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是永恆的？斯諾登用一個雙關的書名「永恆記錄」（Permanent Record），內地譯作「永久記錄」，巧妙地詢問讀者這看似太哲學的問題。「永恆記錄」一詞在書中只出現兩次，一次在書的最開始，藉由斯諾登的中學老師的諄諄教誨，告訴斯諾登他不注重的成績會跟隨他一輩子。另一次則是在他發現 NSA（美國國家安全局） 全面監控人民的系統時，形容美國政府的最終目的——保存每個人的一份永恆記錄。
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Joseph Snowden）出生於 1983 年，北卡羅萊納州。同年，也是全世界第一款具有 GUI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圖形化使用者界面）的個人電腦——蘋果電腦的 Lisa 正式上市。可以說，斯諾登的人生見證了個人電腦與網際網路對社會造成的徹底改變。作為自美國建國以來都在為政府服務的家族的一份子，斯諾登的家庭還算富裕，也因此他能比那個年代許多人都更早接觸到個人電腦，並在青少年時代就能擁有豐富的網絡探險經驗。只是在沒有社交網站的當時，在網上探險比現在更多阻礙，且更加難以預料。
網際網路就像魔法一樣，讓兩個在地球兩端的人能幾乎無延遲的交流，而且能讓人接觸到這輩子從沒看過的信息。若我們將自己抽離對網絡理所當然的心態，回想第一次接觸的樣子，也不得不讚嘆技術的力量。有很長一段時間，網際網路是片待開拓的荒野。尤其在斯諾登的年代，能在網上找到什麼、會遇到怎樣的人，都是完全未知的；各式論壇的 IP 四散在各處等你去發掘、人們架設個人網站表達自己，而又因為當時的高門檻，使用網絡交流的人都具備一些網際網路與電腦知識，斯諾登也在這種環境下培養出對信息技術的了解，並受到網際網路匿名文化的薰陶。
年紀輕輕的斯諾登成了一個「駭客」（hacker）。駭客並不是指刻意破壞或有目的地入侵他人電腦系統的人，「駭客文化」從上世紀 60 年代就隨著電腦與網際網路的出現興起。去「駭」（hack）指的是創意地使用現有工具，使現有的系統做到本來人們不預期用它做到的事。在網際網路世界的一切看來都剛萌芽、連發明這些工具的人，都沒有把握它們有多大的潛力的時刻，如何「駭」出最有趣、最沒人想到的功能，成了硬核網際網路使用者們最津津樂道的事。 網絡於是成了一片空白的畫布，只要你有能力，人人都能畫上一筆。年輕的網際網路使用者就像參與美國建國一樣，自由與平等從理想成了基礎現實，網絡不管、也管不著你的性別、宗教、族裔與年齡。像美國國父立憲般，網絡獨立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The Independence of Cyberspace）、駭客宣言（Hacker’s Manisfesto）等知名文章在初代網際網路居民中流傳，不外乎在宣揚一個比國家更理想的存在：人人有權做任何事。在低成本的網絡傳輸與高速的電腦計算下，人們在網上無盡地分享知識與意見、信息與檔案，自由的局限僅是還未突破的技術門檻，這衍生出對智識能力的推崇，及對規則的鄙視——駭客之所以擁有更多的自由，來自他高人一等的智識能力；企業與政府想建立的規範，都是以迂腐的法律來阻止他們探索與創造。他們發覺自己處在、也意圖維護一個沒有人、政府或企業可以奪取自由的地方：一個無政府的烏託邦。
就像今天初接觸網際網路的青少年一樣，斯諾登在網上尋找各式一般生活中看不到的信息，從修理家中物品的教學、電腦架構與程序設計相關的知識，到下載色情圖片影片、與陌生人在論壇上匿名吵架，都佔據了年輕的斯諾登大部分的光陰。他也用較為沉重的代價學到了，網絡生活再有趣與理想，都不是生命的全部。可能是對網絡的沉迷令人抽離現實，又或者是對現實的失望使我們投向網絡的懷抱，對斯諾登來說可能兩者皆是。在他於網際網路世界遨遊時，父母離婚、自己感染了單核白血球增多症、高中成績一落千丈無法畢業。但靠著他在「玩」電腦的過程學會的豐富知識，他還是申請上了社區大學，藉此脫離了令他痛苦的環境。
人生轉折來得像電影橋段一般，在斯諾登看似走出陰霾、正將從大學畢業面對大好人生時，「9·11」 發生了。恐怖攻擊像改變了美國一樣改變了斯諾登。愛好自由的電腦「極客」（geek），成了一心想奉獻的愛國青年。
愛國青年斯諾登斯諾登的愛國之路並不順遂。他在立志報效國家後，加入了陸軍，而且靠 「9·11」 後為了快速革新、逐漸拋棄傳統的軍隊體制，一入伍便加入了 18X 計劃，若通過此計劃，便能取得許多人經歷數年軍旅生涯才能得到的、加入美國陸軍特種部隊的機會。但在培訓過程中他遭遇意外，雙腿粉碎性骨折，不得不放棄尚未開始的軍旅生涯。
真的將斯諾登的才能放上正確位置的，是情報工作，各確切地說是 CIA （中央情報局）與 NSA （國家安全局）的合約工。合約工聽起來是外包的簡單工作，但斯諾登在名義上是合約工的期間，做過在日內瓦大使館為美國間諜提供協助的技術人員、駐日美軍基地的 NSA 系統管理員、夏威夷 NSA 基地的文件系統管理員，其工作內容的重要性相較於正規員工是有過之而無不及。事實上，合約工不過是情報機構掩人耳目的一貫手法，用來繞過法律上對政府機構員工數量的限制，使這些人不需受國會監督，成為美國對全世界，甚至是對自己的國民都無法無天的最強後盾。
斯諾登走上了家族的老路，用自身的專業為政府服務。在個人主義當道的美國，愛國不僅是無條件的奉獻，同時也是人生規劃的一部分。斯諾登九歲時全家搬到的社區克萊夫頓（ Crofton），就位在米德堡（Fort Meade）旁邊，在這個區域有超過 12 萬名政府機構的員工，分別屬於 112 個政府機構。這個地區儼然是由公務員，主要是美國政府所培養的高技術人才所形成的社群，在這個社區中從同學到鄰居，全家人都在極機密的情報機構工作，是再平常不過的事。這裡的求職者就像世界各地追求事業發展的人們一樣，會不斷換到更理想的工作，而且自然會尋找他們一路深耕、最擅長的領域——政府情報產業。在這種環境下人們不輕易談論政治，因為情報工作者就像軍人一樣，不論是誰當選總統，他們都要為政府服務，而談論政治就像是在談論自己的工作，甚至更嚴重地，表達出自己比較願意為誰工作的意圖。就算是秘密規劃入侵中東國家的 CIA 情報員，在這個社區中也是和藹可親的鄰居、球友或健身夥伴；就連最親密的伴侶間也不知道對方是否正在參與會改變世界局勢、造成數萬死傷的秘密計劃，畢竟法律不允許他們對任何人透露工作內容。情報工作需要，也鼓勵他們過得像最「正常」的美國家庭，避免極端的行為與價值觀。斯諾登說，這類工作的榮耀感不來自事跡被大眾得知，而來自他們做完最驚人的工作後回到私人生活中，還能以一舉一動說服身邊每個人：他是屬於他們的一份子，普通、和善、知足常樂。情報機構規範、「只是工作」的態度與合約工模式一同在鼓勵他們對政治沉默，畢竟談論政治就是在談論工作，但工作是工作，生活是生活。
要防範恐怖主義，建構一個能監控全民、甚至全世界的系統，對情報機構的吸引力不言而喻。若能掌握每個人的信息，想要調查任何人與組織的關係、甚至為誰安插罪名，都是輕而易舉。甚至，美國根本不是第一個想到這麼做的政府。斯諾登之所以開始調查是否存在這樣的系統，只是在一次針對他國情報體系的內部研討會上，基於「美國情報機構怎麼可能不做一樣的事」的念頭，出於好奇才開始探索。當時他是 CIA 駐夏威夷的微軟 SharePoint 系統管理員——簡單來說負責管理全機構的簡報與報告等文件，在充滿機密文件的 NSA 中，就擁有了能窺探全美國最不可見人的計劃的權力。雖然找到大量文件佐證，斯諾登仍不滿意。為了驗證這個系統的存在，他換到了下一份 NSA 在美國本土的工作，只為了一窺它的實際運作。
結果他找到了。NSA 中被稱為 XKEYSCORE 的系統，就像是個人秘密的的搜尋引擎，只要打入一個人的部分資料，如姓名、住址、甚至 IP 位置（每臺裝置在連上網時都會得到的編號，用於與網絡上其它裝置溝通，在不同時間、不同地點上網可能會有不同的 IP 位置）、MAC 硬體位置（每臺網絡設備出廠時都會被標上的獨一無二編號，可以用於辨認特定裝置，無論何時在哪上網都一樣），這個系統就能給你所有其它相關信息，從最詳盡的信息紀錄到他/她正在使用的電腦的鏡頭畫面，都輕鬆落入 NSA 探員的掌握之中。這個系統的建制便是基於知名的稜鏡計劃（PRISM）——完全主導信息產業的美國企業幾乎都與政府有合作關係。每個企業產品，從個人裝置到線上服務，只要能連上網際網路都被埋下了能給情報機構自由存取的後門。
在情報產業打滾的日子中他也意識到，他所熱愛的那個網際網路正在消失。在雲端取代了個人電腦，人們將屬於自己的資料都放在大企業的主機上而非自己保管時，已經自動放棄了所有權。人人以實名在同一個社群網站、遵守同一套使用者條款下發表的言論，也使網際網路不再有以往探險的色彩。諷刺的是，連 NSA 內部都在向廠商洽詢雲端方案，把探員與機構內的資料放上別人的主機。可以說，人們自願幫了情報機構一把，把自己的資料都放在他們唾手可及之處，當人們需要被保障的秘密都交由同一群人保管時，隱私早已不復存在。
這些發展都讓斯諾登想像一個未來——在一舉一動都被監控的社會，就是所有法律都被徹底執行的社會。但這不該是法律的目的，我們生活中充滿了不那麼應該被徹底執行的法規，小至闖紅燈、不做資源回收，大至如斯諾登的洩密案、政治犯與良心犯，都需要有人為考量的空間，甚至可以說不重大的犯罪是使社會成長的潛在動力。在網上發表激進言論便是很好的例子，斯諾登便是在匿名網絡上學會如何成長的：只有將言論拿出來被批評檢驗，人們才能學會面對自己的內心深處的黑暗。即使在匿名網絡上的發言被批評得體無完膚，人們的自尊也不會因此受損，反而能在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後，換上另一個身份重新出發；而在實名的環境任何有疑慮的想法都只會藏在心中。在這個意義上網際網路是民主的直接體現：人人都能發聲，讓自己的想法被聆聽與回應。斯諾登逐漸意識到情報機構與他所熱愛的、網際網路技術所帶來的革命徹底矛盾：資料與歷史不能定義一個人。若將任何一個人過去的所有言論都拿出來細細檢視，絕對是充滿矛盾與不堪的；唯有認知到人會成長、隨時都在成長，社會才有一起進步的可能。
2011 年，賓·拉登被美軍擊斃，從 「9·11 事件」至此的這十年象徵了美國的反恐歷史。當時因病在家休養的斯諾登回顧這十年為國奉獻的人生，在舉國狂歡中不得不面對令人不安的問題：世界更和平了嗎？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美國對戰俘的拷問與虐待還在持續，甚至伊斯蘭國延續了蓋達組織的反美情緒而崛起，一切仿佛又要回到原點。斯諾登開始懷疑反恐計劃的成效：美國政府發起越來越大的戰爭所帶給人們的是和平，還是蒸蒸日上的戰爭產業？他自己年紀輕輕就能擁有的、由政府「賞賜」的富裕生活，似乎回答了他心中的疑問。
「9·11」 象徵了美國情報體系的重大失敗，因此激進又急迫的改革成了情報機構的第一要務。這也成了斯諾登與一票具有高超技術能力的駭客們進入情報機構的契機：正逢電腦與網際網路技術急速成長，情報機構急需能分析與控制世界各地數位化信息的人才。在這之前，沒有大學學位是幾乎不可能循正規渠道進美國情報機構工作的，但這類人多不擅長、或不屑於正規教育，大概也是出於當時機構內缺乏對這類人系統的了解，才讓斯諾登等人年紀輕輕就做上能掌握大量機密信息的重要工作。他們還太年輕，以至於還來不及放棄理想；而心中懷抱理想的人，不會輕易服膺於現實的醜陋。
各類媒體關注斯諾登「稜鏡門」事件從二戰後一舉成為世界最大強權開始，美國也一併發展出世界上觸腳最廣、最深入、最複雜的情報體系。不斷以前一次勝仗為藍圖，美國政府實踐著這個原則——凝聚國內人民最快的方法，就是擁有一致需要對抗的敵人。從軸心國開始，蘇聯、朝鮮、越南、阿富汗、伊拉克，不論合理與否，都是「犯我美利堅，雖遠必誅」的目標。若沒有共同的敵人，就得製造一個出來。布希政府在「9·11」事件後將這個原則發揮得更加淋漓盡致，在沒有任何確切證據下，美軍以伊拉克與蓋達組織掛鈎及具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為藉口，侵略了伊拉克，推翻了薩達姆·海珊的政府。不但沒及時消滅當時其實在巴基斯坦、與伊拉克關係不深的蓋達組織，更促成了伊斯蘭國的崛起，為中東已經混亂的局勢又埋下一顆定時炸彈。布希政府更將這次戰爭作為選舉的最大資本，將「反恐」與共和黨的執政掛勾，成功將人民的恐懼轉為一張張選票。政府對恐怖主義所在意的，也許並不是人民多麼的安全，而是如何鞏固自身的權力，這時情報機構就是最上手的工具。
面對自己製造出的愈加龐大的敵人，更加龐大的情報工作便顯得無可厚非。以「反恐」為理由，歷任美國政府向國會索求的情報工作經費無限度地暴漲，斯諾登在書中用「勒索」來形容：只要在國會上搬出「國家安全」的大旗，再誇張、再不透明的預算都會被無條件通過。
情報工作可說是民主國家中最矛盾的政府行動，因為民主政府的一舉一動須受到國民監督，與情報工作最強調的隱密性背道而馳。這一斷裂在美國似乎曾經不成問題，人民還樂意以鋪天蓋地的小說、電影、電視劇作來強化這種神秘感、頌揚使國家偉大的秘密英雄，國族主義下對國家的崇拜使人民全然地相信軍隊與情報機構，不去細究神秘面紗下的醜陋秘密。這種民主與隱私之間的矛盾所產生的裂縫，使「吹哨人文化」（Whistleblower，洩露政府或機構的機密的人，又可稱為「洩密人」）在情報機構中開始興起。完全不受監督的機構象徵著民主制度的破口，最後只能仰賴吹哨人以自己的人生前途作為賭注來施行最極端的民主——「吹哨人」將對錯的判斷與自己的命運完全交給了人民。若美國人民不屑一顧，「吹哨人」就接受政府的追殺、賠上自己的人生，而若其揭露的內容驚世駭俗，人民對政府的施壓才有可能使吹哨人重拾尊嚴。
提到「吹哨人文化」就不得不提兩名與斯諾登事件息息相關的知名人物：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與切爾西·曼寧（Chelsea Manning）。阿桑奇是「駭客文化」下象徵性的人物，他在少年時代就熱衷於駭入政府與大企業的主機、揭露不為人知的秘密。後因創辦了「惡名昭彰」的維基解密，洩漏了無數美國政府機密，而流落至英國的厄瓜多大使館尋求政治庇護，一住就是五年。2019 年因厄瓜多新上任總統的不支持，放任英國警察闖入大使館將其逮捕，於撰寫此文時正被美國政府以間諜罪起訴，欲將其引渡回美國。
切爾西·曼寧可說是近年在斯諾登之前最知名的吹哨人，他在伊拉克戰爭擔任情報分析師的期間接觸到大量機密資料，後來將 40 萬份有關伊拉克戰爭，及 9 萬份關於阿富汗戰爭的機密文件交給維基解密，包含一段美軍直升機誤將兩名路透社記者、數名阿富汗平民與兒童誤認為敵人而開火的影片。美軍在阿富汗誤殺了至少數千名平民，包含數次對毫無威脅的村落、甚至婚禮慶典的大規模空襲，單次都造成上百平民與兒童的死亡。即使大部分都有影片紀錄，卻從來沒有釋出過。美軍總是會避重就輕地發表「誤判」聲明，但看到真實影片的大眾才能真的討論與理解那些誤判的嚴重性。曼寧公開的信息震撼了美國社會，卻沒能完全得到美國人民的支持，最後他被聯邦法院判處了 35 年的重刑，雖然在服刑 7 年後由歐巴馬總統減刑，卻在 2019 年因拒絕為美國政府控告維基解密一案作證，又被以藐視法庭罪判處 18 個月有期徒刑。
維基解密在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時期便扮演重要的角色，粉碎了美國人（至少一部分人）對政府的極端信賴。但曼寧之所以不被民眾重視、仍被判下聯邦罪最高刑期，一方面是因為維基解密一開始掩去了機密文件中無關乎公共利益的部分，而被質疑其真實性；另一方面，美國政府與媒體大動作地攻擊曼寧本人，從性別認同、性傾向、精神問題到懷疑他提供的文件的真實性，試圖塑造他受不了同儕霸凌、精神狀況有問題而動機不純的形象。吹哨人又再度證明隱私的重要性：當資料被掌握在他人手上時，仿佛任何人都能替你解釋你是誰。
有了這樣的前車之鑑，斯諾登知道這次洩密要引起美國公民的重視，必須避免在第一時間被噤聲，且必須先於美國政府透露自己的身分、發表聲明——搶在解釋自己的話語權被奪走前。
選擇揭露的對象也十分重要。自曼寧之後維基解密一改慣例，將所有文件都毫無刪減地釋出。如此毫不留情的原則甚至置仍在敵國與戰區的情報人員於巨大風險中。但這並非斯諾登所期望的，因此即使有紐約時報關於政府非法監聽的報導被高層壓下的先例，他仍選擇將資料交給他信任的記者，由他們來篩選、整理、決定哪些機密信息是人民應該知道的。斯諾登與阿桑奇的微妙差異也被凸顯出來，斯諾登在匿名洩露資料給記者時，曾使用一個暱稱 Verax，這個字源自拉丁文，意思是總是說真話的人，其靈感來自阿桑奇駭客時期的暱稱 Mendax，指總是說謊的人。斯諾登仍然相信民主制度，或者說美國民眾會給予他公正的對待，他在洩密之餘不忘為政府的運作著想，選擇性地隱藏若公布了會對情報機構帶來危害的信息。例如，他不在書中明確描述他如何將內部資料攜出 NSA，以避免對 NSA 造成更大的傷害。不像阿桑奇對政府的極端不信任，斯諾登仍期待政府機構有機會往更好的方向發展——他不斷提醒美國讀者們憲法的內容與價值，希望人們趁還能對話時討論、思考他的所做所為，藉由民主的制度使社會與政府在討論中進步，就像他所熱愛的網際網路那般。
要避免在第一時間被捕，他必須與記者在國外見面。但是，他既不能去仍明顯與美國有衝突的國家，以避免被描述成間諜或被當地政府當作與美國談判的政治籌碼，也不能去與美國有引渡條款的地區，甚至與五眼聯盟（二戰開始結盟的情報體系，包含美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與紐西蘭五個國家的情報機構）中的國家有引渡條款的盟國都得排除。
接下來的故事全世界都知道了：斯諾登在沒有告知任何親友的情況下獨自飛到香港，將資料交給已經約好在當地見面的兩組記者。在新聞開始蔓延、美國情報機構急迫地想找出洩密者身份時，斯諾登錄製了一段聲明影片告訴全世界：他是誰、做了什麼、他的動機為何。
斯諾登的逃亡之路仿佛是現代國際局勢的寫照：幾乎全世界的國家不是美國的夥伴就是敵人。歐洲所有以人權著稱的國家也不得不在盟友美國面前低頭。唯有南美洲幾個在民主化浪潮後發展比較好的國家，有思想較為開明的總統，願意庇護被美國追緝的政治犯，厄瓜多庇護阿桑奇便是一例。但他們仍無法與美國政府抗衡，最後允諾斯諾登政治庇護的玻利維亞總統，連其專機都被迫降落在奧地利搜索，只因為他們懷疑斯諾登就在飛機上。實際上當時斯諾登在正要轉機前往玻利維亞時被美國宣告護照失效，而被困在美國政府絕不會希望他落腳的地點——莫斯科。其後在錯綜複雜的政治考量下斯諾登得到俄羅斯的難民籤證，從此待在莫斯科至今。
結語民主政府竟演變成監視與控制所有人民的極權政府，可以找到許多理由，想扮演上帝的情報機構、想鞏固權力的政客、革新速度跟不上技術的法律，似乎能悲觀地總結，當權者若掌握了科技發展就能為所欲為。但斯諾登並不絕望，因為科技不是當權者的專利，現在每個人口袋中的手機所擁有的計算能力，都比 NASA 當年發射太空梭時用的電腦高上數千倍，通過網際網路人們分享各式知識與技術，於是有能力與當權者抗衡。其中最有力的工具就是加密，現代人能在手機上輕鬆完成用超級電腦也需耗上數萬年的時間才能破解的加密。仿佛是天然的抗爭工具，一個除了自己沒人能解開的鎖，可以鎖住每個人最不想被知道的秘密。而斯諾登相信，只要夠多人理解到隱私的重要性，我們仍能依此保護自己。當然，只要加密不被宣告違法的話——澳大利亞已經立法要求企業必須提供解密加密信息的方法給政府，只要是了解加密原理的人都會斥為無稽之談，因為好的加密法不可能讓使用者以外的人（就算是企業）有任何方法得知內容，這條法律變相宣告企業幫個人信息加密違法。
2013 年斯諾登第一次在全球新聞媒體露面就談到自己最大的恐懼並不是被抓，而是即使他為了洩密逃難在外，過了數年這一切仍沒有改變。從現在看來，的確這件事的關注度不如以往，情報機構的權力依舊不透明，甚至在「稜鏡門」東窗事發後，反而多了許多大規模監控的支持者。但事情仍有緩緩進步，2015 年，美國參議院通過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限制了情報機構對電話與網絡通訊信息的搜集權限，必須像申請搜索票一樣由法院審核後才能進行搜集。現在也越來越多網站與通訊軟體將加密做為基本功能。HTTP 是全世界網站通用的協定，它規定了個人電腦上的瀏覽器與遠端提供網頁內容的主機如何溝通，以讓網頁呈現在電腦上。瀏覽器會提供其網絡位置、要求的資料等信息，遠端的網絡主機再依這些請求給使用者提供內容。在 2014 年以前，這些信息在絕大多數的網站是沒有加密的，也就是說在同一個網絡上的任何人——例如，管理公眾 WiFi 數據機的店家、網絡電信業者、政府與其他有心側錄的人士，都能輕鬆得知一個人在網上的一舉一動。而 2019 年，已經有 90% 以上的網站支援 HTTPS（S 取自 Secure，也就是有加密的 HTTP）。這除了要歸功於許多致力推廣、開發相關工具的人，也一部分出自網際網路使用者對隱私的逐漸重視，這些也許都可以追溯到斯諾登的公開發聲。公眾討論的過程不會造成短時間、決斷性的影響，但會在眾人心中漸漸發酵，時至今日，都能在各處看到事件留下的痕跡。
曾是無政府主義的駭客，又曾愛國到想加入特種部隊（斯諾登本人十分後悔），到現在仍為政府的存續著想，如此矛盾又曖昧的思維，其實展現出斯諾登非常人性的一面。至今常見的激進的以無政府為理想的駭客，幾乎都是從小駭到大的，他們從不信任權威，更不會做出愛國這種「丟臉」的行為。對他們來說，斯諾登這種對民主制度與憲法的信任天真至極。相信現有制度能選出正直的統治者就像相信掌權者會自動放棄權力一樣天真。駭客們以自認高於常人、尤其高於統治者的智識能力自豪，就像《駭客宣言》的結尾說的：「是的，我是個罪犯。我的罪是好奇心。我的罪是以一個人的所說所想評價他，而非他們看起來的樣子。我的罪是聰明過你，一件你永遠不會原諒我的事。」
代表阿桑奇的Mendax（總是說謊的人）一詞也許很恰當地形容這種思維：現在一般人太過難以相信，因此要對一切說謊，不透露任何身份。大眾只會知道他們做了什麼，永遠不知道他們是誰。
斯諾登其實也知道自己的信念非常天真。但這可能出自他對平凡生活的眷戀，他還是愛他的家人與女友，即使他們可能不認同他的行為。他想保護這些人與他們所在意的生活，而不要做出太激烈的改變。他描述自己最後做了「信仰的一躍」：他因為不知道要相信誰，最終只能相信所有人，他相信人們會為他辯護，就像他為了人們的美好生活挺身而出一樣。
從字裡行間能看出斯諾登也不斷在懷疑自己，大規模監控是不是真的這麼糟？洩密前他曾試著在不透露太多信息的情況下與外人討論這個話題，卻時常得到冷漠的回應。當大眾其實並不在意被監控時，值得為了揭露真相而犧牲在家鄉的富裕生活嗎？斯諾登很清楚，當然並非所有人都會直接被傷害，但宣稱自己因為沒什麼好藏的而不在乎隱私權，就像是在宣稱自己無話可說所以不在乎言論自由：而隱私權和言論自由都是社會進步的動力。就算它們的存在造成些微的不確定性，那些雖無傷大雅，但現在被視為過於激進、難以被大眾接受的想法，正是在這樣的夾縫中才得以生存，等著在人們準備好的那一天進入討論，成為社會成長茁壯的養分——沒有永恆的穩定社會，沒有達成這樣社會的永恆律法，人們永遠在科技與自我的進步間拉扯，往更美好的社會前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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