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英國廣播公司（BBC）消息，正在馬德裡方面準備對其實行直接管制之際，加泰隆尼亞議會投票從西班牙獨立。
加泰隆尼亞在哪裡？是個什麼樣的地方？也許不少朋友還不太清楚，但如果這段時間稍微關注下國際新聞，可能就會不斷看到相關的報導。而加泰隆尼亞地區與西班牙的裂痕、加泰隆尼亞的獨立運動，其實持續了數百年。
今年初，理想國出版了當代最重要的加泰隆尼亞作家之一的喬莫•卡夫雷的長篇代表作《河流之聲》，以小說家的筆觸記錄了西班牙內戰至今的社會裂痕與隱痛。責編特意向北京大學西語繫於施洋老師約了一篇介紹加泰隆尼亞歷史的文章。
今天微信，重新分享這篇文章，且看她如何層層撥開瀰漫不清的歷史，為我們講述一個陌生又熟悉的、獨屬於加泰羅那的故事。
文：於施洋
人人都知道巴塞隆納，這還真得感謝奧運會和巴薩，不過那熱鬧更多是媒體的，中國人個體層面的親密接觸，主要源於最近十多年「善待自己，每年兩次，去旅行」的鼓動，不少目的地又已經不夠顯擺，就有大批遊客跟著——伍迪·艾倫多精啊——從「午夜巴黎」轉場到「午夜巴塞隆納」。每日每夜，國產社交網絡都能冒出無數高迪九宮格——在聖家堂前望天變得謙卑，在桂爾公園流連收穫夢幻，也許有些人可以吧。
順便提一句，這部片子是08年的，本來標題說美國女孩Vicky、Cristina在Barcelona的獵奇，可引進到中國卻跟著2011年的Midnight in Paris取了名字，信息來源上的遠近親疏，看得出來吧。另外，2010年，同一位男主角接拍Biutiful，展現病痛、無助、死亡籠罩的巴塞隆納，兩相對照，別有一番意味。
一般人也就止步巴塞隆納了。會玩的，比如「藝遊歐洲十八年」的畫家林墨，才有錢有閒去周邊轉悠，在達利美術館的女廁後壁聽聲找墓碑，或者買個古堡住住，老實一點的只能在百科上做功課：噢，巴塞隆納周圍還有三個省，一起組成加泰隆尼亞自治大區，一共3萬多平方公裡——北京的兩倍，700多萬人口——北京的幾分之幾？加泰隆尼亞南邊是歐洲「菜籃子」瓦倫西亞，西邊是阿拉貢（說起來順口大概是因為指環王……），北邊是庇里牛斯山區、安道爾和法國，東邊是將近600公裡的地中海沿線，真是好山好水好風光。
這裡是羅馬在伊比利亞半島最初佔領的地方和擴張的據點，9世紀由查理曼封為伯爵領地、一度成為對抗摩爾人北掠的邊防，12世紀通過與阿拉貢王國聯姻逐漸獨立，14世紀成為一片王子領，但因為跟卡斯蒂利亞王國聯合、各種權利上交，到工業革命才壯大起來，直到現在鬧獨立要分家。
八世紀末，查理曼戰略性地劃出一片「以西巴尼亞地區」（法語Marche hispanique，在今天庇里牛斯山兩側的法國南部、西班牙北部），801年拿下巴塞隆納，設「巴塞隆納伯爵」。
乍看起來，這樣的「常識」沒毛病，地理、歷史背景都顧到了，底蘊很深厚的樣子有木有。但辭書體有一個很大的缺憾，就是修改的痕跡在一次又一次的編寫中被覆蓋，作為認識的結果可以直接拿來用，而認識的過程卻看不到。放在加泰隆尼亞的問題上就存在某個漏洞：他們一直都是這麼認識、介紹自己的嗎？（可以類比：我們從什麼時候開始自稱炎黃子孫的？）要更好地證明這裡邊的認識史問題，可以舉一個形象的例子，那就是加泰隆尼亞的自治區旗：
紋章語為「金底、四紅豎條」，其中「豎條」（卡斯蒂利亞語「棍子」palos）從豎向紋章而來、該旗原本也應豎掛。這面旗最早在阿拉貢王國使用，後被聯姻的巴塞隆納伯爵繼承，並傳播到普羅旺斯、瓦倫西亞、巴利阿里群島等地。
根據傳說，這四道紅條紀念的是「長毛」威弗雷多（加泰隆尼亞語Guifré/Jofre el Pilós，卡斯蒂利亞語Wifredo el Velloso，840—897），他是以西巴尼亞－西哥特貴族，受封多處伯爵領地，先在地中海沿岸徵戰，後來驅逐摩爾人，最後在加泰隆尼亞地區受傷。查理曼用四根手指從他的傷口裡蘸血並塗抹盾牌，宣布從此「巴塞隆納伯爵」不再由法蘭克人分封而變成可以世襲的爵位和產業。
一個英雄惺惺相惜的故事，可惜是層層疊加的。據紋章學家考證，這個金底紅條的盾徽問世不會早於13世紀，比「長毛」的事跡晚了三百多年，而這個傳說是16世紀中期一位歷史學家「記錄」的，兩者組裝到一起則更晚近：19世紀中後期，課本裡寫、報刊上說、定製油畫這麼畫、量產的日用品也加入這樣的裝飾元素，才最終變成了加泰隆尼亞人所共知的文化基因（比如我最早知道是通過一位80多歲、以前做蛋糕包裝盒銷售員和櫥窗設計師、後來熱衷製作小兵人的老爺爺Alfons Cànovas）。
紀念「長毛」伯爵的兩分錢郵票把人物和紋章結合在了一起。
1845年創刊的第一期「宗教、政治、科學、工業、文學雜誌」《真正的加泰隆尼亞人》，封面表現一加泰隆尼亞人斜倚一塊石碑悵惘，石碑上是戴冠飾的紋章。
1843-1844年Claudio Lorenzale的一幅油畫，乾脆做了個查理曼在「長毛」臨終前的場景復原。
還有很多的圖像教化都來自19世紀中後期，這是怎麼回事？為什麼如此密集？又有什麼後續影響？其實，這正是加泰隆尼亞地區的一場「尋根」，一次民族主義運動；由於同時期的法國正在熱衷14世紀義大利興起那場變革、將其命名為「文藝復興」（法語Renaissance），加泰隆尼亞人也坦然地拿來，把自己轟轟烈烈的文化建設同樣稱作「文藝復興」（1869年起比較固定地寫作Renaixença，此前略混亂，因為當時加泰隆尼亞語的拼寫方法還沒有統一）。
這時候突然興起汲古的風潮不是沒有原因的。巴塞隆納伯爵領建立的時候，跟伊比利亞半島上最古老的幾個王國，比如阿斯圖裡亞斯、萊昂、卡斯蒂利亞、阿拉貢，原本是並駕齊驅的，貿易、稅收、外交各種法制嚴明，貴族和市民共治井井有條。但是自從費爾南多二世跟卡斯蒂利亞的伊莎貝爾聯姻（1469年），伯爵的頭銜和權利就被帶到了中央、引起譁變甚至內戰；從16世紀起，這一地區失去了中世紀顯要的政治、軍事地位，成為國家平均主義的犧牲品，到18世紀初，在牽動歐洲各國的西班牙王位繼承戰爭中，其支持的卡洛斯三世落敗，對手菲利普五世上臺即採取高壓政策，取締多個自治權力體，使得封建制度在西班牙最終消失。啟蒙運動中，理性主義已經在試圖喚醒加泰隆尼亞屬性，但19世紀抵抗、屈服、驅趕拿破崙政權的鬥爭再次將公共輿論吸引到中央政權，無法改變其壓抑的處境。
與此相對的是，在經濟上，加泰隆尼亞1737年就接收到英國工業革命的信號、建立了第一家紡織廠，之後直到1861年，盛時有近兩百家工廠，最大規模可達千人，並且催生了相關產業的工業區；1832年，引入蒸汽機，1848年，半島上第一條鐵路落成，其餘輕重工業既控制國內市場，又掌握對美洲、菲律賓的出口業務。加上歐洲鄰國的浪漫主義運動轟轟烈烈，費爾南多七世、伊莎貝爾二世的絕對專制主義又一直受到詬病，成為「西班牙工廠」的加泰隆尼亞人意氣風發，開始質問為什麼要為王室輸血，為什麼同為民間拉丁語的母語會被排擠，開始思考到底誰是自己的祖國、什麼是自己的血脈，以及如何表達激越的個人和集體情感。
1986年加泰隆尼亞自治區政府投拍的現當代歷史紀錄片《加泰隆尼亞——西班牙的工廠（1833—1936）》
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的核心是為語言正名。他們把卡斯蒂利亞化的近四百年稱作「衰落凋敝期」（加泰隆尼亞語Decadència），認為期間本土知識分子沒有產出好的卡斯蒂利亞語文學，也耽誤了加泰隆尼亞語的發揮，而中央政府針對下層的「掃盲運動」實際效果是全盤卡斯蒂利亞語化，總之讓內部、外部的民眾都產生天然的鄙夷，認為口傳的加泰隆尼亞語不可能優美、生動、有文化、有思想。
1833年8月24日，Bonaventura Carles Aribau的《祖國》在雜誌上發表，第一次用加泰隆尼亞語寫作十四音節、押ABBA尾韻、共6段8行詩的頌歌，並且開篇就痛惜這種語言被廢棄的狀態，拉開了這場文化獨立運動的序幕。之後幾十年，這一地區出現了值得文化人類學-民族語言學考察的幾乎一切形式：採用本土語言的報刊雜誌、出版社、教育/傳播/研究機構，《聖經新約》譯本，連年舉辦的花神賽詩會（Jocs Florals），大批歷史編纂學著作和光輝的歷史傳記，語言史/正字法/語法/詞典編定，劇本和戲劇表演，合唱團尤其是工人合唱團湧現，現實主義、自然主義小說……
可以說，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是本地區對於文化變遷、尤其是強制性文化變遷的第一次有情感、有理論、大規模、長時間的回應，他們前所未有地產生了深刻的自我意識，塑造自己的親緣，強調出身的特異，建構對未來命運的不同期許，如果人格化，幾乎就是當代兒童心理研究中的terrible two。
同時，由於疏導不善——近兩個世紀的馬德裡政權一團亂麻——導致這種反叛一直延續下來，形成近現代「青春期」、「成年後」仍然持續的離心力。只有放在這樣的大背景，才能真正看清諸如塞爾達的城市擴建規劃，其延續至今的對角線、街區裁角等創新設計，是專屬加泰隆尼亞人的價值觀和技術，而高迪的線條、材質甚至宗教性無不超出了當時西班牙的感受力，包括20世紀美術代表人物畢卡索、米羅、達利、塔皮埃斯也都不再糾結本土的話語中心。19世紀80年代以後，文藝復興的概念已經很少重提，但這恰恰顯示民族性已經通過一兩代人成為一種自明的身份認同。
1859年通過的Ildefonso Cerdá所作巴塞隆納市中心擴建規劃，納入了上下水、燃氣、綠植、照明、交通、日照、通風和老人兒童的活動空間等等因素，充分滿足人「居住的快樂」。
在政治上，該地區重新提出自治訴求，甚至在20世紀初建立了黨團、政權。當然，馬德裡方面從來沒有放棄過反制：裡維拉獨裁期間打壓，佛朗哥也在第二共和國的鬆綁之後將其死死摁住，禁止語言公開教學和使用，實行出版審查，包括導致許多知識分子自我審查、轉用卡斯蒂利亞語寫作，使得加泰隆尼亞語再次淪為「賤民」的語言，人們身處其中卻無法歸屬的在地流亡。至於民主化進程之後，幾次憲法對加泰隆尼亞語的認定，獨立人士的宣揚和事實上文明等級的限制，大致都是在19世紀加泰隆尼亞文藝復興設下的框架中搖擺。
當代國際社會存在文明等級，這是不爭的事實，所以雖然我們西班牙語專業（其實應該是卡斯蒂利亞語專業）一直抗辯自己不是「小語種」，西語在中國之小，即使最近幾年迅速擴張，仍然是短期之內無法改變的局面。在此情況下，加泰隆尼亞語言文化更是無人專精，似乎僅見1991年王央樂先生譯《卡塔蘭現代詩選》，以及康阿江的《奇譚》等。
好在這兩年，國內對西語世界尤其是西班牙當代文學的跟進越來越快，其中不少是臺灣同僚先引進、再授權簡體中文版，這是一件富於深意的事，共享了我們的漢語基礎，分擔了翻譯的尷尬之處。而這一次，更加值得稱讚的，是《河流之聲》由張雯媛老師從加泰隆尼亞語直接譯出，這對我們西語文學研究者是溫和的提醒，也是一份有趣的邀請。
於施洋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葡語系
2017.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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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喬莫·卡夫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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