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的全新視角讀《主權債務簡史: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和國際危機...

　　過去十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重新點燃了人們對金融力量的爭論，也引發了人們開始關注全球化世界中資本主義與民主之間令人擔憂的關係。這些爭論的核心問題是：為什麼儘管危機頻發，償還成本高昂，那麼多債臺高築的國家仍然繼續償還國際債務?

　　日前，《主權債務簡史：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和國際危機管理》一書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試圖為上述問題作出新闡釋。該書作者傑羅姆·魯斯是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員。在該書中，傑羅姆為讀者們提供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全球債務危機的全新視角，展示了全球經濟的轉型如何導致國際和國內權力關係的重新配置。

《主權債務簡史：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和國際危機管理》書影

　　深入全面解讀

　　該書開篇，傑羅姆即開宗明義地指出其主要研究問題：主權債務之謎。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教授羅伯特·韋德提到，自20世紀70年代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以來，外債危機的發生頻率至少是1914年以前的兩倍，但幾乎沒有任何主權債務違約，而這種違約在19世紀至20世紀30年代幾乎是正常的。如今，這種單方面宣布暫停償還債務的情況極為罕見。即使在2010年至2015年，當時歐元區危機達到戲劇性的高潮，處於違約狀態的世界公共債務總佔比卻降至0.2%的歷史低點。如何解釋大蕭條之後如此高的債務人履約程度？

　　這是國際貸款核心的根本性悖論。由於外債利息的支付實際上構成了債務人向債權人的財富轉移，一個陷入困境的、將其大部分稅收用於償還外債而不是吸引新的貸款的債務人，就有了暫停償債的內在動機。如果沒有一個世界性政府或大國能夠訴諸軍事行動來強制債務國履行跨境債務合同，公眾自然就會認為主權債務違約的現象會比現實情況更為普遍。從新古典經濟學視角出發，一個利己主義的政府更是應該在全盤否定債務之前，嘗試儘可能多地積累外國債務。由於理性債權人會相應地拒絕向機會主義債務人提供更多信貸，結果將會是全球資本市場的瓦解——這意味著不應該有外債這種東西。

　　基於上述觀點，揭露主權債務之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該書中，作者全面探究了主權債務危機的起源、歷史與應對方式，追蹤三種債務人履約的執行機制隨著時間演變的過程，並說明了它們的有效性在最近幾十年中如何大幅提高。此外，作者對於當代重要的三次主權債務危機（墨西哥、阿根廷、希臘）的案例研究，讓讀者對近期全球資本主義變革和全球金融架構中根深蒂固的債務履約與執行機制有了全新認識。

　　簡單來說，為什麼有這麼多債務累累的國家，即使在財政極困難的時期仍繼續償還外債？如何解釋大蕭條之後如此高的債務人履約程度？為什麼金融市場是一個「全球超政府」？通過什麼方式擺脫債務負擔直至解除負擔？這些問題都可以在書中找到答案。

　　系統科學的研究方法

　　充實的內容需要科學的方法來支撐，才能保證其結論的有效性。該書的研究項目建立在定性方法論的基礎上，將比較歷史方法與深入的案例研究、過程跟蹤、結構性權力分析相結合。這種定性框架與研究主權債務和違約問題的經濟學家通常採用的正式理論模型和定量方法相比有一定優勢。

　　首先，與建立一個假設的原因和巧合的結果相比，n個小案例研究方法更適合把握社會現實中的複雜因果關係。其次，社會科學的主要方法學家有說服力地指出，從定性方法中獲得的概念有效性通常會產生更可靠、更創新的結果。最後，權力的概念在任何類型的研究中都是出了名的難以操作，尤其是在大樣本研究中，這使得大多數經濟學家完全忽略了這個棘手的問題。但是，對主權債務的研究不得不以某種方式面對權力這個「本質上有爭議的概念」，作者使用的比較歷史方法為其提供了一個機會，使讀者能夠更細緻地理解權力在特定案例和不同結構背景下的運作方式。

　　具體而言，該書採用了三種不同的研究方法進行系統研究。第一，比較歷史分析方法。這主要是基於該書的研究項目建立在歷史維度上，對二戰前後的危機進行對比，並對當代三次債務危機案例進行深入的比較研究。歷史維度旨在捕捉全球政治經濟學結構隨時間發生的重要變化，這些變化反過來又對解釋變量（金融的結構性權力）和所關注的結果（主權違約發生率的相對下降）產生重要的影響。當代案例研究旨在揭示解釋變量帶來所關注結果的複雜途徑。

　　第二，系統過程分析法。近年來，比較社會科學方法學家越來越認識到將傳統的跨案例比較與系統的案例內分析相結合的必要性。具體而言，在第一章中，作者開發了一張流程圖，代表了經濟學文獻中每一個傳統假設所隱含的因果機制，然後用經驗證據測試了這些因果鏈中的不同時刻，發現聲譽、制裁和制度這三個解釋是不可信的。在第二章、第三章中，作者將溢出成本假設所隱含的因果過程整合到一個強調分配衝突和權力不對稱的關鍵政治經濟框架中，並將其納入金融結構性權力理論。在第四章中，作者概述了假設這種權力運作的三種執行機制以及這些機制可能有效或無效的條件。

　　第三，結構性權力分析法。在這個研究項目中，作者試圖以一種更具反思性的方法和理論框架對結構性權力進行分析，包括系統地嘗試確定結構性權力運作的確切機制，以及可能有效或無效的確切機制的抵消機制。

　　全新視角

　　經濟學界對於主權債務問題的研究並不鮮見。首先發現所謂跨境債務合同執行問題的是經濟學家喬納森·伊頓和馬克·格索維茨，其在1981年發表的一篇開創性論文中稱，政策制定者最終償還本國外債是因為他們關心政府未來能否獲得信貸，並希望維護本國作為「優質債務人」的聲譽。

　　後續，有學者提出了制裁（比如訴訟和貿易禁運）對執行債務的作用。還有學者認為，自由民主的機構，尤其是強大的議會、獨立的司法機構以及強大的央行，會迫使行政機關尊重債權人的權力，並令人信服地履行其義務。總體來說，迄今為止，學界未能就主權債務問題得出一致結論。

　　該書中，作者試圖從不同視角來研究上述問題，即從政治經濟學視角出發，突出主權債務問題的社會屬性和政治屬性，而不是將其看作一個純粹的經濟問題。

　　作者認為，主權債務償還首先是一個社會問題，因為履行或不履行外國債務償還義務的決定具有重要的再分配影響——債務人與債權人之間、債務國自身內部均是如此；同時主權債務償還也是一個至關重要的政治問題。

　　作者的創新性觀點是：主權債務問題有社會和政治屬性，「金融的結構性權力」發揮了重大作用，最終的結果是「富人獲得貸款，窮人獲得債務」。而就「結構性權力」，作者解釋其為近期的全球政治經濟轉變賦予的私人和官方債權人對其主權債務人的一種特殊權力形式。其目的是通過發展主權債務危機中金融結構性權力的一種動態理論，解釋債務人的抵制和社會及政治結果的變化，從而對這一領域做出貢獻。

　　事實上，該書的貢獻不僅限於學術領域。該書描繪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全球金融圖景，展示了過去40多年世界經濟的深刻變革如何賦予私人和官方債權人前所未有的結構性權力，使他們能夠在危機時期施加緊縮措施，並強制借款人不間斷地還本付息，作者認為，這給民主帶來了破壞性的社會後果和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