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舉著宏都拉斯國旗騎在邊境的圍欄上。
在一場軍事政變將宏都拉斯民選總統趕下臺將近十年之後，成千上萬宏都拉斯家庭聚集在美國和墨西哥的邊境。他們在接下來的幾個月時間裡，會在臨時搭建的避難所和帳篷裡度過這個沉鬱的紀念日，並且他們目前也正在等待向美國移民局提交庇護申請。
在加州大學聖克魯茲分校榮休教授達娜·弗蘭克（Dana Frank）的新書《宏都拉斯長夜》（The Long Honduran Night）中，作者描述了在2009年的政變之後，宏都拉斯這個中美洲國家所陷入的危機，並嚴厲抨擊了美國在宏都拉斯推行的政策。這本應景的出版物為美國的讀者帶來了解情況所急需的政治背景，它是對當前主導了媒體話語的、空洞的黨派站隊的一種矯正。
這本書講述了美國在維持政變後的政權方面扮演的角色，以及來自宏都拉斯底層草根的抵抗，圍繞弗蘭克自己在其中的參與乃至奮戰的經歷所展開。作者拒絕採用那種權威的、正式的學術語言，她的敘述帶領我們在潮溼的宏都拉斯工會大廳和緊急封鎖的高速公路，與華盛頓特區的酒店房間和國會大廳之間來回穿梭。書中展現的是對個人關係和鬥爭信念的描述，而這些也推動了運動的發展，並讓我們得以窺見美國在中美洲的帝國主義陰謀詭計。
政變
作為原「香蕉共和國」（譯註：最初這一術語用於指代受美國聯合果品、標準果品公司控制下的中美洲國家，包括宏都拉斯、瓜地馬拉等）的一員，自20世紀以來，宏都拉斯一直在經濟上仰仗美國，而在政治上也從屬於美國。除了為美國穩定持續供應初級原料和廉價勞動力之外，這個國家數十年來都作為美國的軍事基地存在，並且是美國在1954年支持瓜地馬拉政變，以及1980年代打壓尼加拉瓜桑地諾民族解放組織勢力的軍事集結地。
儘管面臨著該地區廣泛存在的貧困和寡頭統治，宏都拉斯的反共福利國家體制，以及上世紀中葉採取的適度的土地改革，讓該國免於遭受鄰國瓜地馬拉、薩爾瓦多和尼加拉瓜所經歷過的動亂——而這是當代精英們拒絕吸收的教訓。
當然，政變之前的宏都拉斯並非天堂。兩黨制使得權力始終在地主精英手上，他們視國家為攫取個人財富的來源，並逐漸把國家當成運作跨國資本的工具。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鼓動的新自由主義在21世紀升級，加之極具壓迫性的反幫派治安行動的展開，這都為政變後該國軍國主義自由主義者的為所欲為打下了基礎。
與此同時，活躍的社會運動組織了起來並抵抗這些政策，並奠定了一定的社會基礎，成為政變後抵抗行動中的中堅力量。這些運動得到了來自新的跨國團結網絡的支持，而後者，反過來則是受益於1980年代的中美洲團結運動（Central American Solidarity Movement）的智慧與組織基礎。
隨著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厄瓜多、阿根廷、烏拉圭以及巴西的新政府都開始質疑正統的新自由主義，2006年靠著主流自由派政黨選票當選的宏都拉斯總統曼努埃爾·塞拉亞（Manuel Zelaya）也開始左傾。儘管從傳統的政治精英中脫胎而出，塞拉亞卻做出了更加獨立、激進的決定。他讓宏都拉斯加入了加勒比石油組織以及美洲人民玻利瓦爾聯盟（ALBA）的區域貿易協定，開展恢復農村社區土地權利的談判，並呼籲召開立憲會議，以使該國得以從美國的陰影和影響下走出，並開展結構性的再分配改革。
這讓當地精英開始插手幹預。在煽動媒體誣告塞拉亞試圖推翻該國憲法要求謀求連任之後，最高法院和國會迅速採取行動，批准驅逐塞拉亞出境。2009年6月28日的黎明時分，在總統還穿著睡衣的時候，軍隊已經包圍了塞拉亞的住處，並拿槍指著他，把他趕到了哥斯大黎加。
「宏都拉斯是美國為對抗拉美各國新政權所推倒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弗蘭克寫道，「塞拉亞是這些中間偏左和左翼領導人裡勢力最弱的一個；他沒有自己的獨立政黨，也缺乏民眾基礎。」很快議會和司法政變將成為拉美地區右翼反攻的主要手段。但在當時，宏都拉斯似乎一夜回到了上世紀80年代。
有理由證明美國對該行動點頭，如果它的確沒有參與到政變的謀劃之中的話。載著塞拉亞出境的飛機就在美洪聯合軍事基地停靠加油，六名目送塞拉亞下臺的軍官中，有四人是在美國喬治亞州本寧堡軍校受訓的。而正如弗蘭克承認的，沒有證據表明美國在政變前就參與到這場陰謀之中，但從歐巴馬當局在政變後承認新政權合法性並維護新政權的種種努力來看，一切都已經足夠清楚了。
而當然，非法驅逐宏都拉斯合法的民選總統出境並不僅僅合乎美國的地緣政治利益。就像弗蘭克提到的，這場政變以及隨之而來的壓迫行動也確保了後來的非法政權的存續——「通過接管宏都拉斯，推動為宏都拉斯寡頭和跨國公司謀利的經濟議程。他們的經濟計劃目的是榨取教師，工廠和種植園工人，以及走上街頭維護土地權益的人們的血汗錢，並把這些錢裝入當地精英們的口袋中。」
一旦權力被統治階級緊緊攥在手中，該國政權就開始推進自由化的榨取式改革，以約束勞工，而剩餘的公共產品和自然資源則是價高者得。這些經濟計劃包括榨取教師們的養老金，暴力佔有農民土地，以及臭名昭著的「憲章城市計劃」（Charter Cities project），該計劃由美國經濟學家、新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保羅·羅默（Paul Romer）首倡。該計劃旨在推動城市私有化，並放寬土地以換取資本。弗蘭克稱該工程是「『新自由主義者們』所實現的最為瘋狂的夢想」。「在宏都拉斯的大環境下，」她指出，「這源於跨國公司在該國握有大量經濟飛地的悠久歷史。」從美國聯合果品公司、標準果品公司，再到出口加工區等等。2010年的時候，該國政府迫不及待地宣稱：「宏都拉斯在貿易上對外開放。」
抵抗
政變之後不久，勞工、女權主義者、性少數群體、土著、學生以及非裔宏都拉斯人組織旋即結成了前所未有的聯盟，發動了大規模抗議行動。弗蘭克致力於消除一般媒體為宏都拉斯抵抗運動貼上的「塞拉亞的支持者」這一標籤。相反，宏都拉斯的社會運動以前所未有的精神力量動員了起來，反對軍國化當局對他們為之奮鬥的土地、公共服務以及組織的侵佔和掠奪。他們遭遇到了殘酷的鎮壓。
宏都拉斯的下阿古安河谷變成了一個充斥著軍事鬥爭和屠殺的場所。1990年代徵用農民土地用以開闢非洲棕櫚種植園這一做法對農村經濟和生態帶來了毀滅性的打擊。當政變發生後，成千上萬的農民正在按照相關法律規定，獲取他們所在社區土地的所有權。新政權卻在此後切斷了對話，並發動了一場驅逐運動。
作為對農民佔領活動和高速公路封鎖的回應，像迪南公司（Dinant Corporation）的棕櫚巨頭米格爾·法庫塞（Miguel Facusé）這樣的地主寡頭「在山谷的道路、河流和小徑上，如捕獵動物一樣搜捕農民」。值得一提的是，和弗蘭克一樣，美國大使館老早就知道迪南公司的法庫塞參與古柯鹼販賣：「就在美國一加大毒品戰爭力度為由資助宏都拉斯軍方和警察之際，由美國支持的軍方，以及一名早就為美國所知的毒販正在聯手藉助暴力鎮壓一場農民運動，以主張其對阿古安河谷地區的非法權利。」
我認為，這正是道恩·佩利（Dawn Paley）所說的「毒品戰爭資本主義」（drug war capitalism）。
弗蘭克寫道，從2010年1月到2011年11月，「至少61名農民積極分子，他們的家人，他們的盟友在一場緩慢展開的屠殺中一個接一個、一對接一對地慘遭殺害，這場屠殺讓下阿古安河谷這塊美麗的農田變成了充斥著恐怖和死亡的種植園區。」到2017年，死亡數字已經上升到150人。
弗蘭克還描述了宏都拉斯教師勞工抵抗運動的基層展開，這使得這一群體走到了反政變示威的前線。他們時常遊行並要求恢復養老金和補還欠薪。2011年，他們開啟了大規模的罷工，以反對一項旨在私有化公立學校的法案。警察的鎮壓造成了數人死亡，包括一名59歲的教師伊爾斯·伊萬娜·韋拉斯·羅德裡格斯（Ilse Ivana Velásquez Rodríguez）。
這些社會運動被迅速整合到全國人民抵抗陣線（National Front of Popular Resistance，FNRP）之中，該陣線涵蓋了廣泛的意識形態派系，從激進的草根社會運動，到職業行會、中產階級以及自由黨的忠實擁躉。他們的行動也得到了一些著名的獨立人權和新聞組織的支持。
FNRP在城市展開的大規模抗議策略旨在「照常擾亂商業的運作，挫敗政變後政權的常態化嘗試，挑戰其統治力，同時傳達具體的訴求」。這些訴求包括堅持召開讓塞拉亞丟掉總統寶座的立憲會議，目的在於從根本上重建整個國家，並使之為受剝削的大多數人服務。
就像他們在農村的同志一樣，這些人也遭遇了致命的暴力鎮壓。弗蘭克尤其強調如下案例：2009年9月21日，在塞拉亞試圖回國未果後，示威者在機場遊行，其中伊西斯·奧比德（Isis Obed）被狙擊手殺害；又或是伊爾馬·維拉紐瓦（Irma Villanueva），先是在2009年8月從一場示威中被警察綁走並論劍，此後在2010年2月再遭毒手；2011年10月22日，警察處決了22歲的亞歷杭德羅·拉法埃爾·巴爾加斯（Alejandro Rafael Vargas），國立自治大學院長的兒子，以及他的朋友卡洛斯·羅德裡格斯（Carlos David Pineda Rodríguez），並釀成了一場全國皆知的醜聞；但隨後的12月7日，直言警察與有組織犯罪有關聯的一位警察局長阿爾弗雷多·蘭達維德（Alfredo Landaverde）遭到暗殺；性少數人士、抵抗組織的活動家以及記者埃裡克·馬丁內斯（Erick Martínez）在2012年5月也被謀殺。這一連串事件還在持續發生中。
帝國
儘管遇難人數不斷增加，但美國方面對宏都拉斯軍方和警方的援助，包括現金、武器和訓練等卻在政變後不斷增加。弗蘭克的報告顯示，2010至2012年間，美國對宏都拉斯軍警的援助增加了將近50%，中美洲區域安全倡議（CARSI）的資金也增加了33%，另外還增加4500萬美元用以擴建索託卡諾聯合空軍基地以及新建三個美軍基地。
宏都拉斯的謀殺率很快就躍居世界之首，但歐巴馬當局還是堅持為這個政權辯護。美國「試圖靈活地重新定義警察腐敗醜聞，兇殺率統計數字，以及受美國資助的武裝力量所造成的侵犯人權行徑，所有這些都被統籌到毒品戰爭的範疇下：警察殺人被歸為一般性的『安全危機』，而『安全危機』反過來則是販毒所導致的。因此，美國需要繼續，甚至加大對宏都拉斯援助的力度，而不是叫停。」
這已經是老生常談了。上世紀80年代，裡根政府就曾經認為，如果美國不能持續地支持中美洲的反共獨裁政權，讓他們得以繼續屠戮人民的話，那麼人權狀況只會變得更加糟糕。打擊毒品的戰爭取代了反共戰爭，但人民的流離失所、剝削和鎮壓依然四處存在。
美國媒體在很大程度上忽視了宏都拉斯存在的危機，而是照搬國務院所保證的民主——或至少是穩定——已經在當地恢復的說辭。但是，伴隨著一系列受人關注的警察暗殺事件，以及2012年2月14日可怕的監獄大火——359名囚犯因獄警的疏忽而被活活燒死之後，一些有名望的宏都拉斯領導人開始呼籲結束美國對宏都拉斯的援助，而這一呼籲也傳到了美國國會，並由日益壯大的草根團結組織引領。
弗蘭克描述了宏都拉斯團結網絡（譯註：Honduras Solidarity Network，HSN，是一個分散的組織，涵蓋了來自美國和加拿大約30個組織機構，其運作目的在於展示宏都拉斯當地社會運動的面貌）的正規化，該組織由有著較長歷史的草根團結團體、信仰和人權倡議組織以及獨立活動人士集結而成。為了終結美國對宏都拉斯當局的扶植，他們致力於一套形成於20世紀80年代的鬥爭策略：國會宣傳、媒體外聯、鬥爭預警、巡迴演講、人權保護以及組織前往宏都拉斯的代表團。「大量無形的工作讓每一份聲明，每一封寫給國務卿的信件，每一項人權狀況都有可能得到回應和援助。」她寫道。
起初，弗蘭克只是寫一寫專欄、報導和採訪什麼的，但她很快意識到了，自己人在華盛頓特區。她寫得最好的文章，以及針對她的最尖銳的批評，都源自她對詭異的華府文化的揭露，而正是後者讓作為帝國的美國變得神秘和永續。
弗蘭克描述了自己在立法機關的迷宮，及其高度專業化的行話和儀式化的行為準則中的掙扎：「我被教導說不要談論『權力』，而要談『完成事情的能力』。」她回憶起了當她和她的同時被迫表現出對民選代表們封建式的屈從時所感受到的噁心，「就好像他們是降臨地球的神明一樣，這也延續了一種充滿等級和遵從的文化，而這種文化本不該在民主社會中出現。」
得知「美國國會的大多數外交政策都是由26歲的年輕人制定的，無論他們多麼訓練有素或用心良苦，都要為美國與全世界其他國家的聯繫負責」，或一些助手其實是國務院僱員，並被作為「研究員」在違背三權分立原則的情況下被分配到國會相關辦公室裡，她感到非常不安。「我能夠感覺到金錢的寒流正在我身邊湧動，」她寫道，並觀察到了權力周遭蔓延著的腐敗：「我在參議員們面前低三下四；我被點名，被竊聽，被算計，被參與到共謀中……我簡直太愛這場戰鬥了。」
弗蘭克沮喪地發現，這些苦苦奮戰而來的國會信件和聲明，其具體的政治影響難以追蹤。即便在2012年，這些努力最終換來了美國在人權問題上的援助，但對政權的援助也從其他資金渠道湧入：「國會每撥給宏都拉斯人一美元……或許就有另外五美元從歐巴馬政府控制下的國際金融機構流入宏都拉斯」，例如美洲開發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直到2016年3月2日，土著的蘭卡族（Lenca）活動家和抵抗運動領袖卡塞雷斯（Berta Cáceres）被暗殺，事情才出現了轉機。但即便《宏都拉斯貝爾塔·卡塞雷斯人權法案》生效，它還是被中間派民主黨人和非政府組織擱置了起來，他們堅持國務院的路線，並用一些陳詞濫調來試圖破壞草根團結運動的激進目標。
當醜聞開始影響政權的統治時，宏都拉斯政府才匆忙建立由美洲國家組織支持的宏都拉斯反腐敗及有罪不罰現象委員會（MACCIH），這是一個相對來說缺乏實權的組織，目的是取代社運所要求的、像鄰國瓜地馬拉那樣的聯合國獨立委員會。
就美國而言，它選擇性地引渡一些宏都拉斯精英人士，以保持自己的參與度並保證宏都拉斯當局對自己的服從：2015年，前總統洛沃的兒子因販毒被定罪並被判在美國監禁26年，宏都拉斯寡頭羅森塔爾家族的兩個成員則因洗錢被捕入獄。弗蘭克寫道：「利用這些和其他的一些引渡措施，美國通過外包宏都拉斯的法務系統來解決其紀律問題。」
最近，現任宏都拉斯總統的兄弟因販毒和持械在邁阿密被捕，這也表明川普當局也是支持這一戰略的。實際上，在美國南方司令部指揮官約翰·凱利接任國土安全部長，並在隨後擔任白宮幕僚長之後，川普當局對宏都拉斯延續了先前的政策，一如前任歐巴馬所做的一樣。弗蘭克的書中僅限於當今時代的事件，但自1912年入侵尼加拉瓜至今，美國兩黨在中美洲的行動遵循一條清晰且完整的路線。
獨裁
美國的團結運動人士繼續和美國的帝國主義機器及其在華盛頓的平庸作為作鬥爭，而同時政變後的宏都拉斯政權則惡化為一個徹底的獨裁政權。
洛沃總統將公共安全納入軍事化，為獨裁化做準備。「緩慢、必然、故意且致命地，所有社運及其盟友周遭的公共空間都被封閉鎖死。」很快，有關敢死隊在美方訓練的特種部隊中作戰的報導也出現了。2012年12月，由國民黨籍的胡安·奧蘭多·埃爾南德斯（Juan Orlando Hernández）主持的宏都拉斯國會，非法罷黜了五名最高法院法官中的四位，取而代之的是忠實於新政權的僕人。
在2013年總統大選之前，前總統塞拉亞領導下的全國人民抵抗陣線FNRP催生出了自由重建黨（LIBRE, Liberty and Refoundation，譯註：與宏都拉斯傳統的自由黨不同）。這一舉措在FNRP激進的草根階層裡引發了爭議，最終削弱了激進的社會抵抗運動，使淡入到更加廣義的「反對派」陣營中。
不過自由重建黨，作為「宏都拉斯歷史上第一個大型的、獨立的中間左翼政黨」，展示出了其政治決心。塞拉亞的妻子卡斯楚（Xiomara Castro）作為自由重建黨的參選人，與胡安·奧蘭多·埃爾南德斯競逐總統寶座，並且始終在民調上領先對方。「幾十年來，掌管自由黨和國民黨的寡頭們一直在幕後交易權力……他們感受到了自由重建黨的嚴重威脅，並作出了狠毒的回應。」至少9名自由重建黨的參選人和活動家在投票前夕遭到殺害。連國際選舉觀察員也受到了威脅和騷擾。
這場選舉本身充滿著各種違規行為，而埃爾南德斯則被宣布當選。當然，美國國務院稱讚了這場透明、和平的選舉。埃爾南德斯的政府開始著手掃蕩宏都拉斯的社會機構和社會保護。
私有化導致成千上萬公共服務行業的勞工丟掉飯碗，並且在社會服務方面的支出也遭到削減。氣候變化和撤資則進一步打擊了業已被數十年來自由化政策摧毀的農村經濟，還導致了一場全國範圍內的致命的豆類產品缺失，因為豆類產品是中美洲飲食的重要組成。人口外移也達到了歷史新高。
2014年，一場本來被媒體用於渲染本土主義的，位於美墨邊境的所謂中美洲兒童移民危機，很快演變為對暴力和貧窮根源問題的討論，正是這些暴力和貧窮使得大量未成年人乃至整個家庭——其中主要都是宏都拉斯人——開始尋求美國的庇護。
然而，大多數媒體報導都是聳人聽聞且欠缺人道關懷的，它們都規避了具體的政治語境。許多報導都肯定了宏都拉斯的安全武裝力量，因為「美國大使館官員積極地引導記者與當地嚮導和宏都拉斯官員接觸，試圖控制報導的風向」。弗蘭克指出，右翼也好自由派也好，都不承認美國在破壞宏都拉斯人的生活和生計，並在經濟、政治和社會因素方面導致大量移民出現的責任。
就像川普當局對今天美墨邊境人道主義危機所做的那樣，歐巴馬的應對政策也是高度軍事化的。在副總統拜登和約翰·凱利將軍的支持下，該方案被納入到了「哥倫比亞計劃」（Plan Colombia，譯註：該計劃於2000年實施，用以幫助哥倫比亞當局在掃毒等事務方面的工作展開）之中，並催生出了「共榮聯盟」（Alliance for Prosperity）。像哥倫比亞計劃一樣，該項目採取了一種發展的說辭，但它承諾用自由化、大型項目和軍事化來控制邊境，以鞏固該地區暴力的新自由主義模式。
弗蘭克指出，白宮和主流媒體的言論，「暗示著一場洪水將淹沒該國南方，使其浸沒在危險的棕色皮膚兒童浪潮中。」美國將其對墨西哥的軍事援助轉移並應用到該國南部瓜地馬拉邊境的軍事化，使得來自中美洲一帶的難民逃亡之路變得更加兇險。宏都拉斯的武裝力量也開始攔截那些試圖離開祖國的國民。實際上，中美洲人民集體出逃或乘大篷車逃亡的想法，正是這些短視決策的直接後果。
在宏都拉斯，埃爾南德斯政權開始採取針對新聞記者的反恐立法，並給予持械執勤的安全部隊以豁免權。對國際人權組織人士的騷擾也日益增加。2015年4月，最高法院繞開所有既定程序，推翻了憲法規定的連任禁令——而宏都拉斯精英們在2009年那場政變中正是以連任為由對塞拉亞提出指控——而這一舉措也為埃爾南德斯獨攬大權掃清了路障。
2017年11月，埃爾南德斯和卡斯楚再度在大選中對壘，後者作為反腐敗黨的薩爾瓦多·納斯拉利亞（Salvador Nasralla）的搭檔參選。大選當晚，就當納斯拉利亞-卡斯楚的票數領先達五個百分點時，當局突然關停計票。幾天後，計票重啟，埃爾南德斯則以五萬票的優勢宣布當選。對競選結果的無恥竊取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就連美洲國家組織OAS也呼籲重新選舉。川普政府和國務院倒是在埃爾南德斯勝選後發去了賀電。
黑暗
弗蘭克認為宏都拉斯遠稱不上一個失敗的國家：「宏都拉斯當局為掌控國家命脈的人們——地主們、毒販們、寡頭們、跨國公司、美方訓練和資助的軍隊以及腐敗的公職人員提供了極大的利益。」毫無疑問，馬克思會同意她的看法。
宏都拉斯的例子印證了大衛·哈維所說的「剝奪性積累」（accumulation by dispossession），即資本原始積累並不僅是發生在前資本主義時期，而正是新自由主義模式的內核所在。自2009年的軍事政變以來，宏都拉斯的統治階級與美國還有商業盟友們共謀，不惜代價追求一種無節制的積累。他們的成果非常豐富，既有阿古安河谷成堆的農民屍體，也有蒂華納邊境牆邊被催淚瓦斯攻擊的許多家庭。
弗蘭克的書也指出了在美國語境下參與介入美國政策的局限性和挑戰。但儘管如此，放棄任何戰線的抗爭所花費的風險都太高了。在描述宏都拉斯抵抗運動的遊行和會議時，弗蘭克為「日常生活的樂趣，尤其是在同不公、不平等以及帝國主義鬥爭中度過的日常生活」而歡慶。今天，宏都拉斯人也許正面臨著最黑暗的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