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太原道
或許，到目前為止，很多人的腦海裡並不存儲「銘賢學校」和「孔祥熙」這兩個詞，更不知道「銘賢學校」和「孔祥熙」這兩個詞與山西和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事業有什麼關聯，當喜歡了解歷史的讀者能夠跟著我耐心地沿著當年的路走一圈的時候，也許會幫助你超越以往對歷史的簡單認知。2012年，有一位名叫張澤石的八十歲的四川老人，為了完成一樁久久凝結在心頭的願望，勾勒了一個電視片拍攝提綱，聯絡了海內外留存的老人，從校友們那裡募集了一筆資金，從中國跑到美國，從四川跑到山西，從山西跑到北京，走訪了幾十位當年的同學和這些同學的後代，經過精心剪輯，終於奉獻出一部10集電視紀錄片，免費贈送給有關聯的學友和他們的後代，贈送給山西農業大學，也掛在了網上。因為這部電視片所涉及的內容，並不會討得主流電視媒體的喜歡，所以，許多讀者並沒有留意。
由張澤石老人拍攝的這部口述歷史電視紀錄片，片名是《回顧山西銘賢學校百年之路》，通過數十位當年曾在銘賢學校就讀的八九十歲的老人或他們的後代之口，披露了許多鮮為人知的銘賢往事，成為尋訪當年銘賢學校的珍貴資料。循著這條線索，我又找到當年銘賢學校學生、現已九十多歲的李長華老人寫的《旅客萍蹤》，文中詳細回顧了當年在銘賢學校就讀的風雨飄泊的艱難經歷。還有幾年前從太原南宮舊書市場上購得的那本《孔祥熙述評》，裡面粗勒介紹了孔祥熙的生平事跡。就憑這些，粗輪廓地了解了當年銘賢學校的辦學情形，我為這些先賢們專心致志辦學的精神所感動，將手中擁有的這些材料寫成一篇吧，也許，它會促使我們思考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大問題。
說到銘賢，必須涉及民國年間聲名顯赫的大人物，他就是孔祥熙，這個孔祥熙，擔任過民國政府財政部長、行政院副院長、院長等重要職務，影響過整個中國的大局，你不能不佩服他的真本事。他曾受到他的連襟蔣介石的提攜，最後又不得不服從眾多人的呼聲將他驅逐出政治圈。孔祥熙也在1946年10月15日遭到陳伯達先生一支大筆的怒斥，指稱他是國民黨時期四大家族之一，罵得他體無完膚，擦亮了全中國人民的眼睛。在中國共產黨將蔣介石和孔祥熙等人列為國民黨主要戰犯的強大聲浪中，強大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將蔣家王朝驅趕到臺灣那個小島上。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因病死在美國，終年88歲。在時隔五十多年後，我們不用戴著有色眼鏡去看這位曾經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了，還是認真地還原孔祥熙的真實面貌更好一些。
一、從太谷縣一個窮孩子到耶魯大學碩士生
孔祥熙到底是怎樣發達的，在眾多的人們心中還是一個謎。原來，他也曾是一個窮孩子。他於光緒八年，即1882年的9月10日生於山西太谷縣西郊程家莊。孔祥熙6歲的時候，他母親就死了。他的父親名叫孔繁慈，肚裡有點文化，當過好多年家庭教師，還是一個大菸鬼。就因為抽大煙，孔繁慈把本來就不太富裕的家底折騰得窮困潦倒。原先，孔繁慈娶了太谷縣南張村龐家的女兒，生了三個女兒，一個兒子，偏巧，老婆去世了，這個兒子不久也夭折了。這對注重傳宗接代的孔繁慈來說，可謂當頭一棒。為了生兒子，孔繁慈就續娶了他老婆的堂妹為妻，這位龐家的閨女過門後，一直身體不好，經常咳嗽氣短，可她也喜歡抽大煙。婚後不久，龐家新媳婦為孔家生下了孔祥熙，這使得孔繁慈十分高興。三年後，龐氏又生了一個女兒，她就是孔祥貞。家庭子女多了，家務負擔重了，龐氏又和前妻生的三個孩子合不來，經常嘔氣，生活過得很不順心。這樣，在孔祥熙六歲、孔祥貞三歲時，龐氏就一命嗚呼。孔繁慈又成了一個拖著五個孩子的光棍。此時，孔繁慈的父親孔慶麟勸說兒子再娶一個老婆，可是，孔繁慈卻心灰意冷，擔心再娶一個老婆，後母會虐待他的兒子，執意不娶。於是，年幼的孔祥熙便委託給他的五叔和五嬸撫養。為了餬口，孔繁慈不得不出去打工，給別人家當家庭教師，根本顧不上照料自己的子女。孔祥熙從此嘗盡了幼年失母的苦頭。他整天在外面玩，在六、七歲的時候，就加入了太谷城關「爛炭猴」的隊伍。這「爛炭猴」是一幫專撿灰渣中未燃盡的炭塊的隊伍，撿回來自家燒。
等到孔祥熙長到10歲的時候，脖子上生了一個瘡，越長越大，紅腫疼痛，日夜難熬。孔繁慈心疼兒子，到處求醫問藥，怎麼也治不好。萬般無奈之下，孔繁慈想到了來太谷傳教的洋醫生。此時，太谷城內南門樓道巷裡住著幾位美國人，他們都是美國基督教公理會的信徒，為傳教跑到中國，在光緒六、七年就定居在太谷縣。他們明白，單靠傳播基督教的那一套，沒有多少老百姓會相信他們的。於是，他們就向美國公理會總部提出申請，派來一位叫高雅格的醫生來太谷城開了一個西醫診所，為了吸引病員，他們採取不收費或少收費的辦法，專門給窮苦人家的患者治病，並勸戒大菸鬼們戒除鴉片菸癮。日子一久，洋醫生看病靈的名聲就傳了出來。那一天，孔繁慈領著兒子來到西醫診所後，一進門，就受到洋大夫的熱情接待。瞧了瞧孔祥熙頭上的瘡，洋大夫說，這病，應該早一點來找他，現在來了，只好做個小手術，切開毒瘡，擠出膿水，外敷藥物。就在閒聊的時間裡，孔繁慈的菸癮發作起來了，又是鼻涕，又是眼淚，實在堅持不住。那個洋大夫高雅格看見這情形，就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馬上取出戒菸藥給他吃。還給他講了抽大煙的壞處。高雅格說，只要孔繁慈願意，來醫院住一周，保他戒掉菸癮，恢復健康。
真的沒想到，洋醫生的治療很管用，沒用幾天，孔祥熙頭上的瘡漸漸好了，而孔繁慈也信了洋大夫的話，一發菸癮就服用洋大夫給的藥，漸漸把煙也戒掉了，人精神了好多。孔繁慈從此對洋醫生心服口服，他去感謝高雅格，高雅格給他講了一番基督教的教義，並勸他入教，還贈送給他一冊《聖經》去讀。孔繁慈本來就是一個文化人，讀了《聖經》，就對基督教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從此，每逢星期天，孔繁慈就去城裡的教堂做禮拜，聽牧師講道，孔祥熙也跟著父親去教堂，參加由一位外國老夫人舉辦的「主日學校」，聽《聖經故事》，看印刷精美的宗教畫片。隨著中國教徒的日益增加，美國傳教者們考慮到吸引和培養教育教徒子弟十分重要，就決定在太谷縣城教堂裡成立一所西式小學。1889年秋，這所小學正式開辦，定名為「福音小學」，開設的課程既有四書五經，也有數學、格致等西式內容。於是，已經接受了基督教文化耳濡目染薰陶的孔祥熙興高採烈地走進了這所小學。
孔祥熙上了福音小學，在太谷士紳眼裡可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而在美國傳教者眼裡，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大事，因為，連孔聖人的後代也皈依了基督教，這說明美國教會在徵服中國人心上取得了一個重大勝利。在福音小學，孔祥熙受到美國傳教士們的特別關注，教堂華人牧師劉鳳池對孔祥熙格外關愛，一位叫貝如意的美國女教士兼外文教師，十分喜歡孔祥熙。這個孩子生得英俊，貝如意女士除正常上課外，還另外給孔祥熙傳授別的內容，如教他彈風琴，教他唱歌，學繪畫，讓孔祥熙當模特，領他到城郊散步，給他講宗教故事，介紹美國的歷史和美國人的生活習慣。後來，孔祥熙的妹妹孔祥貞也來到福音小學。孔祥貞經常就住在貝如意的宿舍裡。
孔祥熙本來天資聰敏，加上教師們的精心培養，學習成績很好，每次考試都在班裡名列前茅。在福音小學，孔祥熙還在教師劉鳳池的輔導下，打下了厚實的國文底子。他對幾門西式課程也很感興趣，數學特別好，心算能力強。從地理課上，他知道了地球是圓的，知曉了世界的五大洲和四大洋，明白了這個世界許多國家的民情和風俗。他感到美國是世界上最富強、最美麗的國家。他對宗教也學得很認真，一部《聖經》，他都讀了下來，有些警句，他張口就能流利地背下來。
通過福音小學的教育，孔祥熙在政治上也漸漸有了自己的見解，他越是知道國外的情況，越對中國當權者不滿，認定清朝政府腐敗無能，是導致中國社會經濟落後的根源。他的反清意識越來越強。
1894年秋，孔祥熙讀完福音小學，被美國老師推薦到基督教華北公理會通州潞河書院。在這裡，孔祥熙很快博得該校教師的好感。有一位叫麥美德的女教師特別器重他，孔祥熙成為學校標杆式的學生。
此時，正是康有為和梁啓超鼓吹維新的新時期，種種新思潮廣泛傳播，孔祥熙對教會刊物十分關注，他精心閱讀《萬國公報》之類的雜誌，曾在潞河書院辦起書刊推銷點。他開始組織社團，成立了「文友會」，鑽研各種新思想，指斥清朝政府的種種暴政，鼓吹引進西方的民主政治體制和文化科學知識。
戊戌維新運動很快被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勢力鎮壓下去了，此後的1900年，義和團運動攪得中國北方到處不得安寧。在滿清政府的縱容鼓動下，義和團焚燒教堂，搗毀教壇，他們把外國傳教者稱作「大毛子」，把中國教民稱作「二毛子」，見一個殺一個，一時風聲鶴唳，時局十分緊張。在太谷，先是5月間，從河北來了一位大師兄，他在水秀村設壇練拳，沒過多久，全縣70多個平川鄉鎮幾乎都樹起了義旗。6月間，太谷各村義和團大舉行動，先搗毀了各村教堂，然後進城包圍了城內基督教的總教堂——南大街的福音院。6個美國傳教者和10多位中國教徒被困在裡面，其中就有孔祥熙和他妹妹孔祥貞。孔祥熙本來在1898年就從通州潞河書院畢業了，在通州呆了一段後，趕上義和團起事，學校無法維持，他就跑回太谷老家。原想到教堂裡住，可以保證安全。誰也想不到，義和團竟把教堂包圍起來。好在太谷縣知縣胡德修一貫與教堂關係很好，他用行政手段阻止義和團攻打教堂，因此，使得教堂內依然安全。可是，偏偏趕上山西巡撫毓賢這個反洋教的急先鋒，他支持義和團的行動，使得義和團越來越囂張。此時，慈禧太后下令與各國宣戰，太谷的形勢日趨緊張。義和團把福音院圍得死死的，揚言要血洗教堂。
在此情境下，孔祥熙也不得不考慮自己和妹妹的安全，他先把妹妹孔祥貞喬裝打扮送了出去，然後，他與外面的五叔暗中聯絡，約好在7月14日凌晨，由程家莊村的掏大糞的程四蠻趕車到教堂外的無邊寺前來接應他逃走。當他在出逃的前一天向他的恩師貝如意透露他的想法之後，貝如意不僅沒有埋怨他，反而與他抱頭痛哭，囑咐他快些逃命。就這樣，第二天，程四蠻趕著一輛轎車來到無邊寺門前，轎車內坐著程四蠻的嫂嫂，遇到義和團盤問，他就說送嫂嫂回娘家探親。車子到達無邊寺後，四蠻往福音院扔了一塊小石子。孔祥熙在裡邊看見暗號後，立刻爬上牆頭，串到無邊寺房脊上，悄悄沿房脊跳進無邊寺。一頭鑽進轎車裡，屈身藏在四蠻嫂子身後。四蠻提心弔膽，趕起牲口直奔祁縣張堡四蠻嫂子的娘家。孔祥熙就在這裡暫住下來，白天不敢出門，遇來人就鑽進暗室，過起了坐牢一般的生活。
此後半個月，太谷義和團在山西巡撫毓賢的主持下，一舉攻下了福音教堂，把困在教堂中的6位美國人和8名中國教徒統統殺了個乾淨。那位對孔祥熙特別疼愛又給予他教誨的劉鳳池牧師，竟被義和團先割掉舌頭，然後用刀將他身上的肉一塊一塊割裂，直到奄奄一息，殘酷之極，不忍卒讀。孔祥熙聽到這個消息，心中萬分悲痛，但也無可奈何，直到八國聯軍攻下北京，清政府下令鎮壓義和團，按照辛丑協定，開始辦理教案。此時，孔祥熙才公開露面，他馬上積極投入到辦理山西教案的活動中。他幫助美國基督教華北公理會辦了不少善後事宜，他先找太谷知縣料理了被殺的中外教徒的後事，然後跑到北京，向華北公理會匯報了太谷教會的情況。根據有關部門的安排，孔祥熙隨後作為華北教會赴山西善後談判代表葉守貞和文阿德的秘書與幫手，返回山西，先在省城參與了教會與山西巡撫岺春煊的談判，擬定了賠款、樹碑、懲兇的《山西教案章程》七條。爾後，孔祥熙親自陪同文阿德來到太谷，選擇縣城東關孟家花園作為安葬被義和團殺死的中外教徒的墳地，逼迫太谷縣令和著名士紳披麻帶孝，為教案死難者出殯。
孔祥熙協助外國教徒處理義和團殘殺中外教徒的一系列舉動，為當地很多仍然有仇外情結的愚昧無知之人所不齒，認定他是背叛民族的賣國賊。大量史料早已無可辯駁地證明，由滿清政府推動的、由中國民間極端勢力興起的那一場濫殺洋教徒、濫殺中國教民的狂熱行動，是一場極度狂熱的反文明、反人類的行動，導致了殃及全中國、全世界的文明大倒退，巨額賠款極大地損傷了中國的國力。而在這場反人類行動中，殺外國傳教士最多的正是山西。1900年7月9日，在山西省城巡撫衙門西轅門前，山西巡撫毓賢殺死了傳教士及家屬共46人，包括15男20女和11名兒童。其中基督教信徒33人，天主教的主教、修士和修女共13人。據事後統計，此次教案山西全省共殺傳教士191人，殺死中國教民及其家屬子女1萬多人，焚毀教堂、醫院225所，燒拆房屋兩萬餘間，是各省中死人最多的一個省。作為一位真正受益於西方文明的虔誠的基督教徒，孔祥熙站在正義一方，他的行為是符合普世價值的正義之舉。
當處理山西教案的一切基本辦妥之後，孔祥熙向美國傳教士文阿德等人提起他的恩師貝如意等人曾囑咐他赴美說明被害情況及遺言的事，文阿德、葉守貞對孔祥熙忠心事主和處事幹練的才能十分賞識。他們向華北公理會總部匯報，決定推薦孔祥熙到美國歐柏林大學去學習。
孔祥熙、費起鶴1901年留學美國之前的合影
歐柏林大學是基督教公理會創辦的一所大學。它地處美國中部的俄亥俄州。是為了傳承當年德國教士歐柏林先生遺志而興建的教會學校。華北公理會很快研究了孔祥熙留美的事，決定派潞河書院教師麥美德親自護送孔祥熙和另一位叫費起鶴的學生去美國。經過長途跋涉，又經過繁雜的手續，直到1903年6月，孔祥熙和費起鶴才正式在歐柏林大學就學。在那所大學，孔祥熙先學理化，後轉學政治、經濟等社會科學，歷時三年。1906年夏天畢業之後，他又到美國康涅狄克州紐海芬城的耶魯大學進修了一年礦物學。到1907年秋季畢業。在美國學習的6年中，孔祥熙學識大進，眼界大開，他不僅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教育，學到了紮實的科技知識，還結識了不少中、美傑出人士，為他後來在中國政壇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二、栽植銘賢這棵樹
1907年秋，孔祥熙完成了耶魯大學的學業後就要回國了，歐柏林大學「中華團」的學友們懷著依依不捨的心情，專門為他組織了一場歡送會。會上，不少人回憶起他們的好友在7年前在義和團運動中遇害的往事，不禁淚珠漣漣。有人提議，為了紀念傳播基督教教義面殉難的教友，發動一次大規模的募捐，將捐款匯集起來後，委託孔祥熙帶回中國，選擇一處地方，建一所紀念堂，以表達對殉難者的懷念。這個提議，很快得到全體與會者的響應，當場就募集了不少捐款。面對這個場面，孔祥熙十分激動。看到校友們捐款的熱情，他腦子忽然一閃：有了這筆錢，不正解決了自己早就想辦的一件大事所需用的資金嗎？於是，他便激動地站起來說：「校友們懷念遇害先烈的心情，我是十分理解的。但是，大家應當想一想，他們為什麼在中國布道事業中遇害呢？這不是別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老百姓太愚昧無知，太沒有文化了！所以，要想打開基督福音在中國的傳播之門，還應當在中國教育事業上打主意，大家熱情捐款，讓我回太谷建一所紀念堂，這是大家對我的信任，那是很容易的事。不過，這個紀念卻是死的紀念，我們何不用這筆錢在中國辦一所紀念學校，用以提高中國人的文化，促進基督福音的傳播呢？這樣做，不就成了活的紀念？而且意義更加深遠。」孔祥熙的這一席話，把全場聽眾都徵服了，他話音剛落，全場便報以熱烈的掌聲。大家很認真地認起捐來。有人提議，可以向其他學校和其他城市也開展募捐。在場的歐柏林學院的老師們也表示，要把孔祥熙的想法拿到學院會上集體研究，爭取一筆巨款。在此情形下，孔祥熙激動地流著眼淚向大家保證，他歸國後將謝絕一切邀請，犧牲一切優越就業機會，專心致志地創辦這所學校，終身就當這所學校的校長。
就這樣，孔祥熙攜帶著歐柏林大學「中華團」募到的巨款回到了故鄉太谷縣，果斷拒絕了清政府郵傳部和湖南省的邀請，一心一意回家辦學。在當時，孔祥熙的美國同學康保羅正在太谷擔任總牧師，另一位同學韓明衛已經辦起仁術醫院三年了。在他倆的支持下，孔祥熙先把教會在南關的一處蒙館接收下來，掛起了學校的牌子。他想了好久，為學校取了一個意味深長的名字，叫「銘賢中學」，意思是「銘記為傳教而殉難的諸位先賢」。
學校面積太小了，只是一處四合院，根本不能滿足未來的發展需要，很顯然，要想有大的發展，必須擴大規模。孔祥熙與他的兩位好友商量來商量去，最後議定，把設在太谷東關孟家花園遇難教徒墓區的仁術醫院和貝露女校，移到南關來擴建，而銘賢學校搬遷到東關花園裡進行大規模建設。從1909年秋開始，學校進行大搬遷，在這裡，孔祥熙進行了大規模的建設，建起了教室、實驗室、操場、禮堂和美國教師居住的小洋樓。孔祥熙也為自己興建了小別墅。為了辦好這所學校，孔祥熙網羅人才，聘請教師，購買儀器和書籍。頭幾年，他不僅當校長還當老師，親自給學生講英文、地理、礦物學等課程。
孔祥熙把銘賢學校搬到太谷東關的第三個年頭，一場推翻滿清政府的革命風暴席捲華夏大地。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發起義。不久，閻錫山、姚以介等人在太原響應武昌起義，發動起義，打死了山西巡撫陸鍾琦，佔領了省城。消息當天就傳到太谷縣。第二天，一位一位在太谷城內以開「回春大藥店」為掩護的革命黨人公孫長子在太谷縣衙門前高懸起一面「剪除韃虜」的大旗，一下子震動了太谷城。縣太爺曾泉初一看大事不好，鑽在縣衙裡不敢出來。縣城裡的巡警大都是河北人，醞釀著搶上些財物返回老家去。縣城市民人心惶惶。自從明清以來，太谷就是晉商的重要發祥地，素有「金太谷」之稱，是山西乃至全國的金融業和商業的中心。此時，商家們最怕兵荒馬亂被人趁火打劫。於是，城內的富商和紳士緊急開會，公推紳士兩人為太谷商會正副會長兼自治事務所正副所長，決定火速招募商團，組成一支地方武裝以保衛縣城。大家在籌劃保衛大計時，有人想到縣城東關銘賢學校的孔祥熙。因為，他前幾年就從美國購回過一批槍械，並以軍事課為名公開訓練學生，能不能把他請來，為地方保安出力呢？
其實，此時的孔祥熙比他們更注意形勢的變化，他本來就對清政府不滿，辦學幾年來，也與一些革命黨人有過暗中聯絡，只是由於無法預料大局，才不敢貿然行事。至於和城內商家們的關係，他本來就很想和他們套近關係的。只是因為孔祥熙作為孔門後代，居然皈依了基督教，離經叛道，不到萬不得已，紳士和富商們是不願跟他套近乎的。現在，當兩位富商找上門來，他當然不會放過這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的。聽了他們的敘說，孔祥熙立馬表態，把自己的學生武裝起來，編成學生軍，開進縣城。他又把商團和巡警隊等地方武裝，統一組織起來，成立了一個營務處，孔祥熙親任總辦，委任兩名副總辦，共統領二百多人的一支隊伍。孔祥熙身著軍服，斜掛腰刀，騎在馬上，儼然一副大司令的派頭。他整天策馬巡視四條大街，各商號見了，無不彎腰恭迎。
辛亥革命太原起義後，山西政局動蕩不安，先是閻錫山與清政府派來鎮壓的六鎮總兵吳䘵貞密謀成立晉燕聯軍直搗北京，繼而密謀敗露，吳䘵貞被刺殺，袁世凱派清軍猛攻娘子關。起義軍打了敗仗，清兵盧永祥打進關內，直打到太原。大都督閻錫山倉皇出逃，副都督溫壽泉揮兵南下，清軍二次佔領太原，盧永祥部一度攻打到晉南洪洞、趙城一帶，直到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清帝退位後，山西政局才穩定下來，閻錫山才又返回太原。這期間，太谷城內的局勢一直很緊張，為了應付緊張的形勢，太谷城在孔祥熙的率領下，堅守城門，為避免遭到各路兵馬的侵害，他們採取了由商家出資，給予閻錫山隊伍支持的做法，也派銘賢學生組成的敢死隊到娘子關參與作戰。
就在此後不久，孔祥熙家庭發生了變故，先是他父親孔繁慈因病去世，後是新婚不久的妻子韓玉梅去世，搞得孔祥熙心煩意亂。此時，袁世凱和孫中山鬧崩了，孫中山發動二次革命失敗後流亡日本。為擴大革命隊伍，孔祥熙的朋友王正廷投靠孫中山，邀請孔祥熙到日本擔任東京中國基督教青年會總幹事。孔祥熙聽從了王正廷的話，把銘賢學校的校務交給美國人伍樂福，自己東渡日本。
在日本，孔祥熙接近了孫中山，也接近了支持孫中山鬧革命的廣東富商宋嘉樹，宋嘉樹的女兒宋靄齡、宋慶齡、宋美齡，此時都在日本，宋靄齡擔任孫中山的英文秘書。一來二往，以前在美國留學期間就見過孔祥熙的宋靄齡很快就和喪妻不久的孔祥熙熱乎起來，沒過多久，兩人的婚事就定了下來。1914年春天，兩人按照基督教儀式簡單舉行了婚禮。成親之後，孔祥熙滿面春風，精神大振，急欲回國辦他的教育事業。他辭去基督教總幹事的職務，宋靄齡也推薦她的妹妹宋慶齡接替了她的英文秘書，夫妻倆雙雙返回山西太谷。沒想到，一年之後，宋慶齡竟嫁給了孫中山，孔祥熙跟孫中山竟成了連襟。這門親事，使得孔祥熙一躍成為政治上的暴發戶。
回到太谷之後，孔祥熙與心愛的妻子宋靄齡一頭撲入銘賢學校的事業中。當年銘賢小學的學生回憶說，年輕貌美的宋靄齡既是他們的英語老師，還主動承擔起他們的生活事務，給學生們洗衣服，縫衣服，還幫孩子們捉他們衣服上數不過來的蝨子，令他們十分感動。
在山西，孔祥熙辦的銘賢學校令山西土皇帝閻錫山不得不刮目相看，閻錫山授予孔祥熙督軍參議的虛職。此後，閻錫山在山西推行「六政三事」，提出「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的主張，搞禁菸、放足、剪髮等，這些，符合基督教的主張，孔祥熙都給予積極配合。他曾幫助閻錫山接待過美國駐華公使訪問山西，他在太谷辦起「拒毒會」，組織學生下鄉宣傳禁菸，在農村建起戒菸所。他還利用暑假組織銘賢學生下鄉宣傳閻錫山的六政，協助整理村範。特別是1919-1921年山西連續大旱之後，孔祥熙代閻錫山赴美向中美華洋義賑會求援，貸到了一筆巨款，採用「以工代賑」的辦法，組織饑民修築公路。
當然，頭腦開活的孔祥熙心裡明白，僅靠基督教公理會每年給的那點資助，這日子是過不下來的，必須在經濟上有一個大的跳躍。此時，他打聽到國際市場上鐵礦石資源緊缺，他就跑到陽泉礦山交涉，以每噸一塊大洋的價格購得一批鐵礦石，賣給了美國商人，賺得了一筆大錢。有了這第一桶金，孔祥熙的膽子越來越大了，他決心把買賣做大。當時，美英等國都向中國大量傾銷煤油，為了尋找中國代理商，讓利幅度很大。孔祥熙看中了這筆買賣，可是手頭根本就沒有資本金，怎麼辦？他與妻子商量，決定去上海向丈母娘倪桂珍張口借錢。倪桂珍聽了女婿發展商業的宏圖大計，十分讚賞，慷慨地拿出自己的積蓄，資助孔祥熙。可是，她借給的錢離20萬的目標還有不小的差距。孔祥熙又向他的叔祖母借得一筆首飾珠寶，變賣了之後，總算湊足了資本金。但是，找到在天津落腳的美孚油公司之後，對方審視了一下孔祥熙，只答應向他少量供貨，批發一點煤油、棉紗和洋布，要想承當推銷人，必須得找一家銀行做擔保。有誰肯為默默無聞的孔祥熙擔保呢？一氣之下，孔祥熙竟然想到乾脆自己辦一家銀行吧。1915年秋，孔祥熙拿出自己的一部分資金，到太谷城裡找當地的富商和財東們商量，發起創辦一所「裕華商業儲蓄銀行」，然後又辦起了一家「祥記貿易公司」，經營煤油、鹼面、白糖、洋臘、肥皂等雜貨，這些貨從天津上岸後，裝火車運到榆次，再以榆次為中心，分銷到山西各地。後來，孔祥熙將他的「祥記公司」和「裕華銀行」的中心都轉到天津去，生意越做越大。
此後，孔祥熙參與了中日處理山東回歸公約的善後事宜，參與了中俄會談，參與了孫中山回國進京及治療和安葬事宜，參與了向馮玉祥索要孫中山《建國大綱》文稿事宜，參與了營救陳友仁的活動，逐步上升為國內突出的政治人物。
1925年，孔祥熙回太谷銘賢中學過年，此時，正逢銘賢學校資金特別緊張，為了解決這一難題，孔祥熙決心再次赴美，找歐柏林大學商討徹底解決學校經費的問題。回到母校後，孔祥熙見到闊別多年的老師和同學，向他們詳細匯報了銘賢學校創辦和發展的情況及當前的困難。歐柏林大學的校長和老師們對孔祥熙創辦銘賢的功勞給予了充分肯定。他們授予孔祥熙名譽博士的稱號。對於銘賢的經濟困難，母校提交霍爾基金會進行了專項研究。基金會成員一致贊成從霍爾基金中撥給銘賢學校75萬美元，讓孔祥熙把這筆錢以銘賢學校的戶頭存入美國銀行。這樣，每年存款的利息就足夠銘賢常年辦學經費了，由美國銀行負責定期從美國寄來。得到這筆資金後，孔祥熙欣喜萬分，他興致勃勃地向老師們表示，他回國後要把銘賢學校再升格一步，辦成設有八個系科的大學。
原來，霍爾也是歐柏林大學畢業的學生，他是電解鋁法的發現者，美國著名科學家。霍爾小時候和孔祥熙有類似的經歷，霍爾就靠勤工儉學，努力奮鬥，終於一舉成名。他由於擁有電解鋁的專利而成為富翁。他於1914年逝世時， 遺囑將自己的財產作基金，用以扶助貧苦學生上學和舉辦教育事業。歐柏林大學遵照遺囑組織了霍爾基金會。此後，孔祥熙拿到這筆基金後，回國後在銘賢塑起了霍爾像，號召銘賢學生向霍爾學習。
1926年春，孔祥熙回國後，中國發生了北伐戰爭，北伐軍一路所向披靡，挫敗了北洋軍閥70萬之眾。孔祥熙看準了機會，由美國返回廣州，投入南方革命政府。此時，廣州國民政府正醞釀遷都武漢。隨著戰爭的向前推進，廣州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宋子文需隨軍赴前線籌劃軍餉，後方部裡的工作亟待有人主持。宋子文見大姐夫來了，正是一個最理想的人選。於是，經向國民政府報批，立即任命孔祥熙為中央政治會議廣東分會委員兼廣東省財政廳長。在宋子文北上後，代理中央財政部部務。就這樣，孔祥熙一回國就躋身於國民政府重要職務圈子中。此後，當蔣介石羽翼漸豐之後，他深知，要想在中國政治舞臺上站住腳，必須尋找親美人士為他牽線搭橋，在1927年4月18日南京政府建立後，他就想改變自己的婚姻狀況，他把目標選定在宋美齡身上。而要做成這件事，阻力不小，蔣介石把主要助力寄托在宋靄齡身上。宋靄齡把在廣州的孔祥熙叫到上海。孔祥熙冷靜分析了形勢，他也很贊成蔣介石娶自己的小姨子。此時，宋氏家族形成兩派，宋靄齡、孔祥熙極力促成，而宋子文和宋母則表示反對，至於宋美齡雖對年長的蔣介石不喜歡，但經大姐、大姐夫反覆分析前景後，她對蔣介石也產生了濃厚興趣。為了促成蔣、宋姻緣，孔祥熙和宋靄齡一方面做宋子文和宋母的工作，另一方面轉告蔣介石，勸蔣介石速與前妻正式離婚，並一定要加入基督教。終於，促成了這件婚事，蔣介石接受了宋母提出的條件，和前妻登報離婚，並加入基督教。12月1日，蔣介石和宋美齡舉行盛大婚禮。婚後的蔣介石於1928年1月在南京復出，重掌政權，他馬上把大襟兄和小舅子都拉入政權中樞。宋子文管財政，孔祥熙任工商部長，孔祥熙從此步入穩定的政治生涯。孔祥熙從政之後，有過成功的篇章，也有過挫敗的經歷。我們權且不去管這些，還是回頭詳細敘說銘賢學校這件事。
三、銘賢——愛的花園
公正地說，孔祥熙為銘賢學校的創立和發展付出了極大的辛勞，沒有他，銘賢不會有當初的興起，也不會有以後的健康發展。
銘賢學校建立後，孔祥熙就規定了校歌，制定了校旗，還親自任教授課。孔祥熙親自題寫了「學以事人」的校訓。「學以事人」源出於基督教（聖經》，原文是：「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孔祥熙選用這句宗教語言作為銘賢學校的辦學宗旨，是要表明自己「創辦學校，作育人才，以期達到救國救民的目的，符合淑世愛人的本旨」。
銘賢校歌是這樣的：高山仰止，太行東延，成仁取義，銘我前光，真知由力行，工讀無間，學求致用，志務貞堅，國步顛連，民事維艱，建業更始，共負仔肩，樂居天下後，憂在人先。學以事人，永矢弗諼。
這樣的校歌，凝結著怎樣一種高尚的情懷，這不是一般凡夫俗子所能理解的。
這樣的校歌，幾十年來，一直凝結在一代又一代銘賢學子的心目中。
作為一座教會學校，銘賢學校由美國公理會歐柏林大學興辦，銘賢學校的最高管理機構是設在美國歐柏林大學的銘賢託事部，託事部主席由歐柏林大學校長或副校長充任。凡銘賢學校的重大方針、經濟、人事等問題，都由託事部解決和批准。銘賢學校在國內的管理機構是校董會。學校由公理會一手培養的基督教徒孔祥熙擔任校長兼董事長，所以，傳播愛，就成為學校的主旨。銘賢學校自創辦之日起，就成為一座愛的花園。
銘賢創立伊始，孔祥熙就提出了銘賢學校的四大理念：第一，組建一個優秀的領導班子；第二，聘請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第三，發揚師生的主人翁精神，民主辦學；第四，制定嚴密的規章制度，依法治校。四十多年來，不管孔祥熙本人在不在銘賢學校上任，銘賢就是按照這套理念來運行的。
銘賢學校最初僅設小學，辦在太谷縣城明道學堂，以後逐漸擴充，增設了中學。因明道院地方狹隘，不敷應用，於1909年遷到城東的孟家花園（即現在的校址）。這裡花草馥鬱，林木扶疏，假山高疊，巍樓對峙，環境優美，極適讀書。1921年，孔祥熙募集了大筆資金，開始大規模興建校舍，銘賢進入黃金髮展期。由孔祥熙出資，興建了一個紀念他父母親的亭蘭圖書館。由宋靄齡出資，興建了紀念她父母親的嘉桂科學樓，嘉，取意為她的父親宋嘉樹，桂，取意為她的母親倪桂蘭。這兩座樓，是銘賢學校最漂亮的樓。還興建了由美國人韓明衛出資的韓氏樓、由美國人田俊卿出資的田氏樓，整個校園融合了中西建築元素，形成了獨特的建築風格。
到了1927年，銘賢學校舉辦建校20周年紀念活動，蔡元培，張學良、蔣介石、司徒雷登等分别致詞祝賀。司徒雷登的賀詞中寫道：「三晉永懷銘賢，君子六千春風，廿年貞固幹事，生聚教訓倏爾。」
創辦銘賢學校之初，孔祥熙就立足於高起點，通過各種方式，從美國和全國各地聘請了一大批高素質的好教師，比如從山東聘請來的李彝亭，臧惠泉，都是山東請來的高級講師，來銘賢后，把全家人都帶來了。李彝亭成為銘賢的骨幹人才，他的兒子李長華自小在銘賢長大，上了銘賢小學、中學，現在旅居美國，成為北美銘賢校友會會長。
銘賢學校對於日常教學的要求是嚴格的，這是整個學校從開始就有的傳統。一方面對教師要求嚴格，一方面對學生要求嚴格。對教師的希望是：能夠兢兢業業，認真備課，要「對得起學生」，不能「糊弄」他們，要使他們真學到知識，學到求知的技能。他們不但諄諄教誨，也言傳身教，從不遲到早退，也不允許學生如此，深受學生愛戴尊敬。當然也有個別不稱職的，學校聽取學生的反映，也有學生「趕」教師的事，對教學效果差的，學校不再續聘，期滿以後就得離開，沒有通融，沒有含糊。銘賢學校每年聘請教師時，是按照這樣的標準選擇，儘量聘請最優秀的候選人，不僅看他的業務水平和能力，也十分注意他的人品和可靠程度。銘賢從創辦時起，就認定學校不僅是「教書」，還要「育人」。
對學生的嚴格要求，更是一絲不苟。除了教師對課堂作業和課外作業的嚴格規定外，學校每學期有四次考試：三次月考、一次期終大考。學科考試成績規定60分及格，差一分也不能通融。每次全校考試，學生總是由教務主任親自點名入場，由他逐一安排座位（高初中學生相間而坐）。堂堂如此，數年如一日，形成一種常規，所以每次考試秩序井然，舞弊抄襲的機會極少。
正是這種嚴格要求，使得同學們養成兢兢業業的習慣。李長華說，他自己就是在這樣環境的薰陶中，不敢懈怠，下午放學回家，總是先做當天的功課，有時功課多，晚上就需要做得很晚。學校和老師對一個學生的塑造，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孔祥熙倡導學生自治，各門功課都有由課代表組織的學生協會，生活上都有學生組織自我管理，系統井然有序。學校在太谷和四川曾家寨，都有一處張貼學生壁報的長廊，有詩歌，有散文，有英語，有繪畫，有書法，各顯千秋，極大地激發了學生們的興趣，增長了知識。學校鼓勵學生自由組合各種社團，學生的夥食、住宿、衛生、文藝娛樂，體育活動，都由學生自己組織。
無論在太谷，還是在四川，銘賢都堅持辦《銘賢周刊》，隨時登載學校的重大事件，會議紀要，以及師生對學校的建言獻策。每一學年，學校都要舉辦校務報告會，向全校師生詳細公布本學年學校的基本建設情況，教務財務管理情況，教學科研成就，以及存在的問題，讓學生真正體會到做學校主人翁的感覺。
銘賢學校在山西頗有聲望，所以報考的學生很多，錄取的學生都是各校會考的前幾名，還有各地公理會學校選送的學生，故學生來源不虞匱乏。又由於銘賢經費比較充裕，不惜以高薪從省內外聘請好的教師。除英文依例由美國教師擔任外，其他各課多由適當的教師擔任。為了與天津南開中學和北京師大附中相競爭，在高中內使用大學課本或演作大學一年級水平的習題，甚至選用英文原版教科書。實驗、實習等課，要求也比較高，這樣就使一些基礎稍差的學生難以隨班上課，留級、休學現象也時有發生。
幾十年後，銘賢校友陸恂如回顧說，當年他在四川銘賢只上了幾個月，讓老師精心輔導，結果，當年就考上了北方交通大學。
銘賢學校的教學是按照西方教會學校的模式來運作的，從小學到中學，再到大學專科，銘賢學校一步一個腳印，它緊緊面對中國經濟社會極端落後的現實，有的放矢地採取了許多切實可行的措施。比如，1935年由孔祥熙向美國歐柏林大學建議引進的穆懿爾教授，來中國以後，到山西晉中地區作了大量調查研究，然後辦起了農場和農業實驗室，孜孜不倦，培育出了金皇后這一玉米優良品種，推廣到山西乃至全國，直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仍然在中國北方地區大量採用，對推動中國的農業豐產起到重大作用。還有，諸如來杭雞，荷蘭牛，波斯豬，軟步來羊，小麥新品種。穆懿爾還注重中國傳統農具的改善，他設計了深耕犁，能耕七寸深，推廣到山西許多地方，對增產起到了重要作用。他還發明了鏈條泵，在晉中地區農村推廣，幫助農民抽水。穆懿爾還組織成立了農村會務部，率領學生深入偏僻落後的鄉村，進行實地調查研究，組織農民識字班，進行公民啟蒙教育。
1934年11月10日蔣介石與夫人宋美齡到孔祥熙創辦的銘賢學校（山西農學院前身）視察時留影。蔣介石（左三）、宋美齡（左四）、孔祥熙（左五）
四十多年來，孔祥熙一直擔任銘賢學校的校長兼董事長，銘賢中學不但業務水平方面在全國各個學校中名列前茅，歷屆畢業生的升學率很高，在其他方面發展得也很全面。例如體育運動水平，馳名後方各省。學校的籃球隊、排球隊常常出戰山西和以後四川成都各個學校，所向無敵。1915年4月，山西省第一次舉辦中學生運動會，銘賢學校拿走了大部分冠軍。在省城各校的學生演講比賽中，銘賢學生口若懸河，出盡風頭。
在銘賢學校，代體育課的李伯玉老師和安瑞堂老師不但教授各種體育項目的技巧知識，還強調實際的體育鍛鍊，帶動學生們下午的課外活動。每年春季領導組織全校田徑運動會，為期兩天，全校停課。運動員按生日分為「春、夏、秋、冬」 四個隊，運動場搭起臨時主席臺，樹起四根旗杆，每一項比賽結束評分後，在軍樂聲中按先後名次升起各隊的隊旗，上面各印不同顏色的「春、夏、秋、冬」四個大字，儼然像奧林匹克運動會升起各國國旗一樣，大家都關心自己生日隊的運動員的成績，為他們助興打氣。
在銘賢，曾經上過銘賢幼兒園的老人回顧說，當年她在銘賢幼兒園，有一位名叫王美蘭的老師，令她終生難忘。王美蘭對學生們特別親，像對待自己的孩子那樣關愛。當時銘賢已經有了農場，王老師領著孩子們到學校農場去看，她指著羊說：「孩子們，你們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嗎？這是羊，你們身上穿的毛衣就是用羊身上的羊毛做的，你們喝過的奶有的是牛奶，也有的就是羊奶。你們都吃過羊肉嗎？就是這些小羊羔長大宰殺的。」她領孩子們去看工廠，看製作肥皂的過程。春天的時候，領著孩子們去看麥苗，夏天再去看成熟的麥子。她還領著孩子們過夏令營，在野外吃野餐。這樣循循善誘的啟蒙方式，令孩子們把愛的暖流深深地種在心間。
在銘賢，有一位名叫李寓天的老師，教地理，他先在黑板上畫了一張地圖，給學生布置作業，回家畫一份地圖。畫得好的同學，得到李老師的表揚，以後大家對地理課特別上心，對祖國的山川河海和世界的地域分布如數家珍。
銘賢的國文老師功底特別深厚，他按照當時的國文教材，將唐詩、宋詞、元曲，以及現代散文都講得活靈活現，為學生們打下堅實的國文基礎，好些學生，就是靠在銘賢上學打下的國文底子，以後成為作家的。
1945年曾在四川上過銘賢學校的龐麗麗說，她的英文基礎就是在銘賢上中學時奠定的，以後到了臺灣，發現臺灣的英文老師發音竟跟日本人差不多，從臺灣老師那裡，沒學到多少東西。
在銘賢，講生物課的劉老師，上生物課時，把學生帶到實驗室，讓大家用顯微鏡觀看細胞。他給學生詳細講述染色體的情形，講男人與女人染色體的不同。甚至講到基因，教大家怎麼做實驗，講到人體構造時，詳細講述人的生殖系統，讓大家好好聽。當講到男性生殖系統時，好多女同學聽得不好意思，把頭埋在課桌上，劉老師很生氣，馬上給予批評，當場點名叫一位女同學上講臺黑板上畫一個男子生殖器，鬧得一幫女同學再也不敢怕羞不注意聽課了。
幾十年後，銘賢老校友回顧說，銘賢學校有一位王文輔老師，給學生代音樂，孩子們上小學的時候，王老師就教給他們五線譜，引導大家聽貝多芬、巴赫、舒伯特等音樂大師的音樂，這給孩子們紮下了根，使他們有了音樂鑑賞能力。從此以後，學生們就愛上了西方音樂。幾十年來，這些學生一直喜歡聽交響樂。
從太谷開始，王文輔老師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他在四川金堂期間編寫的四冊《音樂教材》，不但收集了許多世界名曲，還羅列了世界著名音樂家的小傳，系統介紹了樂理知識、五線譜識譜知識、以及各種樂器的介紹等等，圖文並茂，用「嘉樂紙」石印出版。
王老師不但不分晝夜地編寫，還要利用周末休息時間到十裡外的金堂城，送稿校稿，幾個月內往返奔波好多次，才能完成一冊。這套教材對提高學生音樂水平和素質，起了十分關鍵的作用，銘賢學生多半能識五線譜。凡是用過的同學，無不稱讚這是一套不亞於現代水平的教材。
王老師還組織課外男女聲合唱隊和「童聲合唱隊」，並在課後親自帶領指揮。校內每年舉辦班級歌詠比賽，《厲壯士行》和《唱啊中華同胞》是其中兩首最受同學喜愛的比賽歌曲，前者由吳烈秋作詞，採用愛爾蘭民歌調，後者由著名音樂家李抱忱作詞作曲，並親臨學校指揮。這兩首歌大大激發了同學們的愛國熱情和同仇敵愾的抗日決心。
在四川金堂曾家寨，比賽前的那一兩個月，課餘之後可以聽到各個班級都在不同的教室裡排練，歌聲繚繞此起彼伏，整個老寨都被激昂的歌聲所充滿。比賽會上有評判小組，各班演唱後由他們決定名次發獎。小組由幾位音樂修養較高的老師組成。
1944年，馬革順老師來校，他以輕鬆活潑的方式教學生們音樂課，很受同學喜歡。好多銘賢校友至今仍記得他用德文教唱舒伯特的《搖籃曲》，以及他自己作曲的《遊子吟》。《遊子吟是他1935年根據王問奇的詩譜寫的作品，曲調十分動人，把歌詞裡那種思念故鄉的深情和迫切回家的企望，表露得極其深刻，動人心弦，幾十年後仍然在同學們中間流傳詠唱。
馬革順老師是一位熱心的基督徒，後來在上海音樂學院擔任指揮系教授。他於1953年創作了一部大型清唱劇《受膏者》，以聖經為基礎描寫基督耶穌的生平，其規模和性質與韓德爾的《彌賽亞》類似。在那個剛解放不久的年代，創作出版這樣的作品，是要冒很大風險的，由此可見他對基督信仰的執著和忠心。這部作品後來由國內外許多教會的大型詩班或合唱團多次演唱，深受歡迎。
銘賢學校在金堂時期，經常舉行音樂演唱會，曾經演唱韓德爾的清唱劇《彌賽亞》，並常和成都華西壩五大學的合唱團有聯誼演唱活動。歐柏林老師席恩伯組織了一個男生合唱隊，選唱優美歌曲。他還組織了一個樂隊，包括小提琴、大提琴、小號、長笛等樂器，吸引了一批愛好者參加。可以說，銘賢中學的音樂水平在當時全國中學之中，屬於佼佼者的行列。好多銘賢學生的音樂愛好，也是中學時期培養起來的。
在四川曾家寨，雖然地處鄉下，可是校內的課餘活動卻十分豐富多彩。除了上述體育活動和音樂活動以外，每年都舉行話劇、京劇、或歌舞文藝晚會，聖誕節組織慶祝和「報佳音」活動。校內常常舉行各個「同鄉會「以及班級內的聚餐聯誼活動，或者到周圍山坡廟宇或河邊郊遊野餐。
四川金堂曾家寨遠離城市，距離最近的縣城金堂也有十裡，基督徒的師生員工無法去教堂，於是學校在老寨扶風樓下開闢了一間房子作為禮拜堂，每逢星期天舉行主日崇拜，平時也有查經班、唱詩班以及節日聚會，同時聘請了一位兼任牧師王鑰東負責主持。這是很特別的一件事，因為銘賢不是教會學校，沒有任何宗教課程，不規定學生必須參加宗教活動，所以這完全是學校領導為保持基督信仰，並為了適應師生的需要而採取的措施。王牧師除兼教初中國文課外，主要精力在帶領學校內教會團契的活動。
1947年暑假，青年會在青城山舉辦的夏令會中，魏教授夫婦應邀擔任主題講員，大大激發了參加者的信心和靈命。銘賢學校不少老師和領導人都是基督徒，他們的信仰在不同程度上影響著自己的工作態度和作風，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學生。這是銘賢辦得出色的主要因素之一。
抗戰期間，經費和物資供應不足，金堂又風氣閉塞，辦學十分困難。但學校仍堅持原有的辦學宗旨，特別重視對學生的生產教育，重視課堂教育與生產實際的結合，所以專科學校在開辦之初，就依循太谷時期的優良傳統，設置自己的農場和工廠，作為教學基地。學院開設之後，更擴大了原有的基礎和範圍，在金堂西門外設農場，主要培植各種水稻、小麥、高粱、玉米、菸草、蔬菜等優良品種；另外還專闢一地作為畜牧場，進行各種家畜、家禽優良品種的培養和推廣。工廠則在北門外學校附近新建廠房，包括機械試驗工廠、化學試驗工廠和紡織印染試驗工廠等。機械工廠內設發電廠、鑄造、鍛工、鉗工、模型車間；化學實驗工廠內設硫酸廠、化學藥品廠、酒精廠、釀造廠等；紡織實習工廠內設織布、染布、印花等各項項目。工廠生產的醬油、硫酸、藥品、毛巾、布匹等在當地及附近各縣銷售，受到用戶歡迎。
這些農場、牧場和工廠，一方面供學生實習，掌握基本技能，另一方面也是學校師生結合開展科學研究的舞臺。許多教授先後取得一系列的科研成果，受到科研機構和有關部門的重視。抗戰時期的後方地處偏僻鄉間，生產落後，物資不足，這些工廠生產的部分產品不但滿足了社會上的需要，也彌補了學校經費之不足。此外，中學原有的鄉村服務部改由學院管理，繼續在十裡外的姚家渡服務當地農民，向農民提供多種社會服務，踐行「學以事人」，並使師生進一步了解社會。在金堂的幾年，不論是銘賢專科學校還是銘賢學院，培養出幾屆畢業生進入社會，在培養農工建設所需之高級技術人才方面做出的種種努力，對當時社會和國家有很大貢獻，得到社會人士的肯定。
地處鄉下的學校還有一個需要，就是醫療護理。學校為解決生病師生員工的需要，設了醫務室。最初由隨校南遷的宋尊一大夫主管，不久他調到學院，另請來溫忠理（燮卿）大夫。他來後擴建醫務室，建立較健全的規章制度，並配備了一位楊護士和一位年輕助手謝貴華。經常在下班後被請去到教職員家中出診，幾乎是隨叫隨到。
在四川曾家寨，師生一般的病症基本都可以在校內醫務室解決，遇到重大病症無法處理時，學校就派人立刻送到成都華西醫院。有一次一位教師的孩子得急病，需要儘快送成都，但那時已經是黃昏，農民都不願意趕夜路，找不到抬滑竿的民工。在緊急關頭，兩位歐柏林代表甘乃德和高爾遜自告奮勇把孩子送到成都。他們從來沒有抬過滑竿，所以完全是新手，而且又是夜間，實在不容易。他們在70多裡的丘陵小路上馬不停蹄地直奔，到達華西醫院時天剛剛亮。把孩子交待妥當之後，又立刻趕回學校準備第二天上課。銘賢學校，就像一個大家庭。
銘賢來到金堂不久，就在姚家渡設立「鄉村服務部」，這是太谷貫家堡鄉村服務部的繼續。姚家渡是距曾家寨銘賢學校三裡遠的鄉鎮，瀕臨昆河。周圍的農民每十天中有三天（農曆逢三、六、十日）在這裡有集市，出售他們的農副產品，也採購生活用品。服務部由聶立軒老師負責領導，服務項目有：1）由楊護士提供免費醫藥服務；2）設閱覽室，陳列書報雜誌，幫助當地農民提高文化；3）幫助農民書寫書信或文書；4）不定期講座介紹醫藥知識和先進農業技術；5）發放農業貸款。這些對農民的生產和生活幫助很大，在當地口碑甚好，每到趕場天，前來接受服務的人總是絡繹不絕。
四川金堂是一個土匪猖獗的地方，而土匪都是由當地黑社會「袍哥」組織的「舵把子」掌控。在銘賢學校未來之前，這一帶三天兩頭有搶劫、綁票等案件發生。現在一下子來了這麼多外地人，安全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學校和曾家族長們研究之後，決定讓武星三主任秘密參加「袍哥」，不過只是名義上的，不需參與任何活動，這樣可以起到保護全校師生家屬的作用。在那個黑社會當道的環境裡，銘賢採取的這一措施，的確產生了效果，八年中雖然周圍不斷有匪情傳來，學生們常常在夜間聽到遠處的槍聲，但是三個曾家寨的學校區域，卻一直平安無事。1950年後的歷次政治運動中，武星三主任的「袍哥」歷史，成為他不斷被批鬥的罪狀之一。
金堂縣境內有一個「雲頂山」，風景很好，學校在夏天學期結束時在那裡舉行教職員退修會，一方面總結一學年的教學，一方面也是給教職員一個休整的機會，這是太谷時期銘賢傳統的延續（太谷時是去「鳳山」）。雲頂山離學校約有半天路程，可以步行，也可乘牛車或滑杆。此處山明水秀，樹木蔥鬱，是一個避暑勝地。山上有一個很大的廟宇，教職員及家屬吃住都在廟裡。
在四川，由於學校地處偏僻的鄉下，有許多事情諸如購買儀器、藥品、圖書或與政府或有關機構交涉聯繫、聘請教師、與友校溝通交流、送急重病人去大醫院等等，都需要到成都去辦理。因此，學校在成都設立了「銘賢辦事處」，地點在棉花街，由孫子健老師擔任辦事處主任。凡是因事出差去成都的，都可以有地方落腳或住宿，十分方便。
抗戰期間，中美關係十分密切，美國的電影大量輸入到後方，許多電影歌曲在學生中詠唱。另外有一本美國民間歌曲集《One Hundred and One Best songs》（一百零一首最好歌曲），包括當時美國最流行的歌曲，其中有經典名曲、黑人靈歌、教會讚美詩歌、中古時期的抒情歌、當代的民歌等等，這本詩集是同學們很喜歡的，幾乎人手一冊。這些歌曲在偏僻的鄉下校園中，給同學們帶來活躍和溫馨。
1942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難的階段，日本侵略軍從沿海向中國腹地節節進逼，佔據了大半個國土，而且不斷轟炸後方各個城市。成都重慶經常遭到空襲，有一次日機轟炸成都的時候，美國空軍戰鬥機黑寡婦起飛迎擊，有一架被擊中的敵機墜落在金堂姚家渡銘賢學校不遠的田野，同學們爭相前往觀看。
銘賢的愛國傳統，到金堂時期，更加活躍，張建侯老師不但教學生國文，也常在課堂上提醒和引導同學們要關心國家大事。在他的教導下，學生們養成了每天到學校讀《大公報》社論的習慣。這不僅是為了提高閱讀和寫作能力，也是為了不與時勢脫節。呂立中老師在「公民課」上很有感情地給我們講三民主義的精髓，認為孫中山的革命理念十分適合我們的國情。軍事教官薛子英總是不厭其煩地向學生交代政府的施政方針和政策，要大家認真遵守，他們都是忠於當時政府的愛國者。
銘賢學校在政治上較為寬鬆。女部主任徐煥滋老師是地下中共黨員，她把女生院管理得井井有條，對學生既嚴格又關心愛護。她是學校教職員中少有的幾位進步人士之一，常年訂閱共產黨機關報《新華日報》和其它一些進步書刊。學校對此是相當寬鬆的，並不加過問，當外面政府追查共產黨的風聲很緊的時期，她還是需要防範，於是就把收藏的《新華日報》和《聯共（布）黨史》、《辯證唯物論》等書籍拿到訓育主任李彝亭老師家中存放。
當時學校中同情共產黨的學生也不少，如張佔元(於明）、劉得復、王澍凝（路奇）、成鴻哲（成弋）、閻權達、郝朝暉、楊奉孝、張鳳山等等。他們關心政治，有憂國憂民的情懷，有宣傳他們政治信念的熱情。有一天清早，郝朝暉由於受到政府追捕，秘密轉移到宜賓去了。特務又跟蹤到宜賓，可是他們從前門進去搜查時，朝暉卻從後門逃脫了，十分驚險！這些同學和徐老師一樣，都是忠於共產黨的愛國者。許多像他們這樣冒著生命危險從事地下工作的志士，遺憾的是有些在革命成功以後的日子並不好過。幾十年之後，當年的地下黨員郝朝暉卻被打成右派分子，後半生的遭遇很悲慘！
傅作義的女兒傅冬菊當年也曾是銘賢學校的學生，她是一位很關心國事的進步青年，她離開銘賢學校後去昆明讀書，大學畢業以後，在天津《大公報》社工作，經人介紹參加了共產黨。國共內戰時期，她的父親傅作義將軍坐鎮北平，負責華北的防務。在解放軍大兵壓境的情況下，為了保證千年文化的古城不致毀於炮火之中，也滿足部下官兵不願再打內戰的願望，傅作義將軍向共產黨提出和談的倡議。傅冬菊從中斡旋，經過相當曲折的過程，終於達成了和平協議。
抗日戰爭中，日本人不但封鎖了所有沿海口岸，還把魔手伸向東南亞。1943年緬甸失守，中國西南唯一的一條國際通道滇緬公路被堵塞，情況十分危急。同年國民政府號召青年學生參軍，赴印度、緬甸，加強在那裡與盟軍聯合作戰的中國軍隊，史稱為「遠徵軍」。銘賢自建立以來就富有愛國傳統，所以號召發出以後，同學紛紛應徵報名。根據參與者們的回憶，當時參加遠徵軍的同學計有：曾驥、李繼剛、羅長鎬、李懷瑞、馬履康、周傳鈞、周傳基、李克明、郭家讓、姚曉衡、彭慎之、席承光、黃鳴歧、曹聯榮、董九疇、聶剛、壽大衛、王明陽、王維民、王雅各、閻子良、郭銘棻、喬榮秀、任萬魁、郝振勳、楊道義、王建基等，實際上參加遠徵軍的遠不止此。
他們分兩批先後於1943年底和1944年初離校開往印度，離校時全校停課，師生歡送他們到姚家渡。除了男生以外，還有四位女同學一一王澍凝、江德端、龐屏閣、孫玉德也報名參軍。她們興致勃勃地到金堂縣經過體檢，辦好一切手續住下。可是當晚就有人通知說，上面決定這次不吸收女同學，要她們第二天返回學校繼續讀書，她們深感失望，甚為沮喪，但是也沒有辦法，只好怏怏而返。從這事可以反映出，當時學生們關心國事、支援抗戰的熱情的確很高。
1944年9月16日，蔣介石又提出「一寸山河一寸血，十萬青年十萬軍」的口號。10月14日正式發起十萬青年從軍運動。1945年2月20日徵集工作告一段落，從軍人數總計15萬餘人，超出原定人數50%，我們銘賢中學也有同學參加，其中就有蔣作民。這15餘萬年輕的新兵被命名為「青年遠徵軍」(簡稱「青年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9月2日日本籤署投降書，第二次世界大戰和抗日戰爭勝利結束！這些青年學生本應返回原校繼續學業，可痛心的是，八年的抗日戰爭剛剛結束，沒有給老百姓喘一口氣的時間，國內戰禍又起，血染神州大地，不少戰役比抗戰時期還要慘烈、嚴酷。多少抗日的熱血青年未犧牲於抗日場，卻殞命於內戰！蔣作民就是在東北四平街內戰中殞命的。消息傳來，全校師生在上寨大禮堂舉行了沉重的追悼會。
銘賢學生朱賢敦高中畢業後，從軍參加了美國志願航空隊（飛虎隊）的服務，經過到美國路易斯安那州軍事學院訓練，當上了飛行員。回到中國後，多次駕機，在非常危險的「駝峰航線」上飛越喜馬拉雅山，往返於印度和昆明之間，為抗日作出巨大貢獻，最後晉升為美國空軍少校.在銘賢。
學校日常事務先後由伍樂美、田俊卿、程子青、賈炎生、梅貽寶、喬輔三、吳克明等人負責，無論在草創時期，還是戰亂年頭，無論在較為安定時的太谷，還是在南遷運城、河南陝州、陝西西安、陝西沔縣、四川金堂曾家寨、四川成都、陝西三原縣，在顛沛流離的動蕩生活中，始終能夠保持人心穩定、秩序井然，這是一個奇蹟，在現代人看來，簡直不可想像。
四、銘賢的流浪漂泊
1937年春，國民政府國防委員會為發展實業，準予銘賢學校建立農工專科學校，遂即增設校舍，添購設備。八月，賈炎生正式代理校長職務。
正當農工專科學校招生開課之際，抗日戰爭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大舉進攻華北，直逼太原，山西局勢危在旦夕，時任代理校長的賈炎生召集老師商議說：「我們不能等日本人來了佔領校園才動手，我們不能呆在這裡苟延殘喘，我們應該保留我們的教育資本，這些人非常重要。」於是，學校經與孔祥熙取得聯繫，經他同意後，學校決定南遷。
1937年10月13日，銘賢學校開始緊急疏散人員和圖書儀器等物，師生 200餘人分批從太谷向南遷移至運城。在南遷到祁縣東觀時，遭到日機轟炸，炸傷學生多人。
11月8日，太原淪陷，晉南局勢緊張，銘賢學校遂由茅津渡過黃河至河南陝縣。停留三個月。因經濟措據難以維持上課，就在1938年 1月遷到西安，借用尊德女校舊址繼續上課10個月。後來，日本人的飛機多次濫炸西安各處，學校又於11月遷到陝西沔縣。沔縣太偏僻了，實在難以發展，最後才決定遷往四川省金堂縣姚家渡曾家寨作為臨時校址。
在逃亡陝西、四川的過程中，銘賢學校曾經流傳一首《銘賢兒女歌》，歌中唱道：收拾山河一擔擔，長空願望正無攔。十年帷下書生苦，百萬軍中凱歌還。卷旌旗浪煙已散，洗徵袍戰血方幹。太平日月風光好，湖山騎驢看晚霞。
一位名叫臧惠泉的老師，1930年從山東來到太谷銘賢學校，曾經擔任銘賢學校理化部主任、中學部主任、教務主任，他曾經譜寫過一首《銘賢夕陽歌》，歌中唱道：「夕陽西下汽笛鳴，金碧輝煌景色騰。野馬群皈翳村宿，夾道花香味猶濃。惠風和暢會暖意，星月皎潔倍有情。夜閒人靜警國步，囊螢映雪志已成。聞雞起舞國恥雪，枕戈待旦奏膚功。河山破碎同飲恨，清夜深思獨縱橫。」
當年，每天夕陽西下，銘賢兒女們聚攏在一起，高聲吟唱，山谷中迴蕩著他們清脆的歌聲。正是這一首首歌曲，鼓舞著銘賢師生緊緊地手拉著手，戰勝艱難險阻，克服重重困難，從困境中走了出來。
七十年後，作為當年銘賢學校在四川金堂的學生，八十歲的張澤石在美國找到當年在銘賢任英語老師、年高九十多歲的洋人鄧䪨華老師，師生倆一起唱起當年的《銘賢兒女歌》和《銘賢夕陽歌》，共同懷念銘賢的日子，那份純樸坦蕩的激情，真的太令人感動了。
金堂縣姚渡鎮曾家寨，是曾家在康熙年間由廣東客家人遷來的，經過幾代人的拼搏，曾家成為當地出名的富戶，曾家祖輩特別會做生意，積累了巨額財富，修建了佔地200多畝的大莊園。曾家人特別注重培養自家的子弟，辦過多年的私立學校，培養了一批出色人才。曾家寨子在民國時期就有川西客家第一莊園的美稱，是一座規模宏大的古寨子,它由四個寨子組成，每個寨子的建築面積都超過40畝。曾家四個寨子先後修建於公元1830-1873年，從清道光、鹹豐到同治中期，歷經40多年，由曾秀清及其子孫主持修建。其中老寨子、上新寨、下新寨相距很近、水浸壩寨子在現在的城廂鎮前鋒村,兩地相距4公裡多。老寨子共有房屋 300 多間，寨內有園林、池塘、亭閣、觀戲臺等，布局精巧、非常考究，整個寨子的建築形如一個「曾」字，至今約有近200 年的歷史。
1938年底，抗戰最艱難的時期，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院長的國民黨元老于右任來到金堂的姚渡鎮，希望曾家人幫忙安置一所學校。于右任對當年在同盟會的老友、曾家後人曾道說：孔先生有所學校，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地方，你看能不能幫忙找找地方安頓一下？曾道一聽就明白了，這位能讓于右任親自幫著聯繫學校的孔先生，肯定就是孔祥熙了。在當時，恐怕也只有國民黨政府財政部長、行政院長孔祥熙能有這個面子了。那所謂孔先生的學校，自然就是當時還在山西太谷縣的銘賢學校了。最後，曾家人經過集體商量，決定就讓銘賢學校搬進曾家寨子。唯一的條件是，學校辦起後，讓曾家子弟免費入學。
經過先期到達的武星三老師的籌劃後，中小學很快就複課，同時積極籌辦農工專科學校。購置地畝，興建校舍，聘請教師，增添設備。經一年多的籌備，於1940年秋，正式招生上課，學制為三年。按當時教育部規定，專科學校僅設科、不設系。全校分農學部和工學部。農學部分設墾植、畜牧、農業工程三科；工學部分設機械工程、化學工程、紡織工程三科。專科學校共招生三年，三年中在校學生 111人，共畢業學生80人。教師42人，其中教授15人，副教授4人，講師9人，助教14人。教師多數畢業於全國著名大學，或在國外大學獲得學位。有的教師能開二、三門課程，甚至同時開四、五門課程，並且還能在課餘時間開展科學研究。學校對學生要求嚴格，教學秩序好。凡學生違犯校規，令其退學；學生考試有舞弊行為的，除取消該課成績外，並視情節輕重予以記過、開除處分等等。
1939年4月，銘賢學校的學生和老師就這樣在金堂的曾家寨子安頓下來。曾家老寨子是銘賢私立學校的中學部，有辦公室、教室、女生宿舍、男教師宿舍、圖書館、學生社團院、病生療養院，大院前側，有一個很大的運動場和器械運動場，曾家祖堂被改成了大禮堂，學校舉行集會、學生考試都會選在這裡。
上新寨背後開闢成一個大運動場，有一百米和四百米的跑道、足球場，鐵餅、鉛球、標槍投擲場，跳高、跳遠場地，這個大運動場也是學校每年舉行中學生運動會的地方。下新寨有兩個毗鄰的大院子，一個院子供小學部使用，院子裡也有一個大禮堂，學生在此晚自習。
站在只剩下橋面的老寨子寨門所在地前，曾老先生很激動地指著面前一大片綠油油的土地回憶：這裡以前就是大操場。農地另一旁，是後來改建作糧庫的上新寨，還能看到一片整齊的屋頂。
除了從山西太谷搬過來的學生，當地和外省又有人入學讀書，在金堂期間，高、初中學生由最初的200多人，發展到800多人，每年高中畢業100多人。1940年，校董會在中學的基礎上增設農工專科，有教授11人，教員10人，學生58人，農工兩科共分6個系。1943年，經教育部批准，銘賢學校改建為「銘賢學院」，由專科改為本科，學制也從3年改為4年。其間還有不少外籍教師來授課。1943年秋，奉教育部之命，銘賢農工專科學校改為私立銘賢學院，學制為四年，除原有農工兩科外，又增設商科。原專科學生於1945年全部畢業，不再另行招生。
1945年抗日戰爭勝利後，學校計劃遷回太谷，因蔣介石發動內戰交通不便，未能遷移。1946年將中學部遷至陝西三原，銘賢學院工商管理、銀行兩系停辦，另在西安招收該兩系，就地開課。1947年銘賢學院從金堂遷到成都東門外，1948年，中學部和工商管理、銀行兩系分別從陝西遷回成都。學院原在金堂設：農藝、畜牧、農經、機工、紡工、化工、銀行、工管八個系，遷到成都後，因受校舍設備等限制，將農經、化工、銀行三系暫行停辦。解放前夕在校學生為358人，畢業生為133人，教師為68人，其中教授36人，副教授8人，講師8人，助教6人，特聘教員6人。職工為59人。學院內設有農場、牧場、機械實驗工廠、紡織實驗工廠，藏有圖書8838冊，儀器7999件。
對於從外地遷徙來川的銘賢師生來說，八年的流浪生活，終於到頭了！這個時候，學校領導考慮的第一件事，是復員的準備和安排，其次是如何處理善後。工作量是大的，預計用一年的時間來安排，除了立即派遣人員做必要的準備工作以外，決定在 1946 年秋天遷離金堂回山西。
由於國共內戰在抗戰勝利後愈演愈烈，銘賢的復員沒有原來預想的那麼順利。1946年中學部遷到陝西三原就停在那裡，無法北上，兩年後又返回四川成都。學院則先是暫留金堂原地大約一年，1947年成都中央造幣廠停產，空出不少房子，於是董事會決定學院租用造幣廠，立刻遷移。
學院在成都，一共呆了三年，校址在造幣廠，造幣廠面積很大，房間很多，學校搬來以後，辦公室、圖書館、教室、實驗室、以及教職員和學生宿舍都可以安置，此外還有一個很大的體育場。1948年，中學部師生從三原回到成都後，除了在東門外天仙橋街租用民房上課辦公以外，在造幣廠內靠拱背橋街大門內靠城牆的空地上，臨時修建了一批簡易草房，作為教職員家屬宿舍，中學和學院的教職員混合居住。
這些簡易宿舍是竹木結構，茅草作屋頂，篾片編起再敷上泥巴和石灰做牆。毛邊紙作天花板，防止睡覺時房頂的毛蟲、灰塵落在眼睛裡。每個單元有前後兩間加上後面一個小廚房，廚房門外就是城牆根。六個單元相連為一排，每個單元住一家。
銘賢在成都期間，歐柏林代表的負責人是萬慕德夫婦，他不是一般的代表，而是以歐柏林常駐銘賢代表的身份參與學校的領導工作 。除他以外，還有六位年青教師都先後來到成都。
這是學校歷史上歐柏林代表同時在銘賢人數最多的一個時期，他們同時在銘賢學院和中學部教英文並擔任其他文體課外服務工作。幾位年輕代表在校外市區東升街租了一棟二層樓房居住，萬慕德夫婦則住在學校為他們在造幣廠內城牆上臨時修建的草房裡。這是他們的大女兒（萬桂珍）出生時所住的房子，萬的母親來訪問時也住在這裡。由於成都的城牆很厚，所以房子周圍的空間看起來仍覺寬敞，房前常常是各個歐柏林代表聚會的地方。雖是草房，環境卻幽靜開闊，從城牆上向南瞭望，成都東南郊錦江一帶盡入眼底，風光如畫。
學校在造幣廠呆了兩年後，大約是在1949年初，由於造幣廠要恢復生產銀元，學校需要遷出。於是便在東門外九眼橋附近的蓮花池紗廠背後，購置了一大片空地，蓋了新的校舍，包括教室、實驗室、試驗工廠、辦公室、圖書館、男女學生宿舍以及教職員宿舍等。學院於1949年秋轉移到那裡上課。學生和教職員也都搬了過去。銘賢學院自從離開金堂以後，重新有了自己的「家園」。校園面積很寬，雖然都是簡易平房，但布局合理而方便，校園四周用竹籬笆圍起，當時李彝亭的大兒子李長彬已經被聘在銘賢學院機械系任教，由於他在唐山交通大學是學土木工程的，所以參與負責這次學院新校舍的建設，發揮了他的專長。
銘賢來到成都集中辦學的那兩年，正是國共內戰正酣的時候。社會已經沒有抗戰期間後方鄉村的那種幽靜安詳的氣氛。戰爭、失業、政治鬥爭表面化、社會動蕩不安、通貨膨脹、物價飛漲，這些都是政權交替時期的特徵。民運和學運在社會上和學校裡廣泛展開，儘管學校照常上課,可是學生已經沒有多少心思安心學習。教職工的生活受到物價波動和貨幣貶值的影響，甚至比抗戰期間艱苦的日子還要困難。就在銘賢處在成都的這個時期，政權發生了改變。1949年12月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成都，取代了國民政府。所幸和平的過渡使成都避免了戰爭的浩劫，人們鬆了一口氣。雖然此後無休止的政治運動把人們帶入另一種緊張，但大陸重歸統一，各地交通逐漸恢復，經濟和社會秩序趨於穩定，大家都期待開始在新的政權下的生活。
1950年大陸各省形勢已經基本穩定，學校上下所期盼的復員已經沒有什麼阻礙。但是交通工具如何解決是首要的問題。學校派李彝亭和學院學生熊美成到重慶，向主管教育的西南軍政委員會文教部聯繫交涉，文教部答應提供汽車，銘賢學校負擔部分費用，並把九眼橋蓮花池新建校舍全部移交給當地政府，作為抵償費用的一部分。
全校師生家屬共約300人，於1950年10月9日，乘人民政府提供的大型軍用卡車20輛，從成都外東蓮花池出發，再度經川陝公路復員北上。新任院長吳克明、尚滯留成都的萬慕德夫婦、範依禮、郝恩慈等代表以及留在成都的部分學生，都前來送行。
雖然交通工具順利解決，但是路途的艱辛卻仍是不可避免。由於都是乘坐卡車，車上先裝滿儀器書箱和行李，師生家屬高高地坐在行李上面，不免經受風吹日曬和雨淋。10 月20 日晨7 時抵太原，換車於上午10 點抵太谷，沿途共計12 天。
範依禮是唯一隨學校回太谷的歐柏林代表。政權剛剛改變，對外國人的政策是懷疑、監視、審查。1950年本來預定9月要回美的萬慕德夫婦，由於需要審查從他們家中搜出的個人信件和其他文件，通知他們暫時不得離開，直到銘賢師生都已經走空了，他們還不得不留在成都等候公安機關離開的許可。範依禮等代表在東升街的住所，9月初被五六個外事人員和大約15個公安警察檢查了5個半小時。他們翻遍了所有的箱櫃抽屜，拿走了他的收音機、借來的發電機以及一些照片和信件。他在幾個月前曾向學校提出申請，要求和學校一起去太谷， 一直沒有得到肯定的回答，現在看來更加渺茫了。此後，範依禮才被批准乘坐郵政車返回太谷。
學院的大部分學生也因種種原因不能、或不願隨校北上。在復員的決定作出之後，銘賢學院乃與成都四川大學黃季陸校長反覆商量，最後達成協議，川大同意接收銘賢學院的借讀生200名，銘賢向川大轉交一部分工廠和農場的設備，以及200名學生所需的課室和宿舍家具。這樣，所有學生不會因學校遷徙而影響學業。學校在這方面所考慮的十分周全，認真負責
195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旬，銘賢學院和銘賢中學的師生家屬陸續回到太谷。經過短暫的休整以後，11月20日，全校正式複課。幾年之後，在北院興建一大批教職員家屬宿舍，陸續騰出第五院和南院的校舍，改善了教職員的居住條件。為了教學的需要，擴大了校園的範圍，逐漸修建了一些較大型的建築如圖書館、實驗樓和學生宿舍，又在北院修建了供中小學上課使用的教室和禮堂。
五、偃旗息鼓的銘賢
1951年，從四川遷回山西太谷的銘賢學校終於走到了它的盡頭。這一年，山西省人民政府根據黨中央、國務院的統一決策，一律停辦所有教會學校，所有的教會學校全部重組。這年的 月 日，山西省人民政府發文，停辦私立山西銘賢學校，將銘賢學院改名為山西農學院，銘賢學院和銘賢中學全部解散。
此前的1938年，正在中國抗戰時期，代表歐柏林大學來中國負責處理銘賢學校危機的萬慕德先生還是毛澤東先生的座上賓呢！
當銘賢學校南遷到西安的時候，歐柏林代表萬慕德通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吳雲甫的介紹，於1938年夏天訪問了當時的邊區政府和八路軍總部所在地延安。萬慕德在延安逗留的一個星期中，觀察入微，發現共產黨的許多優點，也看到一些毛病，客觀地加以報導，未加渲染。他指出當時邊區政府廉潔之風、一心為國、欣欣向榮的氣象，正是國民政府所缺乏的。國民黨最終在大陸的失敗，歸根到底由內因造成。雖然對一些深一層的東西，他沒有、也不可能看到，甚至被表面現象所蒙蔽，但他對紅色地區的評價基本上是客觀的，肯定的，沒有被國民黨的宣傳所左右。以一個美國基督徒，而且後來做了牧師的人能這樣觀察問題，實應為我們所重視。金堂時期，銘賢學校對各種觀點兼容並蓄，對各類人物（包括共產黨地下黨員徐煥滋老師）容納保護的民主開放風氣，正是銘賢精神的一個側面。
可惜的是，此時卻不是以前了。1950年以後，不少像萬慕德這樣的人卻被視為「帝國主義分子」而被驅逐，他們在中國所從事的事業，包括像銘賢學校這樣的教育機構，也被認為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基地，受到無情的批判鬥爭。
1941年銘賢高中畢業生郭定成回顧說，在當時，銘賢學院一共有八個系，諸如：銀行系、工商管理系、紡織系、機械系、獸醫系、農藝系、畜牧系、農學系。按照當時教育部的安排，原銀行系和工商管理系劃給北京的中國人民大學。原紡織系劃給內蒙古農牧學院，原機械系劃入太原理工學院，原紡織系劃給西北紡織學院，山西農學院僅留了農藝系和畜牧系。就這樣，七零八落，肢解了聲名顯赫的銘賢學院。1951年暑假，教育部根據中央的決定，撤銷私立銘賢學校，改為公立。將銘賢學院的農學各系保留成立山西農學院。其他各系合併到太原的山西大學，半年後紡織系又合併到鹹陽西北工學院；銘賢中學高中部合併到太原五中；把太原農技校與銘賢中學初中部合併，改為山西農學院附設中級農業技術學校；銘賢小學部則由太谷縣接管改為楊家莊小學。
銘賢遷回太谷後不久，韓戰爆發，全國就開始了「抗美援朝」運動，山西教育廳派人到學校裡領導開展了一次學習運動，批判「崇美、恐美、親美」思想。這是解放後的第一次政*治*運*動，有一天，教育廳王廳長親自來到學校，組織並督導全校師生，把校園內那些被義和團殺害的外國傳教士的墳墓和孔祥熙家的祖墳都挖了，並且還在晚上開螢火會，把挖出來的屍骨焚燒，控訴「美帝文化侵略」罪行。
我查了一下，原來，當時山西省建國之初的教育廳的王廳長，就是咱們在文化大革命時最早受批判的王中青副省長。
當年的銘賢學校學生回顧說，那時，前方打美帝，後方挖美根。在當地組織的主持下，一群人將埋在太谷校園中的十幾個傳教士的墳墓統統挖了出來。1951年銘賢學校初中畢業的杜秦還回憶說，當時，她只有13歲，被學校統一組織到現場圍觀，親眼目擊了挖墳開棺的全過程，看到了一處處墳墓被挖開，從棺材裡抬出一具具屍體，遺骸中有的服裝還依稀可見，有的只剩下骷髏，頭髮全是黃的。這一幕，令她終生難忘，太恐怖了！為了消除中國人長期的親美、崇美、恐美意識，太谷校園和太谷縣城到處張貼著宣傳畫，上面畫著美國的山姆大叔戴著高帽子，指著蔣介石的光禿頭，命令他：你去打中國！曾經創辦銘賢學校的孔祥熙，也被指斥為帝國主義的走狗，凡跟他沾過邊的，一律被視為重點審查對象。
2002年，在一次銘賢校友座談會上，其中一位校友沉痛地說，他1951年入校後，在校園裡參加了「挖墳」的活動。當時領導分派他們這個年級的學生，每20個人挖一個墳。當他們把這些傳教士的屍骨挖出來的時候，還看到一些黃頭髮沒有腐爛，在一個人的頭骨上還有一把刀！可以想像，當時那些愚昧的拳民們，對這些宣教士是多麼仇恨和殘忍！如今的官員們，在半個世紀之後，用「挖墳毀屍」這樣的行動，再次掀起這種仇恨，目的是什麼？不外是為了「教育」大家：為紀念這些宣教士而創辦的銘賢，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堡壘」，是「崇美、恐美、親美的大本營」，自然應當是要徹底批判和否定的了。從此「銘賢」和「反動」、「落後」，結下了不解緣。
其實，孔祥熙當年還有恩於共產黨。據銘賢學校1943年高中畢業生喬居順回憶說，真實的孔祥熙在1937年擔任國民政府財政部長期間，十分贊成共產黨在山西平型關打的那一仗，他下令撥給遠在延安的八路軍120萬大洋，親自送到延安。毛澤東對此十分感激，當時對孔祥熙說：「給我們辦過好事的，我們絕不能忘記。」可是，沒想到沒過幾年，就成了勢不兩立的仇敵。
銘賢校友幾十年後回顧說，當時整個學校籠罩在「階級鬥爭」的緊張氣氛中，凡是過去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三青團等政治組織的教職員或學生，尤其是擔任過什麼職務的人，都認為是國民黨的殘渣餘孽，成為被審查批判的對象，有些被定為「特務」或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不斷被鬥爭。
李長華的父親李彝亭在群眾專政運動中，交代了曾經參加過國民黨，但是突然有一天被揪去，說他是國民黨「支部委員」，而不是一般黨員。他百般回憶，覺得沒有這樣的經歷，所以一口否認。可是調查人員拿著學校過去的檔案，上面明明印著他是支部委員。於是被認為是「隱瞞反動歷史」，不坦白交代，「頑固不化」。就這樣他被關進了「牛棚」，隔離審查。母親每天三餐給他送飯，但領導告訴她不準多說什麼，所以她就只是告訴他：「一切如實說就好，把自己交給主，不必過分憂慮。」在這期間，還讓父親胸前掛上一個大牌子遊街，牌子上寫著「拒不交代的國民黨殘渣餘孽李彝亭」。
這樣關了兩個星期之後，調查人員從太原正在被批鬥的武星三那裡得知，1940年學校任命李彝亭擔任訓育主任。但政府規定，訓育主任、教務主任等以上的職務，必須至少是國民黨支部委員才能擔任。於是在報表時給他填上「支部委員」，由於這只是為了應付教育廳的例行公事，並沒有看重，所以也沒有通知他本人，以後也沒有再提起此事。所以，李彝亭的確根本不知，從此他才獲得了清白。像這樣被隔離、被批鬥的例子，在銘賢校園裡多不勝舉，剛從南方復員回來的這些教職員，人人都在擔心自己說不定哪一天也被揪鬥，惶惶不可終日。在這其中，也有些人為了自保，或者希望爭取「進步表現」，以銘賢的事誣陷他人。在這樣的氣氛下，銘賢人在路上彼此相遇時，最多寒暄幾句打個招呼，很多時候甚至故作不見擦肩而過，互相之間噤若寒蟬，不敢提「銘賢」二字，造成人人自危。從那以後，武星三主任好像就再沒有抬頭走過路。此後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學校的政治鬥爭氣氛，遠遠超過學術學習氣氛。
一位銘賢學校工作過的教師李克明先生，曾在他寫的一篇題目為《打鑔記》中，記述了他本人被打成右派後的奇特經歷。
李克明先生說，1957整風反右運動後他被劃為右派，降兩級，留在單位勞動改造，春耕秋收下鄉勞動，平時仍然在樂隊工作，但是不再讓他拉小提琴，而是去打鑔，沒有人教他，他只能從電影中看到國外樂團打鑔的演奏員，打鑔時都是站起來，兩片銅鑔不是對著敲，而是上下錯開敲， 打完還要高舉晃動晃動，以達到鑔聲餘音繚繞，迴響在整個音樂廳的效果。鑔的譜子，沒有高高低低的音符而只有點，他因拉慣了小提琴，對旋律記得很清楚，因此從不看譜，而是聽旋律快到了，就站起來打，鑔聲又準確又動聽。
當時李克明參加了舞劇《寶蓮燈》的打鑔工作，其中三聖母打開窗戶迎接春天的陽光，飛躍翩翩起舞，在這裡有一下關鍵的鑔聲。排練結束，飾三聖母的演員趙青，興奮地問指揮：今天這個鑔是誰打的？好像要將李克明託向空中似的！指揮說是那個右派李克明打的。演員說：右派怎麼的?打得好就是好！從此，指揮、演奏員、舞蹈演員對李克明的工作都很滿意。
第二年，柬埔寨西哈努克親王將訪問中國，國宴後周總理將邀請親王在人民大會堂 覌看舞劇《寶蓮燈》，緊張的排練開始了，但困擾樂團領導的一件事是中央有紅頭文件：右派不得進入人民大會堂。臨時換人根本不可能，樂團領導只好將此一難題向院領導請示，院黨委書記是從部隊調來的，說打個鑔誰還不會？換人！這一指示傳到指揮，指揮說，你以為打鑔那麼容易，換人我無法指揮，又傳到主要演員那裡，她說，他打得挺好的，換人我就不跳了！指揮不指揮，演員不跳舞，這臺戲就演不成了！院黨委也只好將這一難題上報給文化部。當有人告訴李克明這些情況，他沒想到一個小小的右派居然還驚動了文化部。部領導問：那個右派改造得怎麼樣？院領導回答，勞動、工作都不錯。部領導指示：那就特批他進人大會堂，但要給他三條紀律：第一，演出中間休息只準在休息室，不得四處亂竄。第二，演出結束首長外賓上臺與指揮、演員、演奏員握手，他不得握手，更不能與外賓首長一起照像。第三，此次是國事演出，只準打好，不準打壞。前兩條和李克明無關，因為當時物資緊缺，一說要去大會堂演出，大家都拿出積蓄到大會堂搶購什麼三五牌香菸、巧克力、二鍋頭，他一是沒錢，二是他自己改造的身份，哪能不知好歹去和大家一起去搶購商品，更不敢去和外賓首長握手照像了。可是第三條卻令他緊張又擔心受怕，萬一因緊張打錯或沒打好，那豈不是有意破壞的反革命行為了？平時他從不看譜只要聽旋律，就能打得又準又好，可這次是國事演出，是在特批他進入的人民大會堂，又有三條如聖旨般的紀律，他不敢絲毫怠慢放鬆，兩眼緊盯著樂譜，決不能出錯！三聖母出場了，打開窗戶，迎接春天的陽光照射入她的閨房，這一聲關鍵的鑔聲即將來臨，李克明雙眼目不轉睛地死盯著樂譜，三聖母翩翩起舞了，他的鑔也敲晌了，既沒有站起來，也沒有錯開敲，更忘了晃動兩片銅鑔，那可是和平時絕不相同的毫無共鳴：更無餘音繚繞的兩片金屬碰撞的啞鑔！指揮立即皺起了眉頭，樂隊隊員都回頭看，以為是換了人，李克明真是無地自容，就等著演出完畢的批鬥會了。演出結束，飾演三聖母的演員大發雷霆：今天的鑔是怎麼搞的？是誰打的？！簡直要把李克明從空中拽下來了！有人告訴她還是那個右派李克明打的，她立即平息了怒火，若有所悟的說，可能他太緊張了，太緊張了！外賓，首長和領導都在那裡盡情欣賞三聖母優美的舞姿，誰也沒去理會那聲致命的啞鑔。在指揮、樂隊隊員和舞蹈演員的諒解和包容下，李克明算是逃過了這一劫！
幾十年後，一位名叫孟憲曦的老先生在他寫的一篇《往事》中記敘了他進入當年進入改組後的銘賢中學的情形。他說，他是在1951年夏考上銘賢中學的。這年的1951年10月1日，山西農學院正式成立了。他們屬於初中部，但戴的校徽是山西農學院附屬農業技術學校，他們沒有學農。銘賢消失了，但他們的老師均來自銘賢。其中幾位印象最深。化學老師李彝亭，人體解剖學老師程子青，數學老師賈荷卿，植物老師劉子偉，歷史兼英語老師呂立中，代課物理老師陸智良。李彝亭老師，不但給他們上化學課，還是農校副校長，工作繁忙，但他認真負責，把學校治理得很好。他給學生講，化學是一門實用的學科，它與數學，物理等學科共同成為自然科學發展的基礎。李老師通過傳統式的 教學方式，通過做大小實驗，讓我們去體會，培養了他們學習的激情。在「四人幫」橫行的年代，學校缺少教具，李老師自己挖粘土，做了高中數學模型，用籃子提到教室上課。當時學校收發室混亂，常常丟失信件，李老師就按時到收發室去取上信件，報紙，然後親自送到子弟學校的教師手中。無論是大雪紛飛的日子，還是炎熱酷暑的季節，沒有一天間斷過，真是為人民服務的典範。李彝亭老師像周身通亮的紅燭，照亮了一代又一代新人通向理想彼岸的途程。
孟憲曦感慨地說，銘賢的老師們，他們默默無聞，潛心耕耘，含辛茹苦，廢寢忘食，苦心孤詣，他們每位都手執金鑰匙，幫助學生打開知識的寶庫。他們是辛勤的園丁，用現在的話說，他們都是大師啊！我有幸在少年時代就遇上這麼好的老師，讓我終身受益。銘賢老師們對我們的教育刻骨銘心。銘賢老師的真誠感動著我。銘賢老師的風採感染著我。銘賢老師永遠鼓舞著學生前進！
我永遠懷念他們！
著名作家、詩人流沙河生前曾在一次演講中提到了「銘賢學堂」。他說，「我告訴你們，抗戰時期山西有一個「銘賢學院」遷到我的家鄉（成都市青白江區金堂鎮）來。這個學校是和美國歐柏林學校掛了鉤的，歐柏林大學有個「山西基金會」就是美國政府用庚子賠款設立的。「山西基金會」的錢就用來資助辦銘賢學院，從30年代創辦就是用的這個錢。
後來抗日戰爭了輾轉數千裡逃到我們家鄉，我們家鄉最大一個姓曾的地主，他主動把自己一個寨子騰空，全部免費借給這個學校。這個學院就這樣一直辦了下來。政權改制後它就變成了「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然後跟美國交惡後每年的這個錢就沒有了。那頭也沒有作任何解釋，我們這頭說「我們革命國家，誰要你帝國主義的臭錢」，就這樣從建國以後這個錢就斷了數十年。
流沙河談到，到了改革開放初期，歐柏林大學的「山西基金會」派了一個工作人員，一個27歲的小夥子到中國大陸來，找到中國政府。問他有什麼事情，他說你們國家從前有個銘賢學院還在不在？哦，大家就告訴他說這個銘賢學院從建國後就遷回了山西，在它的基礎上辦了一個「山西工學院」和一個「山西農學院」。然後這個小夥子就去找，找到裡面一些老的教師，果然證明這是事實。考察後他就走了，也沒有說什麼話。過了一段時間美國方面就正式派代表來，說是要接觸你們原來銘賢學院、現今是「山西農學院」和「山西工學院」的人，要撥一大筆款給他們。我們這邊的官員聽說有「美元」來，一下子豪情萬丈！馬上把工學院、農學院的黨的領導，黨委書記、院長每個單位派起代表團來。但是一接觸沒有發現一個真正是原來銘賢學院的人。人家「山西基金會」說你們來的都是官員，我們要見銘賢學院的人。怎麼辦？最後才想起山西農學院有個右派分子是原來銘賢學院的，於是去把這個掃廁所的教授老頭找來，說讓你加入我們這個代表團，你走在前面。結果人家還認得到他，從此以後每年20萬美元就沒有斷過，10萬給農學院，10萬給工學院。這樣大家才知道，原來儘管奪取政權後這個錢就斷了，但美國人一分錢都沒有動，全部拿來存起連本帶利增值了幾十年，現在就能夠每年拿出20萬給這兩個學校。
流沙河先生說，這是我一個在銘賢學院讀過書的朋友講給我聽的，我聽了當時就哭起來了。」
四十四年前在太谷這塊土地上創建的銘賢學校，從此在形式上被裁撤。本來山西農學院理應繼承銘賢的精神和傳統，使之發揚光大，後來的農業大學也有許多校領導，十分珍惜銘賢所積累的經驗並尊重銘賢的歷史，但是好像有一個「無形的壓力」籠罩著人們的思維，幾十年來 連「銘賢」這個名字也諱莫如深，迴避還來不及，談何繼承？銘賢從此銷聲匿跡，無數銘賢學子好像是無母的孤兒，徒然嘆息！
1981年中美恢復建交後，第一個歐柏林訪華團來到成都時，成都的銘賢校友特別帶領他們來到拱背橋街原造幣廠舊地重遊。大家在原銘賢學院大操場的地方齊唱銘賢校歌和歐柏林校歌( Ten Thousand Strong )。造幣廠還殘留了一些原來的廠房，萬慕德很想再看看他曾住過的城牆上面的草房，只是城牆早已被拆掉，夷為平地了！範依禮比較幸運，他要當年的銘賢校友帶他重訪東升街舊居，原來的那棟二層樓竟然完好如初，他徵得房主人同意後，進去一一參觀，這是他們幾位年輕代表一起住過的地方，他興奮得不得了。
六十年後的2010年，山西農大出版的《山西銘賢學校辦學評述》一書，實事求是地評價了銘賢的歷史，開始改變了這種狀況，這是值得慶幸的事情！李長華老人在《美洲銘賢校友會簡報》第42期（2010年12月），為此書的發行叫好！
李長華老人說，山西農業大學校長辦公室信德儉主任領銜編著的《學以事人真知力行――山西銘賢學校辦學評述》一書，於2012年4月出版發行。這本長達五十萬言的巨著，詳述了銘賢從1907創辦到1951年裁撤44年辦學的各個方面，包括辦學宗旨、辦學思想、辦學特色、學校管理、規章制度、課程設置、教職員介紹、歷次校務報告甚至校長曆年講話等等，無不一一羅列，真是一本全面介紹「銘賢學校」的綜述，可以作為了解銘賢歷史的百科全書。作者們花了多年的時間，除了從不同來源收集大量文獻資料外，還多次到北京、四川、西安、太原、太谷、祁縣等地與銘賢校友座談，聽取第一手經歷和感受，甚至向海外校友徵求意見，加以補充訂正。他們的認真態度和實事求是精神，是本書寫得成功的基本保證。 本書由山西農大董常生校長作序，他說本書「勾勒出了銘賢學校自1907年建校至1951年裁撤的歷史全貌，邊敘邊評，使讀者得以全面了解這所在中國近現代教育史上具有特殊地位和較高聲譽的學府所走過的歷程」。這表明山西農大對本書寫作的充分支持，對作為農大前身的銘賢加以承認和肯定，並把44年的銘賢歷史作為珍貴的財富。
這本記錄當年銘賢學校艱難歷程的書是出版了，但是，距離真正復活銘賢靈魂的路，似乎還很遠很遠。
六、銘賢學子的輝煌與悲涼
一百多年來，由美國歐柏林學院資助的、由孔祥熙一手創辦的山西銘賢學校曾在中國山西、四川乃至全國創造了那個時代的輝煌，至少有三千多名銘賢學子們在艱難困苦的戰亂年頭，不畏險阻，勤奮學習，奮勇拼搏，傳播文明，在以後的不同崗位上創造了傑出的業績，也遭受過生與死的考驗，遭受過許多本不應遭受的不公平待遇，有的竟送了命。但是，仍然有一大批銘賢學子，精忠報國，用自己一片赤誠的熱情，用自己學到的技術知識，為我們國家和人民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他們，應該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
銘賢學子們，是一個群星燦爛的群體。他們中的傑出人才，實在太多了，列不過來。我只能簡要地列幾位。
王志均，中科院院士（1980年），1929年銘賢初中，1932年銘賢高中；
席承藩，中國科學院院士（1995年），1932年銘賢初中，1935年銘賢高中；
郭承基，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年），1937年銘賢高中；
鄭哲敏，中國科學院院士（1980年），中國工程院院士（1994年），美國國家工程科學院外籍院士（1993年），曾參與兩彈試驗，1943年銘賢高中；
朱軍權，中國工程院院士（1997年），1934年銘賢初中；
李世忠，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1940年銘賢高中；
李炳坦，著名養豬專家，1940年銘賢高中；
張龍志，著名養豬專家，1933年銘賢高中；
安民，北京農業大學校長，中國農學會副會長，中國動物繁殖學會理事長，聯合國糧農組織畜牧顧問，1941年銘賢高中；
呂效吾，養羊專家，1935年銘賢初中，1938年銘賢高中；
冀一倫，山西農業大學教授；
梁曾相，著名水利專家，在高速流體力學方面取得開拓性研究成果，文革結束後曾主持幾項國家重要的科學研究項目，二灘水電站項目中主持洩洪消能優化研究取得重大成果，他與德國科學家合作研究空化與空蝕方面的研究項目，取得重大成果，編印了我國第一本《空化與空蝕》的教材。1945年銘賢高中；
張澤石，1950年赴朝參戰，被俘後堅持鬥爭，後遭受不公平待遇，平反後數十年追尋志願軍戰俘苦難歷史，寫成《戰俘手記》，震動全國，獲得2011年度「國家記憶」最高榮譽獎，1946年銘賢高中；
李清，曾任國家交通部部長，
周傳鈞，參與遠徵軍；
喬居順，1949年即被勞動教養，在勞動教養期間，潛心研究中國曆法，研究出《黃經曆法》，獲得國家有關部門重視，授予獎牌，1943年銘賢高中；
銘賢的人才成千上萬，實在列不過來。
2007年，山西農業大學舉行隆重的百年校慶，邀請在世的銘賢老校友從四面八方趕來，眾多的八九十歲的耆耆老人聚集在一起，感慨良多。
2012年，銘賢校友又在北京聚會，會上，九十歲的李長華老人朗誦了他自己創作的詩：
潮起潮落，鬥轉星移，
曾經風華正茂的少年，
額頭已刻滿歲月的痕跡，
而我們母校的誕辰，
已超越了整整一個世紀。
但是，不管我們經歷了多少滄桑，
依然是那麼清晰。
那就是給予了我們知識與智慧的親愛的老師，
那就是「銘賢」這個閃光的名字，
永存我們的心底！
啊！我們的母校，銘賢，
您誕生在辛亥革命的驚濤駭浪中
您成長在民族危難的疾風暴雨裡
您以44年嘔心瀝血的奮鬥，
培育出無數優秀的銘賢兒女
您以「學以事人」的教導，
永遠照亮著我們的心，
您的真知力行的囑咐，
深深地銘刻在我們的腦海裡。
您要求我們，「樂居天下後，憂在人先」，
我們終生沒敢忘記。
啊！我們的銘賢母親，
回顧我們的一生，
最難割捨的是母校之戀，
最難忘懷的是師生同窗之情，
最讓我們感到自豪的是，
沒有辜負您的培育之恩。
今天，我們要告慰母親的是
您的眾多兒女
沒有在人世的風雨中沉淪
還要告慰您的是，銘賢精神，
將由我們的後代永遠傳承
確實，銘賢精神，是山西人民乃至全中國人民的一筆值得珍重的精神財富，但是，真的會獲得朝野人普遍認同和重視嗎？
十幾年前，一部風靡全國的電視片《亮劍》曾在銘賢學校舊址拍攝，劇中主人公李雲龍豪氣逼人，英勇殺敵，曾經獲得觀眾的拍手稱快。可是，人們恰恰忘記了，當年那座名為「銘賢」學堂的地方，恰恰是針對義和團暴民們亮劍殘殺教士和教民們的冤魂而興建的，銘賢學校傳播的是對人類普遍的愛和智慧劍以宣示國威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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