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Wall Street Journal
新冠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各國政府紛紛呼籲人們減少外出和人際接觸。
不少人表示，工作必需或者社交需求使得他們無法長時間呆在家中，但卻有另外一部分人，認為這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不社交」對他們來說，反而是日常慣例。
由此，一種現象再次悄然自鄰邦日本走入人們視野：蟄居族。
圖/攝影師Maika Elan
這個詞在我國有一個更廣為人知的稱呼——家裡蹲。
根據日本厚生勞動省與內閤府的定義， 「蟄居族」指拒絕參與社會生活，沒有親密社會關係，「消失」時間達6個月以上的群體。
這些在大眾的印象中本應踏入職場的青壯年人士，選擇了從浩浩蕩蕩奮鬥浪潮中撤出，閉門不出，迴避一切社會交往。
而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在日本的蟄居族群體中，70%以上為男性。
主流社會氛圍下的脫節
一切要自上世紀90年代末開始說起。
戰後日本經濟空前繁榮，但20世紀80年代，繁榮轉為泡沫經濟的破裂。之後，大量企業倒閉和裁員，導致「就職冰河期」的出現。
剛畢業的學生們找不到穩定的工作，無法在社會上立足，只能靠打零工度日，有的人甚至從此不再邁出家門，與社會隔絕。由此誕生了一大批蟄居族。
Yoshiko22歲開始蟄居，55歲時在公寓中死去，屍體兩個月後才被發現。
圖/攝影師Maika Elan
發展至今，人們對這一群體的印象中往往帶有陰鬱、悲慘的色彩。
部分原因是因為，一部分蟄居族因為威脅到他人、被親人殺傷，或是即使患有重病也無法走出家門就醫的事例見諸媒體報端，例如2019年，日本前農林水產省事務次官熊澤英昭將其蟄居、對他人有暴力威脅並患有發育障礙的兒子刺死一案。
與此同時，也有蟄居族認為這只是一種人生選擇，「如同流浪一般」。
例如日本的蟄居作家池井多，他出生於1960年代，於1985年進入職場，卻突然在初入社會時退出，開始長達35年的蟄居生涯。
蟄居族們一天的生活簡單得出奇，他們與外界社交領域斷絕往來，並沒有太多物質需求，有的人依靠網絡平臺度日，有的人晝伏夜出。
圖/《我們無法成為野獸》
據日本內閤府的調查，開始成為「蟄居族」的人年齡最多的是在60-64歲，佔17%。但從20-24歲開始不出家門的人也佔了13%。其中蟄居超過7年的佔46.7%，將近一半。
據日本中文導報報導，日本「家裡蹲」的總人數可能已經超過百萬人。而男性在這一群體中佔絕大多數。
如此鮮明的性別比例差異，讓人不得不開始從性別角度思考這一問題。
背負單一期待的男性，
和不被期待的女性
目前，有不少學者基於日本社會的現狀，給出了對「蟄居族」產生原因的分析：現代社會對於效率的空前重視、競爭激烈的升學和就職環境、「父職缺失」給孩子造成的影響等等。
而在這一切的背後，或許還存在著一個共通性的根源。
一方面，日本社會對男性有著標準單一的期待和定位，即賺錢養家的一家之主。
圖/《逃避雖然可恥但有用》
而當社會面臨轉型，自由職業和臨時僱傭出現的同時，社會體制並沒有給就業失敗的人以更多的選擇空間。
當生存空間逐漸縮窄，競爭壓力加大，數次不符合社會要求的青年便遠離了主流軌道，經過幾次就業和辭職的反覆，最終走向了蟄居生活。
同時，60%~90%的蟄居者在學生時期就已有因校園欺凌等原因而「不登校」（拒絕去學校）的經歷。
蟄居的男青年們，多數有著敏感、柔和的性格，與傳統語境中對男性的要求有著不同程度上的偏離。
裡基·庫克的家人在夏威夷，他獨自居住在日本。
圖/攝影師Maika Elan
另一方面，女性在這樣的世界裡擁有的，不是自由，而是忽視。
與面對進入職場、繼承家業壓力的男性不同，回家操持家務、結婚生子被視為正常的女性歸宿，這也正成為職場上歧視女性的合理藉口。
女性在承擔較少社會職場壓力的同時，也失去了向上攀升的可能。
圖/《不求上進的玉子》
基於此，在家呆了很長時間的女性，往往不太會被視為蟄居族，也不會獲得與男性同等程度的擔憂，家庭主婦以及育兒中的女性甚至完全不被包含在此前所述的內閤府數據中。
「我只有迫不得已外出買東西時才會出門，除此之外不想跟任何人說話，包括父母，因為我的父母總說女性要幫忙做家務。」一名蟄居女性如是說。
在NHK的調查中，女性蟄居族平均宅在家裡的年數達到七年半，其中家庭主婦佔比一半以上。
當男性在劇烈的市場競爭中痛苦沉浮時，女性同樣因沉重的家庭負擔而苦不堪言。
圖/《坡道上的家》
這背後的原因，或許可以從社會學者上野千鶴子教授的著作《父權制與資本主義》中找到答案。她在書中深入剖析了現代社會中，由年長男性支配一切的父權制，與追求超額盈利的資本主義之間的合謀。
她指出，女權主義者們敏銳地發現，對「市場」而言，「人」不過是勞動力資源。把成年男性比作軍事工業型社會的「現役兵」的話，那麼在社會其他成員中，兒童是「後備軍」，老人是「退伍兵」，病人及殘疾人就是「傷殘兵」，女性則是輔助照料他們的「非人」。
圖/《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家庭源源不斷地向市場投入勞動力，而無法勝任市場環境的人則返回家庭中，這正像是市場與自然環境的關係：生產者從自然中獲取資源，又把「廢棄物」排放至自然環境中。
至此，或許可以試著得出這樣的結論：
是蟄居族們「沒用」嗎？恐怕並不是，而是人在這樣的「軍事工業型社會」裡，只有一種用法。
解決之道：彼此看顧
在此種現象發生的背景下，許多人也開始思考，有沒有一種方式，能夠讓或主動或被動與社會切斷聯繫的人，重返到人群中繼續生存？
近年來，「社會再生產」這一概念，逐漸受到社會學研究領域關注。
為攫取超額利潤而運作的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人被培養成生產要素，本身不再成為中心。而人本身如何延續自身的生活、沒有工資卻維繫了個體生存的勞動，卻被忽視了。此種前提下，與周圍「無緣」的個體數量也日趨上升。
在此契機下，各種探索開始浮現。
其一，是個體逐漸脫離傳統組織機構，藉助網絡媒體、獨立創作等形式重回人際交流中，以自我表達確立自身的存在價值。
自由職業者大原扁裡就是其中一位。他在32歲時辭去東京的工作，過上了「周休5日」的隱居生活，並在數年後出版了《做二休五：錢少事少的都市生活指南》，一時引發熱議。
圖/一條
蟄居族作家池井多，於2017年與一群蟄居人士共同創辦了專屬於這一群體的雜誌《HIKIPOS》，讓同類們得以相遇。他們中的一部分人，也在重新探尋回到職業生活中的方法。
圖/HIKIPOS官網
其二，關於心理救助、社會互助和多元制家庭的探索，越來越多地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成為對固有模式的一種無形反抗。
身處制度分明的父權社會，除了就職和回歸家庭外，人和人是否還可以用其他方式產生聯結？
說到這裡，就有必要提及應運而生的「租賃姐姐」社會幹預服務。
「租賃姐姐」小慄彩子在2016年8月與34歲的中村鬱夫對話，當時，中村已經在他的房間裡呆了七年。
圖/攝影師Maika Elan
自1998年起，大阪的「New Start」組織開始提供這項服務，由年齡相近的年輕人走入蟄居族的世界，對他們進行心理上的支持。
在救助者們眼裡，蟄居族並非像大眾想像一樣懶惰、自私，而是處在壓抑和困境中的個體。
蟄居族的生活方式，說不定恰好幫人際關係緊張的高壓社會維持了某種平衡。
蟄居族青年Chujo在「New Start」居住，嘗試融入社會。圖/攝影師Maika Elan
非營利救助組織「白濱援救站」亦對此現狀作出了回應。
這個組織由和歌山縣三段崖附近小鎮教堂的牧師藤藪庸一與其妻亞由美創辦，專注於救援因為與社會失去關聯、孤獨絕望而自殺的人，並且接納他們共同生活。
在教堂改造成的救助站裡，每個人都有自己要做的事情，「沒有人發號施令，大家都淡然把一切準備停當」。
在日復一日與周遭友善他人逐步建立關聯的過程中，很多陷入絕望的人重拾了繼續生活下去的能力。一位獲救助者做了如此比喻：「如果能把上不了臺面的豆腐渣變身為餅乾點心，使得大家都喜歡吃的話……即使你被人扔掉了，我也會讓你再度活過來。」
從此次疫情中社交迴避者的感染風險大大降低一事也可以看出，沒有無用之人，只有個體和環境的匹配程度高低。
圖/《約會~戀愛究竟是什麼呢~》
目前，日本針對人與社會之間凋零的「緣」發展出多種自救及互助探索，例如2009年的「蟄居族對策推進事業」，以及在各都道府縣設立的「蟄居族地域支援中心」，出發點都是幫助蟄居族們重返社會、給予其生活上的援助。
同時，青壯年人蟄居現象已絕非日本獨有，大有向世界各國蔓延之勢，包括我國。
他國解決這一問題的諸多舉措，也許會成為我們未來的鏡鑑。
當人不再是按照單一標準生產出來並用後即棄的工具，而真正成為彼此的支撐，世界會變成何種形態？
這或許只是美好期望，但其中可能也蘊含邁向嶄新生活方式的通途。
就像上野教授在其著作中所言：
「我們要構建的社會，是把相互依存看作解放而不是看作恥辱的社會。」
P.S. 本文觀點僅代表特約作者個人觀點，部分圖片來源網絡。
參考資料：
日本NHK特別節目錄製組《無緣社會》
稻泉連《工作漂流》
上野千鶴子《父權制與資本主義》
項飆、吳琦《把自己作為方法》
楊江連《淺析日本蟄居族的存在》
師豔榮《日本社會轉型與青少年蟄居問題的演變》
師豔榮《日本蟄居族——社會病理的產物》
劉爭先《隱蔽青年現象探析》
《日本青少年蟄居問題研究》
https://new.qq.com/omn/20200407/20200407A07GE900.html（100萬日本蟄居族，最不怕新冠的人）
https://www.sohu.com/a/295979868_383724（日本當代蟄居族的困境）
https://www.jiemian.com/article/1954913.html（日本蟄居族的封閉生活）
http://www.ifengweekly.com/detil.php?id=7459（拯救日本百萬蟄居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