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2003年的一個夏日夜晚,美國作家麗貝卡·索爾尼特經歷了一場「男式說教」(Mansplaining)。在阿斯彭郊外森林的派對上,一位男士邀請索爾尼特談談自己寫的書,但他從未想過要認真聆聽這個女人所說的話,只是在等待一個插話、自我展示的契機。他打斷了索爾尼特的發言,開始對著她滔滔不絕地發表自己對近期出版的一本「重要圖書」的看法,直到別人三番五次地提醒他,眼前的這名女性就是這本「重要圖書」的作者,他方才從自鳴得意的長篇大論中暫停片刻。
在索爾尼特與所有女性的一生中,還有無數個被「男式說教」輕視、打斷的時刻。當她們公開言說這些不愉快的經歷時,總有被挑動神經的男人(當然,也有一些愛「男式說教」的女人)來質疑她們故事中所說的一切,哪怕最不相干的細枝末節也會被這些居高臨下的神探挑出來,進行一番演繹推理以證明女性的講述充滿漏洞,她們的情緒、經歷、記憶根本不值得相信。
「如果一個男人的行為準則是你無權說話,無權定義正在發生的事情,那麼這可以是在餐桌前和會議上打斷你的發言,也可以是告訴你讓你閉嘴,或者在你開口說話的時候威脅你,或者因為你發聲而毆打你,或者為了讓你永遠沉默而殺了你。」在《愛說教的男人》一書中,索爾尼特指出,在「男式說教」、厭女語言、家庭暴力、強姦的背後,是女性聲音經年累月遭受的壓抑。男性長期佔據「真理」,他們告訴女人什麼是真實的,什麼是應該被感受的,她們對日常言說沒有權利,因而也就對自身的經歷、觀點乃至身體沒有權利。從「男式說教」到強姦兇殺,是一場不斷下墜的「沉默滑坡」。
神話中的卡桑德拉因拒絕阿波羅的求愛而遭到詛咒,她能預言真相,卻被看成是瘋子。卡桑德拉式的詛咒不僅在於所說之事無人相惜,還在於由自我壓抑、懷疑、困惑、羞愧以及外部暴力組成的同心圓對女性「敘述」能力的否定和破壞。經人民文學出版社授權,界面文化(ID: Booksandfun)從《愛說教的男人》中摘編了關於「卡桑德拉詛咒」的影響以及女性主義對其回擊的章節,以期與讀者共饗。
文 |[美]麗貝卡·索爾尼特 譯 | 張晨晨
卡桑德拉是那個說出真相卻無人相信的女人。在我們的文化中,她的故事遠沒有「狼來了」的故事——就是那個不斷說同樣的謊言直到不再被人相信的男孩——那麼廣為流傳。也許更多人應該知道她。作為特洛伊國王的女兒,卡桑德拉受到這樣的詛咒:她擁有準確預言未來的能力卻無人相信。她的人民認為她是一個瘋子和騙子,在一些版本的故事中,人們甚至將她囚禁起來,直到阿伽門農將她作為戰利品擄走。她最終和他一起被隨意地殺害。
當我們在性別戰爭的洶湧波濤中航行時,我總是想起卡桑德拉。因為在那些戰爭中,可信度是如此重要的一種根本權力,而女人總是被認為在這方面有一些決定性欠缺。
當一個女人指控一個男人,尤其是一個位於現存秩序中心的男人,尤其如果這件事和性有關,那麼常見的回應往往不光是質疑她指控的事實,連她說話的能力以及權利也會被質疑。一代又一代的女人被告知,她們要麼在做夢,要麼太糊塗,要麼在設局下套、陰謀陷害,要麼撒謊成性,要麼是以上全部。
我覺得有意思的是這種拒絕把女人的話當真的衝動,以及這種衝動如何頻頻陷入自相矛盾和歇斯底裡之中——這些恰好是女人總會被指控的特質。
「歇斯底裡」(hysteria)一詞源自希臘語的「子宮」(uterus),因為人們曾經認為這個詞所指示的情感狀態來自不穩定的子宮,男人自然而然可以免於這樣的診斷。現在這個詞一般指自相矛盾、過度緊張或者困惑不解。在 19 世紀晚期,歇斯底裡是一種常常被診斷出的病症。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老師讓—馬丁·沙河(Jean-Martin Charcot)曾公開展示「患有歇斯底裡的女人」的痛苦。某些情況下,這些被診斷為歇斯底裡的女人還會經受虐待、由虐待引起的心理創傷,以及無法表達創傷緣由的無力。
年輕的弗洛伊德曾經有過一些病人,她們的問題似乎源自童年時期遭受的性虐待。某種意義上說,她們訴說的是不可言說之事:即使在今天,戰爭和家庭生活中那些最殘忍的創傷是如此違背社會道德觀念,對受害者的靈魂傷害如此之深,以至於僅僅講述它們就是一種折磨。性侵就像酷刑,是對受害者身體完整性的權利、自決權和自我表達權的攻擊。它試圖完全抹去受害者的聲音和權利,而她必須從湮滅中站起來才能發聲。
講述一個故事,擁有一個故事,令講述者得到承認和尊重,這仍然是我們所知的戰勝創傷的最好的辦法之一。令人驚奇的是,弗洛伊德的病人曾經能夠說出她們的不幸遭遇,而他最開始聽到了。他在 1896 年寫道:「我因此論證,每一例歇斯底裡症的背後都存一起或數起孩童時期性經驗。」但他後來否定了自己的觀點,轉而寫道,如果他選擇相信他的病人的話,那麼「在所有情況下,你就得指控父親,不排除我自己的父親,是變態」。
女權主義精神科醫師朱迪斯·赫爾曼(Judith Herman)在她的著作《創傷與恢復》(Trauma and Recovery)中寫道,「他的通信很清楚地表明,他的假說重大的潛在社會影響越來越讓他不安……因為這樣的困境,他不再傾聽他的女性病人。」如果她們說的是真的,他就得挑戰整個父權權威的結構體系來支持她們。赫曼又補充道,「一種頑固的堅持讓他執著於發展越來越複雜的理論,他堅稱那些女人其實是在幻想,並且渴望那些她們控訴的性虐待經歷。」對所有逾越法規的權威和侵害女性的男性罪犯來說,這就像是一個再方便不過的不在場證明。這本來就是她想要的。她想像出來的。她不知道她在說什麼。
沉默,就像但丁的地獄一樣,由若干同心圓組成。首先是內在的壓抑、自我懷疑、抑制、困惑和羞恥,這一切都讓發聲變得困難甚至不可能。然後是恐懼,擔心由於發聲而被懲罰和排斥的恐懼。蘇珊·布裡森(Susan Brison)現任達特茅斯學院哲學系主任,曾經在 1990 年被一個陌生男人強姦。他罵她「婊子」,讓她閉嘴,然後掐住她的脖子,用石頭砸她的頭,最後把她扔在路邊等死。後來她發現自己難以講述自己的經歷:「下定決心講述和書寫我經歷的強姦是一回事,可是找到講述的聲音是另一回事。即使在我破裂的氣管痊癒之後,我還是有說話的困難。我從來未曾完全失聲,可是會常常犯我的朋友叫做『破碎言說』(fractured speech)的毛病。犯病的時候我會口吃結巴,無法把詞語串成一個簡單的句子,那些詞語就像破碎的項鍊一樣散落一地。」
在這個圓環之外是那些外部力量,它們試圖通過羞辱、霸凌或者徹底的暴力,包括致死的暴力,令那些無論如何都要發聲的人噤聲。如今,這個圓環在威脅很多高中和大學裡的強姦受害者。這些年輕的女人們常常因為發聲而被騷擾或威脅;有些人因此而變得有自殺傾向;很多潛在的罪行未被調查或起訴;很多美國大學繼續讓無數未被懲罰的強姦犯順利畢業。
最後,最外面的沉默同心圓是當故事終於被講述,當講述者沒有被直接噤聲,故事和講述者的可信度卻遭到質疑。這個領域的敵意如此強烈,你大概可以把弗洛伊德選擇相信他的病人的短暫時光稱為虛假的黎明。尤其是當女人發聲講述性犯罪的時候,她們說話的權利和能力就會遭到攻擊。到今天這種反應幾乎成了條件反射,有一種清晰的模式,而這個模式歷史悠久。
這種模式最早受到全面挑戰是在 1980 年代。關於 1960 年代的故事我們已經聽過太多,而 1980 年代發聲的那些革命性變化卻時常被忽視和遺忘——不光是世界各地被推翻的政權,變化還發生在臥室裡、課堂上、工作場所、街頭,甚至是政治的組織形式中(開始採用女權主義影響下的合意原則以及其他反等級制、反威權主義的組織技巧)。那是一個爆炸性的年代。那個年代的女權主義如今常常被認為是冷酷的反性主義,因為女權主義指出性是一個權力場,而權力傾向於濫用和虐待,還因為它描述了這種濫用的性質。
女權主義者不僅僅推動了立法,自 1970 年代中期以來,她們還定義和命名了很多在此之前從未得到承認的違法行為的類別本身。通過定義和命名,她們以此宣布權力的濫用是個嚴重的問題,男人、老闆、丈夫、父親——以及普遍的成年人——的權威需要被質疑。她們為亂倫、兒童性侵、強姦和家暴的故事創造了一個講述框架和支援網絡。這些故事才能夠在我們的時代成為一個敘事的引爆點,因為太多太多曾經沉默的人決定講出自己的經歷。
1991 年 10 月 11 日,一名法學教授被參議院司法委員會傳喚作證。時任美國總統喬治·H.W. 布希提名克拉倫斯·託馬斯(Clarence Thomas)為最高法院大法官,當時的場合是任命大法官的參議院確認聽證會(confirmation hearing)。作證的人叫做阿妮塔·希爾(Anita Hill)。在之前的私人採訪中以及在聽證會上,希爾講述了託馬斯擔任她的上司時發生的一系列事件。他強迫希爾聽他談論他看過的色情電影和他的性幻想,還給她施壓試圖和她約會。當她拒絕後,希爾說「他不能接受我的解釋的有效性」,就好像「不行」本身不是一個有效的回答。
雖然她因為當時沒有採取行動而受到批評,我們得記住,女權主義者直到最近才發明了「性騷擾」這個詞並界定其概念。直到 1986 年,在她描述的經歷發生之後,最高法院才認可工作場所的此類行為是違法行為。當 1991 年希爾終於開口發聲的時候,她受到了毫不留情的猛烈攻擊。質詢她的人全都是男人,共和黨議員的問題尤其滑稽,極盡懷疑和揶揄之能事。參議員艾倫·斯佩克特(Arlen Spector)詢問了一個證人,這個人根據一些短暫的會面作證稱希爾對他抱有性幻想。斯柏科特問:「你覺得是否有這樣一種可能:希爾教授想像出或者幻想出了她指控託馬斯的那些事?」又是弗洛伊德式的框架:如果她聲稱發生了一些噁心的事情,那麼其實是她希望它發生了,或者她根本不能將二者分開。
整個國家陷入了一場喧囂、一種內戰,因為很多女人太了解日常生活中的性騷擾是什麼樣子,太知道舉報這種事情會有很多不愉快的後果,但是很多男人並不知道。短期來看,希爾遭受了種種羞辱的考驗,而託馬斯最終仍然被任命為大法官。最嚴苛的指控來自保守派記者大衛·布洛克(David Brock),他先是發表了一篇文章,繼而又發表了一整本書來詆毀希爾。十年後,布洛克懊悔他對希爾的攻擊和他的右派立場,他寫道:「我為了毀掉希爾的信譽不擇手段,採取了一種漫無目標的攻擊方式。我把來自託馬斯陣營的幾乎所有毀謗她的指控——這些指控常常是自相矛盾的——搜集混合起來,然後一股腦兒砸向她…… 用我當時的話說,她『有點瘋癲又有點放蕩』。」
從長期來看,「我相信你,阿妮塔」成了一句女權主義口號,而希爾則被認為開啟了一場承認並回應工作場所性騷擾的革命。聽證會一個月後,國會通過了《1991 年民權法》,其中規定了性騷擾受害者可以起訴她們的僱主以獲得損失補償和欠付工資。當人們終於有渠道起訴工作場所性騷擾後,相關案件數量激增。1992 年大選年又被戲稱為「女性之年」,這一年卡羅爾·莫斯利·布朗(Carol Mosley Braun)成為第一位入選參議院的黑人女性,參議院和國會的女性議員數量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多。
即使在今天,當一個女人說出讓人不舒服的有關男性不端行為的話時,她仍然會被說成胡言亂語,陰謀算計,撒謊成性,一個認識不到那不過是風流韻事的怨婦,或者以上全部。這些變本加厲的回應讓人想起弗洛伊德講的那個關於破水壺的笑話。一個男人向他的鄰居歸還他借的水壺,鄰居指控他把水壺打破了,男人回答說他完全沒有打破,水壺借給他的時候就已經破了,而且他根本就沒有用過。當一個女人指控一個男人的時候,他和他的維護者的反擊是如此肆無忌憚,以至於她最後成了破水壺。
就在今年,當迪倫·法羅(Dylan Farrow)一再指控她的養父伍迪·艾倫(Woody Allen)曾猥褻她時,她成了最破的那隻水壺。攻擊者蜂擁而至。艾倫發表了一篇長篇檄文,聲稱他絕無可能在閣樓猥褻養女,因為他一直討厭那間閣樓,迪倫一定是受到了她母親米婭(Mia)的指導和「洗腦」,米婭可能是迪倫發表的指控文章背後的影子寫手,而且米婭「毫無疑問」是因為一首關於閣樓的歌想出了這個點子。這裡又存在著性別區分,很多女性覺得這個年輕女人是可信的,因為她們全都聽過類似的事情,而很多男人卻好像只看到了不實指控的例子並誇大其普遍性。麥克馬丁託兒所的幽靈再次浮現,提起它的人卻好像對這場審判及其結果有著錯誤的回憶。
赫爾曼的《創傷與恢復》探討了強姦、猥褻兒童和戰爭創傷,她寫:
掩蓋和噤聲是侵犯者的首選防禦手段。 如果掩蓋不管用, 侵犯者就會攻擊受害人的信譽。 如果他不能讓她永遠噤聲, 他就會想方設法確保沒有人相信她……每一樁暴行過後,人們總是會聽到這樣預料之中的維護:這事兒沒發生過;受害者在撒謊;受害者言過其實;受害者自作自受;無論如何,是時候忘記過去向前看了。侵犯者的權力越大,他就越有能力命名和定義現實,他的說辭就會贏得越徹底。
在我們的時代他們並不總是會贏。我們仍然在一個戰鬥的年代,一場關於誰擁有說話的權利、誰擁有被相信的權利的戰鬥,壓力來自雙方。男性權利運動和廣為流傳的錯誤信息創造了這樣一種觀念:毫無根據的性侵指控極為普遍。「女人作為整體是不可信任的」,「強姦案誤判是一個嚴重問題」,這些推斷被用來讓女性個體噤聲,用來避免討論性暴力,甚至把男性塑造成首要受害者。這樣的邏輯就像討論美國的選舉欺詐——其本身是一種極為罕見的罪行,長期以來對選舉結果沒有任何重要影響。但是保守派近年來聲稱選舉欺詐無處不在,並以此為藉口剝奪那些很可能投他們反對票的人群的投票權:窮人,非白人,學生。
我並不是說女人和孩子不會撒謊。男人、女人和孩子都會撒謊,但後兩種人並不會不合比例地更容易撒謊,而男人——這個群體包含了二手車銷售員,閔希豪森男爵(Baron von Munchhausen)a 和理察·尼克森 ——並不會特別誠實。我想說的是,我們應該明白這個女人愛撒謊愛頭腦不清的古老話術仍然被經常使用,我們應該看清它的真面目。
我有一個朋友在一所著名大學做關於性騷擾的培訓,她告訴我說,有一次她在學校的商學院做演講,一名年紀較大的男教授問她:「我們為什麼要因為僅僅一個女人的舉報就要展開調查?」她遇到過很多這樣的故事,其他故事則是關於女人——包括學生、職工、教授、研究員——爭取信任有多艱難,尤其當她們的證言是針對地位很高的侵犯者時。
今年夏天,老古董專欄作家喬治·威爾(George Will)聲稱世界上只有「想像出來的校園強姦泛濫」,他說當大學或者女權主義者或者自由派把受害者變成一種可以帶來特權的、讓人覬覦的身份,受害者就會層出不窮。年輕女性在推特上創造了 #survivorprivilege(倖存者特權)這個標籤來回應他:「我以前倒沒意識到在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嚴重焦慮和抑鬱中生活是一種特權」,「# 我應該保持沉默嗎——因為當我說話的時候每一個人都說我在撒謊」,她們的推文寫道。威爾的專欄文章其實完全沒什麼新鮮的,不過是「女人天生不可信任,這些強姦指控其實都沒什麼好關注的,我們應該往前看」的老一套罷了。
今年早些時候我自己也體驗了這種經歷的縮微版。我在社交媒體上貼了幾年前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的兩段話,那篇文章是關於加利福尼亞的1970年代,那兩段話講述了我當時生活中的一些事件(嬉皮成年人挑逗剛剛步入青少年的我)。一個陌生人——一個有錢有文化的男人——立刻在臉書回帖抨擊我。他的憤怒和毫無依據的自信,那種他有能力對這件事做出判斷的自信,都讓人印象深刻。他說:「你在誇大事實,你給的『證據』還不如一個福克斯電視臺的新聞記者給得多。你『覺得』這是真的所以你就是說是真的,呵呵,我把這叫做『扯淡』。」我必須得提供證據,好像你真的有可能為好幾十年前發生的這些事提供證據一樣。我是歪曲事實的壞人。我覺得自己很客觀,可其實很主觀;我把我「覺得」當成我「認為」或者「知道」。這些都是太熟悉不過的指責和太熟悉的憤怒。
如果我們能承認甚至命名這種攻擊信譽的套路,那麼每一次當一個女人發聲的時候,我們就能跳過一次又一次探討女人的可信度這個環節。關於卡桑德拉的另一件事:在這個神話最有名的版本中,她的預言之所以無人相信是因為她拒絕和阿波羅發生性關係,這位神祇對她施加的咒語所致。試圖捍衛自己身體的權利就會導致失去信譽,這個線索早就在那裡了。但是現實中的卡桑德拉就在我們中間,當我們做出自己的決定,決定相信誰和為什麼,我們就能祛除這個咒語。
本文書摘部分節選自《愛說教的男人》一書,經出版社授權發布,較原文有刪節,未經授權不得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