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伍橋
轉自：大象公會 （ID：idxgh2013）
時代考驗作家，作家創造時代。
2008 年汶川地震後，山東省作協副主席王兆山發表作品「只盼墳前有屏幕，看奧運，同歡呼」，作協從此在中文網際網路上的形象長期陷於谷底。· 2008 年汶川地震後，王兆山於 6 月 6 日在《齊魯晚報》發表《江城子·廢墟下的自述》，結果遭到中文網絡一致炮轟王兆山至少還遭到了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委婉批評，指其「無論如何是不妥」、「令人遺憾」。很多得到作協高度肯定、獲頒「魯獎」「茅獎」的作家作品，同樣頻頻成為網絡群嘲對象。比如 2010 年憑藉詩集《嚮往溫暖》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被網友評價為「回車鍵裡出官詩」：2014 年魯迅文學獎獲得者、四川大學教授周嘯天，其作品也遭到網友矚目：然而，作協儘管大眾口碑不佳，廣大作家卻並未避之不及。從阿城王朔北島莫言金宇澄閻連科，到郭敬明麥家馬伯庸唐家三少，當代中國文學成就最大、商業最成功的作家多數都是作協會員，與老乾體名家們並列名單。1948 年，丁玲從歐洲回國途中在莫斯科停留，向蘇聯作協書記法捷耶夫請教文學界的組織和領導工作，法捷耶夫將蘇聯經驗傾囊相授：「一定要組織中央的文藝工作機關。如果現在不可能有，也必定要組織籌備會。」1949 年 7 月，「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簡稱文聯）成立，作家協會與戲劇家協會、音樂協會、美術協會等並列其分支機構，內部架構幾乎完全仿效蘇聯作協。其中，只有作協被定為正部級單位，其他各協會都只是正局級。
· 著名散文作家楊朔，作協之外曾任職中國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中國亞非團結委員會等
作家加入作協後，均擁有國家幹部身份，其等級分為「文藝級別」和「行政級別」兩大類，分別有相應的工資待遇。其中，文藝級別按照作家的資歷和業務水平予以評定，工資均高於相應的行政級別。· 初期被定為文藝一級的，有張天翼、周立波、冰心等作家，被定為文藝二級的有舒群、羅烽、白朗、陳企霞、草明等，被定為文藝三級的有康濯、馬烽、西戎等
儘管工資較低，行政級別意味著更多的政治參與機會，對那些背景紅專、志存高遠的作家往往更具吸引力。如趙樹理放棄了月薪 270 元的「文藝二級」，寧可要月薪 218 元的「行政十級」；丁玲則放棄「文藝一級」（月薪 345 元）而選擇「行政七級」（月薪 322 元）。當時，北京普通職工平均月薪僅為 40 元左右，月收入 200 元以上幾乎等於當月財務自由，作協會員的待遇不可謂不高。還有同樣模仿自蘇聯的稿費制度，基本稿酬加上印數稿酬，會員們出一兩本書往往即可在北京買房。據不完全統計，1950 年代拿到稿費一萬元以上的作家有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丁玲、田漢、曹禺、艾青等 47 人。除了優待影響力巨大的文壇名家，作協還著力培養文學新人。1952 年，北京通縣 16 歲的劉紹棠發表小說《青枝綠葉》，獲得《新華月報》的轉載和葉聖陶的好評，被編入高中語文教材。四年後加入作協時，劉紹棠的稿費已經足夠買下北京中心地區的一個小院，即使稍後便「犯錯誤」而喪失收入來源，劉紹棠仍能憑藉存款度過二十一年的右派生涯。劉的成功，激發了無數青年的效法熱情，如一位作家 1956 年收到的來信：未獲作協接納的作家，則不但與此類財富故事無緣，而且已經很難再依靠文學創作來維持生計。如被郭沫若批為「作文字上的裸體畫，寫文字上的春宮」而靠邊站的沈從文，不但舊作被出版社告知「均已代為銷毀」，而且從 1950 年 5 月開始創作的紀實小說新作《老同志》，也在七易其稿之後仍找不到一家報刊雜誌願意刊登。困境之下，沈從文向舊相識丁玲求助，不惜表示「可以用到什麼小刊物上去」「不用我名字也好」，結果還是至死未能見到這篇小說問世。直到 1956 年「雙百方針」推出，沈從文重新受到上級關注，並於 1957 年獲準加入作協，人民文學出版社才將《沈從文小說選集》列入出版計劃。1980 年代，文革中遭到摧毀的作家協會重新開始工作，但作家與作協的關係和同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樣面臨著劇變。曾經，作家的生活和創作完全籠罩在作協的管理之下，包括文學界的肅反工作都有「作協肅反五人小組」負責，從搖籃到墳墓均受到這一正部級單位的供養和監管。改開以後，作協的傳統功能已經難以為繼，尤其難以再像從前那樣輕易扭轉作家的基本生計處境，而須小心應對和把控 1970 年代末爆發的文學熱潮。1985 年，在新領導王蒙的主持下，作協下屬刊物《人民文學》頭版刊登了現代氣息十足的劉索拉《你別無選擇》和徐星《無主題變奏》，兩篇小說一掃「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教條，至今仍是當時文學自由發展的經典例證。· 事實上，當時王蒙對作品基調的把握始終清晰堅定，獲得肯定的劉索拉和徐星均未越過「貼近社會現實，具有積極追求」的意識形態底線。同時期專注於「國民劣根性」的韓少功《爸爸爸》，便只能屈居刊物次要位置
1986 年，北京作協試行合同作家制度，到 90 年代後慢慢發展出駐會合同制、專職合同制、兼職合同制、返聘合同制、選題合同制五種制度並推廣到全國。· 劉索拉在 1986 年被作協發展
其中，只有駐會作家擁有正式編制，「蘇聯模式」大打折扣。在 2008 年的統計數據中，此類掛編作家已經是少數：1990 年代以後，作家對作協及其刊物的依賴更是與日俱減。1992 年辭去教職成為自由撰稿人的王小波，今天已經是知名度最高、影響最廣的同代作家，一生都沒有加入作協，曾表示「聽說有一個文學圈，我不知道它在哪裡」。1997 年王小波去世後，前往八寶山一號大廳的三百多人中，大部分是自發弔唁者，沒有一個是作協人員。此種背景下，新世紀以來不乏作家公開炮轟作協，更有不少作家公開宣布退會，甚至高調批判其「逐漸蛻變成極少數人爭權奪利的宗派主義和謀取名利的工具」「根本無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國廣大作家的權益」。不過，新世紀以後的作協，並未真正失去對作家的吸引力，會員人數仍然以每年 500 人左右的速度增長，郭敬明、於丹、馬伯庸、張嘉佳等人都早已成為會員。除了舊日的光環和靠攏組織的幸福感，如今加入作協還有什麼用？今天，作協絕大部分收入仍然來自國家財政撥款，根據其官網數據，2018 年的財政撥款達到 2 個多億：有了這筆錢，作家的採風、對外交流活動可以得到支持，而這些活動往往所費不貲。查建英回憶起作協組織的新疆之行：這是我第一次參加中國作協的活動，很是大開眼界。自始至終，我們都受到很好的照顧。我們住在四星級酒店，享用著一頓頓的美酒佳餚，聽取當地官員的講話，觀看民俗表演，出席地區文化節。不論我們去哪裡，當地官員和導遊都陪同在左右。我們根本沒有空餘時間在街上逛逛，或自己去見見當地人民。當我們從一個城市前往另一個城市時，警車會一路護送。如果從事某些特定主題的創作，作家也可以得到作協基金的全力支持：
此外，中國最權威的文學獎項魯迅文學獎和茅盾文學獎均由作協評定，其帶來的經濟利益並不一定限於獎金本身。2008 年，麥家獲得第七屆茅獎之後，除了獎金五萬元，他所在的杭州市還以 6-10 倍的獎金予以嘉獎，並分配青園小區三期 130 平新房一套、西溪文化創意產業園 380 平別墅一套，含金量突破千萬。
· 獲獎之後，麥家還在 2009 年和 2013 年分別任四川省作協副主席和浙江作協主席
具體評定中，這些獎項不無內部消化的傾向，如 2007 年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多位評委獲獎，2011 年第八屆茅盾文學獎多位作協主席入選。新世紀以來，歷屆茅獎的獲獎者無一不是作協會員。此外，中國作家雖然在財務方面已經不再像當年那樣依賴作協，但仍然可以像老一代作家那樣為國家作出貢獻，取得尋常文人難以企及的人生成就。· 2015 年，鐵凝、莫言、麥家等中國作家隨同總理出訪拉丁美洲
時代還在發展，也許中國作家和作協最黃金的時代，還遠未到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