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大蕭條類似，我們正處在另一次霸權解體危機的暴風眼中
文｜邵宇 陳達飛
從國際政治和經濟的綜合視角來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世界與「大蕭條」有一定的相似性。經濟方面是長期停滯，這個概念由阿爾文·漢森在20世紀30年代末提出，被用來描述大蕭條時期的經濟低迷狀況。薩默斯借用其來描述2008年之後的全球經濟狀況，並且人口因素都是導致長期停滯的重要原因；全球化方面，是舊秩序的終結和逆全球化的開始，上一次全球化的轉折點是1913年，大蕭條期間陷入低谷，直到二戰結束後才得以建立新秩序，這一次的轉折點是2008年，目前仍處在重構之中；國際政治格局方面，是霸權解體危機，世界將臨「金德爾博格陷阱」。或者說，經濟停滯和逆全球化，以及期間可能出現的各類衝突，如戰爭和貿易戰等，都是霸權解體危機的表現。
兩次世界大戰之後的世界
一戰之後，經歷短暫調整期，世界經濟開始復甦，1925年後進入高漲期。一般認為，1929年是大蕭條的起點，但在此之前，部分國家就已經進入衰退。1929年之後，始於美股崩潰，世界進入長達10年的大蕭條。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開始，離一戰結束僅20年。所以，從一戰開始到二戰結束的這段時間也被稱為第二次「三十年戰爭」。二戰後，世界分為民主和共產主義兩個陣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國家陣營在經濟上經歷了「黃金時代」，而以前蘇聯為中心的共產主義陣營的經濟則毫無起色。
一戰後的國際秩序經由巴黎和會最終確定，戰勝國與戰敗國籤訂了《凡爾賽合約》。合約違背了初心，轉而變成了戰勝國對戰敗國的掠奪性協議。
作為英國談判代表中的一員，凱恩斯在《合約的經濟後果》一書中對巴黎和會以及合約的細節作了詳盡的描述。他認為，《凡爾賽合約》是戰勝國對戰敗國的掠奪性協議，主要反映的是英國和法國的意志，詹森總統提出的「十四點計劃」的精神被遺失殆盡。凱恩斯做了非常精準的預測，認為註定是一個「迦太基式的和平」。為了生存，德國必定會反抗，戰勝國並不會在壓榨中獲得持久的好處。歷史不幸被凱恩斯言中。
二戰後，世界並未重蹈覆轍。二戰後世界秩序之所以與一戰後顯著不同，搪塞地說法是吸收了歷史的教訓。比如，一戰後，官方建立的多邊機構要麼不存在，要麼就形同虛設，而二戰後則建立了聯合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貿總協定等重要機構，它們是國際合作的重要載體和推動者。再比如，一戰後未被採納的觀點和計劃開始受到重視，如凱恩斯在《合約的經濟後果》中的倡議及威爾遜總統的「十四點計劃」等。但我們認為，可能更為重要的是美國確立了絕對霸權，承擔了戰後重建的責任，也有能力推動共識的形成。因為，合作共贏的道理，並不是二戰之後才被掌握的。美國的霸權地位有助於達成集體利益最大化的博弈均衡，避免了出於利己動機而出現的合成謬誤。
囚徒困境中的兩個均衡
一戰後與二戰後不同的國際秩序正好對應囚徒困境中的兩個均衡，一戰對應的是較差的均衡，二戰對應的是較好的均衡。如圖1所示，一戰後，戰勝國有合作和制裁兩個策略，戰敗國的兩個策略分別是合作與反抗。在四個組合中，理想中的結果是左上角的（合作，合作），戰勝國與戰敗國合作共贏，但現實中的結果卻是右下角——（制裁，反抗），結果是兩敗俱傷。
《凡爾賽合約》是每個參與者從利己的動機出發而達成的一項戰勝國剝削戰敗國的合約，這在德國國內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直到大蕭條的爆發和希特勒上臺，惡果才體現出來，這又直接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二戰後初期，德國和日本經濟幾乎全線崩潰，直到1950年前後，才恢復到1945年的水平。如果不是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德國和日本在二戰後的經濟復甦進程會顯著放慢。美國幫助歐洲和日本，同樣是出於自利的動機，但與一戰後不同的是，二戰後的均衡是共贏。
在經典的囚徒困境博弈中，要想實現左上角共同利益最大化的均衡，常見的情形是在無限次重複博弈中，雙方都選擇針鋒相對的策略，這方面與一戰後並沒有顯著的不同。另一種情形是雙方實力不對稱，一方佔優勢地位，能發出可信的威脅，從而有助於實現合作均衡。這是一戰後與二戰後國際秩序的顯著不同之處。二戰後，美國已經牢牢地確立了霸權地位，故其威脅是可信的。更何況，通過《租借法案》，英國已經失去了與美國討價還價的空間。
「霸權穩定論」與命運共同體
「霸權穩定論」是一個經典的國際關係理論，它指出，當存在霸權國家時，國際體系更有可能保持穩定，合作共贏會成為主要基調。反之，霸權的衰落或解體，就會使世界陷入失序的狀態。如果世界範圍內的合作越來越難；如果小團體的合作越來越多；如果霸權國家必須靠兌現威脅才有可能促成合作；那就足以反映霸權國家正在衰落，直到新的霸權出現，或者舊霸權完成重建，世界才會再次進入合作博弈均衡。美國毫無疑問仍然是最強大的國家，尤其是軍事，但它制定規則的能力與二戰後初期已經不可同日而語了，而這種被弱化的霸權將不足以促成合作。
霸權並不僅僅只有壓迫與被壓迫的含義，也有合作共贏的一面。前者表現為能量從外圍國向中心國集中，後者則相反。由於經濟是相互依賴的，不同的模式有著截然不同的含義。大英帝國建立的殖民秩序就是壓迫與被壓迫的關係，即使後來殖民地獲得了獨立，但其令人擔憂的發展狀況與殖民者的剝奪有密切關係。與之相反的是，二戰後美國建立的民主國家陣營，美國、歐洲和日本共同分享了近30年的「黃金時期」，這正是鄧小平感嘆與美國搞好關係就能發展好的背景，並因此選擇「脫蘇入美」。
霸權是一個相對的、動態的和綜合的。歸根到底，霸權國家選擇合作還是衝突的策略取決於成本收益核算，而這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其霸權地位是否穩固。一般而言，霸權越穩固，越有可能實現合作。
以貿易為例，在一個簡化的兩個國家和十個產業的模型中，當大國所佔份額超過70%，小國所佔份額不足30%的時候，大國會犧牲份額，以促成與小國的合作。因為合作有助於把蛋糕做大，即使份額減少了，總福利仍然是增加的，故是一種雙贏的局面。但是，當大國所佔份額在30%－70%之間的時候，合作就會轉變為衝突。這是因為，對大國而言，做大蛋糕的收益小於份額縮小的損失（圖2）。這個模型的現實含義是，後發國家在追趕的過程中，隨著經濟體量的增加，其與守成大國的貿易關係，將會從互惠變為衝突。
在左右兩個區間，霸權國家與後發國家是命運共同體，但在中間區域，隨著霸權的解體，衝突或不可避免。馬歇爾計劃和道奇計劃是美國的自利行為，不僅阻隔了共產主義意識形態的擴散，還擴大了美國的外需。到20世紀80年代，日韓開始在汽車、家電和半導體等行業對美國形成衝擊，合作便轉化為衝突。
絕對霸權只在短暫的歷史時期存在過，如一戰前的英國與二戰後的美國。實際上，歷史上的兩次全球化的「黃金時代」都是在絕對霸權，或者霸權國家願意承擔提供公共品責任的條件下實現的。這樣看來，國際政治和經濟領域的衝突常態化也就不足為奇了。
大蕭條：第一次霸權解體危機
著名金融史學家金德爾博格就是「霸權穩定論」的支持者。在解釋大蕭條形成的原因時，他認為，根源在於英國沒有能力，美國又不願意這三個方面承擔責任以穩固國際經濟體系：第一，為跌價商品保持比較開放的市場，代表性事件是美國在1930年通過的《斯穆特-霍利關稅法案》，這引起了全球性的貿易戰；第二，提供反經濟周期的長期貸款；第三，在危機時期實行貼現，全球缺乏「最後貸款人」機制。所以，大蕭條又被稱為一次霸權解體危機。
早在一戰之前，美國就已經確立了經濟霸主的地位。根據麥迪遜的數據，按照購買力平價計算，美國GDP在1879年就超過英國而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人均GDP第一次超過英國的時間是1906年。工業增加值方面，1870年，英國佔比31.8%，美國23.3%，到1913年，英國降至14%，美國已經升至35.8%。
但是，直到一戰前夕，「美元在國際貨幣和金融事務中幾乎沒有發揮任何作用」，世界金融體系仍然是以英鎊和倫敦為中心，全球貿易金融的60%以上以英鎊計價、融資和結算。1913年，在已知外匯儲備中，英鎊佔比48%，其後的是法郎和馬克，佔比分別為31%和15%，美元則不見蹤影。
一戰後，隨著英國經濟實力的進一步衰退，美國經濟霸權更加突出，與此同時，美國的金融實力也快速崛起。一方面，一戰結束時，美國已經確立了債權國地位，對英國的債權為47億美元，法國為40億，其它國家總計32億。此外，歐洲戰後重建需要資金，美國則扮演著重要的貸款人角色。從1924到1929年，美國對外貸款的金額約為英國的兩倍。
另一方面，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的通過和美聯儲的成立，以及一戰的爆發都為美元的異軍突起提供了條件。根據埃肯格林（2019）的估算，美元儲備份額大約在1924年－1926年期間首次超過英鎊。至1929年，在其所統計的16國中，美元儲備佔比達56%，英鎊為41%。美元作為國際金融交易媒介和尺度的職能也有顯著提升，排除大英國協國家，美元在20世紀20年代末實現反超。
當然，不同作者的估計結果會有一定差異，如特裡芬認為，1928年前後，英鎊在儲備中的份額仍然高達80%。主流文獻一般認為，直到二戰後，美元才確立主導地位。
英美兩國金融與經濟權力的不匹配致使全球領導者實質上處於一種缺位狀態。霸權國家的重要職能（或職責）是提供公共品，它是一系列的制度構建，包括貨幣等交易基礎設施。公共品體系決定了交易成本，公共品的短缺必然導致交易的萎縮。逆全球化反映的就是公共品的短缺。大蕭條就是在霸權解體和公共品短缺導致的全球經濟失序的狀態下實現的。
美國積極參與了戰後秩序的重建，但美國在巴黎和會上遭遇了徹底的失敗。威爾遜的「十四點計劃」猶如空中樓閣，國際聯盟形同虛設。雖然威爾遜「堂吉訶德式」的性格也被認為是其在巴黎和會吃了閉門羹的一個解釋，但更為重要的原因還是美國的霸權地位不穩固，未獲得法國和英國的認可。
英國經濟實力雖然已經衰落，但在金融實力上仍然超過美國，倫敦仍是最重要的金融中心，英鎊也是最重要的國際貨幣。
二戰後，美國實際上仍然是在按照「十四點計劃」的精神主持國際秩序的重建，由於其霸權地位更加穩固，再加上更為強勢的羅斯福的主政，結果也完全不同。
大危機：第二次霸權解體危機
美國霸權在二戰結束後得以確立，至1973年前後出現轉折，開始走向衰落。美國霸權的衰落也是從經濟領域開始的，具體表現為製造業競爭力和GDP份額的下降。
兩次石油危機可被看作美國製造業由盛而衰的轉折。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在金融全球化的浪潮下，美國經濟「脫實向虛」的傾向不斷強化。雖然美國製造業總產出並未下降，但其在全球製造業和美國GDP中的份額卻在收縮，分別為15%（2017年）和11%（2019年）的歷史性低位。中國製造業增加值在2009年反超美國，成為全球第一製造業強國。
1979年，美國製造業就業人數達到峰值，約2000萬，而後不斷下降。至1989年，美國政府部門就業人數首次超過製造業就業人數，2008年，前者達到後者的兩倍（目前剪刀差正在收窄）。金融行業從業人數雖然並未超過製造業，但兩者的差值卻在不斷縮小，至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縮小至300萬。製造業就業人數佔比早在1953年就達到了峰值（26%），2008年僅為8.3%。
美國製造業份額的衰落與其經濟發展階段有關係，但更為重要的是受到了來自歐洲和日本（以及亞洲「四小龍」） 的競爭。即使是在鋼鐵和汽車產業這些曾經令美國崛起的支柱性產業，美國也沒有保住其領先優勢。歸根到底，按照辜朝明的說法，都是因為經濟已經進入到了「被追趕階段」。
從進出口貿易總額的角度看，歐元區佔比最高，1990年佔比36%，目前已降至25%；20世紀90年代末，美國在全球的份額為16%，目前已經降至11.4%；中國則從加入WTO時期的不到3%升至2019年的10.5%，而且是全球最大的（單一）出口國。從GDP的角度看，二戰後初期，全球生產1美元GDP，約5角是美國貢獻的，截至60年代初，美國GDP佔全球的比重仍然達到40%，但目前已經降至24%。相反，中國已經升至16.3%，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分別於2010年和2018年超過日本和歐元區。
但是，與此同時，美國的金融霸權仍然是非常穩固的。美國相對經濟實力衰落和金融霸權的穩固形成鮮明對比，狀況類似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英國。英國之所以在經濟被美國超越後仍能維持金融霸權，一方面是因為貨幣與金融的強網絡外部性；另一方面，也與美國強監管的金融政策和孤立主義的外交政策相關。
在1913年《聯邦儲備法案》通過以前，美國金融業的經營和監管是建立在南北戰爭期間通過的《國民銀行法》的約束之下的，它不僅禁止美國的銀行在海外設立分支機構，還禁止銀行跨境開設分支機構。美國的金融基礎設施因此非常落後。所以，一戰前，只有少數信託公司可以繞開法律的限制，開展非常有限的金融業務。除此之外，J.P.摩根可以通過私人銀行或家族成員在海外的金融機構，開展部分國際銀行業務。
當前，美國的金融霸權與經濟實力也存在著巨大的失衡，前者遠遠超過後者。這與一戰前的英國有相似之處。美國的金融霸權是否不可撼動，美元的國際地位是否可以高枕無憂？答案是否定的。
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歐元在國際貨幣體系中的地位至少可以上升到與其貿易規模相匹配的高度。目前，歐元在國際儲備中的份額為20.5%，低於進出口貿易的25.3%。與此同時，隨著中國匯率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化改革進一步推進，金融開放的大門越打越開，中國的金融地位也會進一步提升。
目前，中國的綜合經濟（GDP、製造業和貿易份額）實力與金融地位嚴重失衡，人民幣的國際地位顯著偏低（圖3）。究其原因，與一戰前的美國有非常相似之處，中國基本上遵循的是由內而外的市場化次序，金融開放的步伐滯後於貿易的開放和國內經濟體制改革。當然，也應該認識到，人民幣國際化仍處在初級階段，在經濟實力超越美國之前，人民幣國際化想取得突破性進展，難度較大。
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並不必然帶來金融地位的提升，當前國際貨幣體系的困境主要在於其內部。早在1960年，特裡芬就提出了美元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面臨的難題，後來被稱為「特裡芬困境」。布雷頓森林體系是建立在美元-黃金平價基礎上的，美元信用建構在黃金之上，自然也隨著黃金儲備的流失而下降。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隨著美國黃金儲備的流失，1958年，美國以外國家的黃金儲備首次超過美國；1959年，美國外債總額首次超過其黃金儲備；1963年，其他國家官方持有的美國外債總額首次超過黃金儲備。以上三個交叉可被稱之為三個「死亡交叉」，均反映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脆弱性。從1963年到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其間僅經歷了不到十年時間。
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中，雖然黃金儲備被認為是美聯儲的資產，但從持有美元的主體來說，它對應的卻是美國的或有負債，美聯儲負有將美元兌換成黃金的合約義務。在「布雷頓森林體系2.0」體系中，黃金的角色被美國提供的其他安全資產——如美國國債、機構MBS等——取代。本世紀初以來的實證證據表明，美元安全資產短缺已經成為一項特徵事實。
2008年金融危機及後危機時代全球經濟的諸多病症，如低利率或負利率，經濟增長停滯，以及風險資產與無風險資產價格同步上行等，都預示著該體系負重難行，以及美國霸權難以維繫。從這個角度看，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中美貿易衝突，也可以被理解成一次霸權解體危機。
霸權解體危機與安全資產短缺
霸權解體導致世界失序的核心邏輯是公共品短缺。
一定程度上，核心國家的意願和能力，決定了全球化的進程。二戰後無疑是美國，這集中體現在美國提供公共品的意願和能力上。二戰後的全球化是建立在美元作為公共品，以及美國作為美元的壟斷提供者和全球體系的設計者、維護者的基礎上之上的。美國在享受美元「囂張的特權」的同時，也承擔著維護體系運行之責任和成本。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種義務，因為它曾是這個體系的最大既得利益者。
但是，當美國感覺其從該體系中獲得的收益小於付出的成本，或者，當其感覺搭便車者獲得了非對稱性收益，尤其是搭便車者還挑戰了其規則制定權時，它便不再有激勵去維護該體系，甚至會主動破壞其建立的秩序。
廣義來講，美元是作為安全資產而存在的，而安全資產就是美國提供的最重要的金融公共品。所謂安全資產，指的是對信息不敏感的資產，即不存在信息不對稱問題，或者說，債務人的支付承諾完全可信，資產持有人不需要收集額外的關於發行人的一切信息。安全資產最重要的功能是價值儲藏。同時，隨著金融機構負債業務從零售模式向批發模式轉型，安全資產的抵押品屬性價值凸顯，因為這提供了一種便利性收益。
全球來看，美國是最重要的安全資產供給者，美元、美國國債、政府支持的機構證券、金融機構債務、MBS和ABS都被視為安全資產。另外，德國、法國和英國等發達國家的國債也可被視為安全資產。當然，安全資產並非絕對概念，T時刻的安全資產，並不意味著T+1時刻還是安全資產。所以，安全資產是個相對概念，會隨時空而發生變化，比如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私人發行的ABS就被認為是安全資產。2010年歐債危機之前，希臘和義大利的國債也可以被視為安全資產。
美元與黃金脫鉤解開了經濟發展的「黃金枷鎖」，但卻打開了廉價貨幣的魔盒。首先是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價格上漲導致的「滯脹」，其次是新興與發展中國家的債務危機和貨幣危機。美國自身也未能倖免，國內信用的膨脹加劇了金融不穩定，導致金融危機周期性發生。與廉價美元相對應的就是安全資產短缺，這被認為是解釋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後危機時代無風險利率持續下行和經濟增長停滯的重要邏輯——新「特裡芬困境」。
這一次，其他國家持有的不是黃金，而是美國國債，但兩者共同之處在於，類似於黃金與美元的無條件兌換，美國政府也承擔著國債的無條件償付義務，而且還要支付利息。從這一點來看，美債類似於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黃金。美國的困境在於，只有創造更多的美債，才能吸收泛濫的美元流動性，只有創造更多的美元，才能滿足聯邦政府發債融資的需求。新冠肺炎疫情無疑加劇了這個惡性循環。
從美國作為全球最重要的安全資產的提供者的角度來看，美國的戰略收縮，側面反映的是其作為全球公共品提供者的國家能力的下降。美國在與中國脫鉤的同時，也在聯合其盟國對中國進行圍剿，想將中國孤立於世界，有點類似於圍剿與反圍剿的關係，中國突圍的方法只能是更大程度和更高水平的開放。美國將中國排除在美元體系之外的意圖也非常確定，之所以未明確聲張，是因為中國仍然是支撐美元體系循環的重要基石。所以，金融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就是中國應對未來可能面對的公共品短缺狀態的必經之路。
安全資產供給能力是中國應對金融脫鉤的關鍵
中國應對美國金融脫鉤的關鍵是：第一，提高向全球提供安全資產的國家能力；第二，在世界安全資產短缺的情況下，在能力許可範圍內，彌補這個缺口。實際上，擴大金融開放，就是在彌補這個缺口。毫無疑問，當前的短板是國家金融能力，也就是向世界提供安全資產的能力，其緊迫性不亞於科技創新。
全球安全資產需要滿足信用和市場風險低、市場流動性高、通貨膨脹風險有限、匯率風險低以及異質風險有限這五個條件。這就要求提高中國金融市場的深度和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度，當前正在推進的要素市場化改革也是題中之義，因為價格只有在市場中才能真正被發現，而只有價格真正體現價值，市場風險才會回歸合理區間。
市場化和開放是中國建立安全資產供給能力的條件。自上世紀90年代以來，金融市場化就被看作是新興市場國家市場化的必由之路。但從實踐經驗來看，金融市場化有其內在次序，如果把握不好，就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對一個高度受抑制的經濟實行市場化，猶如在雷區進行，你的下一步很可能就是你的最後一步。」
隨著各項制度建設的推進和開放舉措的推進，人民幣資產越來越受到海外投資者的青睞。從2016年初開始，境外機構和個人投資者持有人民幣資產（股票和債券）的規模在不斷擴張。截至2020年一季度，規模超過了4萬億元人民幣，其中，股票為1.9萬億元，約佔A股總市值的6%。債券為2.3萬億元，佔比不到4%。雖然規模仍然較小，但從中國改革的方向來看，過去幾年的趨勢還將延續。
全球化總是在重複著失衡與重構、脫鉤與突圍的故事，只是角色在不斷變化，然而，至少從歷史經驗看，不變的是全球化似乎在沿著既定的方向不斷前進。21世紀並不必然是亞洲或者中國的世紀，中國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也不必然超過美國，這一切，都取決於相對意義上的國家能力，它集中體現為提供公共品的能力。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世界貨幣制度史比較研究」（18ZDA089）的階段性成果；編輯：蘇琦
（責任編輯：婁在霞 HN1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