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紐約時報中文網
伊藤詩織曾是一間通訊社的實習生，她公開指控一位著名記者對她性侵，並出書描述這段經歷。「我知道，如果我閉口不談這件事，這種可怕的性侵犯大環境永遠不會改變。」 JEREMIE SOUTEYRAT FOR THE NEW YORK TIMES東京——那是一個春天的週五夜晚，當時一位日本著名電視記者邀請伊藤詩織(Shiori Ito)出去喝一杯。她在東京一家通訊社的實習工作就要結束，曾經向這名記者詢問他所在電視臺的另一個實習機會。
他們在東京市中心的一家酒吧見面，吃了烤雞，喝了啤酒，然後去吃晚餐。後來她告訴警方，她記得的最後一件事是她感到頭暈目眩，起身去了廁所，之後在廁所裡昏迷過去。
她聲稱，當晚他把她帶回他的酒店房間，在她昏迷時強姦了她。
這位記者是東京廣播公司(Tokyo Broadcasting System)時任華盛頓分社社長山口敬之(Noriyuki Yamaguchi)，亦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Shinzo Abe)的傳記作者，他矢口否認這一指控，經過兩個月的調查後，檢察官放棄了此案。
然後伊藤詩織決定做一件日本女人幾乎從來不做的事情：她毫無保留地說出了一切。
在5月的一次新聞發布會和10月出版的一本書中，她說警方已經獲得酒店安保攝像頭的錄像，顯示山口敬之扶著已經毫無意識的她走過酒店大廳。警方還找到並問訊了搭載他們的的士司機，該司機確認她當時已經昏迷過去。她說，調查人員告訴她，他們會逮捕山口——但後來他們突然放棄了。
伊藤詩織出書講述自己的經歷。 BUNGEISHUNJU LTD.在其他地方，她的指控可能會引起軒然大波。但在日本，這些指控只吸引了少許關注。
在美國，大量不當性行為案件震撼著國會、好萊塢、矽谷和新聞媒體，引起了舉國重視；然而，伊藤詩織的故事是一個鮮明的例子，表明性侵犯在日本仍是一個人們諱莫如深的話題。在這裡，鮮有女性向警方報告強姦案，即使她們報警，也很少有嫌犯遭到逮捕或起訴。
理論上，日本的性侵犯比率相對較低。在中央政府的內閣府於2014年進行的一項調查中，十五分之一的女性反映曾遭遇強姦。相比之下，美國五分之一的女性反映被強姦過。
但學者說，日本女性把未經雙方一致同意的性行為說成是強姦的可能性遠低於西方女性。日本的強姦法沒有提到「同意」，約會強姦本質上是一個陌生的概念，關於性暴力的教育也非常少。
而在漫畫和色情作品中，強姦常常被描述為性滿足的一種延伸。在日本文化中，這類作品往往是重要的性教育管道。
警方和法院傾向於狹隘地定義強姦，通常只在同時出現了強制暴力和自衛的跡象下才會追查案件，而且，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喝過酒，他們便不鼓勵受害者起訴。
上月，橫濱檢方撤銷了一起案件。該案中六名大學生被控強迫另一名女生喝酒後對她實施性侵犯。
在日本，即使強姦犯被起訴和定罪，有時候也不會入獄服刑。日本法務省的數據顯示，有大約十分之一的人只獲得緩刑宣判。
比如今年，位於東京附近的千葉大學(Chiba University)的兩名學生被判輪姦一名醉酒女子罪名成立，卻因被判緩刑而獲釋，不過該案其他被告被判入獄；去年秋天，在另一起團夥性侵案中，被判有罪的一名東京大學(Tokyo University)學生也獲得緩刑。
「活動人士開始發起『不就是不』(No Means No)活動是最近才出現的事情，」上智大學(Sophia University)政治學教授三浦麻裡(Mari Miura)說。「所以我認為，日本民眾對同意的含義缺乏意識，而日本男性從中獲利。」
在內閣府的調查中，反映有過被強姦經歷的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從來沒有告訴過任何人，哪怕是朋友和家人，只有4%的人說她們報了警。相比之下，美國司法統計局(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的數據顯示，在美國大約三分之一的強姦案會被報告給警方。
早稻田大學(Waseda University)的性別法律講師谷田川知惠(Tomoe Yatagawa)說：「對女性的偏見根深蒂固，而且非常嚴重，人們根本不把性犯罪的危害當回事。」
現年28歲的伊藤詩織對山口敬之提起了民事訴訟。為了突顯日本遭遇性暴力的女性所面臨的困境，她同意詳細討論自己的案件。
「我知道，如果我閉口不談這件事，這種可怕的性侵犯大環境永遠不會改變，」她說。
51歲的山口敬之也同意接受本文作者採訪。他否認實施了強姦。「沒有性侵犯，」他說。「那天晚上沒有發生犯罪活動。」
東京大阪喜來登酒店外的的士。警方採訪的的士司機聲稱曾搭載伊藤詩織和山口敬之，他表示伊藤詩織曾要求開往火車站。 JEREMIE SOUTEYRAT FOR THE NEW YORK TIMES伊藤在紐約學新聞時曾經見過山口兩次；2015年4月3日，他們再次相逢。
她說，她在東京再次聯繫了他，他表示自己或許可以幫她在他的部門找份工作。他邀請她去喝幾杯，然後去了時尚的惠比壽地區一家名叫喜一(Kiichi)的壽司店共進晚餐。
令她意外的是，一起吃飯的只有他們兩個，他們喝完啤酒，又喝了清酒。她說，過了一陣子，她覺得頭暈，去了洗手間，頭靠馬桶水箱暈了過去。
伊藤說，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酒店床上，被壓在山口身下，全身赤裸，十分痛苦。
日本法律將「準強姦罪」描述為「利用女性喪失意識或無力反抗的狀態」而與其性交。在美國，各州法律不同，有些州將同樣的罪行定義為二級強姦或性侵。
伊藤說，她醒來時大約是凌晨5點。她說她從山口身下掙脫出來，跑到了洗手間。她說，她出來後，「他想把我推倒在床上，他是個男人，他很強壯，他把我推倒後，我衝著他尖叫。」
她說，她要求他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以及他是否使用了保險套。她說，他讓她冷靜下來，並提出給她買一粒事後避孕藥。不過，她穿上衣服，逃離了酒店。
山口承認，把伊藤帶去自己的房間「不合適」，但他說，「把她留在車站或酒店大堂也不合適」。
根據律師建議，他拒絕講述後來發生的事。不過，在回應伊藤的民事訴訟的法庭文件中，他說他脫了她的衣服，幫她清洗乾淨，把她放在他房間裡的一張床上。他還說，後來她醒來了，跪在他床邊道歉。
山口在那份文件中說，他要她躺回去，然後坐在她的床上，開始跟她做愛。他說她當時是清醒的，沒有反對或抵抗。
「我沒有做任何違法的事，」山口敬之說。「沒有性侵犯。那天晚上沒有發生犯罪活動。」 JEREMIE SOUTEYRAT FOR THE NEW YORK TIMES不過，他在那天晚上之後與伊藤互發的電子郵件中給出了一個略微不同的說法，說她爬上了他的床。
「所以，我完全沒有在你無意識的時候跟你發生性關係，」他在2015年4月18日的一條信息中說。「我當時也喝得酩酊大醉，像你這麼迷人的女人半裸著來到我床上，結果我們就那樣了。我想我們都應該檢討一下自己。」
在另一封電子郵件中，山口否認了伊藤的強姦指控，並建議他們去諮詢律師。「就算你堅持認為這是準強姦，你也絕不可能打贏官司，」他寫道。
伊藤說，她離開酒店後匆匆趕回家洗澡。現在，她知道那是錯誤的做法。「我應該直接去警察局，」她說。
她的猶豫很常見。御茶水女子大學(Ochanomizu University)的性別研究榮休教授戒能民江(Tamie Kaino)說，很多遭到性侵的日本女性「都會怪自己，她們會說，『哦，這很可能是我的錯』」。
她說，最初接受報案的警察勸她不要起訴，對她的故事表示懷疑，因為她講述時沒哭。她說，還有人說，由於山口的地位，她很難打贏這場官司。
不過伊藤表示，在她敦促警方查看酒店的安全監控錄像後，警方最終開始認真對待她的案子。
她說，隨後警方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之後，她在柏林做一個自由職業項目時，探長給她打來電話。他告訴她，根據的士司機的證詞、酒店的安全監控錄像以及在她胸罩上發現的他的DNA，他們準備逮捕山口。
伊藤說，這名警探稱山口將於2015年6月8日從華盛頓飛回東京，他們將在機場逮捕他，警探要求伊藤返回日本協助詢問。
不過，到了那天，這名警探又打來電話。伊藤說，他告訴她，他在機場，但一名上級剛給他打了電話，命令他不要逮捕山口。
「我問他，『這怎麼可能？』」她說。「但他回答不了我的問題。」
伊藤拒絕指認調查人員，稱自己想要保護他。東京都警視廳(Tokyo Metropolitan Police)不願就逮捕山口敬之的計劃是否受阻撓發表評論。「我們已根據所有法律開展了必要調查，並將所有文件和證據送交了東京的檢察廳，」一位發言人說。
位於東京惠比壽地區的東京喜來登都酒店。 JEREMIE SOUTEYRAT FOR THE NEW YORK TIMES在伊藤詩織公開提出指控不久，日本記者田中淳（Atsushi Tanaka，音）就該案件向東京警方一名高級官員發出質詢。
田中淳在給新聞週刊《週刊新潮》(Shukan Shincho)的報導中說，曾任安倍內閣官房長官助手的警視廳官員中村格(Itaru Nakamura)證實，調查人員原本準備逮捕山口敬之——但他阻止了他們。
這些指控並未影響山口敬之在東京廣播公司的職務，但他在去年因發表了一篇頗有爭議的文章在網路輿情壓力下辭職。他仍然在日本做一名自由撰稿人。
10月，伊藤出版了一本有關她的經歷的書。這本書在日本的主流新聞媒體上只獲得了些許關注。
負責對伊藤詩織的指控進行調查的少數記者之一望月衣塑子(Isoko Mochizuki)表示，她要面對來自新聞編輯室裡的男同事的反對，他們之中的一些人就因伊藤沒有即刻去醫院而駁回了這個報導。
「媒體報導的性侵犯新聞數量不多，」她說。
伊藤詩織稱這正是她想公開發聲的原因。
「我覺得自己還是得堅強起來，」她說，「還要繼續談論為什麼這是不能接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