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初期,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病中心主任蔡衛平在醫治新冠肺炎患者。南方日報記者 李細華 攝
庚子新年,一場疫情突如其來。在這場戰「疫」中,衛生行政部門、疾控中心、醫療機構三方相互配合,與時間賽跑,與病毒較量。
他們當中,有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如何避免下一次疫情?當疫情發生時,如何更好地應對?在全國兩會召開之際,代表委員們將帶著來自「疫」線的建議赴京,為人民健康建言獻策。
談預警
建立更高效的
傳染病預警制度
我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應當主動收集、分析、調查、核實傳染病疫情信息。接到甲類、乙類傳染病疫情報告或者發現傳染病暴發、流行時,應當立即報告當地衛生行政部門。」這意味著,掌握疫情信息的疾控部門並不具備信息發布權,只能通過衛生行政部門和地方政府對外發出預警。
全國政協委員、省衛生健康委員會一級巡視員劉冠賢建議,應理順地方政府與上一級衛生行政部門在疫情發布和處置方面的決策權,賦予地方政府和疾控部門更大的責任,防止互相扯皮而延誤疫情防控。
全國人大代表、清遠市人民醫院黨委書記周海波也建議,要給疾控部門賦權,「隨時發布疫情信息,一旦監測到信息,就及時向公眾和政府部門報告」。
不少突發傳染病,也包括「非典」和新冠肺炎在內,臨床一線的醫生,往往都是最早發現異常的人。
2003年「非典」疫情後,我國打造了中國傳染病與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監測信息系統(下稱「網絡直報系統」),目的是對各類傳染性疾病展開監測,爭取早發現、早預警。
這一網絡直報系統賦予了臨床醫生向上報告疫情信息的權力。只要在臨床上發現傳染病例,就需在規定時限內將信息報告至醫院傳染病科,由專人填寫傳染病報告卡,登錄帳戶、錄入信息、上報。2004年以來,這一網絡直報系統有效運作,及時發現了禽流感、鼠疫等傳染病疫情。但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病毒,我們現行使用的相關系統在早發現早預警方面還有待提高。
「臨床醫生提出的預警不但需要足夠重視,也需要及時抵達。」全國人大代表、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感染科主任蔡衛平建議,醫療機構與疾控部門應加強密切融合。
其中,醫療機構作為哨點單位,應及時上報真實信息,提升疾控部門對相關聯病例的敏感性,縮短公共衛生事件反應「反射弧」。「如果疾控部門與醫療機構協調不好,可能會導致對疫情研判錯誤。」蔡衛平說。
在疫情處置中,信息的透明公開至關重要。劉冠賢說,在疫情預警與發布的鏈條中,醫療機構、疾控中心與政府部門三者應相互配合,充分信任,及時傳遞疫情真實情況,「越早發現,越早發布,防控效果就越好」。
談救治
建立「平戰結合」的
綜合性傳染病醫院
「非典」後,不少大型、特大型城市新建或擴建了當地的傳染病醫院,三級綜合醫院都設立了傳染科,提升傳染病的收治能力。
這些傳染病醫院和傳染科在流感、禽流感、登革熱等非烈性傳染病疫情中經受住了考驗,但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仍凸顯了傳染病防控及醫療救治體系的不足。
周海波曾做過調研,我國傳染病醫院床位數遠未達到按城市非農業人口1.2—1.5床/萬人設置的標準。以武漢為例,戶籍人口與常住人口共1400萬,但傳染病醫院僅有武漢市金銀潭醫院和武漢市肺科醫院兩家,床位共900餘張。完全符合呼吸道傳染病收治條件的現有床位更是鳳毛麟角,以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為例,1000張床位中只有200張是負壓病房床位。
同時,多數傳染病醫院沒有可滿足生物安全防護條件的臨床實驗室,難以開展特殊傳染病臨床檢測項目要求。周海波發現,就連鍾南山團隊的呼吸疾病國家重點實驗室與廣州海關技術中心共建的P3(生物安全等級為三級)實驗室,面積也僅有百餘平方米,僅能容納數人工作。這意味著,分離病原體的工作會滯後,需要更多時間才能認識病毒的「真面目」。
人才缺乏也成為傳染病救治能力提升的瓶頸。劉冠賢指出,在傳染病醫院,由於缺乏救治設備與重症醫學專業人才,部分重症和危重症病人無法得到及時的多學科救治。
針對這些現實困境,蔡衛平提出了建設「平戰結合」的綜合性傳染病醫院的建議,「平時這是一家為附近居民提供醫療衛生服務的綜合性醫院,疫情來臨時,可快速轉變為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型傳染病收治醫院」。
同時,傳染病醫院要設立足夠的重症醫學科及呼吸科床位,提高重症救治能力,特別是呼吸系統重症疾病救治能力。他還建議,大型傳染病醫院應設立臨床P3實驗室,以備疫情時臨床檢測符合生物安全要求,能正常開展相關檢測,減少標本外送引起的潛在風險。
疫情初期,白衣戰士發出一封封「求助信」,呼籲社會捐贈口罩、護目鏡、防護服等物資。周海波對此印象深刻,他建議,要建立防控物資的國家戰略制度,由衛生部門牽頭,根據醫藥物資儲備物品種類,完善政府應急物資儲備體系。
談人才
推進「醫防融合」
補公衛發展短板
現場流行病學調查、樣本採集、核酸檢測、高風險場所消殺、制定相關指引、接聽24小時熱線……戰「疫」期間,疾控工作人員忙得連軸轉,被稱為「打滿全場」的人。
全國政協委員、東莞市疾控中心主任張巧利深知疾控人工作的艱辛。相比救死扶傷的醫生,疾控人常常處於公眾視線的邊緣,「工作做得越好,就越不容易被看見」。
周海波所在的清遠市人民醫院與清遠市疾控中心是「鄰居」,「兩家人」平時甚少往來,此次疫情讓雙方關係變親近了很多。在交流過程中,有工作人員跟周海波「訴苦」——疾控工作難做,人才流失嚴重。
「他們屬於『兩不靠』。」周海波說,疾控部門是事業單位,工作人員待遇不高,且沒有額外收入,更沒有任何獎金,「經濟待遇不如臨床醫生,政治待遇不如公務員」。
收入低,讓不少人逃離這個行業。中國疾控中心愛滋病首席專家邵一鳴告訴記者,中國疾控中心近10年來引進10多個人才,目前留下的只有三四個。
劉冠賢表示,目前疾控系統確實存在人員結構不合理、專業技術人員不足、高學歷人才缺乏且流失嚴重等尷尬局面。他建議,政府應允許疾控中心按照「公益一類財政供給,二類績效管理」政策管理,允許疾控部門開展多樣化服務,實現收支盈餘,用於發放疾控人員獎勵,充分調動人員積極性。同時,加大人才引進力度,保證高水平的人才合理收入,讓人才引得進、留得住,幹得好。
基層疾控人才短板如何補?劉冠賢認為,應改變公共衛生學歷以本科為主的模式,加大大專人才培養,夯實疾控體系的「網底」,織密織牢第一道防線。
為提高公衛人才的職業認同感,不少代表與委員提出重視醫防融合的建議。劉冠賢表示,在「以疾病為中心」轉向「以健康為中心」的背景下,應加強對臨床醫務人員的公共衛生專業能力的培訓,把其作為醫防融合的橋梁,才能提高應急事件發現靈敏度。
不久前,北京市就率先行動,建設醫防融合培訓機制,二、三級醫療機構內科類專業醫師在晉升副高職稱之前,須完成一定時間的公共衛生能力訓練;疾病預防控制和急救中心衛生專業技術人員在晉升副高職稱前,須到二、三級醫療機構完成一定時間的訓練,培養公共衛生與臨床救治技能複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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