？——「賽先生」創刊致詞
「要改善我國的科學，不僅需要改革體制，而且需要改進文化。」
饒毅（北京大學教授）
作為觀念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science）進入中國，曾被認為是新文化運動的兩面旗幟。「五四運動」九十五周年的今天（編者註：此文寫於2014年）：「德先生」蹤影難覓，「賽先生」身份不明。
對「賽先生」的爭議，表面上看早就沒有了。雖然不能說中國毫無科學思想之萌芽，但近代意義的科學基本是舶來品；雖然不能說中國人完全缺乏對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關注，但那種出於好奇心對自然奧秘的求索在傳統文化中隱而不彰，而與科學密切相關的技術常被負面視為「奇技淫巧」。今天仍待商榷：科學在精神上是否根植我國文化，科學在實質上是否成為我國發展的支柱？
在各種條件改善的今天，我們需要知恥而後勇。2014年5月，美國副總統拜登批評中國連一個創新都沒有。就算術而言，他顯然錯了；就現代生活而言，我們的原創性貢獻確實與泱泱大國的地位不相稱。主要原因，恐怕不在於科學研究成果的轉化和應用有問題，而是科學基礎的薄弱和創新動力的缺乏。
我們還要看到社會環境變化引起的新問題：離全面小康尚有距離，而青少年對科學的興趣已呈下降趨勢，可能成為中國科學後繼乏人的徵兆。如不未雨綢繆，恐怕尚未小富即安，抑或將出現危機。
中國科學三十年趕上日本仍然是很大的挑戰，百年內全面成為世界一流並非定數，達到二流後停滯不前不是並非不可能。
傳統闕如
文化和科學史顯示，中國古代從軍事謀略到詩詞歌賦等都有創造性，也有包括四大發明在內的原創技術，但我國傳統文化對自然現象及其規律的關注，在廣度和深度上均長期遠遠落後於西方。
所謂「中國古代科學先進、明清才衰弱」的說法並不符合歷史實情。那是有些人出於良好願望而編造出來的，通過英國學者李約瑟出口轉內銷而起到一定作用，包括良性作用。這是我國近代意識到落後情況下的自我鼓勵，如果現在還用就是自我麻痺。
兩千年前，中國沒有歐幾裡得幾何學式的系統性、嚴密性、合諧性與完備性；今天，世界上絕大多數教科書中基本沒有中國的貢獻，中國教科書含中國首創的內容也極少，皆因中國的科學不強。
西方科學傳入中國，曾經歷過短暫的衝突。例如，清初堅決反對地圓說的楊光先（1597-1669）著《闢邪論》，以自己的無知抨擊從西方引進的科學為邪說，還振振有詞地高呼「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攻擊主持欽天監工作的傳教士，以致於1665年德國人湯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1-1666）等被清廷判凌遲死刑，只是彗星的出現等原因救了湯若望一命，實踐證明湯若望等引介的「西洋新法」更為準確。楊光先因直接上書皇帝「摘謬十論」和「請誅邪教」被委以欽天監正，而他對天文曆法一竅不通，最終落得個革職杖流的下場。
我們重溫令人汗顏的史實，是為了今天不沉浸在虛構的古代輝煌中自我心理按摩，而要立志在百年內徹底改變我國科學落後的面貌，也要警惕幾百年來以不同形式出現的民粹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幹擾中國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復興的進程。
歷史局限
中國的科學無疑得益於「西學東漸』。
自十六世紀末利瑪竇（Matteo Ricci，1552-1610）、徐光啟（1562-1633）前後兩百多年，中國對科學的態度以冷漠為主。
近代科學大規模進入中國多在十九世紀六十年代以後。一項很重要的工作是翻譯包括教科書在內的各種科學書籍，一直持續到1950年代。而建立西式小學、中學到大學的現代教育全面布局，到1950年代方具規模。1990年代後期到2000年代初期大學規模擴大，高等教育愈加普及。
1949年以前，中國人雖然逐漸在小學、中學階段開始接受科學教育，不過受教育者更多可能是以科學知識作為升學和就業的門檻，以致在相當長時間裡，很少人對科學感興趣，而對讀書做官、讀書發財趨之若鶩。
民國時期在經濟能力有限的情況下，我國科學步履蹣珊，少數例外如清華大學在數學方面一馬當先，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資助的協和醫學院在生物醫學方面獨樹一幟。1920年代後期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等，其建築甫經啟用就因日本入侵而搬遷內地而沒有很好地發揮作用，二戰後也很少有幾年是和平工作時期。整體而言，1949年以前中國原創性的科學研究極為有限。
1950年至2000年的五十年可能是全中國從國家、社會到個人對科學熱情最高的時期。毛澤東、周恩來發出「向科學進軍」的口號，促進大眾對科學的尊重和熱情，這是當時社會熱衷科學的高尚原因。但不可否認，社會熱衷科學還有實際原因：大凡以前做官發財者在1949年政權更替後的悲慘命運，使中國社會對人文和社會科學心懷恐懼，間接導致人們傾向自然科學和工程技術。那時流行的「走遍天下都不怕」即是彰顯自然科學，也是全國人民對人文社科避之不及的心態寫照。
毛周時代將有限的經費集中用於中國科學院等專門研究機構，而高校在多數學科領域處於科學研究的邊緣。這一時期，雖然「兩彈一星」等應用性項目帶動了相關自然科學學科的發展，也出現如人工合成胰島素等基礎研究的成就，但總體成就仍有限。
毛澤東時代的最後十年，大學、研究所即使沒有停辦，也很少能正常運行，大批知識分子受打壓。雖然毛澤東本人似乎區別對待理工和人文社科，但他並未說清楚，理工科和人文社科同等被批判，直接導致自然科學研究全面滑坡。自然科學的教育也全面退化：中學曾有幾年無物理、化學、生物課，代之以「工業基礎知識」和「農業基礎知識」，注重養雞、養豬、養牛等，為青少年成長為農民做準備。
1976年毛澤東去世後，全國逐漸復甦。鄧小平等首先支持科學和教育，國家科委工作人員以郭沫若名義發表的「科學的春天』激勵了無數青少年。但是，明顯的國內外差別導致1980年至2000年這二十多年的人才外流，其中以「走遍天下」的自然科學人才首當其衝，有些中國機構出現有位置無人競爭的局面。
1998年，國家有一定經濟實力後支持高校的「985工程」計劃（亦稱「創建世界一流大學計劃」）和科學院的「知識創新工程」，目的是緩解自然科學人才青黃不接狀況的救急救貧措施。彼時口號雖很大，但並沒有幾個人真認為中國能「建設世界一流大學」，楊振寧先生甚至認為中國即使建設「研究型大學」也不切實際，國內科技教育界領袖並不清楚國家對科學的支持能否長久。
現實不美
2000年後，國家經濟穩定發展態勢明顯，對科學和教育的支持有廣泛的共識。
2003年「985計劃」和「知識創新工程」獲第二期資助，科學研究走出谷底，一些高校和科研機構開始不再憂慮如何救急，而認真思考自身和中國的科學發展。
也就是說，科學進入中國的幾百年來，其實不過近十幾年才告別「口號強、行動弱」的時期，有實力思考中國科學的發展。
近十幾年來，國家對科學的投入穩步增長（包括有些年代、有些領域投入大幅度增加），人才逐漸回流，科學成果數量增加、質量改善。但是，在科技體制、成果轉化和科學文化等諸多方面尚不盡人意。
體制上，科技體制改革有限。許多資源掌握者沒有管理好國家的經費，相當一批官員頑固地視國家科學經費為其權力來源，不僅不積極借鑑國際經驗，也不推廣國內成功的實踐。
社會上，有些人對科學實質了解不夠，希望中國不打好地基就建樓，急切要求將研究轉化為應用，甚至譏笑和抨擊基礎研究，不知道先進國家在相當大量和高質量的科學研究後，才產出少量有應用價值的成果。我國將不成熟的國內外研究成果莽撞地進行轉化的情況多於國外，有時在國外已被證明不能轉化的東西，卻在我國被善於忽悠者用於牟取私利。這些「轉化」無法長久，也不可能有國際競爭力。
文化上，科學精神很難說已經深入人心。在科學界，迄今未能解決創新需要冒尖的文化與我國傳統中庸文化的衝突，種種落後的習俗與不良的人際關繼續制約著科學人才發揮作用。在科學界以外，不科學的東西在中國社會很容易流行，反科學的東西也不時冒出來，有時甚囂塵上。
因此，對於我國科學和創新迄今不如人口不足八百萬的瑞士，就不會感到奇怪。
前景有憂
科學進入中國幾百年來，學習為主、創造很少。學習國外的科學知識，可以使我國具有技術引進和工藝改造的能力，從加工基地成為製造基地，還在為國外的設計打工，附加值在低水平徘徊。要讓科學為我國自主智慧財產權的新技術、新產業提供支柱和動力，還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
要改善我國的科學，不僅需要改革體制，而且需要改進文化。科學史顯示：對科學家不能求全，而要求尖；在合法和合規的情況下，提供自由創造的環境，任其飛翔；「槍打出頭鳥」的社會習俗是科學創新的死敵。
在中國科學似乎進入快速發展期的今天，也需看到：近十幾年來，中國社會和青少年越來越熱衷於付出少而收穫大的職業，對科學的熱情越來越小。這不限於國內的學子，也含海外華人。也就是說，我們舊問題還沒有解決，又出現了新問題。可能導致的後果是：我國科學的最高峰就在今後三十年內，原來有熱情的人繼續努力形成中國科學上升的曲線，而後繼人才短缺形成科學的平臺期或下降的曲線，它們的交匯或許將決定我國科學未來走向。
如何避免下降的曲線不僅是科學界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的問題。未來的中國固然毋需如1956年或1978年般全社會對科學的熱情，但如果我們很快就變成低於美國2010年代對科學的熱情，在2049年趕不上2014年的日本，中華民族在科學上是否會「未老先衰」？我們希望中國科學上升的曲線不止三十年，但不能僅僅依賴盲目的信念，而要改革體制提高效率、並想方設法消除潛在危機。
問題深層
科學不僅與技術發明、經濟基礎密切相關，也是文化的要素。
在我國，科學能否成為文化的核心之一，問題可能還很大。我們對真理的追求，對自然的好奇，對邏輯的嚴密，對事物的客觀……都「仍需努力』。科學所要求的誠實、懷疑、開放、寬容、求真、合作……也是我國社會文化建設的重要內容。
毋庸諱言，曾表面上與「賽先生」在中國同行一段時間的「德先生」至少是被冷藏了。毛澤東和鄧小平等表示過認同「德先生」，但認為我國國民的素質不夠、付諸實踐的時機未到。他們去世後，「德先生」是被暫時擱置，還是永久棄之，對此無公論。蘇聯證明，「德先生」缺位幾十年，「賽先生」仍可獲相當大的成功。但「賽先生」能獨行多久，全世界無數據。
探討中國的科學文化，希望有助於中國的科學早日達到梁啓超先生對中國學術的期許：「研究高深之學理，發揮本國之文明，貢獻於世界之文明」，也有益於科學精神進入中國文化的內核。
到那時，「賽先生」在中國肯定不再是客人。
（感謝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劉鈍先生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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