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二王」指的是遼寧瀋陽同胞兄弟王宗王方和王宗瑋。1983年，從大年三十在瀋陽槍殺4人開始，7個月內，王宗王方和王宗瑋兄弟二人全國流竄，殘害幹警群眾20餘人。1983年9月13日，「二王」行蹤在江西廣昌暴露。廣昌縣臨時組織起約二萬多民兵，外加七百多名公安，全境大搜捕。
1983年9月18日下午6點40分，「二王」被擊斃於廣昌縣尖鋒公社水南大隊南坑山。
「滿大街都張貼著"二王"照片，中國人第一次看見懸賞通緝令。」1983年，從大年三十在瀋陽持槍殺4人開始，全國流竄，殺人搶劫，直到中秋節被圍捕。7個月零6天，困擾著中國人的問題是:「二王到底到哪兒了？」「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是個謎。」「二王案」當年前線總指揮、前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劉文說，「因為抓到時候已經死了，沒人能說清，他們到底去過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們幹的。」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起惡性暴力犯罪，王宗王方和王宗瑋，這對來自瀋陽一個教師家庭的兩兄弟，面對的是當時相對純淨的治安環境和薄弱的刑事偵查力量，「懸賞通緝、特警、巡警、道路檢查點和"110"，這些中國的刑偵網絡是從"二王"開始建立」。「有一個武警戰士叫吳增興，犧牲了。其實事後調查，王宗王方根本不會開槍，也沒打死過人，他只放了一槍，而吳增興身上有5個彈孔。」
活捉王宗瑋:一條狗和一個馴犬員
5萬人的搜山進行到第4天，謝竹生帶著警犬衛南時不時需要停下來休息。同來的另13條警犬第一天就已經全部累趴下了，12條被人背下了山，1條脫水死亡。「9月13日，發現"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發了8個硬皮月餅，像包子似的，一點點餡，其他的進口警犬連聞都不聞，只有衛南，和我分吃一塊。」
4天裡不斷接到情況，謝竹生帶著衛南和王宗瑋的一隻鞋，來到每一個可疑地點。是衛南第一個發現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報告，說自家廚房的飯和醃菜被偷吃了，還找到一隻鞋。衛南一聞鞋，一下子"放線"了，兩隻眼睛發亮，尾巴繃直了，和身體成了水平線。」隊伍開始在衛南指引下搜尋，除了警犬是技術條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戰術。「我和衛南各走一個山坳，相隔幾米遠。從山頂到山腳下，1米1人，排成一條線。」約2.5萬名武警戰士，夾雜七八百江西廣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動。」隊伍像梳子一樣在南坑山上尋找，「衛南不斷發現王宗瑋28釐米長的腳印，我們倆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個岔路，衛南忽然奔跑起來，謝竹生說他沒來由的心裡一陣空虛。「無名的緊張，我刑偵考試門門第一，向來打衝鋒，那天前後看看就我一個，覺得心涼。」「衛南回來！」謝竹生大喊，過了七八分鐘後面的人才趕到，「王宗瑋就在衛南那條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動，我要是自己往裡走就完了！
到下午16點多，謝竹生的前方突然響了一槍。「剎那間，整個現場沒有一絲動靜。」停頓了幾秒鐘，謝竹生大喊一聲「是二王！」這時山上山下的槍全響了，「我帶著衛南就往裡衝！」他先鬆開了衛南的牽引帶。「跑著，我左上方就出現了戰士甘，他中槍了，再往前還是戰士鄭，我問他"二王"呢？他說跑了，往山下走了！」「幾步就看見王宗瑋正要抓著一根毛竹往下跳，我離他只有幾米，衛南的訓練是"動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撲上去咬住了王宗瑋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瑋右手拿著槍，「我猛地抱住了他」。兩個人帶一條狗，一起往山下滾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經筋疲力盡了。」後來屍檢發現，「二王」胃裡只有一點山上產的蓮子的渣。「我扳過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彈從左肩貫穿從左下顎打出，不是致命傷。」衛南還死死咬住王宗瑋的左手，「我說:你老實點！他說:我是好人。」謝竹生現在想起來還要冷笑，他回問:「你還是好人哪？」謝竹生在王宗瑋口袋裡搜出20多發子彈，1把匕首，「腳上綁了個救命包，有1萬塊錢和他美國姑父的地址」。謝竹生和衛南一路把王宗瑋拖下了山，「又來了3個戰士，一起拖」。把王宗瑋拉到路邊上，一直坐鎮的江西省公安廳楊廳長也來了:「抓到哪一個？」謝竹生說:「個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瑋。」大家一翻他的嘴:「兩邊都是假牙，是王宗瑋！」楊廳長大聲指示:「馬上匯報！我們已經活捉了王宗瑋！活的！」謝竹生到現在都記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瑋的眼神，「那應該就叫兇殘吧！他誰都看，但一句話不說」。
哥哥王宗王方只有1.65米，不會用槍，就在謝竹生抓王宗瑋的平行過去8米遠的地方。「太陽已經快下山了，但還能看見王宗王方的人影。」武警的槍齊齊掃射過去，10分鐘後王宗王方被幾個武警抬下山，謝竹生說，「從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齊的9個彈孔，是一梭子彈打死的」。「武警戰士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孩子，當時情緒特別激動，開始打王宗瑋。」（兩小時後，王宗瑋也因傷斃命。）謝竹生此後的敘述在24年後變得異常珍貴，因為所有當時報導都說"二王"被當場擊斃」。謝竹生完全理解戰士們的情緒，「那麼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裡摸索。"二王"多壞啊！」大家都處於興奮期，「勝利了！」的歡呼響徹山谷。
「一號」追緝令:劉文和刑偵隊伍的組建
「我們的基礎工作薄弱，隊伍素質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懸賞通緝令。」2月12日瀋陽案發，3月劉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總指揮。3月底他來到武漢的岱山派出所時，「二王」剛剛打死3名警察，並搶劫槍枝逃跑。「我到的時候，正有一幫群眾，圍住了派出所，他們說，公安局乾脆換牌子，改叫糧食局算了！」劉文心裡特別不是滋味。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公安，所謂刑事科，15塊錢以上的事全管，「沒有應對暴力犯罪的經驗」。「文革」結束後，社會治安和風氣都有所變化，現在正編寫《中國刑偵史》的劉文說，"二王"是一個轉折點」。「二王」案時間之長、地域之廣、投入之大，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前所未有。「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對"二王"的活動做出準確判斷。瀋陽連殺4人後，能夠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頭，從北京開往廣州的47次列車上開槍，湖南衡陽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漢打死4人，安徽淮陰搶劫2.1萬元，一直到江西廣昌被擊斃。」劉文說，「而且都是因為打了遭遇戰。我們的人開了3槍，一槍沒中，還被人家給打死了。」「二王」案結束以後，劉文說自己情緒完全提不起來，「7個月才破案，應該吸取教訓！有什麼英雄可言？」同年夏，鄧小平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第一次做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門的壓力越來越大。5月，懸賞2000元的通緝令一夜間貼滿了大街小巷。劉文至今還保存著這張發黃的「文革」後第一張A級通緝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徵，背面還印著「只許張貼，不準廣播登報」。「當時害怕影響不好，通緝令也來不及讓各地去印，只好我們印好，派飛機運往全國各地。」新中國成立後從沒懸過賞，劉文曾仔細研究了香港、臺灣地區，清朝和民國時代的「懸賞通緝」。「我當時對領導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不該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專利。」劉文笑著說，現在懸賞50萬元的多了。當時送到，批示「同意」，但是獎金從5000元」改
為了「最高2000元」。
此後劉文背著一臺十幾斤重的電話，跑遍了廣東、安徽、江蘇、湖北、河南、陝西和河北。「那個電話是最高級的了，瑞典的。還帶著個電臺。」因為還沒有專車，劉文去很多發現線索的邊遠地區都要坐公共汽車。「當地的公安局給我們開個證明，說有兩個警察同志要坐車，麻煩保留兩個座位。」劉文還特地買了100件防彈背心，「200塊錢一件，到一個地方只發一件」。劉文說到自己走過的每一處，都會激動地站起來講，「我們在廣東白雲山也是圍堵了，武漢還調動了軍用直升機，還是沒逮到」。上世紀80年代公安的裝備也很落後，沒有110報警電話、巡警、特警和檢查點。「連傳真機也是為了"二王"買的，好趕緊把照片傳往全國。」
當時全國各地都出現線索，「每天都有電話來說，"一高一矮又來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緊張，但經查證，都是假的。特別是出現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到處作案，我在大連圍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們還"承認"自己是二王呢！」特別是懸賞通緝令發布後，提供線索就可以獎勵1000元，查實的獎勵2000元。劉文說，「和現在動輒50萬元懸賞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樣，有人說公安無能，拿錢買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說這樣省警力、省經費」。
關鍵還是當時公安辦案的方法太落後。「我們還習慣於，先偵查現場，再找出證據，再追捕犯人。」但通緝令帶來的問題是，劉文說，「等我們找到證人要描述人家的長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錢和地址跑了」。除了群眾路線，最有效的方針是:「我們必須迅速主動出擊，設包圍圈，大、中、小3個。」江西廣昌最後的圍堵正是如此，「我自己當時參加了6次大圍堵。此後應對暴力犯罪有了經驗」。
「二王」的父母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擊斃24年零3天，瀋陽市一幢老樓裡，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採訪。年過80歲的老夫妻倆已經很少走出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
王春芳說，4個孩子都是姥姥帶大的，「文革」時，「保皇派」和「遼瀋派」就在大院裡武鬥，動刀動槍甚至埋地雷，正是哥倆容易學壞的年齡。王宗王方和王宗瑋後來使用的槍就是1976年3月從瀋陽大北監獄偷的，那年王宗瑋才19歲。身高1.85米的王宗瑋因為打籃球的特長到內蒙古當兵，學會了打槍，當過班長，退伍後進入了瀋陽當時屈指可數的大廠724廠。「看過那麼多報導，只有一個作家說過，"二王"的產生有一定的歷史因素。我們覺得寫得真好。」今年81歲的王家林說，「以後身體好了，我想和老伴兒沿著我兒當年走過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兒當年怎麼生活的，聽聽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給人家賠禮道歉啥的，我都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