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同
圖 胡同
廣州城中村存在的現實意義：生活成本的下降讓所有低收入群體都沾了光。
聚酯纖維的綠色方巾搭在付朝春左手，恰好蓋住針頭。他說打吊瓶冷，搭塊毛巾會暖和些，我不確定這是否有效，毛巾是幹的，很薄。
其他輸液的人都沒這麼做，但誰也沒對付朝春的舉動做評價，甚至都不看他一眼。
這是12月第一個周末，廣州最大的城中村——石牌村裡的一家私人診所。但從外觀上看，這更像一家藥店。付朝春坐在店鋪一邊的木沙發上，可以盯著巷子裡的行人發呆，也可以沉浸在手機屏幕裡。他選擇了後者。
石牌村裡的小診所。
沒有人會對診所裡的事做任何評價，甚至不會看裡面一眼。城中村裡的年輕人是來討生活的，不在乎誰比誰更寂寞。把自己過好，是實現城市夢的唯一辦法。
沿著診所小巷繼續往南，運氣好能找到瑞藻家塾，現在是老人活動中心，裡面是土生土長的石牌村老太太，她們悠閒地談天說地，沒有後顧之憂，一邊忙著數落自己的親戚，一邊幫著判定那些家長裡短的對與錯。他們是付朝春這樣的年輕人、用房租供養著的村民，村民和租客沒有交集，她們只盼自己和家人身體健康。
這是廣州極盡繁華的核心區，被高校、醫院和摩天大樓包圍。石牌村成了廣州的都市傳說，承載廣漂未來，實現原住民進入富人階層的夢想。
石牌村口，操著四川口音的外地人成了村子裡的租房中介。
這是城鄉二元的交叉點，是城中村帝國的樣板模型。
「不努力就吃不上飯」
「五條人？沒聽過，幹嘛的？」付朝春不知道五條人（樂隊）在走紅以前，阿茂和仁科在石牌村住了好多年，不過他知道丁磊（網易創始人）在這裡住過。這些故事，讓住在石牌村的年輕人引以為傲。
「當然想像他們一樣走紅、有錢，但我覺得不大可能。」這是他闖蕩江湖的第四年。一年前他來到廣州，二話不說住進了石牌村，然後在太平洋數碼城B座的舊址裡，謀了一個餐館後廚的崗位。
石牌村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宋朝，因為珠江潮汐不定，董、池、潘三個姓氏的人選在地勢較高的地方安居（石牌村口的地鐵站叫崗頂），他們善於打造和販賣石器，故得名石牌。
建國前的石牌村地圖。/資料圖片
在現代廣州，石牌的知名度和歷史毫無關係，石牌村走紅是因為太平洋電腦城，這裡相當於北京的中關村、深圳的華強北。村裡的租客，大多都是圍繞電子產品打轉的IT人士。
只是在過去20年裡，人們從實體交易轉向了在線交易，那些靠賣電子產品的人怎麼也沒想到，最初就是他們把實體電腦賣給改變人們生活的人。
電腦城完成了歷史使命，人流紅利不能放過，城市還要升級。喧鬧了20多年的太平洋數碼廣場B座，從數碼宅男的聖地麥加，變身美食城。這種轉型符合廣州美食之都的定義。
付朝春在過去的一年，從石牌村出來，鑽進了太平洋美食城一家餐廳的後廚。他說會電腦是技術，炒菜做飯同樣是技術。
城中村裡有來自全國各地的「美食」，撫慰著那些思鄉遊子的味蕾。
不過可能因為油煙太大，他最近越覺眼睛刺痛，儘管石牌村口就是三甲醫院，但他感覺那裡看病會很貴，所以選擇村裡的小診所裡解決。
穿著洗到變薄的白大褂給他確了診，說是眼結膜感染，這個診斷花掉他300元，儘管結膜炎極少需要輸液，但他覺得這樣好得快，不會耽誤工作。「因為不努力就吃不上飯，不回到崗位上，就要自己花錢買飯吃」。
300元是他半個月的房租（含水電），與他合租的另外4個人，是他廣西梧州同鄉，他們結伴來廣州找工作。「在廣州一個月能掙5000塊錢左右，比梧州兩三千的工資高很多，雖然最後都莫名其妙地花掉了，但在廣州，我愛怎麼花錢沒有人管。」
3000元租金的房子，大概有30多平方，在以逼仄著稱的城中村來說，這樣的面積幾近奢華。
但分攤到付朝春的空間，實際上只有6個平方，這就是石牌村的生活邏輯，成本是唯一考量標尺，在成本面前，智慧與美貌沒有意義，貧窮不會以仁慈的面孔出現。
在石牌村0.73平方公裡的土地上，3200多棟出租屋被170多條小巷連接起來，這裡有超過6萬人居住，是這個星球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印度孟買的兩倍。
他們大多是來廣州謀生的年輕人，腦子裡裝滿了經濟發展初期那種「要致富別怕苦，要興旺別怕髒」的信條，對於城市中漫天的灰霾，堵車和城市垃圾，他們也感到驕傲。
這些年輕人對生活那股硬撐和勁頭，不經意就託起了原住民的移民和富豪之夢。
「村裡人鬥起樓，讓路越來越窄」
如果不會迷路的話，從診所出來走5分鐘，就能看到江孔殷題字的瑞藻家塾（曾經也叫瑞澡堂，是媽祖廟），他是康有為的學生，參與了公車上書。江的兒子江譽球，便是粵劇界奇才「南海十三郎」，同名電影在豆瓣評分9.2。
池國英蹣跚著從自己房子裡走向家塾，她是整個石牌村移動速度最慢的群體之一，他們不趕時間，不用為錢發愁，他們是石牌村村民，這些房屋真正的主人。
石牌村一角。
家塾裡還有五六位同伴，年紀最大的95歲，池國英以79歲的年紀在這裡排名最年輕。饒是如此，她最近幾年也在村裡迷過兩次路。
「你看到玻璃罩子裡的天后宮龍亭了嗎？以前逢年過節，或者村裡有什麼喜慶的事，就會請龍亭出來，敲鑼打鼓在村裡沿街慶賀。」池國英說石牌村在她小時候，裡面道路寬闊，普通的巷子都有清渠流過，路面至少有三條石板寬。「後來大家有錢了，就鬥誰家樓起得高、起得大，先是填了清渠，後來連石板路的巷子也被霸佔了，這讓龍亭現在只能在村裡幾條主要的巷子裡穿行」。
石牌村裡的這個紫檀龍亭於1807年製作，2002年做過一次修補。
池國英還記得幾十年前，每天早上天剛亮，她就要到村子東邊的菜地裡割西洋菜。那片菜地，如今是石牌東路和暨南大學。
「變化太大了 ，我們這些老太婆，現在都不敢說認全了村裡的路，我自己也只熟悉我們池姓的這一片。」實際上，就連送餐的外賣員，用一年時間也未必能摸清裡面的道路。
石牌村自古以來，就由池、董、潘三大姓氏構成，其中池姓所在的區域叫朝陽，另外兩個姓分別佔據西南角的龍躍（躍）和東邊的鳳凰。
真正的石牌村民，實際上也並不在乎這些改變，只要他們願意，隨時都可以離開那些不見天日的街角巷尾。
陽光普照是村裡最大的奢望吧。
千禧年後，為配合廣州城市化建設，石牌村的大部分青壯年村民，都搬到了一街之隔的珠江新城安置房，安置標準依據村裡發行的「購房股」為標準。2004年，有村民以380元/股的價格向同村人買了100多股，每股可以兌換一平方。
如今，珠江新城的房價基本上10萬元/平方米起跳。池國英也不在乎這些數字，對那種白領、中產和所謂的富豪生活無感，「我們這些老人不想跟著年輕人住，招後生嫌，住過去容易，搬出來就難了，倒不如直接不去」。
與其說是不適宜現代化生活，倒不如說池國英她們依舊留戀著村裡固有的習俗和傳統。「現在每年正月十五，我們還是會扛著龍亭在主幹道走一圈；七月中旬，也會請神出來保佑我們」。池國英說這種傳統的風俗只有廣州這些老村子才有，這也是楊箕和獵德（廣州另外兩個知名的城中村，已經完成現代化改造）拆遷的時候，要守住祠堂的原因。」
石牌村另一個活動中心所掛的牌匾。
秋日的午後，家塾裡五六個老人閒適地聊天，掛在牆上的電視聲音放得很大，但她們還能清晰捕捉到對方喉結裡發出來的聲音，即便其中一個已經95歲。
這種悠閒，來自於一牆之隔、那些疲於奔命的年輕人。
石牌村摺疊
瑞藻家塾那塊被歷史氣息附著的石刻下，貼了兩個告示，一個是石牌村2020年高考優秀考生名單，列表裡有18人，成績最好的被北京體育大學錄取了；另一個喜訊是他們收到了溫州池氏宗親的邀請，參加宗祠落成慶典大禮，想去的池姓宗親可以隨意報名，但要收取500元作為禮金。
富人終究是富人，畢竟房租仍然是人民幣。
付朝春沒看過這些信息，他家裡窮，16歲初中畢業之後就開始打工，溫州是他唯一去過的地方，那是花都工廠給他的一個培訓機會。他沒想到自己的房租，供養著另一個城市、另一個人的子女遠赴他鄉的讀書夢。
他也想不到自己住的城中村竟然與溫州也有聯繫，在付朝春眼裡，這些信息不重要，他需要的是吃飯、掙錢、活下去。
這是石牌村租客為數不多的共識，這種共識來源於周邊飛速發展的城市建設，石牌村被商業世界包圍，這個世界裡沒有公共草地，沒有公共運動場，只有電腦城、美食城、購物城。
數萬人的村落，形成了一種內化的經濟循環，但無論如何循環，仍有大量資金流向本地村民。
甚至幾百米外的國家五星購物中心太古匯、廣州最高級的購物商場之一，付朝春也僅僅只是去過，去呼吸一下商場裡的香味——城中村裡沒有的味道，而且是免費的。商品的標價對他來說，顯示的是階層而不是價格。
他不知道自己每個月600元的房租，只夠一輛車在那兒停37.5小時。
不過他心安理得地接受了這樣的人生設定，「我過著兩點一線的生活，上班之外只有宅，宅就不會受到外界的刺激，而我，也早就習慣了寂寞，現在的年輕人，都習慣了寂寞。」這樣的定義從何而來在這一刻並不重要了，這種表述，會讓他自覺是普通的大多數，這樣便不顯孤獨。
石牌村一角。
這就廣州城中村存在的現實意義：生活成本的下降讓所有低收入群體都沾了光。
儘管城中村的每一寸空間和時間都被折算成了人民幣，生活中的很多東西也是可以被改變的，但在城中村的年輕人，不會忘記最初到這個城市來所懷揣的夢想。
瑞藻家塾最靠裡的影壁上，有個巨大的「神」字，那是整個石牌村最大的字，幾乎和太古匯廣場上，巴寶莉的聖誕裝飾一樣大。
（文中付朝春、池國英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