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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八方」（Live 8）上的大衛·吉爾莫、理察·萊特、尼克·梅森和羅傑·沃特斯
專輯《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 Part 2》
2005年的政治格局已是滄海桑田。舉辦「現場八方」是為了引起人們對第三世界貧困的關注，並敦促世界領導人在下周召開的八國集團首腦會議上解決貧困問題。然而，其中一個一路貨的領導人，託尼·布萊爾首相說漏了嘴，說他期待觀看平克·弗洛伊德在「現場八方」上的表演。布萊爾對平克·弗洛伊德的政治動機不加理會。他是一個搖滾樂迷，有時還是個吉他手，大學時短暫當過一支樂隊的主唱。媒體報導首相的搖滾歲月時，總會不出預料地附上一張攝於1972年的照片。照片上，年輕的布萊爾在一頭蓬亂的長髮下面眉開眼笑。如果不是因為露齒而笑，他或許會被誤認為是平克·弗洛伊德的一員，甚至糟糕地被誤認為是他們的巡演技師，一個因為眉飛色舞和礙羅傑·沃特斯的事而被炒掉的傢伙。天曉得這位喜愛平克·弗洛伊德的首相有無介入爭端。總之，在與倫敦警察廳和皇家公園局的緊急會議之後，泰莎·喬維爾允許演出繼續。甚至還有傳言稱會給在公園過夜的觀眾發毛毯。演出險遭腰斬的消息只會通過翌日的報紙回到公眾視野。而對哪怕只是隱約知道平克·弗洛伊德成員之間過節的人來說，真正的奇蹟是他們一開始就同意來到這裡。今夜的平克·弗洛伊德看起來出奇地真實。仿佛他們是幾個五十來歲的商人，而今天是可以穿便服上班的周五；又仿佛他們聚集在一家俱樂部，等待雨停，然後打一輪高爾夫，雖然他們統一的褪色牛仔褲有悖俱樂部的規定。尼克·梅森一臉專注的神情，不時報以會意的微笑。梅森剛出了一本寫平克·弗洛伊德的書，在他們中曝光最多也最懂媒體。他在沃特斯離隊後繼續留在隊中，兩人就此產生的裂痕近年才癒合。但作為樂隊自封的外交官（他告訴記者自己是搖滾圈的亨利·基辛格），梅森協助格爾多夫斡旋重組，對平克·弗洛伊德這次勝利會師起到了重要作用。最後那首歌不可避免地眾望所歸。不唱這首歌將被視為離經叛道。《舒適的麻木》（Comfortably Numb）出自《迷牆》，一張關於一位搖滾明星扭曲頹敗的概念專輯。沃特斯和吉爾莫再次一同擔綱主唱，唱著《迷牆》裡的疲憊樂手，滑進柔軟的藥物引起的涅槃，直到吉爾莫奏起一段盪氣迴腸的吉他solo，將歌曲帶到盛大的好萊塢式高潮。太多的搖滾樂隊竊取了這段solo，然而只是東施效顰。它宏偉壯觀又奇妙動人。四人走到舞臺中央的時候，先前隱忍的表情不見了，都如釋重負地咧嘴笑著。沃特斯的手臂已經搭在梅森和萊特肩上，他朝一臉不自在的吉爾莫打著手勢，還用口型默示：「來吧。」吉爾莫遲疑地接受了摟抱，重組的平克·弗洛伊德開始向觀眾鞠躬。觀眾打出的一條標語記錄下了這一刻：「平克·弗洛伊德重組！豬飛上天了！」席德·巴瑞特，前平克·弗洛伊德主唱、吉他手、指明燈，退出樂隊和音樂圈已有30年之久。當前隊友們在海德公園給現場的10萬粉絲和電視前的20億觀眾表演時，席德·巴瑞特依然待在劍橋郊區一棟半獨立式房子裡。他沒有和平克·弗洛伊德成員進行任何聯繫，也不希望他的平克·弗洛伊德歲月被人提及。這些對他來說，早就結束了。左上巴瑞特(Syd Barrett)、左下沃特斯(Roger Waters)和左二吉爾莫(David Gilmour)
平克·弗洛伊德前後三任主角巴瑞特、沃特斯和吉爾莫的青少年時期都在劍橋度過，劍橋歲月是他們共同的成長記憶。專輯《黎明門前的風笛手》（The Piper at the Gates of Dawn）
平克·弗洛伊德三位主腦的一個發小如是說：「他們三個降生的時候，劍橋是個允許怪人出沒的地方。你會看到各種才華橫溢但行為怪異的傢伙，比如發現了DNA的弗朗西斯·克裡克。席德的父親是其中一個老面孔，人們經常看到他在希爾斯路上騎車。」麥克斯·巴瑞特（Max Barrett）是劍橋大學和阿登布魯克醫院的病理學教授及病理解剖學家。與此同時，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業餘畫家和植物學家，有進入劍橋大學植物園的特權。他還有不凡的音樂才能，是劍橋交響樂團成員。麥克斯和威妮弗蕾德·加勒特夫婦育有五個孩子：艾倫、唐納德、魯思、席德和羅斯瑪麗。1946年1月6日，在他們位於劍橋市中心格利森路60號的第一個家，席德呱呱墜地。三年後，全家搬至不遠處的希爾斯路183號，那是一座五居室的房子。從席德的新家走幾分鐘就能到洛克路。羅傑·沃特斯兩歲那年，沃特斯家在洛克路安家落戶。羅傑的父親埃裡克·弗萊徹·沃特斯（Eric Fletcher Waters）出生在達勒姆郡一個煤礦工人兼工黨活動家家庭，是一名教師和虔誠的基督徒。二戰爆發後，他雖然拒服兵役，但依然參與志願工作，在閃電戰期間擔任救護車駕駛員，並加入了英國共產黨。但是戰爭中途，埃裡克改變了主意。他報名參軍，被編入皇家燧發槍手團第八營，任少尉。羅傑出生於1943年9月6日，前面還有個名叫約翰的哥哥。他的母親瑪麗也是教師。埃裡克在海外作戰的時候，瑪麗帶著兩個兒子從薩裡郡的大布克漢姆搬至劍橋，她覺得這裡比飽受德軍空襲的倫敦要安全些。1944年2月18日，盟軍在義大利安奇奧海灘登陸期間，埃裡克·沃特斯戰死沙場。當時羅傑才5個月大。1946年3月6日，大衛·吉爾莫降生在劍橋郊區一座名叫特蘭平頓的村落裡。搬過好幾次家後，吉爾莫一家在位於紐納姆區的格蘭切斯特草甸109號定居下來。那裡離劍河不遠，當時大衛10歲。他的父親道格拉斯和母親西爾維婭在劍橋大學哈默頓學院讀教育專業時相識。西爾維婭後來做了電影剪輯師，在BBC上班。道格拉斯則成為劍橋大學動物學副教授。這對夫婦育有三子一女：大衛、彼得、馬克和凱薩琳。「劍橋是個成長的好地方，」吉爾莫說，「生活在一座教育主宰的城市，周圍全是高智商。田園風情一直蔓延到城市的中央。可以去特別棒的地方跟朋友見面。」吉爾莫第一次見到巴瑞特和沃特斯，是他們的父母帶著他們報名參加哈默頓學院的周六上午藝術俱樂部時。沃特斯和巴瑞特都是莫裡紀念小學的學生，沃特斯的媽媽瑪麗在那裡當老師，還教過巴瑞特。在莫裡紀念小學，巴瑞特開始表現出早慧。他以擅長模仿而聞名，7歲時還與妹妹羅斯瑪麗在鋼琴二重奏比賽中勝出。畢業於莫裡紀念小學的音樂人，BBC電臺主持人尼克·巴勒克拉夫（Nick Barraclough）回憶道：「席德是個漂亮的男孩，有著難以置信的藝術才華。我姐姐和他同班。他們10歲或11歲的時候，老師要他們畫自己對大熱天的印象。大多數孩子畫的都是海灘或太陽，席德畫了一個躺在沙灘上的比基尼姑娘，手裡的冰棒滴在她身上。他簡直太早熟了。」三個男孩都通過了11歲升學考試（11-plus），這是當年英國小升初的強制性考試。考得好的學生被視作聰明優秀，能夠被文法學校錄取，而考得差的只能去現代中學。「我爸是小學老師，羅傑和席德迎考11歲升學考試前都來找他補過課。」尼克·巴勒克拉夫說。沃特斯1954年入讀坐落在希爾斯路上的劍橋郡男子中學。「一所自視為私立貴族名校的文法學校，擁有老師、學位帽和施虐狂。」一位校友描述道。這所學校的學術成就向來很高，而其每年向牛津大學和劍橋大學輸送的人數同樣令人讚嘆。沃特斯成了一位知名的運動健將。他是劍橋郡男子中學第一支11人板球隊的守門員，也是校橄欖球隊裡出色的接球前衛。他還加入了學生聯合軍訓隊，周末去HMS Ganges號軍艦上的海軍訓練學校受訓。訓練內容包括他樂意參加的打靶練習。雖然他聰明又風趣，但他並不受同學歡迎，這要歸咎於他刻薄的語言和專橫的個性。他的同學們不止一次地暴揍過他。沃特斯後來承認：「大多數同學對我極為憎恨。」 「羅傑比我高一級，」謝默斯·奧康奈爾回憶，「我和羅傑的鐵哥們兒維拉·羅林森是朋友。我和羅傑之間有點不快，因為他有時不大友好，但我們還是把對方當朋友。」後來，沃特斯厭倦了聯合軍訓隊，賭氣地上交了制服，拒絕繼續受訓，導致被聯合軍校生部隊開除。劍橋郡男子中學校友、平克·弗洛伊德的合作吉他手蒂姆·倫威克記得這件醜聞：「我比羅傑小几歲，但是學校裡每個同學都聽說過這件事。他引起了軒然大波。羅傑告訴他們，他之所以離開，是因為他是良心拒服兵役者。」 沃特斯的童年經歷一次又一次地進入平克·弗洛伊德的音樂，最漫不經心的聽者都能觸摸到他在劍橋成長時的心境。「羅傑容忍著學校教育，」他母親瑪麗·沃特斯說，「他的態度是，得跟它和平共處並充分加以利用。」「除了打比賽外，我恨學校裡的每一秒鐘，」羅傑一口咬定，「管理制度很殘暴。二戰前那一套管理模式，叫你做什麼你就得做什麼，我們唯有起來反抗他們。有趣的是，他們總是刁難最弱的孩子。所以容易被同學欺負的孩子也容易被老師欺侮。嗅到弱者的氣息，就會對準目標攻擊。大多數老師都是絕對的下流坯子。」「我一直認為《迷牆》寫的是劍橋郡男子中學的老師，」尼克·巴勒克拉夫說，「我們當時的校長伊格林是我迄今為止見過最可怕的人。席德和羅傑撞上了最高壓的時期。」Syd’s self-portrait, 1961-62. (Image credit- barrettbook.com)
二戰後的英國教育體制深受戰前教育理念的阻礙，已然落後於時代，難以適應戰後一代的需要。他們享受著父輩所沒有的和平與繁榮。對20世紀50年代末的青少年來說，這是一個充滿機會的年代，不同於以往任何時代。30年後，痛批該校制度的沃特斯對《樂手》雜誌講述了一段小插曲，概括了他的藐視之情。有一次，為了報復校方園藝工人的侮慢，他和一群同謀者帶著摺梯溜進學校的果園，挑出那傢伙最愛的一棵樹，吃光了樹上的蘋果。沃特斯得意地回憶道，實施完這個精心策劃的惡作劇後，他心裡「充滿了真正的成就感」。 在劍橋郡男子中學，比沃特斯低三個年級的巴瑞特對藝術有著巨大的熱情，對詩歌和戲劇有著強烈的興趣。巴瑞特也表現出了反威權主義的人格，而在遇到麻煩的時候，他能施展個人魅力安然過關。正如吉爾莫所說，「他聰穎敏銳，在很多領域都很能幹」。儘管如此，巴瑞特還是秉承了傳統路線，逐步晉升為當地童子軍翠鳥巡邏隊隊長。1961年6月，15歲的巴瑞特開始與劍橋女子文法學校的莉比·高思登（Libby Gausden）交往。「他當時有女朋友，一個非常漂亮但輕佻傻氣的德國姑娘，名叫維麗娜·弗朗西斯，」 莉比回憶道，「然而我倆一見鍾情。他對我說，你並不美麗，但是你幽默至極。他是個了不起的男孩，人人都愛他。」約翰·戈登第一次遇到巴瑞特是在學校的美術課上。「他一開始就出眾。沒人有他頭髮長。他有什麼想法會跟老師直說。他甚至會在挨了老師的訓後摔門而出。」巴瑞特經常拒穿校服，沒有鞋帶的鞋子也很顯眼，這一特徵被他帶入了成年。在父母的鼓勵下，巴瑞特盡情利用自莫裡紀念小學時開始顯露的藝術細胞，參加詩歌朗誦會，公開發表演講。但他的青春期即將蒙上陰影。1961年12月11日，巴瑞特的父親與世長辭。「他父親病了很久，是癌症，痛苦極了。他遭了那麼多的罪，撒手人寰對孩子們來說是一種解脫。席德的日記寫得極好，一英尺半長的頁面總是被他寫得滿滿的。但在他父親去世那天，他只記了一句話：『可憐的老爸今天去世了。』」莉比說。許多人推測過父親之死對巴瑞特的影響。那些年經常跟巴瑞特在一起的大衛·吉爾莫說：「席德從來沒提過。人們說父親過世改變了他，但我實在想不起他有什麼變化。」「席德比我老成，擁有更多的自由和經驗。他父親走後，他似乎爽快地承擔起更多的責任。」約翰·戈登說。幾個哥哥一搬出希爾斯路183號，他就霸佔了前面的大房間作為自己的臥室，而他母親則把空置的臥室對外出租，租客大多是劍橋大學學生，其中包括一名年輕的英國貴族和一位未來的日本首相。《晝夜搖滾》黑膠
如果說沃特斯和巴瑞特正在顯露反威權人格，那他們現在有了正式的藉口。隨著1955年比爾·哈利和彗星樂隊的《晝夜搖滾》一炮而紅，媒體官方宣布青少年的指定配樂——搖滾樂登上歷史舞臺。兩年後，埃爾維斯·普萊斯利賦予這種新音樂以標誌性的形象，並給一代人樹立了榜樣。巴瑞特的哥哥艾倫在一支噪音爵士樂隊裡吹薩克斯，他自己開始撥弄一把尤克裡裡，隨後又說服了母親給他買一把霍夫納牌木吉他。《裸體午餐》（1959）
三人中第一個擁抱搖滾樂的是吉爾莫，而其他兩人雖然沒有貓王的鼓舞，卻也沒有放慢在劍橋郡男子中學的束縛中尋找反叛良藥的腳步。作為劍橋大學所在地，劍橋熱情接受了一群另類美國地下作家和詩人的影響。垮掉的一代——艾倫·金斯堡、傑克·凱魯亞克、威廉·巴勒斯總是迴避這個稱謂，經常抗議道：「三個朋友構不成一代人。」儘管如此，他們志同道合的心性擔得上這個比擬。金斯堡的《嚎叫和其他詩歌》（1956）、巴勒斯的《裸體午餐》（1959）均因被判定為淫穢書籍而引發大量報導。而幫助垮掉的一代進一步擴大知名度的是凱魯亞克的《在路上》。這部小說在轟動一時的《嚎叫》案後發表。一個詩意的流浪漢，搭順風車，扒貨運列車穿越美國大陸，聽著比波普爵士嗑藥，和陌生人打炮。它成了劍橋青少年的必讀材料。垮掉派瘋狂的創造力、反傳統姿態和冒險精神吸引了巴瑞特和沃特斯。在給女友莉比·高思登的信中，巴瑞特津津樂道地講述《在路上》。他身著彼時藝術生和爵士樂迷愛穿的黑褲子和漁夫毛衣。父親去世後，他偶爾自稱垮掉的席德（Syd the Beat），「席德」來自一個名叫Sid Barrett的貝斯手——他的爵士樂隊在劍橋基督教青年會和錨酒吧表演時，被巴瑞特偶然撞到。「那時候有去東方探險的想法。」沃特斯多年後解釋道。維拉·羅林森曾與沃特斯數次結伴環遊歐洲。「我們開著羅傑媽媽的車，一路上途經法國、義大利和希臘，最後抵達伊斯坦堡。花了大概3個月。」19歲那年，沃特斯加入羅林森他們自駕去中東。「我們鑽進一輛名叫布魯特斯的救護車，」羅林森說，「我們對發動機一無所知，沒有往裡面加水，結果開到貝魯特時發動機爆缸了。我們五個人只好分道揚鑣。羅傑一個人搭順風車回到英國。」這次旅行啟發他寫下個人單曲《離開貝魯特》（Leaving Beirut），第一句就是：「所以我們離開貝魯特，維拉和我……」到了1962年，巴瑞特對搖滾樂不再持懷疑態度。他的音樂趣味除了查克·貝裡、波·迪德利等美國人外，還有本土樂隊影子（The Shadows）——60年代初，每個胸懷壯志的吉他手都深受影子影響。披頭四1962年發的首張單曲《愛我吧》（Love Me Do）和翌年發的處女專輯《請取悅我》（Please Please Me）又助推了劍橋音樂圈一把。披頭四是英國樂隊，跟我們更近，「更像自己人」。連對搖滾樂一貫持懷疑態度的沃特斯都說：「他們第一張專輯裡的歌真是太好了。」巴瑞特成了披頭四的狂熱粉絲，買了人生第一把電吉他以及學琴聖杯（皮特·西格吉他譜加唱片），開始琢磨著組建自己的樂隊。與約翰·戈登一道狂掃吉他的同時，巴瑞特加入了他的第一支樂隊傑夫·莫特與座右銘（Geoff Mott&The Mottoes）。樂隊核心——性格外向的主唱傑夫·莫特也畢業於劍橋郡男子中學，而且還是沃特斯校橄欖球隊的隊友。他們周日下午定期在巴瑞特的大臥室排練。巴瑞特和諾比·克拉克彈吉他，克萊夫·威爾漢姆打鼓。「和席德剛玩樂隊那會兒，我很可能連鼓都沒有，就拿兩把餐刀在餅乾罐上敲，」 克萊夫·威爾漢姆說，「後來我買了一套鼓，開始上打鼓課。我連貝斯手是誰都記不清了。好多人過來找席德，一塊兒抽大麻。羅傑·沃特斯老來席德家，當時他還沒玩樂隊。」1963 c. Syd（席德·巴瑞特） at Cambridge Art School
彼得·懷特海德為滾石樂隊拍攝的紀錄片《Charlie Is My Darling – Ireland 1965》
通過斯特恩，巴瑞特與彼得·懷特海德（Peter Whitehead）建立了聯繫。懷特海德大學剛畢業，在劍橋格蘭芝路租了一間工作室。後來，他成了電影導演，為巴瑞特時代的平克·弗洛伊德留下了定義性的影像記錄。但在當時，巴瑞特和他的隊友只是在懷特海德工作室隔壁排練的無名小樂隊。「我覺得席德和房東的女兒有一腿。」懷特海德說，「他的樂隊排練得越大聲，我就把巴託克、揚那切克和華格納的音樂放得越響。我不喜歡搖滾樂。席德發現我是畫家，就過來和我聊天，問我在聽什麼。我完全沒想到我們會再度交集。」這年秋天，巴瑞特搬到倫敦，開始修讀他的學位課程。在坎伯韋爾藝術學院，他被公認為是一個醉心於繪畫的學生，只是他堅持使用相同尺寸的畫筆畫所有作品讓老師和同學們感到吃驚。巴瑞特1964年夏天的畫作之一是流行歌手珊蒂·蕭（Sandie Shaw）的肖像，他深情地把它寄到她的唱片公司，然而石沉大海。倫敦令人興奮，但他經常回到劍橋，與老搭檔們依然熟絡。隨著披頭四和滾石登上歷史舞臺，沃特斯對搖滾樂不再持抵抗態度。一天晚上，他和巴瑞特去倫敦高蒙劇院看一場搖滾拼盤演出，陣容包括滾石、海倫·夏皮羅（Helen Shapiro）和吉恩·文森特。穿著皮衣的文森特幽怨森然，全無貓王身上的漂亮性感。有傳言稱他拒絕上臺表演，是保鏢用地毯把他捲起來強行抱上舞臺的。這個酒鬼一瘸一拐地在臺上走著——他的左腿在一次摩託車事故中嚴重受傷。也許文森特受創的形象在巴瑞特和沃特斯心頭留下了印記。不管觸發因素是什麼，回劍橋的火車上，他倆並肩坐著，畫了一幅吉他/貝斯音箱的草圖。啟動一支搖滾樂隊少不了它們。到巴瑞特抵達倫敦時，沃特斯已經是樂隊的一分子。1963年9月，攝政街理工學院學生基思·諾貝爾和克萊夫·梅特卡夫四處尋找校園裡的同好，還在學校布告欄上貼了一張啟事——「有人想組樂隊嗎？」「我和基思在皮卡迪利大街的一間酒吧裡唱歌。我倆什麼都唱，從披頭四，彼得、保羅和瑪麗，節奏怨曲到12小節布魯斯。我實際上是切爾西藝術學院的，那會兒學校重建，把我們安排到攝政街理工學院來了。」梅特卡夫說。渴望超越二重唱形式的諾貝爾和梅特卡夫開始在學生公共休息室排練。與他倆一塊兒排練的還有諾貝爾的妹妹希拉，以及看到那張啟事後趕來的梅森和沃特斯。「希拉和基思一起唱過，但我印象中她和我們排得不多。羅傑在樂隊裡彈吉他，但他技術不是太好。我原來彈主音或節奏吉他，由於樂隊沒有貝斯手，我就改彈貝斯了。」隨著另一位同校同學、鋼琴手理察·萊特的加入，樂隊擴成了六人組，隊名也因此定為Sigma 6。1964年夏天，吉爾莫的童年好友鮑勃·克洛澤及時來到。克洛澤是劍橋樂隊匿名布魯斯（Blues Anonymous）的吉他手，在圈裡聲名日盛。他的到來導致樂隊的創立者梅特卡夫和諾貝爾離隊走人，回去幹二重唱的老本行。「我覺得鮑勃是個過於聰明的吉他手，彈琴很自我。有我和基思在裡面，樂隊的風格沒法成形。」梅特卡夫說。離隊後不久，他和諾貝爾為另一對二重唱組合查德和傑瑞米（Chad and Jeremy）寫了一首《夏日之歌》（A Summer Song），沒想到成了這年的大熱單曲。克洛澤搬進斯坦霍普花園39號，成為樂隊新任吉他手，沃特斯自此改彈貝斯。《夏日之歌》（A Summer Song）
無獨有偶，另一位劍橋老鄉巴瑞特被坎伯韋爾藝術學院錄取後也住進萊昂納德家，與老同學沃特斯合住樓下一間臥室。下一個住進來的是萊特，他和女友朱麗葉·蓋爾一起。梅森則搬回父母家，那座帶遊泳池的庇護所。劍橋代表團造訪了他們鼓手的家，結局出乎意料。「這支樂隊差點付不起開到那裡的油錢。尼克的父母對我們熱臉相迎，我們以為他們這種人會對我們冷臉相待呢。我們一身黑，長發，自視為披頭族。尼克有一套很好的鼓，還有錢買功放。他的父母很開心看到他在樂隊裡打鼓。倫敦人真有錢，這是留給我們劍橋人的印象。」莉比回憶說。萊昂納德的房子就像阿拉丁洞穴，堆積著異域樂器、中世紀盔甲、垮掉派著作、爵士唱片和他的兩隻貓。這種配置很對巴瑞特的怪異胃口。萊昂納德在樓上工作生活的時候，巴瑞特、梅森、沃特斯和克洛澤在樓下排練。「現象級的噪音，鄰居把警察和政府官員都叫來了。他們還發來律師函，說有人健康受到損害。」萊昂納德說。這支已經更名為五光譜（The Spectrum Five）的樂隊沒有被嚇倒，繼續製造著喧天的噪音。與此同時，巴瑞特和沃特斯還在幫助萊昂納德製作燈光裝置。五光譜也為萊昂納德在霍恩西藝術學院聲光工作坊進行的光影實驗秀伴奏過。儘管萊昂納德參加過他們的一些排練，司職管風琴，還與樂隊一道去酒吧表演了兩回，但他並沒有當流行歌星的打算。「年齡偏大，形象不佳。」他說。他滿足於鼓勵樂隊，驚嘆於巴瑞特的惡作劇和他笨手笨腳完成的周日午餐。「半棵生捲心菜會出現在你的盤子裡。」為了表示對房東的崇敬，樂隊一度更名為萊昂納德的房客（Leonard’s Lodgers）。在此期間，厭煩了與沃特斯同屋生活的巴瑞特搬到託特納姆街12號，與劍橋老友大衛·蓋爾共用一間一居室。劍橋幫的另一位成員謝默斯·奧康奈爾和母親住在同一棟公寓樓裡。「很蹩腳的公寓樓。我一直到初中成績都不錯，然後由於家裡出了問題，我變得神經兮兮。我母親決定搬到倫敦，我跟著她過來了，複習迎接高考，這時大衛和席德搬了進來。」謝默斯說。每天早上，巴瑞特和蓋爾分別前往坎伯韋爾藝術學院和皇家藝術學院上課。蓋爾學電影，業餘時間在查令十字街的垮掉派書刊大本營更好書店（Better Books）打工。到了晚上，他們再奔赴蓋爾口中「我們骯髒低級、兩邊各有一張床墊的小房間」。「託特納姆街那間公寓是我見過唯一有蟑螂的。」一位來訪者回憶說。這時候，短暫缺席的萊特重返樂隊。但是主唱位置仍然空缺。朱麗葉·蓋爾離開攝政街理工學院，跑去布萊頓市上大學了。巴瑞特和克洛澤胡亂應付著主唱一職，結果很快就意識到找個好主唱勢在必行。巴瑞特拉自己的前隊友傑夫·莫特入夥，然而莫特的波士頓螃蟹樂隊剛有一首歌紅了，所以就拒絕了他。接著，他們聽從克洛澤的建議，選用了另一位劍橋老鄉。克裡斯·丹尼斯在劍橋本土樂隊憲兵（The Redcaps）裡唱過歌，主業是英國皇家空軍的一名技師。派駐馬爾他期間，他甚至擔任過馬爾他首支電聲樂隊的歌手。丹尼斯比他的窮學生隊友們年長，一大優勢是擁有一套沃克斯擴聲音響系統。「加入他們是個艱難的決定。他們想玩嚴格意義上的布魯斯，苗條哈珀（Slim Harpo）、閃電霍普金斯、嚎狼——當時在英國聞所未聞的東西。自從在劍橋雷克斯舞廳看了滾石樂隊的演出後，我就更喜歡節奏布魯斯了。我的風格更偏向後者。」丹尼斯說。丹尼斯開始去萊昂納德家排練。他堅持了6個月，演了12場，包括為傑夫·貝克的三叉戟樂隊（The Tridents）暖場。「許多樂隊裡都有個別人是因為跟某個成員關係好而混進來的，起初我以為席德就是那種傢伙。他在臺上也唱，比如查克·貝裡的《零首付》（No Money Down），但他沒有存在感。羅傑是領導者。羅傑吩咐我唱這首歌，學那首歌。」丹尼斯擔任主唱期間，平克·弗洛伊德出現在了隊名中。巴瑞特把兩位北卡羅來納布魯斯歌手平克·安德森（Pink Anderson）和弗洛伊德·康塞爾（Floyd Council）的名字拼在一起，他的兩隻寵物貓也因此得名：平克和弗洛伊德。據稱，從1965年到1966年初，這支樂隊用過平克·弗洛伊德布魯斯、平克·弗洛伊德之聲和茶具（The Tea Set）這幾個名字。Pre-Floyd- The Tea Set in 1964 with Syd, Bob Klose, Chris Dennis and Roger Waters.
「我不記得我們叫過茶具，但我記得有一次席德過來排練，告訴我們他想出一個名稱——平克·弗洛伊德。起初我並不喜歡它，覺得聽起來不大靠譜，後來我習慣了。」丹尼斯說。人們普遍認為，1965年2月，在肯辛頓的倒計時俱樂部（Count Down），他們首度以平克·弗洛伊德之名演出。3場，每場90分鐘，掙到可憐的15英鎊。巴瑞特劍橋藝術科技學院的同窗理察·雅各布則堅稱，早在1963年，巴瑞特就想出了這個名稱。這使得隊名考據進一步複雜化。「我清楚地記得，有一天下午他走進公共休息室，告訴我他給他將要組的樂隊取好名字了，叫作平克·弗洛伊德。他的語氣像是吃午餐時得到了神啟。」1967年，故事再度改寫。巴瑞特對著容易上當受騙的記者信口開河，說這個名稱是他坐在地脈上冥想時，從一隻飛碟上接收到的。席德·巴瑞特(Syd Barrett)，cambridge, 1961.
沃特斯對丹尼斯惡搞布魯斯名曲的名字感到不滿，堅決要求克洛澤炒掉他。可還沒等到他們找到機會，丹尼斯就宣布英國皇家空軍已將他派駐巴林。「不管他們炒不炒我，我都得走。當我從巴林回來的時候，唱片行裡已經有了一張平克·弗洛伊德的黑膠。我聽了，沒有讓我產生共鳴。席德後來做的東西讓我完全意想不到。」丹尼斯離隊後，巴瑞特不情願地接班主唱。通過萊特的一個朋友，他們在西漢普斯特德錄音室蹭到一些棚時，錄了苗條哈珀的《我是蜂王》（I’m A King Bee），巴瑞特自己的《蝴蝶》（Butterfly）、《雙O波》（Double O Bo）（不加掩飾地向波·迪德利致敬）和《露西離開》（Lucy Leave）。後者帶著滾石樂隊式的無趣律動，全然不見他們日後作品的巧思妙詞和怪誕詭音。暑假，巴瑞特回到劍橋，和他的老友們一起廝混。在平克·弗洛伊德遠未被毒品浸透的時候，劍河沿岸的幾個小團夥正沉迷於LSD無法自拔。LSD在當時還是合法的致幻劑，其最傑出的倡導者是美國作家兼心理學家蒂莫西·利裡（Timothy Leary）。他出版於1964年的著作《迷幻經驗》（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闡述了LSD的優點，說它能帶你前往一個新的感官王國。《迷幻經驗》（The Psychedelic Experience）彼時是1965年，他們圈子裡的一些人少說已經抽了兩年大麻。其中一位還訂閱了一本內部醫學雜誌，上面列有各種合法藥物以及過量服用後的身體反應。安東尼·斯特恩初嘗LSD是在1963年，和一個就讀於劍橋大學的朋友一起。LSD是後者通過在美國的熟人搞到的。「我倆坐在房子裡，他幫我做好準備，好傢夥，藥勁上來時……劍橋大學是吸LSD的佳所，有好多迷人的地方。吸了LSD後，我們漫步到菲茨威廉博物館，盯著展品發呆……這些幻覺之旅通常在劍橋大學國王學院禮拜堂畫上句號，那裡有異乎尋常的中世紀天花板。那年夏天，大衛·蓋爾的父母去澳大利亞待了半年，他成了脫韁的野馬。「伊莫他們充分利用了這一契機，」蓋爾說，「伊莫成了一幫中產階級毒蟲裡的工人階級弄臣。他立馬強佔了一間屋，平時經常從磨坊那邊帶個妞回來，幹完後再去帶另一個。」一個午後，伊莫、巴瑞特、索格森和查裡爾聚集在蓋爾家的花園裡。伊莫確信他和巴瑞特都吃了牽牛花。蓋爾堅持說他們中的一些人用方糖吸食LSD。他們把多塊方糖排成一排，逐個在上面滴液態LSD，然後再吞服。不管巴瑞特攝入的是什麼， 他的想像力都被廚房裡的一盒火柴、一個李子和一隻橙子抓住了。他盯著它們苦思冥想了四個小時，直到查裡爾踩壞這兩隻水果，接著又被伊莫吃掉。「查裡爾和席德在蓋爾家的浴室裡上躥下跳，大叫大嚷，『沒有規矩，沒有規則！』」伊莫回憶說，「席德渴望打破規則。他以為進了搖滾樂隊就可以不守規則了，可以隨心所欲地來來去去，可沒想到都是一個樣。這可能是他精神崩潰的原因之一。」這一年，吉爾莫也嘗試了LSD。「雖然我是無神論者，對準宗教體驗沒有概念，但據說LSD能進入大腦裡一些通常情況下無法進入的區域。頭兩次服用，給我帶來了非常深邃的體驗。」吉爾莫說。對劍橋幫裡的一些人來說，服用LSD能帶來準宗教體驗。「當時每個人看起來都很興奮，有幾個魅力非凡的人，不只是席德，還有羅林森和查裡爾他們。席德只是其中一個。」珍妮回憶說。然後有一天，劍橋幫突然戲劇性地分裂了。策劃者是查裡爾，他對巴瑞特影響極大。「查裡爾是個可愛的胖傢伙，精力充沛，喜歡大放厥詞，」蓋爾說，「他們在我家花園裡嘗LSD那次，他走進衛生間，發現一本名叫《瑜伽與聖經》的書。拉屎的時候，他茅塞頓開，認為這本書就是真理。如完廁，他宣布要去印度找上師。我們以為那只是藥勁上來的胡話，但這泡屎改變了他的人生。幾周後，查裡爾真去了德裡。六周過後他回來時，已經是上師的弟子，身背一系列靈性任務。他剪掉長發，換了服裝，外形普通得令人沮喪，而且他開始瘋了般地試圖改變別人的信仰。羅林森、龐基和其他關鍵人物被他蠱惑，都滾去德裡皈依上師了。他們回來後，也都開始瘋了般地試圖改變別人的信仰，結果又有更多人皈依上師。但是劍橋幫的另一夥——我、索格森、奧康奈爾等人覺得他們在瞎胡鬧！」把查裡爾他們迷住的桑特墊（Sant Mat）是錫克教的一個分支，可追溯到13世紀的印度。上師名叫瑪哈拉吉·查蘭·辛格（Maharaj Charan Singh），他的追隨者被稱為薩桑義（Satsangi）。桑特墊宣揚的愛與和平和時代完美呼應。四條基本準則是：禁止婚外性行為；嚴格素食；遠離毒品和酒精；追求有道德的人生。新皈依者還被要求每天冥想兩小時。接下來的一年，劍橋幫多位成員被桑特墊吸引住了。「查裡爾強迫席德讀上師的書。他對席德說，這位上師是上帝，我們還在等什麼？」蓋爾回憶道。索格森說巴瑞特心中充滿著敬仰，想謁見偶爾會來倫敦接見信徒的上師。終於有一天，留著大鬍子、纏著頭巾的上師來了，下榻布魯姆伯利區的一家酒店。巴瑞特跑去見他，表達了想皈依的願望，結果上師說他還沒準備好。所以上師在巴瑞特身上看到了我們還沒看到的東西？索格森說巴瑞特十分沮喪，因為他在靈性方面還沒有做好準備。」 「某種程度上，我認為這可能是一個問題。」索格森說，「事後想來，我們認為是性格使然——他性格脆弱。但是席德的性格變幻莫測。他往往會勁頭十足地去做一件事情，然後又中途放棄。」Syd Barret (Image credit- Aubrey Powell)
密友們的朝聖之路令巴瑞特和吉爾莫心醉不已，但是未來平克·弗洛伊德的另一位主將卻不為所動。彼時還處在這個時髦圈子邊緣的沃特斯對LSD或印度神秘主義印象平平。正如羅林森所說，沃特斯是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對這些毫無興趣。雖然巴瑞特未能如願踏上靈修之旅，但是命運之神讓他和吉爾莫再度相遇。1965年夏天，百搭牌樂隊休息期間，吉爾莫搭便車穿越法國，去聖特羅佩附近的朋友處做客。與此同時，巴瑞特和劍橋幫的幾位駕著路虎出現在旁邊一個露營地。巴瑞特和吉爾莫在一起混了兩周，一起喝大，一塊兒彈琴，玩得很開心，還因為在街頭賣藝被捕。10月，他倆又偶遇了一回。索格森的女友莉比·賈紐厄裡和她的雙胞胎姐姐羅茜年滿21歲時，她們的父親、房地產經紀大亨道格拉斯·賈紐厄裡為兩位愛女操辦了一場盛大的生日派對，演出嘉賓包括巴瑞特的茶具樂隊、吉爾莫的百搭牌樂隊，以及當時還寂寂無聞的美國歌手保羅·西蒙。派對在劍橋郡大謝爾福德的一座鄉間別墅舉行，茶具和百搭牌分別在大帳篷兩端的兩個舞臺上表演。「保羅·西蒙在客廳裡唱歌，誰都不認識他，而且他很討人嫌。」百搭牌新任鼓手威利·威爾遜說。「我會唱《約翰尼·B.古德》（Johnny B. Goode）。」派對上有人偷偷摸摸地抽大麻，在場人士不可避免地分為兩個陣營。「大帳篷的一側是年輕的農場主和有錢人，我們這幫人在另一側。」伊莫說，「席德一把扯掉桌布，琳琅滿目的水晶酒杯飛得到處都是。」百搭牌演的時候，伊莫的副手皮普跳上舞臺擊打拉丁鼓給他們伴奏。不甘被冷落的伊莫也照葫蘆畫瓢。「我跳上臺和茶具一起唱波·迪德利的歌，但是我不知道歌詞，所以就跟在席德後面唱，他唱一句我重複一句，一直到我醉醺醺地掉下舞臺，被賈紐厄裡先生盯得發毛。」「正是那天晚上，我意識到一切都在改變，」約翰·戴維斯說，「我雖然爛醉如泥，但是清楚地意識到我們正動身踏上各自的旅程。我不確定我們是不是一個獨一無二的小團體，但是好像一直等到1967年，這個世界才追上了我們。」本書從平克·弗洛伊德在「現場八方」演唱會上歷史性的重組演出開始，回溯樂隊自最初瑰麗奇異的迷幻/太空搖滾時期，到20世紀70年代歷經巔峰、80年代開始分裂，直至推出最後一張專輯《無盡之河》的完整歷程。書中再現了樂隊五名重要成員席德·巴瑞特、羅傑·沃特斯、大衛·吉爾莫、尼克·梅森、理察·萊特的隔閡、衝突、分別、重聚，並將這背後種種充滿張力而又不為人知的細節串連起來——性格迥異的樂手之間衝突激烈，飽受痛苦紛擾，而靈感和創造力卻始終能從中迸發，成就他們音樂中的深刻與複雜。馬克·布萊克歷經數年努力，採訪了平克·弗洛伊德的成員及其家人、朋友、愛人、大學同學及音樂夥伴，誠實地將他們與平克·弗洛伊德的種種交往軼事記錄下來，穿針引線般還原了樂隊的傳奇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