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國民族性或者說國民性有些什麼特點，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說國民性比較起來又有什麼缺點，這些問題魯迅苦苦思考了一生。
弱國子民
在魯迅膾炙人口的文章《藤野先生》中，嘲笑了那些腦後拖著辮子的清國留學生——他們把頭髮盤得像「富士山」，而又為了趕時髦，在留學生會館裡笨拙地學跳舞，以致把地板踩得震天響。魯迅來日本的時候也留著辮子。對於辮子，他的內心充滿了痛恨與屈辱感。他在晚年寫的《病後雜談之餘》中說：「對我最初提醒了滿漢的界限的不是書，是辮子。」
當時日本人，對於中國人的辮子，也極盡嘲笑，稱其為「豬尾巴」。在魯迅看來，這條「豬尾巴」不僅是舊中國野蠻的象徵，也是民族屈辱的象徵，始終提示著他作為「弱國子民」的身份。
魯迅剪辮子是江南班中的第一個，剪完後，他馬上去找許壽裳。「這天，他剪去之後，來到我的自修室，臉上微微現著喜悅的表情。我說：『啊，壁壘一新！』他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頭頂，相對一笑。此情此景，歷久如新。」許壽裳對此印象深刻。魯迅仿佛有了脫胎換骨的輕鬆，他寫了一首《自題小像》送給許壽裳，最後兩句便是著名的：「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
魯迅
在留學生中，剪辮子成了革命的標誌。魯迅在《頭髮的故事》中回顧：「我出去留學，便剪掉了辮子……不料有幾位辮子盤在頭頂上的同學便很厭惡我，監督也大怒，說要停了我的官費，送回中國去。不幾天，這位監督卻自己被人剪去辮子逃走了。去剪的人裡面，一個便是做《革命軍》的鄒容，這人也因此不能再留學，回到上海，後來死在西牢裡。」
辛亥革命的重要領導人黃興當時也在弘文學院，他卻沒有剪辮子。魯迅在《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一文裡記下了對他的印象：「他在東京作師範學生時，就始終沒有斷髮，也未嘗大叫革命，所略顯其楚人的反抗的蠻性者，唯因日本學監，誡學生不可赤膊，他卻偏光著上身，手挾洋瓷臉盆，從浴室經過大院子，搖搖擺擺地走入自修室去而已。」
魯迅到日本這年，清國留學生們在神田駿河臺租了房子，建立了留學生會館。大概位置在今天的神田駿河臺2丁目9番地，從地鐵御茶之水站出來，向南過神田川，右轉就是。
魯迅只記錄了會館的娛樂功能，這裡還是學生們辦雜誌、搞革命的活動中心。孫中山後來的秘書馮自由甚至認為，其地位堪比「美國之獨立廳」。
1905年的東京街頭
會館成立後，這裡成為中國留日學生的集會活動地，如抗議限制留學生入成城學校和反對清國留學生取締規程的兩次集會均在這裡舉行。這裡還辦有專為留學生補習日語的日語講習所。此外，這所會館還是留日學生們從事報刊出版活動的重要基地，其中就包括弘文學院浙江學生們辦的《浙江潮》。1903年，魯迅就是在這本雜誌上發表了《斯巴達之魂》，署名自樹。這是魯迅第一篇用鉛字排印在期刊上發表的文章，是他文學活動正式的開端。
後來他談到這篇，說：「現在看起來，自己也不免耳朵發熱。但這是當時的風氣，要激昂慷慨，頓挫抑揚，才能被稱為好文章。」接著，魯迅在《浙江潮》上還發表了《說鈤》（署名自樹）和《中國地質略論》（署名索子）兩篇文章。
當時，入侵中國的八國聯軍在《辛丑條約》籤訂之後就應該撤軍了。只有俄國一直拖著，拒絕從東三省撤軍。1903年4月18日，俄國還向中國提出7項新要求。這事在中國知識界引起強烈反應。在東京的一些中國留學生也組織起了拒俄義勇隊，日日操練，還打電報給北洋大臣袁世凱，請隸其麾下，求其援助。一時頗為熱鬧。
魯迅就是為了響應拒俄運動寫了《斯巴達之魂》，他要借歌頌溫泉關戰役中的斯巴達的英雄，來激勵自己的同胞。
青年時期的魯迅
魯迅在弘文學院時期還加入了光復會。光復會1904年冬在上海正式成立，東京也成立了由王嘉負責的支部，魯迅的同學許壽裳和沈瓞民都加入了。沈瓞民在後來的回憶中說，他和許壽裳去找周樹人入會，周「毫不猶豫，欣然同意，其意志極為堅決」。
來日本不久，魯迅的政治選擇就倒向了革命派。不過，他並沒有把自己定位於「革命人」。增田涉在《魯迅的印象》中記錄了這樣一件事：「他曾經向我說過，他在晚清搞革命運動的時候，上級命令他去暗殺某要人。臨走時，他想，自己大概將被捕或被殺吧，如果自己死了，剩下母親將怎樣生活呢？他想明確地知道這一點，便向上級提出了，結果是說，因為那樣地記掛著身後的事情，是不行的，還是不要去吧。」
實際上，在此後的活動中，魯迅與政治之間基本保持了這樣一種關係。
國民性
甲午戰後，中國知識分子陷入了普遍的焦慮，紛紛尋找出路，以免亡國滅種。這時，梁啓超先在橫濱辦《清議報》，1902年起改出《新民叢報》。這在當時，都是影響極大的刊物。
魯迅在這種革命的焦慮中，一邊去弘文學院學日語，為進入專門學校做準備，一邊還去中國留學生會館，跑書店，聽演講。他不僅經常讀《清議報》、《新民叢報》、《譯書彙編》，同時也是梁啓超創辦於1903年的中國最早的文學雜誌《新小說》的忠實讀者。周作人在日記中記錄，他經常收到魯迅從日本給他寄來的這些報刊。
魯迅到日本這一年，梁啓超在其《新民叢報》上開始連載他的《新民說》。梁啓超在這部著作中從日本引入了「國民」的概念，他認為：「新國家」的建立有賴於「新國民」的出現，中國人要從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要通過學習西方思想，來打破傳統的束縛，使民智大開，從根源上來醫治國民的靈魂，這才是救國救民的根本所在。
魯迅
1902年11月，梁啓超又寫了《論小說與群治的關係》，發表在《新小說》的創刊號上。這篇文章討論的就是小說與社會治理之間的關係。梁啓超認為，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報館、圖書館、演講都起了重要作用。他強調只有通俗和社會化的文化作品才能被群眾接受，而首當其衝的，就要倡導新小說，而在傳統中國文學中，小說的地位遠遠低於詩歌和散文。
「梁啓超接受了18世紀以來發源於西歐的文學革命的思想，即文學是弘揚民族文化的工具，是增強民族凝聚力、推進民族獨立的手段。梁啓超正是引進和發揮了這種思想。」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教授尾崎文昭對我說。
在弘文學院時期，魯迅就開始思考國民性的問題。《懷亡友魯迅》中，許壽裳說，他在弘文學院時代曾和周樹人經常討論三個問題，即：「一、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國國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麼；三、它的病根何在。」
雖然政治選擇倒向了革命派，但魯迅並沒有簡單地認同「排滿」是拯救中國的方法。在梁啓超的影響下，他開始思考國民性的問題。許壽裳在《亡友魯迅印象記》中這樣記：「魯迅在弘文學院時，已經購有不少日本文書籍，藏在書桌抽屜內，如拜倫的詩、尼採的傳、希臘神話、羅馬神話等等。」這些閱讀與思考也都是以國民性問題為原點的。
日本學者北岡正子認為，直接對魯迅國民性思考形成啟發的，是弘文學院校長加納治五郎與湖南的旁聽官員楊度的幾次對話。
魯迅入學約半年後，1902年10月，弘文學院舉行了因等待加納治五郎回國而延期了的第一次畢業典禮。畢業生是湖南省派遣來的速成師範科的學生。湖南省的遊歷官員楊度在日本考察國民教育，全程參與了速成師範班的課程，並參加了畢業典禮。
日本教育家加納治五郎
加納治五郎認為，中國應該和平漸進地推進改革，最當務之急是推進普通教育和實業教育。普通教育即應以國民教育、小學教育為基礎，在此之上建立專門教育。普通教育由德育、智育、體育構成。普通教育的目標，即在於培養具備國家一員資格的國民。而大學教育應該在普通教育普後再著手。
對此，楊度提出了如何使教育為中國的救亡發揮作用的問題，他將其稱為「精神教育」。楊度將明治維新分為前後三個階段：開國前的第一階段中，國民的保守性很強；學習了西方思想文化後，自由民權說開始風靡社會；第三階段即現在，則傾向於國粹保存主義。楊度認為，中國現在處於第一階段，所以該學習日本第二階段的精神教育，養成加納治五郎所說的「養成國民之公德」，即不服從於強力，而服從於「公理」。
受此啟發，加納治五郎談到了對中國考察的印象，認為中國人「損人利己」已成習慣，「認為中國教育以養成公德最為當急」。最後楊度認為，這些劣根性的由來，是因為「奴隸根性之幻想」，國人奴隸性重，「唯之仰人以自存，不謀自立之道。不知自立，故不知『立人』」。楊度所說的「立人」，即指作為人的獨立性。
楊度與加納治五郎的談話後來刊載在1903年2月的《新民叢刊》上。北岡正子認為，魯迅對國民性思考的源頭，應該誘發於楊度與加納治五郎關於「精神教育」的討論。
魯迅在日本與許壽裳討論國民性，最終也追究到了「奴隸性」問題上。魯迅認為，奴性的形成在於「中國」經歷了兩次異族入侵，做了兩回奴隸。
每一個民族都有不同於其他民族的心理素質，不同的文化傳承，不同的民族特性。中國民族性或者說國民性有些什麼特點，它和其他民族的民族性或者說國民性比較起來又有什麼缺點，這些問題魯迅苦苦思考了一生。
在他去世前幾個月寫給尤炳圻的信中，還將中國和日本兩國的國民性做了對比，他說：「日本國民性，的確很好，但最大的天惠，在未受蒙古之侵入；我們生於大陸，早營農業，遂歷受遊牧民族之害，歷史上滿是血痕，卻竟支撐以至今日，其實是偉大的。但我們還要揭發自己的缺點，這是意在復興，在改善……」（文/李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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