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白鹿、張昕
最近，隨著國內疫情逐漸得到控制，而國外的疫情開始蔓延肆虐，很多海外華人和留學生選擇緊急回國。此舉本身無可厚非，但是因為有「不給礦泉水就是沒人權」、「我就是要跑步別騷擾我」等將非必須的個人需求凌駕於公共安全之上的行為，甚至有黎某這樣隱瞞新冠肺炎病情攜全家入境的案例，加大了境外疫情輸入風險。
所以很多人將不滿和憤怒指向了留學生和歸國華人群體，甚至有人呼籲「取消航班」，「禁止海外華人歸國」。
我認識的一名留學生向我訴苦說：「在國外的時候，我們被罵成「中國病毒」；回到祖國，我們又被說成『千裡投毒』。真的很委屈，當時祖國告急的時候我也捐款了，現在我也乖乖按照流程隔離了，但是在社交媒體上我仍然被罵『滾回你洋爸爸那裡去！』『不要回來害人』『這個時候想到祖國了？』，嚇得我把狀態都刪了……難道因為一些個體漠視規則的行為，就要一桿子打翻一船人嗎？我真的想不通，這是為什麼？」
這種因為個例的負面影響，就標籤化甚至汙名化某個群體的行為，大概可以用社會認同理論來解釋。
一、社會認同理論如何解釋這種現象？
社會認同理論由Tajfel 於1986 年提出，後由Turner加以完善，是群體關係研究中最有影響的理論。它解釋了個體所獲得的對所在群體成員身份的認識，影響個體的社會知覺、社會態度以及社會行為。
社會認同是一個人自我概念的重要組成部分，由此衍生出的「內外群體」概念可能可以解釋人們對待留學生群體的態度（改變）。
一個人的群體歸屬意識會影響他的知覺、態度和行為，為了提高自尊，一個人往往會保持的社會認同——也就是說，他會更加偏愛內群體，牴觸外群體，這也是群體間敵意和衝突的根源。所謂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就是這樣一種懷有偏見的心態。
由社會認同理論，Turner又提出了自我分類理論（self-categorization theory）作為對社會認同理論的補充。
自我分類理論認為，人們將他人分類時會自動地加以區分，在對自己分類的基礎上，將他人分成內群體和外群體。在區分內外群體之後，人們傾向於對內群體作出積極正面的評價，對內群體成員更加友好（即「內群體偏愛現象」），而對外群體的評價往往消極負面，也對外群體成員有所偏見（即「外群體貶損現象」）。
一部分外國人惡意驅趕「帶有中國病毒」的華人，和小部分國人要求禁止「千裡投毒」的留學生回國，其實都是這種「外群體貶損」的心態在作祟。
二、為何會出現這種
「一桿子打翻一船人」的現象？
「貼標籤」，也和社會分類過程有關，是我們大腦處理信息過程中有選擇地簡化的結果。可以說，「分類」是人的一種基本認知功能，我們通過對環境中的信息分門別類來識別這些信息。
社會認同的過程也是如此。我們在環境中會獲取關於自己以及某個群體的信息，然後通過忽略不同信息之間的一些差異（A回國之後不戴口罩到處瞎轉，B回國之後按規定自我隔離），同時強調和誇大它們之間的相似之處（A和B都是從疫情嚴重的某國回來的）來簡化信息處理過程，這就是「貼標籤」的根源。
同理，當初國外某些輿論將新冠病毒稱為「中國病毒」，再早些時候，我們也一度將新冠病毒稱為「武漢病毒」，都是這樣一種簡化信息處理過程中貼標籤的行為。而這種貼標籤帶來的不良後果，可能就是將一小部分人的情況擴大成對整個群體的汙名，從而對這個群體作出驅逐、歧視、侮辱等極端行為。
三、對海外華人為何會有前後相反的評價？
在疫情初期，海外華人自發組織起來捐錢捐物捐口罩的時候，社會輿論都是一片感人肺腑的「血濃於水」的贊聲；而到現在，海外華人歸國避險的時候，又有一些論調營造出海外華人歸國就是「千裡投毒」的輿論氛圍。
我的這位留學生朋友也不無委屈地說：「捐錢捐物的時候，你們說我們是一母同胞血濃於水；我們有難的時候回來避一避，怎麼好像就成了漢奸賣國賊了？當初一起看月亮的時候叫人家小甜甜，現在你就叫人家牛夫人。」
那麼問題來了，明明都是海外留學生，為什麼會出現前後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海外華人在這些人眼中，到底是內群體還是外群體？
這種現象，可以用社會認同理論所提出的自尊路徑假設來解釋。該假設認為，「群體間偏見由個體渴望看到自己群體處於的優越地位的動機驅使著」。而我們確定自己群體所處地位的這個過程，被稱為「社會比較」。社會比較的過程是獲取群體評價和群體情感的重要渠道。人們利用社會比較，滿足自己尋求正面自我評價的需要。經過了社會比較，一個人才會獲得對自己所屬群體的地位和價值的理解，才能夠更好地了解自己所屬群體的特點，從而獲得高級感。
翻譯成人話也就是說，每個人都需要通過對自己群體和其他群體進行社會比較，來了解各自群體的社會地位誰高誰低；同時，每個人也都渴望通過這種社會比較，來證實自己所處的群體是社會地位比較高的那個。因為我們之所以需要區分內外群體，主要是出於自尊提升的需求；我們之所以要強調內群體的優越性，是為了維持一個積極的自我形象和自我概念。
在社會比較的過程中，很多人往往會有意在「好」的維度上強調群體間的共同點，以此對群體內成員作出更積極的評價；在「不好」的維度上強調群體間的不同點，對群體外成員作出消極評價。因此就表現出了不對稱的群體態度和行為，偏向於在知覺、態度和行為上認同自己群體。
所以，當海外華人為湖北武漢捐款捐物時，這時我們忽略了他們和我們的不同之處（比如，身處國內還是國外），更傾向於強調我們之間的共性（我們都是華夏兒女，都是炎黃子孫，所以我們是守望互助的同類）；但當留學生回時，有些人又會忽略共性（中國不僅是我們的祖國，也是他們的故鄉），有些人又會刻意誇大我們和他們的區別（他們是回來「送毒」的，而我們是在抗疫！）
另一方面，某些歸國人員，自己也將自己劃分到另一個群體，刻意忽略共性（大家都是中國人），誇大區別（我是從歐洲回來的），來凸顯自己的「優越性」，這可能就會演變成群體雙方互相看不慣的一種惡性循環。
其實，這些「分類」的目的都是為了提升群體自尊。但是提升群體自尊的方式不當，反而會破壞群體間的凝聚力和歸屬感，更會因為偏見和誤解去傷害無辜。
所以，當我們了解到這些輿論氛圍，只是一部分人心中的偏見在作怪時，就不要隨波逐流跟著一起被影響，更不要任由偏見蒙蔽了我們的雙眼，迷失了我們的心智——換句話說，如果我們只看到了「跑步女」、黎某等人都是歸國人員，就直接下結論說歸國人員和留學生都是壞人，那就和當初那些因為「中國病毒」而驅趕華人、惡意攻擊華人的某部分外國人一樣狹隘。
可以這麼說，「跑步女」、黎某這些人做出這些事，和他們是哪國人、從哪個國家回來都沒有關係，這就是他們的人格，是他們的個體特徵。如果他們沒有出國留學，可能大家會早半個月前就能在新聞上看到他們瞞報病情、闖關撞卡、毆打辱罵隔離工作人員的新聞了。
作者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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