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泉漢簡，出自懸泉置遺址。
懸泉置遺址的位置在今甘肅省敦煌市以東六十公裡、瓜州縣至敦煌市瓜敦公路南側一·五公裡處的山前地帶。北緯40°15′53.02″，東經95°19′45.61″。
其北由近及遠，八公裡處是甜澇壩，約十五公裡處是西沙窩，大約三十六公裡處是自東向西流淌的疏勒河下遊河道，漢塞烽隧橫貫其間。
其南有三危山餘脈亂山子和截山子形成的天然屏障。遺址南面一公裡左右的山谷中，有泉水流出，終年不斷。按照漢簡的記載，其東大約三十公裡處有魚離置，其西三十公裡處有遮要置，都是漢晉時期分佈在山前地帶東西大道上的驛置機構。
「懸泉」一名的出現，大概早於懸泉置的設置。根據《涼州異物志》記載：「懸泉水，一名神泉，在酒泉縣東一百三十裡，出龍勒山腹。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伐大宛還，士眾渴，乏水，廣利乃引佩刀刺山，飛泉湧出，三軍賴以獲濟。今有祠甚嚴，郡侯歲謁。」清代學者張澍在所輯《涼州異物志》的序言中推測，《涼州異物志》應為漢晉時敦煌人宋膺所作，與史書多有徵引的《宋膺異物志》同為一書。上面的記載雖然附會了太初年間（公元前一〇四至前一〇一年）李廣利伐大宛的故事，還衍出「酒泉」二字，但大致可以肯定，李廣利伐大宛之後、懸泉置設置之前，「懸泉」一名就已出現在敦煌一帶。後來北魏人闞駰的《十三州志》、唐人李吉甫的《元和郡縣圖志》、敦煌遺書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北宋人樂史的《太平寰宇記》以及清人在道光年間所修《敦煌縣志》，都曾抄録上述記載。只是刪去了「酒泉」二字並將其繫於敦煌縣之下。
漢晉時期，「懸泉置」設置於此，「懸泉」一名頻繁出現於幾萬枚漢簡之中。《續漢書•郡國志》敦煌郡下劉昭注引《耆舊記》曰：「國當乾位，地列艮墟，水有縣泉之神，山有鳴沙之異，川無蛇虺，澤無兕虎，華戎所交，一都會也。」劉昭是南朝梁人，去古未遠，知道此地是兩漢時期的一大名勝，同懸泉置的設立應該有很大關係。
隋唐以後，根據敦煌遺書和吐魯番出土文書的記載，此地曾設過懸泉鄉、懸泉驛、懸泉鎮、懸泉堡、懸泉守捉等。唐五代時期，懸泉鄉是敦煌縣十四鄉之一，懸泉驛是當時十九驛之一，懸泉鎮是曹氏歸義軍時期八鎮之一，懸泉守捉亦為開元年間的重要軍事駐地。《後漢書·蓋勳傳》「敦煌廣至」李賢註：「故城在今瓜州常樂縣東，今謂之縣泉堡是也。」根據敦煌遺書S.514《沙州敦煌縣懸泉鄉宜禾裡大曆四年手實》的記載，此地當時還有稠密的人口和大量的可耕土地，足可説明隋唐五代是繼兩漢以後懸泉地區的又一個繁榮期。
一九八七年全國文物普查之際，敦煌市、安西縣（現改名為瓜州縣）文物普查小組相繼在安敦公路甜水井道班東約三公裡處的三危山北坡發現散落的陶片和殘簡。由於當時此地的歸屬不清，敦煌和安西兩市縣出現了地界爭議，安西縣博物館張淳率先到泉水出露處的石崖上書寫了「貳師泉」三字，落款為「安西文物普查隊」，時間為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根據時任敦煌市博物館館長榮恩奇《敦煌懸泉置遺址的發現》記載，敦煌文物普查隊榮恩奇、韓耀成、朱群、何建明、張生恆等一行五人於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抵達懸泉置所在地並發現了懸泉置遺址。當年十二月十五日再至其地試掘，得漢簡六十二枚，其中有「效穀縣泉置嗇夫光以亭行」的簽牌。
一九八八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嶽邦湖率領何雙全會同敦煌市博物館榮恩奇、韓耀成、張玉茂、張生恆以及安西縣博物館張淳、李春元、李宏偉等人來此進行調查，勘察確定了遺址範圍、性質、時代等相關問題。
一九九〇年下半年報經國家文物局批准，從一九九〇年十月開始由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會同敦煌市博物館進行了正式發掘，經過三個年度四次發掘，至一九九二年年底發掘結束。
第一次發掘從一九九〇年十月二十日開始到一九九一年元月十日，歷時兩個多月，工地負責人為何雙全；第二次發掘從一九九一年九月開始至當年十二月結束，歷時近三個月，工地負責人為閻渭清；第三次、第四次發掘分別於一九九二年三月至六月和八月至十二月進行，前後歷時八個多月，工地負責人為吳礽驤。但一九九二年下半年即八月到十二月的第四次發掘中，吳礽驤因出國等原因未到工地，主要發掘工作由柴生芳、毛瑞林、李永寧等人完成。
三年之中，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參加過發掘的同志有：柴生芳、何雙全、戴春陽、李永寧、馬更生、馬建華、毛瑞林、龐述森、蒲朝紱、水濤、田健、王輝、吳葒、吳礽驤、閻渭清、張俊民、周廣濟等（依姓氏拼音排列）。此外還有敦煌市博物館配合發掘的多位同志（詳細經過可參看當時主持業務工作的副所長戴春陽《大漠雄風 絲路瑰寶》一文，見後附）。一九九一年，懸泉遺址的發掘工作被評為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和「八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
遺址面積二萬二千五百平方米，開5×5和10×10米兩種探方一百四十一個。清理出塢院一座，大約50×50米，坐西向東、土坯砌築。房屋二十九間，院東、院南並有附屬建築。塢院西南有魏晉烽隧一座疊壓於漢代遺址之上，7×7米左右，高一米。出土遺物中文獻紙張類有漢簡三萬五千餘枚（有字簡二萬三千餘枚，經過整理編號者一萬八千餘枚），帛書十件，紙文書十件，牆壁題記一塊，毛筆四支，麻紙四百六十餘件。生活用品類有竹木漆器、草編器、皮革和絲、毛織品六千餘件。生産工具二百三十多件，主要為鐵製犁、臿、鏵、削、鐮、錛、鏟、刀等。其他還有五銖錢、新莽錢幣、車馬器殘件、木梳木篦、玩具、印章、封泥等；農作物有大麥、粟、糜、豆、苜蓿、大蒜、核桃、胡桃、杏核等；還有大量馬、牛、羊、駱駝、雞、狗、兔等家畜骨骼；各類罐、盆、甑、甕等灰陶片，共三萬餘片。
懸泉漢簡
懸泉漢簡中最早的紀年簡為漢武帝元鼎六年（前一一一年），最晚的紀年簡為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公元一〇七年），前後跨越二百一十八年。其內容大致涉及這二百一十八年及其前後若干年的歷史史實，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民族、社會以及邊地風情、日常生活等。尤以郵驛交通和中西文化交流的資料見長，是兩漢絲綢之路的實時檔案和原始記録。
一九九二年發掘工作結束後，一九九三年便進入了漫長的室內整理期。主要是對簡牘進行拆包、清洗、綴合、編號、登記、描形、釋文等，將有關尺寸、質地、形狀、類型、完殘程度、文字內容、時代紀年、呈現格式等依照每簡編號記入檔案。此項工作一開始由吳礽驤主持，吳礽驤退休後由何雙全主持，二〇〇一年後由張德芳主持。先後參加整理釋讀的有吳礽驤、何雙全、張德芳、柴生芳、張俊民、毛瑞林、馬建華、蒲朝紱等人。
二〇〇二年十一月至二〇〇三年元月，張德芳組織國內簡牘研究專家胡平生、謝桂華、李均明到蘭州，同嶽邦湖、初世賓、何雙全、張俊民、王元林一起在原釋文初稿的基礎上，再次對簡文進行校釋。參加此項工作的還有西北師範大學簡牘學專業的在讀研究生。李均明先生背來了他們自己改裝的簡易紅外綫閲讀器，蘭州方面依樣畫葫蘆也拼裝了兩臺。三個組每組一臺，一條一條重新釋讀簡文。經過改裝的紅外閲讀器雖然構造簡單，但簡文釋讀效果大有提高，很多過去一般光綫下不能看清的字，赫然間清晰可辨。兩個多月的時間裡，大家加班加點，不辭辛苦。元旦過節，大家都在屏幕前，一字一句，爭論不休。苦在其中亦樂在其中。後來胡平生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談到，「這樣一批人，就整體能力而言，可以當之無愧地説，無論是在全國範圍內還是全世界範圍內，都算是釋讀西北簡牘能力最強的班子。經過這個班子『過濾』過的釋文，雖然不能保證完全沒有錯誤，但至少可以説，已經把錯誤降低到最低的程度」。説明整理人員的釋讀水平和先進的技術設備同等重要。
再後來，我們購置了進口的紅外綫掃描儀，把所有漢簡全部掃描一過，用掃描的高品質照片在電腦上反復釋讀。這次出版的《懸泉漢簡》就是在這二十多年的漫長過程中，伴隨著科學技術的不斷發展和我們釋讀水平的不斷提高而形成的。
歲月流替，人事變遷。當年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簡牘研究室承擔的任務，轉而落到了二〇〇七年成立的「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的肩上。二〇一二年「甘肅簡牘博物館」成立，此項工作又成了該館的重要任務。我個人從一九九三年參加懸泉漢簡的整理釋讀以來，到二〇〇一年擔任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並主要負責全部秦漢簡牘的保護整理，再到二〇〇七年擔任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主任兼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進而到二〇一二年擔任甘肅簡牘博物館館長，近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始終承擔著甘肅出土簡牘整理、保護、研究以及立項建館的艱巨任務。
當年參加調查並在發掘初期負責這項工作的嶽邦湖所長，主持過後期發掘並最初主持整理工作的吳礽驤先生，參加過前期發掘和整理工作的蒲朝紱先生、周廣濟先生，對西北歷次出土簡牘的整理釋讀有著卓越貢獻的謝桂華先生都已先後作古。自始至終參加了懸泉發掘和前期整理工作的柴生芳先生，在擔任臨洮縣長期間由於勞瘁過度而以身殉職。對他們的逝去，我們表示深切的懷念。對在這個漫長過程中作出過貢獻的每一位同志，表示深深的感謝。
李學勤先生生前始終關心西北簡牘的整理研究並給予多方面指導幫助。他曾殷切期望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同甘肅簡牘博物館加強多方面合作，發揮各自優勢，加快西北漢簡的整理出版及全方位研究。他認為西北漢簡的整理出版，必將會給當下的學術研究帶來新的學術增長點。
甘肅省文物局局長馬玉萍同志始終主張開放、合作，提倡甘肅文博部門同大專院校和科研單位消除畛域、廣泛合作，揚長避短、發揮優勢，把甘肅的文博事業不斷推向前進。在該理念指導下，近年來甘肅秦漢簡牘的整理出版取得了重大成就。到目前為止，甘肅所出秦漢簡牘，除懸泉漢簡外，其餘已全部整理出版，為學術界提供了最新的出土資料。感謝馬玉萍局長始終一貫的支持。
此次出版前的繼續整理與再整理，仍由張德芳負責主持。在過去工作的基礎上，由甘肅簡牘博物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四家單位合作完成。感謝四家單位的領導在此過程中提供的全力支持。
懸泉漢簡一萬八千餘枚，擬分八輯出版。每輯收録原簡約二千三百枚，彩色圖版和紅外綫圖版同時呈現，釋文置於圖版左側。第一輯由中西書局於二〇一七年排出大樣後，張德芳曾先後組織南開大學教授楊振紅、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主任鄔文玲、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文獻研究室副主任楊小亮、西北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李迎春、蘭州城市學院副教授馬智全、武漢大學在讀博士生姚磊、西北師範大學在讀博士生孫富磊和甘肅簡牘博物館副研究員肖從禮等進行校改和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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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九年九月十三日至十六日，上述合作單位邀請國內古文字學界、簡牘學界、秦漢史學界和敦煌學界的專家學者齊聚敦煌，召開了《懸泉漢簡（壹）》整理校稿暨審稿、定稿學術研討會。與會學者各抒己見、集思廣益，對《懸泉漢簡》第一輯進行了認真細緻的校核討論，實際上仍為整理再整理的最後階段。
參加這次集中整理的專家學者有：清華大學出土文獻研究與保護中心黃德寬教授、李均明教授、侯旭東教授、劉國忠教授、郭偉濤助理教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院王子今教授，南開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楊振紅教授，中國歷史研究院簡帛研究中心鄔文玲研究員，中國文化遺産研究院胡平生研究員、劉少剛研究員、楊小亮副研究員，陝西師範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沙武田教授、李勝振副教授，西北師範大學科學研究院韓高年教授及歷史文化學院李迎春副教授，蘭州城市學院馬智全副教授，甘肅簡牘博物館張德芳研究員、楊眉副研究員、樊鈞特聘研究員，敦煌市博物館原館長傅立誠、現任館長石明秀，敦煌陽關博物館館長紀永元，中西書局秦志華社長及田穎、徐衍編輯等。會後，馬智全和李迎春對各位專家的意見進行了整理並酌予吸收。
張德芳
二〇一九年十月二十日
於甘肅蘭州簡牘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