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吉與《麻城志略》
□熊忠彥
熊吉，字子敬，號柏舉，進士隴西太守東溪公熊經之孫，舉人保毗節推泉石公熊夔之長子，四川峨嵋知縣熊應渭之父。弘治壬子（1492）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麻城西畈永豐社。熊吉以廩膳應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貢，四十三年（1564）被選安徽南陵縣訓導，隆慶二年（1568）五月升四川璧山教諭，不赴任，解組歸鄉。在萬曆已卯（1579）年八月二十四日卒於白田畈黃連社東屋（今麻城市鼓樓辦事處楓樹村熊家院子），享壽88歲。
「柏舉」是熊吉的自號，他亦自稱為「山人」。在所書《柏舉山人存稿自序》中云：「柏舉者何？麻城治東六十裡龜峰山，舉水所出。春秋時吳楚戰於柏舉是也。山人之廬適與之對，晴光皓採，端嚴秀拔，昕夕瞻依，故以之自號」。他立志要做個象龜峰山那樣光明磊落，無限精彩，莊嚴高大的人。
熊吉出生於書香官宦之家。母太君吳孺人出自名門，「精通書史」。熊吉幼承家學，早歲能文，被鄉裡人視為神童。但是，年二十餘，始與多士較藝。「公廷是科，即得首選入學，補增秋闈。入彀六次，皆不果第」，屢試屢敗，六次未中。學友劉思召魯橋甫感慨地說：「人皆為先生惜，而先生視之漠然也」。這話有溢美之嫌，六次名落孫山，決不可能「漠然」，我猜想是吉公善於自我調節，將不良情緒轉移到另一件事情上來。自嘉靖初年（1522年）起，他開始收集地域材料，稽之國史，訪之故老，歷時四十年，輯成《麻城志略》，開創了為故鄉麻城修志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他的這一義舉和高尚情操，在76歲辭官回鄉後，填的一首詞《鷓鴣天》裡，表達得淋漓盡致。詞曰：「家住光天化日中，閒來無事不從容。印心秋夜梧桐月，拂面春原楊柳風。尋快活，脫樊籠，看山玩水送飛鴻。任教蘭桂盈階砌，都付東皇與化工。鵲港牛湖學種蓮，鳶飛魚躍興無邊。風來翠蓋掀銀浪，雨過明珠撒玉盤。花十丈，藕如船，白蘋紅蓼結姻緣。白衣送酒碧筒勸，不負淵明勇棄官」。
先生一生注重忠孝節義，「以孝友為急務」。《柏舉公行狀》稱：「而邑侯錢父母扁其居曰『河東孝友』，非虛語也」。母太君吳孺人早卒，先生日夜號泣不止，以至精誠感動神明，太君託夢於畫工甘勝，甘勝神筆畫像，貌形惟妙惟肖。「先生每逢佳節及生忌辰，出母像於中堂，率子孫拜謁，畢恭畢敬。孔子所謂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正先生之謂也。」後來，父泉石翁解組居家，享壽87歲，「先生朝夕不離左右，善繼善述，深得其歡心。」對其他如繼母、庶母，都極其誠敬。對幼弟幼妹，非常友愛。嘗自寫文舒懷云：「承歡肯許三公換，翕樂真輕萬戶侯」。以此觀先生之宜兄弟、孝順父母的行為，歷歷可想而知。對於物慾橫流的今天，是否值得我們今人好好地學習呢！
熊吉是個謙虛有德，講信用重友誼之人。同鄉好友劉魯橋先生云：「爾時先生……即日告歸。與周愚齋及吾弟安峰，吾弟東湖，結會於文昌樓，以尋舊好。邑（指南陵）父母錢翁欽其道範，請受鄉飲，先生堅辭。餘在平陽，聞而嘆曰：『辭鄉飲，謙德也。篤舊約，古誼也」。
熊吉娶武陟尹龍溪公之女毛氏為妻。妻柔惠明順足嗣，太君吳孺人之徵音。生子五，長子應渭，任四川峨嵋知縣；次子應漁，庠士；三子應淄，庠士；四子應潘，禮部儒士；五子應潢，選官。側室劉氏，生子二，一名應潼，庠士；一名應演。有女五，四出毛氏，一出劉氏，五婿與外孫皆顯貴。熊吉晚年目睹子孫、曾孫數十人，元孫五人，合內外孫共百餘人，真箇是子孫滿堂，人才輩出。這實是先生「孝友植其根基，仁厚裕其德」及教育有方所至，故「福壽多男，人間少有。天之報施，良不誣也」。
熊吉於嘉靖癸亥年八月到南陵上任。在訓導（相當於現在的縣文教局副局長）任上，這雖然是個不入流的小官，但他不以官小，盡其德才，施展平生所學，做過許多實事大事。是時，南陵之隸南直，雖為甲邑，而該縣城池未建，學宮未新。其他若忠孝閣、安賢祠，皆傾頹蕩廢。他憂之如焚。履任之初，即言於邑宰仰蘧郜翁。郜翁曰：「舉廢興頹，守土之責。謹庠序，申孝悌，實則司鐸之事。先生之言，實慰我心矣。」即屢興大役，建學修祠，不日告成。熊吉先生在學校，盡心訓迪生徒。維時太守羅近溪至南陵，見其無者創之，廢者興之，邀先生與邑侯於安賢祠，講良知之學，理解未畢，而四座皆帖然，誠畏之，服之。後逢每月朔望日，集課士於安賢祠，除講釋詩文外，還倡導「士重節義，俗尚廉恥」。經常指示諸生說：「人生以忠孝為本，讀書以實學為先。凡是祠堂所供奉的，皆是古今的忠臣孝子。對今人仰慕德行高尚的人，諸位是否也應該尊敬呢？」又廣求南陵城鄉之賢人達士，予以旌獎，樹為榜樣，勸人學習。特地銘刻前溪一孝子之墓碑，在民間大興孝道。表彰義士丁楨之閭，讚許孝悌義舉。知其有不率教者，皆親至婉言教導，而使其人自愧悔悟，服從教誨。甲子年，在河南秋試得魁之熊吉門生許夢熊說：「孔子曰，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先生得之矣。」其所教的學生，有破南陵縣16年無人入闈的天荒，考中全省第一，而且南陵文風漸漸盛行。熊吉在南陵任上，除教授生徒外，還以文章道德交友，先生與太府羅公、邑侯郜公往來，每以民瘼為請。在南陵任職6年，榮獲憲院獎薦16次。先生之博學宏才，誠信篤實，人人為之感動。邑宰諸公，無不欽敬。邑人以為：惟熊吉先生誠敬足達於上，斯其德澤有被於下。「迄今南陵，城郭固，學校新，田畝均，馬疋減，迎送革，軍需省，利無不興，害無弗除，而民得以安居無恙者，邑侯任之，太守允之，而實先生啟之也。」「蓋惟先生文品兼優，固足以見重於當寧。」「此政教之所以並舉，而士與民皆得以被其深恩厚澤也。」凡此種種評語，足見熊吉在南陵深得民心。以致於在他離任時，不但南陵紳士，一邑諸生員們依依不捨，乃至下逮樵市之侶，賀以詩章，就連老百姓也擁途遮道，齏糧追送，千百餘人環觀，諮嗟嘆息於道左也。朝中副憲周柳塘先生嘆曰：「熊柏舉裕明體達用之學，貯弘文定武之才。惜夫僅授司訓，不得大行其道也。」
在熊吉離任南陵邑人送別時，南邑士民公推許夢熊執筆撰《南陵送別序》，其中有云：「維聖天子建極二年夏五月，儒學訓導熊君柏舉先生，升四川璧山縣正教，戒行有期。邑士民依依不捨，乞予言以志別。予曰：嗟夫！先生入人之深，感人之至，宜吾邑之士民不忍舍也。予見近之司鐸（教官）者，名雖為師，而接見生徒，惟以世套相與。其與邑宰來往，不過諂諛取媚，羈縻（取籠）不絕。至于謹厚之士，安分守己，又無德及人。即上焉者，日有省，月有試，要皆以制藝（文章）為先，而於修己治人之學，概置弗講。故去之日，士或為依依，而民弗與焉。若先生者，文品兼優，政教並舉，士民鹹戴，誠千古一人也。嗟，我南人如之，何其能忘耶！」「昔胡安定公校蘇湖，其經濟實學，稱為古來第一。夢等不才，萬不及安定門人，若先生之於安定，真可謂無愧矣。然安定之經濟，多見於後日。先生之經濟，則與教並舉。以是而論，若或過之矣。宜吾南陵之人，尊為嚴師，親為父母。」《南陵送別序》對吉公評價之高，古往今來，實屬罕見。
麻城修志，始於熊吉。他自嘉靖初（1522）年起，大量收集麻城等地域資料，「稽之國史，訪之故老」，歷時40年之久，輯為《麻城志略》，開創了麻城修志事業之先河。麻城人，明四川道監察御史毛鳳韶在《麻城志略序》中，有詳細記述。「天下稱文獻上國莫如楚，楚諸郡莫如黃，黃諸邑莫如麻。蓋山川淑靈之所鍾，禹文聲教之所被，墳典丘索之所遺。猗歟盛哉。顧舊章遺軌，湮沒無存，而俗亦因之。」「嘉靖（1535年）乙未，蘇侯松以名進士來令，嘆曰：『可以麻城而無志乎！』乃以託於鳳韶。先是庠生熊子吉輯志草，既而劉子子弼，丘子龍雲亦與校焉……」「夫志以資治也。昔孔子論庶而富，富而教，萬世為政者之律令條格也。新城地闢民聚，舊稱富庶，比屋有教。今不然矣。稽民數登耗之故，究財用盈縮之原，察士學興替之幾，以施救療，以起凋殘，以復全盛，舍斯志其何以焉！抑微熊子不及此。熊子勵志聖賢之學，究心當世之務。劉子、丘子力於進修，務其遠大。此亦足徵雲。」「志既成，以復於侯。侯曰：『詳而不蕪，簡而不遺；其事賅、其文古、其義備。斯足為麻城之志也夫』。遂刊之以傳。而麻邑自是愈有聞矣。侯之賜夫豈微哉！因復序之，以申侯經遠之志。此首事雲。」在《麻城志略序》的記述中，對於熊吉編纂《麻城志略》的經過和貢獻，《麻城志略》的重要性，說得比較詳細清楚。
可惜的是，熊吉歷時數十年所編纂刊印的第一本《麻城志略》，在明末戰亂中全部遺失，至今不見蹤影。現在我們所見到的《麻城縣誌》，是清康熙九年、乾隆六十年、光緒八年三次編輯的版本。《麻城志略》中所記載的原麻城歷史本來面貌，人們就無從得知。關心麻城史志的人士，都想尋找《麻城志略》遺稿。在清代《麻城縣誌》中記載，熊吉一生著述頗多，特別是在《柏舉文集》中，收錄有部分麻城縣誌資料。人們對《柏舉文集》也視為珍寶。但對《柏舉文集》只聞其名，而未見其書。歷代麻城有關人士，對《柏舉文集》都夢寐以求。
我是吉祖第12代侄孫。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有幸找到了道光丁未（1847）年刻印的《熊氏族譜》。該族譜重刊《柏舉文集》並自成一冊。發現吉祖的《柏舉文集》至今十年了，我一直引以為自豪。那是2004年秋，四川鄰水縣已經退休的廣播電視局長熊心儒和重慶市長壽區已經退休的文化館長熊海泉代表川渝數縣區熊氏族人，從孝感市來麻城查找孝感鄉，尋根問祖。幾經周折最後到熊家窖熊文長家，找到了150多年前的《熊氏族譜》。他從積滿灰塵的閣樓上，取下塵封已久的一個大蛇皮袋，小心翼翼地拆開層層塑料包裝，裡面竟是保存完好，紙頁已黃脆的道光丁未（1847）年刻印的《熊氏族譜》。熊心儒和熊海泉在這套譜中找到了祖先，與我們接上了宗支，我則在該《熊氏族譜》中，發現了自成一冊的珍貴文獻《柏舉文集》。《柏舉文集》重見天日，是麻城人的大幸。我們幾個族人當時無不激動得熱淚盈眶。據熊文長介紹，這套《熊氏族譜》，來之不易。解放前，防匪防盜，解放後，為避歷次政治運動，還要防黴防鼠，歷經幾代人150多年的多次轉移才得以保全至今。
2005年冬的一天，當李敏將這套黃舊的線裝本道光丁未（1847）年刻印的《熊氏族譜》和嘉慶《熊氏族譜、重刊族譜序》中的《柏舉文集》，特地送給市志辦主任鍾式武閱讀時，他如獲至寶，竟高興得目瞪口呆，連聲說好。他認為，這本書的價值很高，能給新編《麻城市志》增添珍貴內容和填補部分歷史空白。他當即與我們商議，為了讓更多的人了解明代麻城的社會風情，要我們對此書增加一些新的柏舉文稿，並予以點校、考訂、注釋，於2006年重新出版這本《柏舉文集》。
《柏舉文集》中的許多篇章，是《麻城志略》的附錄。兩本書如一枝並蒂，並生並榮。《麻城志略》在明朝末年毀於兵火後，《柏舉文集》也屢遭劫難，殘缺不全。乾隆年間，存在熊氏祠內的《柏舉文集》和《熊氏族譜》，被近祠人家不時拿去作引火用，竟燒得所剩無幾。存於忠孝祠內，柏舉所著的《青氈集》、《存稿上下》、《大魁題名記》等，發明聖學，闡揚善類，譏剌匪人等書集，全部遺失。以致在道光年間修譜時，恐此書「散佚久而漸湮，又歉然於貲費不充，不能盡付諸梓，僅擇其大半付之梨棗，與譜合訂，以成卷帙」（即嘉慶《熊氏族譜、重刊族譜序》）。雖然沒有嘉慶原版《柏舉文集》齊全，但這本重刊《柏舉文集》中的多數文章得以保存，這已經是不幸中的萬幸了。我們從志略序中，得知《麻城志略》定為九志：「事以類從。王者建邑居民，必先正其疆域，疆域志第一；疆正則民物各止其所，民物志第二；民物非官守不治，官守志第三；官守莫急於城社，城社志第四；城社資財用以守，財賦志第五；財賦足可興教學，學校志第六；學校興而人材出矣，人材志第七；其諸雜務，亦不可不書，雜務志第八；八者非藝文不傳，藝文志第九。大書為綱，分注為目，發明為傳，不可遺者為附錄。一邑之故，庶可觀矣。」為何名為《麻城志略》，也有說明：「然秀造之區，文物之藪，一時之得，未敢謂之無遺也。故曰《志略》，以俟後之君子。」由此可見吉公做學問之嚴謹。
萬曆八年，有同裡後學劉思召魯橋甫撰文《柏舉公行狀》稱：「一邑之師也……爾時先生年逾七秩，耳目聰明，筋（精）力強勁。乃不赴召（指不赴四川璧山教諭任），即日告歸……麻邑原無縣誌，先生稽之輿情，證之國史，訪之故老，輯成志略，典核詳明。毛子聚峰，邱子鳳巖，皆極為稱讚。」劉思召魯橋甫撰文中評曰：「是則先生之不得早登科甲者，蓋天老其才，留以潤色吾邑。而千萬世之邑乘，必賴此為權輿，是其關係，尤不僅在一時一世也。」
細閱《柏舉文集》，篇篇都是經典，內容極其豐富。與史志及當時社會風情有關的文章不少。如明嘉靖年當時的麻城地域，在《疆界》一文中說得清清楚楚。《疆界》不僅說明了麻城地域，又說出了麻城疆界的來龍去脈。還提及了一些當地的風土人情，並加以分析。地域的變遷：「州縣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大禹）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不刊（變）之典也。麻城縣創於梁（梁先後在麻城地域設置了信安縣、北西陽縣、北江州、南定州、歧亭縣、南郢州、梁豐縣），成於趙（指後趙麻秋築城），名於隋（隋開皇十八年，改信安為麻城，屬永安郡），析於唐（唐武德三年，析置陽城，復置亭州，領麻城、陽城二縣。又析置仙居縣。武德八年廢亭州，陽城縣復省入麻城縣），遷於宋（宋端平二年，因蒙古軍入侵，麻城縣治遷至龜峰山南坡之什子山上），復於元（元初，縣治復於舊治）。其廣輪（面積）不可考矣。」當時地域的現狀：「今治則枕龍池，帶縣河，負鳳嶺，面龍潭。其四極之鎮。東有龜峰山、東義州（即今木子店東古城），河南有岐山、沙河（今屬新縣），北有陵陽山（即城北90裡的羚羊山）、西有陽臺山（今屬紅安縣）、沙河。周圍六百餘裡。」當地的風土人情，說得極為祥細：「東南北雖山川阻深，然民多淳而畏法。惟西極邈逖（指邊遠），而鄰於申弦（申國、弦國）也。故民多兇狡夷曠。催科（徵稅）追呼，非積歲不可得。有司（指官吏）惡其違也，而重治之。故民與官相疑畏，暫不可理矣。近有建議分設，如唐之析陽城者。有司惡其累已而抑之。夫白晝素麵公行剽掠（搶劫），其鄉之善良者，非惟不敢捕，又從而致賂焉。」繼而分析曰：「蓋富者畏其挈奪，貧者畏其誣諂。知有司之不能治與察也。於是，民之命司於盜矣。夫設官分職，以為民也。民之命不司於官，而司於盜，可勝嘆哉！此正疆域，固封守，先王體國經野之慮周意深，不可不察也」。短短一篇《疆界》，高度概括，字句精練，行文簡潔，層次分明，妙筆生輝。象山澗流泉一串，句句相連。用不到360來字，就說得明明白白。讀來如品瓊漿，如飲甘泉，讓人神清氣爽，心曠神怡。由此可見熊吉學問之淵博。
熊吉在編纂《麻城志略》時，對於有爭議或有存疑之地物，都進行過考證分析與辨別，防後人以誤傳訛。如《龜峰即柏舉辨》、《龜峰磨崖詩辨》等文即是。載邑志《龜峰即柏舉辨》：「或疑吳都蘇州由江南自豫章（淮南壽縣合肥一帶），與楚夾漢（漢水），則柏舉不應在江北。蓋誤以豫章為今南昌，以荊江為漢江耳。不知吳以舟師渡江沂淮（從長江入淮河，棄舟船於淮陰），會蔡侯唐侯，至豫章（今德安府章山），與楚夾漢。子常（楚國令尹）用史皇（楚國大夫）之謀，濟漢而北，自小別山（今漢川）沿江而東至大別（漢囗龜山）迎敵，與吳三戰。又東至柏舉，與吳中軍遇，闔閭（吳國君）用夫概王（閭廬之弟）策擊之，楚師大敗。子常北奔，楚卒西奔。吳從楚師及清發、雍（水名，在京山境內）遂入郢都（江陵）。以地理往復之跡考之，則柏舉為龜峰甚的。而一統志所注亦精矣。吉故備考而祥志之，以訂其疑。」先生用實際戰爭經過路徑順序與豐富的地理知識，對柏舉之戰進行分析，排除了「柏舉不應在江北」的疑問，得出「則柏舉為龜峰甚的」，柏舉古戰場遺址在龜峰山的結論。
載邑志柏舉《龜峰摩崖詩辨》：「摩崖詩（指載黃州府志，唐太宗題：乾坤造化有神功，勝地安然氣象雄。馬跡印開蒼石上，龜頭橫插白雲中。山高每有神仙過，寺號能仁天子封。試劍石邊風拂拂，虎跑泉內水溶溶。龍吟南嶺崎山雨，虎嘯東林什子風。舍利塔中遺釋子，觀音巖上禮慈容。天開雲現溜湧碧，日落霞明瑪瑙紅。叢畔芊芊羅漢草，嶺旁鬱郁大夫松。望龜亭內迎仙客，噴雪崖前活水通。萬裡黎民皆潤澤，一堂賢聖總虛空。遊山宰相書名字，採藥仙人留跡蹤。任是丹青描不就，恍疑身在九霄宮。」舊傳唐明皇作，備考玄宗翠華（錦旗）未嘗東巡，此董損齋翁（進士，重慶知府）之詩所以疑（對此詩存疑）也。餘讀五代（五代十國）史，南唐李璟（即元宗，著名詞人）稱帝於昇州，年號保大。麻城其屬邑也，遊衍留題，理或可想。又讀《劉賓客佳話》（劉賓客即文學家劉禹錫，唐韋絢編有《劉賓客佳話》），每稱玄宗作元宗，蓋避諱更諡（避開褒貶稱號）耳。璟亦諡元宗。此傳者之所由以誤也。詩以訂之」。熊吉認為龜峰摩崖詩是南唐元宗李璟所作，以此文來訂正。
原書編者注：《龜峰摩崖詩》之作者，有說是唐太宗李世民，有說是唐玄宗李隆基，熊吉認為是南唐元宗李璟。編者以「寺號能仁天子封」句推斷，《龜峰摩崖詩》應是「能仁寺」建成後某個詩人所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