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律法中對納妾的條件有著明確的規定：「四十無子而妾」，但是在律法嚴明的明代，這一規定並沒有被嚴格執行。從明代建立到滅亡，這一律條均沒有變更，但是在適用群體上又發生了微妙的變化。
在明代，很多人的墓志銘上提到了納妾的事例，從這些材料中，我們也可以了解一些明代法律規定，與各階層納妾現象的真實關係。
在古漢語中，「妾」這個詞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女奴隸，比如《尚書·費誓》中有「臣妾逋逃」，《傳》有釋義：「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第二種含義指小妻，比如《孟子 離婁下》中有「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
「妾」作為小妻的身份，早在先秦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但是其合法性直到《唐律疏議》中才被提及。到了明清時期，納妾的現象十分普遍，妾已經成為家庭中的成員之一。《大明律》規定：「其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這一規定，明確限制了兩個條件：年四十和無子，也規定了處罰辦法：笞四十。然而如此明確的規定，卻沒有在實際生活中被遵守。法律與現實為什麼會差距如此巨大呢？
「其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這一規定，在《大明律》的四次編纂過程中均沒有發生改變，只是對範圍進行了一些不同闡述，這個範圍，就集中在「民」字所指代的人群上。
嘉靖十二年，河南按察使範永鑾對「民」字解釋為「官員、吏典、生員，俱準民論」，也就是說，直到嘉靖時期，這一規定還是普遍適用於官員和百姓的。而從很多墓誌資料來看，官員走上仕途之後，違背「四十無子而妾」這一固定的大有人在，且毫無顧忌。
比如丹徒縣知縣聶洪，年29歲，妻子張氏為其誕下一子，妾氏李氏也誕下一子，不久後又納妾魯氏，可見知縣聶洪過著妻妾環繞的生活。山東題學副使方應祥，23歲時妻子去世，方應祥續娶，之後又廣為納妾，到40歲的時候已經妻妾成群。工部主事邵經邦40歲時納妾劉氏，在此之前又有妾丁氏與李氏。
類似的例子還有很多，官職從知縣到朝廷大員各不相同，地域遍布全國各地。從此，足見這一現象的普遍性。更有甚者，一些官宦子弟在還沒有走上仕途的時候就已經納妾。比如福州太守朱豹的兒子朱察卿，18歲時娶妻，妻子兩年後病死，但是在她死前已經主動為丈夫納妾陸氏。陪都南京吏部尚書吳一鵬的兒子吳子孝，30歲時妻子為他生下一子，33歲時妾氏又為他產下一子。
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官府並沒有進行查辦，這就說明，違背「四十無子而妾」這一規定是被政府默許的社會現象。我們都知道大明律法十分嚴酷，為什麼獨獨這一律條廣泛地沒有被遵守，並且不會得到懲治呢？
從目前可以搜集到的墓誌中隨意抽取，我們發現官紳階層納妾不止一人的超過40%。而妾只有那些德行出眾、誕下兒子、在家庭生活中具有突出貢獻的妾才可以出現在丈夫的墓誌中，或者有單獨的墓誌。
由此推算，官紳家庭中納妾的數量應遠遠超過我們推算的比例。在這些墓誌中，我們可以看到，有的是遵從父命納妾，有的是為了家族人丁興旺納妾，有的以侍女為妾，有的以樂伎為妾。納妾的原因多種，妾的出身也各有不同，這些都說明，妾在官紳家庭中佔有重要的地位。
為家族人丁興旺而納妾的例子很多，這主要是於封建社會關於孝的理念有關。朱熹理學推崇「不孝有三，無後為大」，這一理念在明朝被充分繼承。整個社會對家庭的重要期待就是生子「延續香火」，而官紳階層出於社會的上層，更期待家族興旺，子孫滿堂。
妻子過門承擔著延續香火這一重要的責任，如果她沒有生育，或者沒有生出兒子，丈夫就會理所當然的納妾，以「傳宗接代」。比如朱察卿為叔父朱蟾所作的墓誌中就提到：「碩人（其正妻談氏）久不舉子，吾大父御史公且以五子三孫，時時憂鬱，趣吾父福州府君及諸叔伯皆納宜子者，叔父乃聘楊氏為側室。」楊氏過門後，果然產下兒子宸卿，因此被認為是朱氏家族的大功臣。
從妻子的角度來說，如果嫁入夫家之後，沒有生子或者生下的孩子夭折了，那就會面臨著來自家族和社會的多重壓力。在這種困境下，妻子一般會主動出面，為丈夫納妾，已緩解「延續香火」的壓力。即使不主動為丈夫納妾，至少也是在丈夫納妾時不會幹預，這是當時社會的公理。
提供解決一些墓誌，我們發現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妻子僅生下一個兒子，但是擔心孩子不能健康養大，或者丈夫家族人丁不夠興旺，因此鼓勵丈夫納妾的。比如吳文奎的父親「嘉靖初，先君舉當世（吳文奎）兄文理，弱冠善病，欲廣子嗣，置貳，擇宜子者，母謝，母李以此歸先君。」
其實，對於家境不是特別富裕的家庭來說，多子不一定是一件好事。比如一位有著七子一女的官員就表達過這樣的困窘：「中人之產，七兒一女，倒庋傾框不支也。日常炎炎，奈何掩勝人心，媮姎飽暖……會逢空乏，至重客，則或貸於鄰，或貿於市。」寥寥幾句，寫出了家庭生活的窘迫，壓力之大，可想而知。
然而即便如此，多子多孫依然是當時官紳家庭迫切追求的景象。急於納妾以「廣嗣」的狀態在新中進士的家庭中尤為明顯。考中進士就意味著走上官場，這是整個家族的榮譽。為了使自己新興的官宦家族人丁興旺，或者是使原本就是官宦的家族更加繁茂，即便新中進士收入微薄，也要廣為納妾。
新中進士急於納妾還有一個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很可能需要到外地做官，那麼家中雙親必然需要妻子侍奉，自己的生活起居便沒有人照料。為了有人為自己打理生活瑣事，陪伴在自己身邊，因此新中進士會有納妾的需求。比如盧世 中了進士，做官之後，一直就是妾氏桂枝陪伴在左右，打理日常生活。
還有一些官紳子弟，甚至還沒有步入官場，在應考途中就已經為自己納妾，好為自己處理一些瑣碎的事務。比如方應祥說過：「予庚子應南都試，迎氏於萬竹園，九月攜與歸。」
除了這些原因，妾在家庭生活中還能承擔很多妻子的職責。比如孝敬老人、照料丈夫、管理家事等等，在官紳家庭中，這些事情都是由妾來處理。在有的家庭中，妾甚至可以代替正妻來撫育子女。
比如朱察卿父親的妾氏陶氏，就在朱察卿離開乳母之後承擔起了教養他的責任。朱察卿學習時，就伴讀到深夜，生活上照顧得無微不至。當學業少有懈怠時，庶母便聲淚俱下地對他進行教育。據朱察卿自己描述，庶母對自己的照顧不亞於親生兒子。
正是因為妾的作用如此廣泛，而與娶妻相比，納妾的費用可謂微乎其微，因此，在官紳階層而言，納妾是十分合適的事情。有的人妻子去世，一時沒有合適的選擇作為妻子，就會納妾來管理自己的家務。比如上文中吳文奎，妻子死後就納妾管理家務。可是這個妾卻不盡人意。不僅不管理家事，還常常向他討要衣服首飾，令人倍感無奈。
妾的地位低下，納妾時不用考慮門當戶對只說。妾的來源可以是百姓家的女子，甚至是煙花場所的女子，有的是妾的婢女。由於不用顧忌其家世、地位，因此妾可以被隨意的買賣、轉讓，並且對原本家庭的穩定性毫無影響。比如吳文奎所納的妾氏，原本是一少年的妾，因其正妻不願意與她共處才被驅逐出家門，嫁給了吳文奎。
另外，如果丈夫去世了，作為妾氏也可能會被正妻或者家庭中的其他人驅逐或者轉賣。雖然當時社會大肆宣揚孝道，所謂「庶母如嫡母」，但是在實際的家庭生活中卻遠非如此。丈夫去世後，妾面臨驅逐的場景比比皆是。
正是因為妾的作用如此之大，所需要支出的費用卻寥寥無幾，因此在官紳家庭中，哪怕是違背了「四十無子而妾」這一歷經多年的大明律，也要選擇納妾。其「廣嗣」、照料老人、掌管家務等作用，與違背已經被朝廷默許的律條相比，要重要許多。
到了萬曆年間，朝廷根據社會情況的變化，已經承認了官員納妾的合法性。這一轉變是通過對「民」的解釋實現的。萬曆末年，姚思仁解釋「民」的範圍，即表明官員不在此限，生員、吏典、知印、承差都不屬於民。而浙江巡撫高舉更是直言「官員當不在此限」。自此，官紳階層納妾便不再受到限制。那麼對於仍然受限的百姓來說，是不是就嚴格遵守了呢？
其實，當時很多富商、民間鄉紳家庭，廣為納妾的現象仍然十分普遍，百姓階層也並沒有嚴格遵守這一規定。這裡說的百姓，並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我們所看到的墓誌，都是死者的親屬或者名人撰寫的，能夠留下這些材料的，必然不是一般的百姓。對於一般的農民來說，娶妻已經是一大筆支出，何談納妾呢？
考慮整個大明朝，「四十無子而妾」這一律條均沒有被嚴格遵守。官宦家族期待人丁興旺，從商者期望通過納妾來發洩對自己地位低下的不滿，因此從當時的社會常理來說，納妾有著必然性。當國家強制力遇到深入民間的傳統信條時，法律規定就會處於弱勢，因此才會有諸多違背這一律條的現象出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