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曹立，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副主任；韋力，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博士研究生
改革開放40多年來，我國逐步擴大開放領域，不斷提高開放水平，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十四五」時期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求我們通過更好發揮內需潛力，更高水平對外開放，使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更好聯通，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實現更加強勁可持續的發展。因此，要全面準確把握新時代更高水平對外開放的新內涵，堅持更大力度的開放，更高質量的開放，更加包容的開放，更加安全的開放。
一、新時代高水平開放的新要求（一）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體現新理念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以「新發展理念」作為價值引領。開放發展作為引領我國未來長期發展的「五大發展理念」之一，向世界莊嚴宣誓了中國開放的大門永遠不會關閉，也為提高我國開放發展有效性和增強發展內外聯動性提供了行動指南。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充分體現新發展理念的價值引領，不僅開放發展是應有之義，也要在開放發展中兼顧創新、協調、綠色、共享發展。
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以「人類命運共同體」作為目標追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必須堅持擴大開放，不斷推動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中國作為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的莊嚴承諾與目標追求。新時代高水平開放發展進程中，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經濟全球化朝著更加開放共贏的方向前進，這正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由之路。
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體現總體國家安全觀。開放發展既為我國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打開了世界大門，提供了歷史機遇，同時在開放發展過程中，也可能對國家安全帶來挑戰和威脅。特別是經濟領域中，我國金融系統不夠健全、產業鏈水平仍有待提升等問題，在開放過程中必須高度重視。新時代總體國家安全觀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社會、軍事、文化等各方面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託，維護各領域國家安全。因此，在開放發展過程中，要關注總體國家安全觀，提高防範和化解各種風險的能力，更好地統籌開放與安全、增長與風險，做到既實現高水平開放發展、合作共贏，又切實維護國家安全。
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體現國內國際雙循環。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國內大循環，在本質上也是開放的，它要與國際循環相互促進、相互配合。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角度來看，經濟活動中生產、交換、分配、消費各個環節組合在一起是一個動態的周而復始的循環過程。在考慮到經濟活動的國家邊界前提下，經濟循環可以分為國內經濟循環和國際經濟循環。在當今經濟全球化深度發展、全球價值鏈分工日益頻繁的情況下，沒有絕對不參與國際經濟循環、與世隔絕的國家。我國現階段將經濟發展的戰略重點從出口導向轉為擴大內需，在此背景下，中央提出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國內經濟循環為主體，絕不意味著不再重視國際經濟循環，而是強調提高經濟自我循環能力，更好促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現國內國際雙循環。
（二）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形成新格局新時代開放發展要形成更高水平的全方位、多層次、多元化開放新格局。在過去開放格局的基礎上進一步擴大開放範圍、拓寬開放領域、豐富開放主體、提升開放層次，最終形成新時代高水平開放新格局。
一是實現全方位開放。一方面體現在區域上，不再將開放區域局限於沿海、沿邊等部分區域，而是在全國範圍整體開放，內陸地區也要建設開放發展新高地。另一方面體現在產業上，一二三產全面開放。我國製造業是較早開放的產業領域，相對發展較快，競爭力較強，但服務業等產業的開放程度相對滯後，開放範圍相對狹窄。因此，全方位開放新格局不單是要進一步拓寬製造業等第二產業開放的範圍和深度，還要加快推動農林牧漁等第一產業和以金融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的開放發展，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結構調整，提升開放水平。
二是實現多層次開放。多邊貿易體制是經濟全球化發展的重要支撐，我國對外開放也是在世界貿易組織（WTO）框架下不斷完善發展的。一方面，近些年，多邊貿易體制發展遭受不少阻礙，如貿易保護主義升溫，經貿摩擦政治化傾向加強等，但另一方面，區域性經濟合作溝通成本較低，開放水平更高，因此得以迅速發展。很多國家更注重發展區域性或雙邊貿易制度性安排，建立區域自由貿易協定。我國開放發展要兼顧多邊開放的支撐性和區域開放的靈活性，這既是維護國際經濟秩序的責任體現，也是拓展自身開放空間的客觀要求。多層次開放新格局還要注重國內開放區域更加協同，根據各地區資源稟賦、區域優勢等實際情況，通過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沿海沿邊和沿江地區以及內陸省區等不同區域進行不同形式的開放，總體形成全國範圍內分層次的開放發展格局。要重點建設開放發展新高地，深入推進區域協同發展，沿海開放與內陸沿邊開放更好結合，充分發揮開放發展新高地的帶動效應，打造經濟引擎，帶動經濟腹地的擴大拓展，最終實現全面開放。
三是實現多元化開放。一方面，強調進出多元，不再單向；另一方面，強調方向多元，降低風險。要形成「引進來」與「走出去」雙向開放新格局，「引進來」與「走出去」更好結合，能夠拓展我國經濟發展空間。不再執行單向對外開放，而是有意識地推動國內產業「走出去」發展，內外聯動，有利於培育壯大我國優勢產業。從貿易加工大國到進口投資大國，是產業升級發展的必由之路，商品生產銷售是經濟發展的初級階段，資本投資與輸出是經濟發展高水平的體現。同時，高水平的開放發展要堅持向發達國家開放和向發展中國家開放並重，實現投資貿易夥伴多元化、出口市場多元化、進口來源多元化，進一步降低開放發展的風險。
（三）新時代高水平開放要注入新動力一是新科技革命激發新動力。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會帶來科技創新、產業升級、市場擴大等多方面效果，能夠有效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開放發展從客觀上帶來了科技產業等一系列鏈條的交匯融合，科研、投資、設計、生產等多環節在開放發展過程中更容易帶來新技術、新產業、新業態的孕育和成熟。目前，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蓄勢待發，5G技術快速推廣普及，大數據、雲計算、人工智慧、物聯網、工業網際網路等信息產業技術也同樣快速發展，這些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興起，將持續為經濟發展提供強勁的市場需求和投資方向。新冠肺炎疫情使得遠程會議、在線教育、無接觸智能零售、智慧醫療等新業態迅速發展壯大，加速推進社會進入數位化、信息化時代，世界的開放與聯動也因此更加便捷和普及，這些變化都將激發新的開放發展動力。
二是新舊動能轉換提供新動力。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世界經濟陷入衰退，復甦緩慢，加之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造成的全球經濟衰退，使世界經濟尚未走出疲軟增長的調整期，深層次結構性矛盾並未真正得到解決。因此，新舊動能能否順利轉換，成為經濟復甦的關鍵。當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經濟進入新常態，客觀上需要新舊動能轉換，只有新動能才能注入開放發展新動力。新動能並不是單純的新技術新產業，而是包括新經濟結構、新開放格局、新發展戰略在內的整體。培育打造新動能要通過培育市場主體、提高創新能力、促進居民消費、持續擴大就業、保障民生兜底等一系列組合型舉措，來推動經濟增長，避免回到單純依靠投資出口拉動經濟的老路上。
三是新思想觀念帶來新動力。高水平開放的新動力來源於開放發展思想觀念的同步更新升級。社會實踐的開放與思想觀念的開放要兼容並重，才能為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掃清體制機制障礙，衝破思想舊俗束縛。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解放思想是前提，是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解放和增強社會活力的總開關」。思想解放的程度決定開放發展的廣度、深度與高度。只有在思想上有了全面開放的意識，堅持思想開放和實踐開放兼容並重，才能掃清一切障礙和束縛，實現全面開放新格局。
二、新時代高水平開放面臨新挑戰儘管國內外形勢正在發生深刻而複雜的變化，但和平與發展仍然是當今時代主題，經濟全球化的大趨勢不可逆轉。改革開放40多年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貨物貿易第一大國、外匯儲備第一大國，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世界各國對我國市場有較大的依賴。以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慧等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帶動新產業變革，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正在重構世界創新版圖、重塑全球經濟結構。國內持續深化重點領域改革，實施更大規模減稅等政策舉措，使得我國經濟擁有足夠的韌性和巨大的潛力，經濟長期向好的態勢沒有改變。我國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中贏得了先機，在國際格局和力量對比的變化中掌握了主動，在全球治理體系的調整中把握住了節奏，「我國發展仍處於並將長期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這也給我國開放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但是，要實現新時代高水平開放，依然面臨許多新的嚴峻挑戰。
（一）高水平開放面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嚴峻挑戰當今世界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調整，全球治理體系亟待重塑，「逆全球化」思潮逆勢上揚，大國博弈形勢錯綜複雜，經濟增長乏力，經濟復甦遲緩，非傳統安全問題影響增大，世界不穩定性因素進一步增強，使我國開放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更加複雜。
一是國際格局發生深刻調整。新興經濟體逐步崛起，發展中國家在全球經濟中地位愈發重要，對於全球治理體系重塑和世界範圍內經濟、政治等方面話語權的訴求也會愈加強烈。國際力量對比中「東升西降」和「南升北降」態勢趨於明顯。經濟全球化與政治多極化的不匹配不平衡狀況，給國際格局穩定帶來隱患，單邊主義和國際合作在當下尚能共存，但未來是否打破平衡難以預測。不同文化、文明之間的衝突有加劇傾向，南北經濟之間的差距縮小趨勢不夠顯著，南北合作、南南合作發展緩慢等，這些方面的變化和調整，對我國開放發展帶來了嚴峻挑戰。
二是大國博弈日趨複雜激烈。中美經貿摩擦並不是偶然發生，也不會是短期現象，只要中國持續開放發展，綜合實力繼續提升，與美國的競爭與摩擦是不可避免的。中美經貿關係中，根據比較優勢理論，以及從相關統計數據來看，美國整體並沒有在中美經貿往來中吃虧，但是美國國內的分配不公平，沒有照顧到在全球化分工格局下的產業工人，部分政客利用民眾對自己境遇的不滿，不斷將內部不可調和的矛盾對外「甩鍋」給中國，這是博弈趨於激烈化的根本原因。在這種大國博弈日趨激烈的情況下，從經貿摩擦到科技制裁再到軍備競賽、金融戰等，將會有一系列風險和挑戰需要面對。
三是逆全球化趨勢日益明顯。以貿易和投資的自由化便利化為代表的經濟全球化趨勢，助推了很多國家的經濟社會發展，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世界的和平和穩定。而經濟全球化是全球化進程中最重要的方面，可以說，經濟全球化代表了人類文明發展的方向，但是經濟全球化從來都不是一帆風順的，當前貿易保護主義抬頭的跡象十分明顯。雖然近年來全球貿易深化帶來的貿易鏈延伸，使得貿易對於經濟發展的重要性有所凸顯，但這樣的拓展目前仍受到諸多阻礙，如世界貿易組織（WTO）自身改革遲滯等。所以，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已經呈現出本地化、區域化、分散化的逆全球化趨勢。逆全球化在經濟上主要表現為貿易保護主義，在政治上則表現為「美國優先」戰略、英國「脫歐公投」等。逆全球化雖然不能從根本上扭轉全球化的大趨勢，但使我國開放發展的環境更為複雜。
四是世界經濟復甦前景不明。經濟增長面臨諸如人口增速放緩、老齡化程度加快、環境保護約束嚴格等諸多挑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等非傳統安全問題。自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各國出臺了一系列經濟刺激計劃，隨後經濟呈現出一定程度的復甦趨勢，這主要是政府短期經濟刺激的結果。從根本上說，在沒有出現大的技術革命的前提下，全要素生產率未能有效提升，通過增加資本投入擴大投資的方式來刺激經濟，仍然是治標不治本。而老齡化問題的突出，使得在供給側方面經濟增長的推動力和需求側方面市場規模的拉動力都會減弱，經濟增長更難實現大幅提升。此外，大宗商品價格下挫與震蕩也會影響經濟復甦水平。
（二）高水平開放面臨國內發展環境深刻變化的重大挑戰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2019年人均GDP突破1萬美元，產業結構、需求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不斷優化，新經濟新動能快速增長，經濟的量與質同步提升，經濟發展進入新階段。質量和效益替代了規模和速度，成為當前和今後經濟社會發展的首要問題。過去的發展階段可以概括為經濟增長依靠投資、出口拉動，人口紅利效應，以及引進消化國外技術等，但在邁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之後，呈現出新特徵。
一方面，經濟結構調整轉型的壓力增大。過去依靠生產性要素的簡單擴大型高投資、高消耗發展方式拉動經濟增長已經難以為繼。從土地資源角度來看，我國人均土地資源短缺的現實疊加過去幾十年大開發，造成了土地資源約束緊張。從勞動力角度來看，我國勞動年齡人口不斷減少，根據國家統計局數據，我國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在2011年由正轉負。人口紅利的消失必然會影響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結構，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培育經濟增長新動能。
另一方面，對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提高。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 。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廣泛，單純的「物質文化」已不能滿足人民群眾多樣化的需求。經過40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國社會生產力水平顯著提高，社會生產效率與社會生產能力在很多方面已經進入世界前列，但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生產力發展在總體上依然處於中等水平，發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狀態也依然沒有根本性改變。這種不平衡表現為經濟、政治、社會、文化和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發展不平衡，東中西部、城市與農村、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等區域的發展不平衡，以及經營管理者、普通職工、農民、農民工、知識分子等不同社會群體在共享發展成果方面的不平衡。由此可見，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已經成為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約因素。因此，對高質量發展和高水平開放有更高要求。
三、新時代高水平開放的著力點從國際上看，對外開放是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必然選擇。從國內來看，對外開放是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必然選擇。面對新階段新要求，新時代高水平開放需要在幾個方面重點發力。
（一）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指的是適應經濟全球化新趨勢、準確判斷國際形勢新變化、深刻把握國內改革發展新要求的經濟體制，要以更加積極有為的行動，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加快實施自由貿易試驗區等戰略，以對外開放贏得經濟發展的主動、國際競爭的主動。
1. 進一步加強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
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是新時代高水平開放發展的戰略性舉措，黨的十九大報告強調，要「賦予自由貿易試驗區更大改革自主權」，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的核心任務是制度創新」。這也為新時代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指明了新方向，提出了新要求。在過去幾年的實踐中，一些高水平建設的自由貿易試驗區取得了一批有樣板意義的改革成果，形成了一批可複製推廣的經驗做法。要建設好、管理好、發展好現有的自由貿易試驗區，並進一步擴大開放發展，壓縮負面清單，放寬市場準入，完善基本體系，加大制度創新，繼續做好試點經驗複製推廣工作，利用自由貿易試驗區建設經驗帶動新的地區和新的自由貿易試驗區發展，進一步擴大自由貿易試驗區試點工作的帶動效應。
2. 進一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
「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世界上多數國家的積極響應，表明國際間開放通融、互利合作依然是主旋律，「一帶一路」倡議在統領區域性的經濟全球化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地區）的貿易合作潛力正在持續釋放，根據商務部統計數據，2020年1-7月，我國企業在「一帶一路」沿線對54個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721.8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33.2%。推進「一帶一路」建設，是新時代我國開放發展和經濟外交的頂層設計。要充分發揮「一帶一路」倡議的統領效應，統籌推進，協調布局，以及「一帶一路」倡議對高水平開放發展的引領推動作用。
3. 進一步深化體制機制改革
新時代高水平的開放應該是規則制度環境上的深度開放，深化體制機制改革才能有效提供與國際接軌的制度環境。無論境內外市場參與主體，都需要享受高水平的生活環境、投資環境、法治環境、規則環境。良好的營商環境不僅是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要素之一，更是打造開放型經濟的抓手、提升對外開放層次的標誌。要通過深化體制機制改革，革新不適應新時代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舊做法、舊規則、舊制度，激發市場活力。同時，開放發展也能倒逼改革，深化改革後反過來又能進一步推動開放發展，這是一種螺旋式互相促進相輔相成的關係。一旦改革突破關鍵節點上的梗阻，便容易進入正向發展循環之中。
4. 進一步發揮深圳先行示範作用
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進程中，作為對外開放的前沿地帶，一方面，要把深圳建設成為高水平開放發展的示範區、主陣地。充分利用數字產業集群效應優勢，大力推進數字中國建設在深圳落地，讓政務服務搭上數據化順風車，減輕行政審批等公共事務負擔，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深化開放發展。另一方面，要把深圳這一新時代開放高地作為打造世界級現代化大灣區的發展驅動引擎。著力完善綜合創新生態體系，不斷提升自主創新能力，抓牢抓實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用創新推動經濟社會開放發展。通過深圳先行示範區的高水平開放發展，形成示範效應，波浪型帶動全方位開放區域建設。
（二）持續穩定產業鏈和供應鏈1. 優化產業升級布局
從產業鏈角度來看，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給中國的世界工廠地位帶來了重大衝擊和負面影響，讓各個國家強烈意識到產業鏈布局對國家經濟安全的重要性，進而使產業鏈供應鏈呈現局部性、區域性特徵。因此，我國要積極應對，重視國內產業升級布局。一方面，要想方設法補齊短板，錨定高新技術方向不鬆懈，以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為依託，助力突破部分諸如集成電路等基礎產業瓶頸。加大對基礎科學的投入研發力度，以舉國之力提升基礎教育和基礎研究水平，補齊現代產業體系建設中的重點薄弱環節；另一方面，要竭盡全力鍛造長板，壯大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中的龍頭企業和核心企業，促進全球產業鏈中的重要企業提升競爭力，適當給予勞動用工、財政金融，以及國內區域市場和海外市場開拓等方面的政策和戰略支持，鼓勵企業在新一輪競爭中搶佔世界經濟復甦的先機，擴大在全球市場的份額，穩固並提升其產業鏈和行業地位。
2. 吸引生產要素流入
在產業鏈的建立、成熟、轉移等過程中，伴隨著資本、人才、技術、勞動力等生產性要素的流動。要穩定產業鏈供應鏈，首先要從源頭做起。要素的流向，決定了產業鏈的轉移。產業鏈轉移作為一種經濟活動，從微觀上看是企業生產地址進行轉移；從宏觀上看是不同地區的比較優勢變化，導致產業從較低優勢地區遷移到較高優勢地區。改革開放之初，深圳經濟特區搞「三來一補」，利用引進的外資和先進技術設備，做補償貿易和加工裝配，進行合作經營，就是充分利用了自身土地價格和勞動力價格低廉的比較優勢，吸引生產要素流入，利用外資、引進技術、進口設備等途徑，帶來了深圳的快速發展。進入新時代，勞動力、土地等要素供給基本面發生變化，需要我們更大程度地開放市場，為投資者提供更加安全和自由流動的市場環境，這樣全世界的生產性要素才願意進來。產業內貿易理論表明，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生產力越發達，產業內部分工就越細緻，這會導致產業內貿易產生，在這種情況下生產性要素的跨國或跨區域流動，更加注重流動性。其中金融領域是重點方向，資金的流動帶來了效益，人才、物流、品牌、信息、數據等方面要素，才會在與資金結合融通中創造效益。
3. 優化地理區位分布
根據產業鏈供應鏈的技術分布規律和地理區位優勢，合理引導產業園區專業化集中化，對產業聚集區進行有效整合，發揮產出規模效應和配套疊加效應，打造新興產業園區成為吸引全球高精尖要素的產業集群平臺。發揮我國工業體系完整的優勢，發展關聯產業集群。根據波特的國家競爭優勢理論，產業集群形成之後，可以通過降低交通運輸成本等方式降低企業成本，通過原材料零部件等高效匹配來提高生產效率，通過研發部門聯動生產等方式刺激創新開發，這種產業集群方式能夠有效提升產業聚集區的競爭能力，最大化發揮產業地理區位分布優勢。
（三）在開放合作中培育新競爭優勢1. 在開放合作中發揮國有企業競爭優勢
國有企業特別是中央企業要在開放合作中發揮關鍵作用。「一帶一路」倡議是我國進一步提升開放發展水平的重大舉措，也是開放合作的新平臺。在「一帶一路」建設中，積極引導國內企業「走出去」，支持國有企業作為龍頭帶動國內企業到海外集群發展。加強對國有企業在海外併購的引導，擴大市場渠道、提高創新能力、打造國際品牌，增強企業核心競爭力。推動國內優勢產業對外投資合作，擴大服務業領域的雙向投資等合作開發機制。
2. 注重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
我國具備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為我國在面臨國際不確定性因素時提供了充足有效的迴旋餘地，也為國內經濟持續穩定發展提供了巨大潛力和強力支撐，更為對外開放贏得了極大的競爭優勢。
（四）提高貿易發展水平1. 擴大貨物貿易競爭力
外貿進出口反映了國家開放發展水平和開放型經濟的發展態勢。我國貨物進出口總額從206億美元增長到超過4萬億美元，貨物貿易水平不斷提高。貨物貿易綜合競爭力的提升，要從過去依靠成本優勢、規模優勢轉向技術、品牌、服務推動競爭力提升。在鞏固傳統製造業商品競爭優勢的同時，需要大力發展新技術、新產業，貨物出口主導產業要逐漸從輕工、紡織等傳統勞動密集型產業，向裝備製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等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升級。培育跨境電商、國際物流、市場採購貿易、外貿綜合服務等新興貿易產業，提高貿易外匯收支結算等便利化水平，試點數字貿易管理，打造貿易產業新業態。
2. 瞄準服務貿易新趨勢
服務貿易是當下全球貿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是驅動全球貿易和世界經濟的新引擎。2019年我國貿易總量達到31.54萬億元（單位：人民幣，下同），服務貿易進出口總額為54152.9億元，只佔17.2%，還有巨大的提升空間。因此，要瞄準服務貿易新趨勢，加快實施服務貿易保障和引導措施，才能更好地把我國建設成為以服務貿易為主導的貿易強國。進一步擴大服務貿易開放，推出更多細化政策舉措，諸如批准成立合資保險資管公司，擴大滬港通、深港通證券交易額度，放寬養老、醫療、教育等重點領域市場準入條件，出臺服務貿易創新發展「服務清單」，打造服務貿易公共服務平臺，探索金融服務業開放負面清單制度等，以制度型開放為引領，推動服務貿易領域持續開放，著力打造面向國內外企業和各類所有制企業公平競爭的大市場。
（五）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進一步拓展開放空間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針對形勢變化的又一重大舉措。構建「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並非走向「閉關自守」，而是選擇通過向內發力，為高水平開放拓展向外空間。
1. 以擴大內需創造開放空間
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以來，我國經濟逐步將發展引擎從出口轉向投資和內需上來。現在提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就是以擴大內需為戰略基點，充分發揮我國超大規模市場的內需潛力，吸引外資、跨國企業參與到國內經濟循環活動中來，創造開放合作的空間。
2. 以制度創新拓展開放空間
要在國內國際雙循環中進一步拓展開放空間，需要從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制度型開放升級，打造開放程度高、製造業規模大、產業體系完善、消費能力較強的經濟循環體系，創造法治化、規範化、制度化、便利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進一步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
3. 以暢通內外聯動贏得開放空間
經濟上的互聯互通是對外開放的前提和基礎。國際經濟大循環需要有一系列配套的基礎性制度和設施作為保障，要強化交通樞紐建設、暢通商品物流通道、促進貿易投資便利、匯聚產業企業集群、升級優化營商環境等。這些制度和設施的完善，既有利於我國順暢加入國際經濟大循環，也有利於銜接國內大循環，同時暢通內外聯動，將外循環制度設施在內循環使用，做到制度規則銜接、生產要素暢通、人員往來便利，內外雙贏。
（六）積極參與和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1. 堅持現有治理框架內改革
現有的全球治理框架是以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為主要載體構成的。我國是現有框架的重要參與者，要積極發揮大國影響力並承擔大國責任。加強多邊合作機制，促進全球多邊治理機制的完善，增強我國在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利用好現有全球治理體系的平臺，如二十國集團（G20）等，發揮好「一帶一路」倡議等中國版全球治理公共產品的影響力，維護國際多邊規則和現有國際秩序，創造更好條件推動世界經濟穩定發展。
2. 主動引領治理體系變革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積極參與並努力引領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參與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主動提供國際公共產品，在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中發揮更大作用，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朝著於我有利的方向發展。積極主動提出世界貿易組織（WTO）改革方案和多邊貿易規則，打好發展權益保衛戰，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正當權益，打破發達國家在國際貿易規則制定上的壟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