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歐洲人是 蒙古土地貧瘠，
首先，這個轉折在中華地區實現了南北的再統合。從姑且算是中華一統時代的唐朝覆亡（907）後開始算起，或是回溯到三世紀半之前，從唐朝發生了使其喪失實質統一狀態的安史之亂（755—763）算起的話，南北統合竟已暌違五百年之久。而且，不單只是南北統合，儘管有直接或間接之別，連雲南、大理、貴州（貴州地方在蒙古語中音讀「奇頭叩爾」即鬼國之意，到了明代美化為同音異字的「貴」），包括西藏也從這個時候開始進到「中國」圈內。這是與從唐朝到蒙古這段漫長歲月間，若以中華式名稱稱之，則為遼、五代、北宋、金、南宋、西夏等先後交替並立、興亡、分裂、多極化及縮小的「中國」完全不同的新局面，其面積之廣也前所未有。也就是說，一條邁向嶄新巨大中華的道路從此開啟了。
並且，最重要的莫過於忽必烈在蒙古全境中親自領有的亞洲東方，在自過去以來以戈壁以北的外蒙草原為根據地的體制中，開始將內蒙草原及華北作為新的「國之根基」，推動接合草原世界與農耕世界的新型國家建設，從此推動了歐亞世界史的兩道洪流在此匯集，貫穿歷史的基本結構自此從根本上產生了巨大的改變。順帶一提，在明代、清代以及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幾乎皆是首都的北京，其前身乃此時作為忽必烈治下的世界帝都，是耗時二十餘年營造的大都。其實，天津的前身直沽，甚至是上海，也都是在這樣的過程中嶄露頭角的。
要言之，現在我們所認知理解的「中國」這片大疆域，乃源自明清兩代前，即忽必烈以後的元代。通過蒙古與忽必烈這兩個階段，中國發生了從「小中國」到「大中國」的巨大轉型。這個變化的意義之大，多次強調也不為過，因為「中國」的範圍從根底上發生了改變。
回頭來看，名實相符的「小中國」北宋，或是甚至只有其一半的南宋自不待言，就連非漢族王朝，但也兼有許多中華要素的多種族國家遼、金、西夏等，不論在氣度還是內涵上，皆與蒙古時代是完全不同的。與此同時，若要談論這個重生為「大中國」的「中國」，吾人仍不能忘記，她雖然繼承了長久以來在這片大地上開展的多樣歷史、地域、社會、文化，並將之吸納進來，但仍可說處於初生的模糊狀態，大致仍在混沌之中。
另一方面，世界又如何呢？忽必烈在取得淮河以南的中國南方以及南宋這個國家及社會體制後，以此為起點，開始向海洋進發。出現在草原世界的遊牧民國家，在成為一個多種族的混血陸上世界帝國後，又吸收了中華世界，甚至摸索了通往海上帝國的道路。對日本進行的兩次徵伐、向東南亞各地派遣的海洋軍隊，也可歸於此一脈絡。在軍事進攻方面的海洋發展，未必是成功的。不過，忽必烈政權擁有了史上前所未有之大艦隊、展開了以穆斯林商人為主軸的國際通商，並在自由經濟政策之下陸續與東南亞及印度次大陸各國締結了友好關係，到1287年，這些工作便已完成。筆者無法理解，這一點為何在過去幾乎都被抹殺了。由此，十三世紀末，從東海經印度洋到中東的海上通路整體，便在和平狀態下掌握於蒙古手中，人類史上首次圍繞著歐亞陸海循環的交通網於是形成。
與這樣的動向並進，蒙古帝國或許因為巨大化的必然結果，本身也被迫要面臨轉型。如前所述，肇因於帝位繼承戰爭，蒙古從以繼承大可汗之位的忽必烈及其血胤直接統率的宗主國「大元汗國」為中心，分立為西北歐亞的欽察汗國（通稱金帳汗國，或克普恰克汗國）、中東一帶的旭烈兀汗國（通稱伊兒汗國）、中亞的察合臺汗國等規模之大足以稱作帝國的蒙古國家，變身為一個整體而言鬆散又多元複合的蒙古世界聯邦。此外，蒙古也因為自身的多極化，使得過去那般令人驚異的軍事擴張浪潮逐漸消退，反而以控制了擁有當時世界最多人口和最高經濟力之中華地區的大元汗國為推進力，整體轉向了以國際協調和經濟優先為主的和平路線。如此，到了十四世紀，人與物資的東西方大交流使用了上述那個蒙古以政府資金來維持的歐亞循環路徑而有所進展，出現了一個史上空前的、以蒙古為中心、歐亞及北非各地鬆散圍繞卻合而為一的局面。
至此為止，人類的歷史終於具有了一個不是部分歷史之間的拼貼湊合，而是形象完整的整體，即便它仍有些模糊。具體來說，世界史從這裡開始清楚地走上了一條名實相符的世界史道路。
蒙古帝國和大元汗國的雙重結構，然後是歐亞大交流的時代，這便是當時圍繞著元代中國的大時代情境。
圍繞著元代中國的兩種角度
中國史上一般以「元朝」為名的這個政權，如前所述乃指「大元汗國」，其正式名稱為「Dai-ö Yeqe Mongγol Ulus」，也就是在成吉思汗以來的固有國名「大蒙古國」上，再加上「大元」一詞。
所謂「大元」，是取自中國經書之一《易經》中的「大哉乾元」。所謂「乾元」，意指「宇宙、萬物之源」，從中可以窺見忽必烈在蒙古帝國的架構之上，將親手實現了再統合的「中國」置於新國家構想的主軸位置的想法，其目標在於同時承繼以蒙古為頂點的遊牧國家傳統以及歷代中華王朝所累積下來的遺產，集兩者而成萬物「大元」之國家。這既非純粹的蒙古國家，亦非原來的中華王朝。就這點來說，在此儘可能地避免使用「元朝」這個因襲古老中華王朝史觀、離真實既遠又易生誤解的通稱。
以上所述姑且擱下不談，大元汗國一方面是跨國性的超大「世界聯邦」宗主國之蒙古國家，另一方面又確實是暌違已久的統一的中華政權的這個兩重性，毫無疑問是通觀元代中國時的重點。
例如，若從歷史研究的面向來思索元代中國的話，將會有兩個較大的角度。一個當然是自中國史脈絡來掌握的角度。因為這個角度固定在中國這個地點來追尋「時光」流動，所以能夠說是一個注視歷史「縱軸」的角度。如此一來，有關元代的事物，在中國史整體之中不管怎麼看都容易作「奇怪」「變異」「特殊」等理解，而且這裡被提起的話題，也容易傾向傳統與斷絕、持續與新奇這些對照面上。
另一個是將之作為世界史上的重要時期，或是劃時代性時期加以把握的立場。如前所述，人類的歷史到了十三、十四世紀的蒙古時代，首次具有了可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的性質。就歷史研究而言，這是一個姑且固定了十三、十四世紀的時間跨度，環顧歐亞與北非全境的角度。近年，特別是日本所提倡的「蒙古時代」這個說法便屬此類，可與「大航海時代」「帝國主義時代」等世界史上的特定時代並列。或許可稱之為超越了歷史的共時性或是地域及文明圈框架來編織「橫軸」的研究。
這兩個角度，各自不同又彼此相關。人類在現實中的動態，以及他們所創造的歷史，本來就是沒有障壁的，這個時代更是如此，有各色人物、物資、思考、技術、文化以歐亞規模流動、往來，是一個真正沒有邊界的時代。這一點非常重要。
一言以蔽之，中國史與世界史是疊印在一起的。如前所述，元代是中國史上轉型為「大中國」的劃時代的時期，是過去那些複雜、多樣的步伐或要素繽紛交融、並存的「燕麥粥狀態」；另一方面，它又是名為「蒙古時代」的這個「世界史時代」的一部分（最重要的一部分），來自「中國」以外的其他世界的人或物的流入與刺激當然是不斷且廣泛的。誠然，受到影響或刺激的不只是「中國」，「中國」也對其他世界造成了許多影響或刺激。所謂的文化接觸，本來就不是單向的，而是交互的。
換句話說，在涉及元代中國的事物之中，有不少時候是「中國」與「世界」要素的彼此糾合。當然也有些時候是只以「中國」架構便可解釋的。不過，若是太過深信只有「中國」這個架構，將造成偏頗與遺漏。有一些現象乍見之下似乎可單以「中國」來解釋概括，但實際上並非如此，尤其是在談論文化或美術的時候。叫人吃驚的是，毋寧說當我們在眺望這個時代的「世界」時，中華、中亞及中東，然後是進入文藝復興時代的歐洲，皆超乎意料地顯示出了文化或美術的「共鳴現象」。此一「共鳴現象」所及之處，大至「時代的偏好」，小至每一件美術作品。在蒙古時代，歐亞世界的交流狀況的確良好，「中國」也完全不在例外。
將元代中國定位在中國史及世界史之間，是否恰當呢？有關看待元代中國之視線的興味及難處，部分便來自於這個「之間」的定位。
騎在馬上時，能耐的住酷寒和酷暑，他們不喜歡奢華，也不會相互嫉妒，因此也從未聽說過有什麼糾紛，甚至當食物短缺時，他們會非常樂於與旁人分享僅有的存糧……「
蒙古人極為尊重各種不同的宗教信仰及傳統，因此他們佔領別的國家後，從來不會摧毀異教徒的宗教，他們更不會強迫俘虜改信蒙古人的宗教（撒滿），這種寬容的態度，實在是很難得……「
蒙古人住在蒙古包裡，這種輕便的帳篷可以輕易的拆下來，也可以輕易的安裝起來，沒有什麼財產，更談不上誰擁有一寸土地，他們常常搬家，可以帶著所有的家當上戰場或尋找水草豐美的牧場……「
這些事情雖然聽起來很新鮮，但是請你相信，我所說的和記錄的，是千真萬確的事實……「
當時是蒙古人召開呼裡勒臺推舉貴由汗接掌大可汗的時期，貴由汗即位大典後，召見了勃朗嘉賓。當時貴由可汗的大臣鎮海充當了翻譯，鎮海也是一個基督徒，但是他信仰的是「景教「（基督教的一支，因為受到羅馬教廷的迫害，向東遷移，最後在當時的中國宋朝也被禁止，所以大量的景教徒流亡到達蒙古），勃朗嘉賓驚訝的發現，各種宗教的人士在蒙古的朝廷裡，可以和平的共處。
在蒙古草原的南方，有一個叫做烏蘭蘇木的地方，20世紀80年代-90年代，當時的內蒙古考古人員李意譽（譯音）發掘出了當時汪古部落的遺蹟，出土了大量的景教文物，說明當時景教在蒙古各部落均很繁盛。
勃朗嘉賓在離開教廷2年4個月後，又回到教廷向教皇報到。他報告，在遙遠的東方，確實有很多基督徒，但是他們都是蒙古皇帝的臣民，必須向蒙古皇帝效忠，並帶回了蒙古皇帝給教皇的信，這封信在本世紀初，在凡帝剛的檔案中發現，現由教廷的麥特勒神甫負責保管。信中貴由汗對教皇很客氣的問候，但又不失威嚴的宣稱，要徵服全世界！
1253年，蒙古人開始將徵服世界的承諾付諸實施。先後徵服了伊朗、伊拉克、大馬士革、巴格達等等伊斯蘭教國家，最終到達地中海東岸。的寵兒嗎
在1924年的老上海，大約是暑期。在一輛電車的頭等座位上，坐著白人父子。兒子也就十一二歲，長園的小臉，面頰白裡透紅，眼睛上有著金黃的長睫毛，和平而秀美。車上的一位中國青年人，不由得仔細地多看了這個孩子幾眼。誰知，白人孩子到站下車時，在青年人面前停住，突然把臉向這個青年人盡力伸過來，惡狠狠的，好像是說，黃種人，看罷!你配看我!然後下車揚長而去。年輕人羞辱、憤怒而又無奈。他知道，白人孩子憑藉著種族的優勢和國家的強勢，在這個孩子眼中，黃種人就是劣等人。
這個青年人把這次經歷，這次羞辱的感受寫成了一篇文章，名為《白種人——上帝的驕子》，抨擊白人身上的種族主義。這個青年人就是寫了著名的散文《荷塘月色》作家朱自清。
朱自清先生是語言文學家，可能不太了解歐洲的歷史。其實，歐洲歷史輝煌的時期是在兩端，早期是古希臘、羅馬帝國時期，晚近是英法德等資本主義帝國時期。從羅馬帝國衰落的公元500年到歐洲資本主義興起的1500年間，歐洲是一個貧弱之地，是歐亞大陸經濟版圖上的遙遠邊陲。歐亞大陸中心草原地帶的遊牧民族經常劫掠歐洲，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阿拉伯人都曾對歐洲進行過不同程度的衝擊。匈奴首領阿提拉在公元5世紀在歐洲縱橫馳騁，以至於被歐洲人稱為「上帝之鞭」。可見歐洲人的痛苦和無奈!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在他的《歷史的地理樞紐》一書中認為，所謂歐洲，實際上就是在抵抗歐亞中心地帶草原遊牧民族的侵略過程中形成。這也反面說明，當時歐洲的積貧積弱。
歐洲興起於1500年。水手哥倫布相信地球是圓的，向西航行也可以到達印度。這樣，就可以找到一條替代被穆斯林世界控制的歐洲通往印度的商路。1492年8月2日，哥倫布在西班牙國王的支持下，率領三艘帆船出發。哥倫布發現了美洲。後來西班牙人又在美洲發現黃金、白銀，開始了歐洲的殖民時代。通過殺戮當地印第安人，搶奪黃金白銀，歐洲人搶到了第一桶金，有了發展資本主義的「資本」。1498年，葡萄牙人達·迦馬率領四艘帆船繞道好望角，來到印度馬拉巴爾海岸的中心城市卡利卡特。回去的時候，達·迦馬搜集了一船胡椒和肉桂，回到家鄉賣了大價錢，是整個船隊探險經費的60倍。暴利讓葡萄牙人眼紅了，他們要獨霸這條商路。不是通過商業競爭，而是用武力把對手消滅掉，把對手趕走。葡萄牙人以一種「海盜+商人」的手段，最終獨霸這條商路，並美其名曰「持劍經商」。後來的荷蘭、英國紛紛效仿。由此，歐洲人開啟了所謂的「大航海時代」。這是歐洲興起的原點。實際上是歐洲人在母國的庇護下，紛紛駕船出海，碰到強大的國家就老實經商，碰到弱小國家就掠奪。現在好萊塢有一種星際探險類型的科幻電影，總是描寫一隻宇宙飛船船隊在外太空探險、作戰，消滅黑暗勢力，消滅邪惡生物。這背後，筆者懷疑，是否無意間滲透著歐美人對大航海、大探險時代的集體記憶，集體無意識。
但是，在1500年時，歐洲的生產力卻是乏善可陳。歐洲是歐亞大陸一個荒僻的角落。1498年，達·迦馬到達印度卡利庫特，但是，卻沒有帶來任何反響。葡萄牙人帶來的都是零碎小物件和羊毛織品。看看達·迦馬獻給卡利庫特統治者的禮單：羊毛織物、帽子、珊瑚珠串、臉盆、罐裝的油和蜂蜜。[1]筆者不太了解印度當時的生產水平，但是，想想我國傳統評書中國家間互贈的禮品，達·迦馬的這份禮單實在是太差了。卡利庫特的統治者卡拉巴爾王公對這些東西毫無興趣。他讓達·迦馬給葡萄牙國王帶回一封信，信上說，他的國家繁榮富足，他希望從葡萄牙得到的是黃金、白銀、珊瑚和胭脂。[2]實際上，應該替達·迦馬感到幸運，這要是趕上暴君式統治人物，還不落一個羞辱君王的罪名，掉了腦袋。更重要的是，不僅統治者沒興趣，就是普通老百姓也沒興趣。由於葡萄牙，以至歐洲的生產水平落後，葡萄牙商品在葡萄牙本地的價格要遠遠高於在印度卡利庫特的價格，根本就無法進行貿易。
因此，歐洲人在1500年時，只能搶，只能進行所謂的「持劍經商」。
真正改變歐洲人的生產能力，改變歐洲人在歐亞大陸經濟版圖地位的，是英國的工業革命，從此歐洲真正崛起，歐洲列強瓜分世界，成為上帝的「寵兒」。
(二)工業革命巨變
一般認為，英國的工業革命發生在1760年。標誌性事件是瓦特改進的蒸汽機被廣泛應用。推動蒸汽機發明的是兩個行業，一個是棉紡織業，一個是煉鐵業。
棉紡織業在當時是英國的新興產業。16世紀尼德蘭發生資產階級革命，約三萬名紡織工人逃到英國,給英國帶來了紡織技術。棉紡織業屬於輕工業，需要的資本較少,資金周轉快,容易獲利。英國棉紡織工業很快發展起來。最初的棉紡織業都是手工操作，家庭式小作坊生產。1733年,約翰·凱伊發明「飛梭」。這種織布器械改變了過去織工們用雙手相互穿梭的織布方法。織工們只要用兩腳交替踏板,飛梭就會自動地織成布匹,工作效率由此提高了一倍。隨著飛梭的改進和應用，織布技術迅速領先紡紗技術。六個紡工才能供應一個織工所需的棉紗。
提高紡紗技術成為當務之急。1765年,織工詹姆士·哈格裡夫斯發明了一種手搖紡紗機，被稱為「珍妮機」,又稱多軸紡紗機。紡錘的數目開始時裝八個,後來增加到十六個,到1784年增至一百二十個紡錘同時工作。棉紗產量由此大幅度增加。但是，珍妮機的缺點就是必須用手搖。1768年,普雷斯頓的理察·阿克萊發明、製成了(實際上是偷了別人的發明)水力紡紗機。這種機器使用滾筒以不同的速度紡成棉紗。從此，紡紗機的轉動不再依靠人力,而是利用自然力。英國也從此能夠製造出純棉織品。水力紡紗機體積較大,不適於家庭分散應用。它需要建造廠房,集中生產。1771年,阿克萊在德比郡附近的德溫特河岸開辦了英國第一家水力棉紡紗廠。工廠出現了。不久,他僱傭了六百多名工人,其中多數是工資較低的童工,這是近代機器大工廠的開端。
1779年,蘭開郡的塞繆爾·克隆普頓吸取珍妮機的活動架子和水力機的紡紗滾筒的優點, 發明了綜合紡紗機,又稱走錠精紡機。這種機器紡出的紗既精細又而結實,一次能夠帶動三百至四百個紗錠。綜合紡紗機自然代替了珍妮機。
今生我們有緣，陪你一起看草原，讓愛留心間……
陽光燦爛的夏日，心馳神往。一起到草原，看那藍藍的天，看那白白的雲，看那遠飛的燕……再一次走進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撲進你溫暖的懷抱，緊閉雙眼，與你相擁。將我的情，我的愛留在草原再一次走進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撲進你溫暖的懷抱，緊閉雙眼，與你相擁。將我的情，我的愛留在草原再一次走進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撲進你溫暖的懷抱，緊閉雙眼，與你相擁。將我的情，我的愛留在草原再一次走進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撲進你溫暖的懷抱，緊閉雙眼，與你相擁。將我的情，我的愛留在草原
走進草原，心飛揚。青青的草，爛漫的花，暖暖的風，一切是那樣親切。根在草原，心懷愛戀，草原的開闊，總能打開緊鎖的心胸。這是山的寬厚，風的撫慰，天的潔淨，雲的懶散，草的青香給予的。
再一次走進你，我的家，我的草原，我的天堂。撲進你溫暖的懷抱，緊閉雙眼，與你相擁。將我的情，我的愛留在草原。
草原，你山地草原的特點，離天很近，人稱你是倚天草原，摩天草原，一直嚮往天的無垠和明淨，卻註定不能與天相連，只能與天相望，與天相戀，這是天與地的絕戀！
根在草原，愛在草原，我要為你歌唱，歌唱藍藍的天，歌唱濃濃的情，讓歌聲隨草原的風，傳給我的親人。那裡有我的思念，有我心中的戀曲。
作一首草原戀歌，愛你，想你，思念你，化作山雨，淋透我身，浸潤我心。
草原，我對你的情永不變，變的只是容顏。你是我的歌，心中永遠的歌，一首無名的草原戀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