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望中的個體迷失與超越——論王方晨長篇小說《大地與人》三部曲

欲望中的個體迷失與超越

——論王方晨長篇小說《大地與人》三部曲中的復仇敘事

許玉慶

在當今文學界，書寫中國鄉村的現代轉型依然是個熱點，其角度有家族變遷、有民情風俗、有政治歷史等。作家們往往通過不同的視角切入鄉土世界，試圖繪出鄉土中國轉型的密碼圖。故而誕生了一大批傑出的作家作品，成為文學創作的重鎮。著名作家王方晨則另闢蹊徑，在他的文學世界中注重對人性與人慾的深入剖析，向讀者展示他所理解的鄉土人生與人性，進而完成了對鄉土人性的哲理性解讀。如小說《大馬士革剃刀》，其對人性的獨特思考打破了傳統敘事將人性與人慾理性化分割的西方理解慣性，展現了了中國傳統人性的混沌性、互滲性。到了《大地與人》三部曲（《老大》《公敵》《芬芳錄》）中，他對轉型期鄉土中國的人性探索更為獨特而沉潛。具體而言，作家深入中國傳統文化的肌理對人性做了一種整體性、通透性的中國式理解，揭示了現代人在「轉型期時空」中陷入欲望狂歡時的個體迷失與超越的焦慮。

一

自近代以來，鄉村社會的現代轉型導致了在一定時間和空間上傳統文化的懸置和現代文化的缺席，於是傳統鄉村失去了既有的寧靜，自然這種不完善的機制也激發了很多人的欲望或野心。他們往往藉助宗法勢力或政治投機去達到個人的目的，進而不惜對鄉村製造更大的傷害或災難。這種傷害不僅是個人的，而是指向了鄉村現代意識的建立。「對強權的認同和對權力的崇拜，成為鄉村社會關係建立的基礎，其重要性甚至超過了宗法鄉村所注重的血緣關係，致使鄉村道德大都帶有這種向權勢依附和獻媚的特徵。」「這樣的一個個人都被卷進權力崇拜的魔陣之中，只能永不停息地向上攀爬，人性漸失而魔性漸生，不再是人了。」[1]無疑，權力崇拜在現代鄉村社會關係的建立中作用不可低估，是整個關係網中牽一髮動全身的繩結。對此，王方晨有著自己的思考，因而在文學觀念上與陳忠實、李佩甫等作家有所不同。他對鄉村權力的文學表達是牢牢站在鄉村文化場域上的，將個人的權力欲與心靈寄託問題的分裂、衝突進行了細緻入微的剖析並原原本本拿給讀者去反思。

權力欲是人慾的一種社會化的體現，表現為權力認同和權力崇拜，其實質就是為了獲得最大利益。在向現代化邁進的道路上，權力崇拜讓一些掌權者變本加厲謀取更多的個人私利，阻礙鄉村社會的現代化進程。作家將人性放置在鄉村這樣一個文化場域中，讓我們看到其在現代社會轉型時期所呈現的真實情態。《老大》中，莊鐮伯內心極度險惡，善於玩弄陰謀權術，為了滿足個人的私慾不惜背叛自己的內心。在核桃園這個「小王國」中，為了獲得了村長和族長的信任，他可謂費盡心機，其目的無非是想成為核桃園的當家人，在那些「窩囊」的村人面前為所欲為。例如在那些饑饉的歲月裡，他帶人去族長家裡殺羊，「老大手持刀子，站在他的眼前，沒有動彈。他融入黑暗中啦」；他帶人推著羊骨頭架子大張旗鼓到鎮裡給調查員送禮，讓鎮裡人和村裡人從此都怕他。「我幹了多年的大隊支書，呵，不識一字，我領著三百多戶人家過了近二十年。為什麼？我看這些人不頂事，窩囊。」權力讓他獲得了掌控他人命運的快感，讓他實現了建立核桃園王國的願望。《公敵》中的韓佃義從某種意義與老大有相似之處。他當上了村書記後，將塔鎮的企業、黨政機關逐步搬到了佟家莊，讓佟家莊掌控在自己的手中，暗自品嘗著吞噬塔鎮的快意；還將村治安隊牢牢掌握在手中，對那些個膽敢來犯的外來者動用私刑，讓他們畏懼佟家莊；他投其所好，拉攏腐蝕上級幹部，將其當做自己的靠山。最終，權力欲的滿足就是他成了佟家莊、翰童集團的神，被人們恭恭敬敬地稱為「韓爺」。「提起老人宅，別說塔鎮，就是在全縣，也都得埋頭思量一下哩……」「從老人宅走出的女人，在塔鎮再不會有人敢動一指頭。」在這樣一個個獨特的文化空間中，權力之於人必然是至上無比的。

然而，權力欲帶給人的滿足充其量只是一種短暫的快感，而不是心靈層面的慰藉。而且隨著快感的消失，無聊感、空洞感、迷失感會繼續侵蝕人的精神世界，循環遞增的快感只會導致生命的枯萎。無論是莊鐮伯還是韓佃義、佟黑子，試圖將權力玩弄於股掌中，試圖以肆意妄，試圖以逍遙快活，以掩飾內心的空虛和孤獨，註定迷失了自己人生的方向。例如莊鐮伯的邪惡之舉看似無往而不勝，但根本無法緩解他內心深處的潛在恐懼和負罪感，走向火場自焚成了他的歸路；韓佃義雖然躲進韓林，妄圖與那些埋在地下的先人的鬼魂相伴來消除內心的焦慮，而佟黑子在祖屋中自殺離開了這個讓他迷惘讓他痛苦的世界……所以說，權力欲絕非無所不能的，作為一種欲望有其自身的存在場域。

在《大地與人》三部曲中，權力敘事突破了傳統二元對立式的思維，被放置於既有的文化語境來考察其存在的現代性困境。一方面，權力欲的形成和延續是極為錯綜複雜的，它是整個傳統鄉村文化的一種整體性體現，是很難對其做簡單剝離和評判，另一方面，在現代化語境中權力欲很難觸及也根本無法解決人的心靈世界的依託問題。

二

在鄉土敘事中，欲望敘事的另一重要構成是圍繞著性慾展開的。其中，權力與性的糾結中讓這一問題顯得格外突出，隱含了很多社會政治、歷史文化、道德倫理和人性人情的糾葛。通常情況下，鄉村惡勢力、權力掌控者肆意妄為，做出欺男霸女的惡行，以佔有更多女性作為自己的榮耀，像《古船》中的趙炳、《白鹿原》中的鹿子霖、《后土》中的王遠、《湖光山色》中的詹石磴、《玉米》中的王連方等。他們或者是族裡的長者，或者是村幹部，依仗權勢強行佔有村裡的女性，滿足自己的私慾，最終走向了自我毀滅的不歸路。王方晨在《大地與人》三部曲中對性慾書寫做出了批判性的探索。他立足於現代人性的建構，從現代人的自我救贖出發批判了沉溺於性慾的「土皇帝」意識。

在《大地與人》三部曲中，鄉村權力者擁有女人的多寡不僅是為了滿足自我的生理快感，而且畸變成為一種身份象徵，一種四處炫耀的資本。他們通常熱衷於對女色的掠取，用以滿足自己的野心和虛榮。這種畸形主要體現為，一是利用手中的權勢，將佔有女色作為炫耀的資本，其作為無非是為了證實自己作為一個強大男人的欲望與威懾力。傳統鄉村社會對性資源的分配有著一套完整的不容逾越的規範，因而無視、冒犯所產生的快樂與性佔有的滿足必然讓逐欲者趨之若鶩。如《芬芳錄》中的村長蟈蟈，滿身淫邪之氣，獵豔成為其人生的頭等樂趣，想方設法去哄騙佔有村裡的婦人，而且讓很多女人很快向其臣服，儼然紅杏村的「西門慶」。「芒種家的、滿財家的，還有村西頭皮皮家的，記不清爬過多少遍，滿財家肚子上的那道疤，都快讓他給磨平了。」更為嚴重的是，杏花村乃至整個塔鎮對此卻不譴責懲戒，而是將其視為羨慕的對象，認為這是男人成功的標誌。「有個紅杏莊的風流子，名喚蟈蟈，活得可夠滋潤吶，他睡遍了全村的女人！」另一方面，那些臣服的女人們也給他帶來了肆意妄為的便利，他太了解她們的內心需求。例如妻子彭大麥千方百計跟蹤、咒罵他的醜惡行徑，卻又無法拒絕那種發自內心的無可名狀的性慾，只能像很多女人那樣屈辱的生活；而柳柳自與蟈蟈的偷情縱慾中獲得了釋放壓抑後的快意後，蟈蟈成了她在紅杏村重回青春的一次次期待，在矛盾與麻木中掙扎。故而，小說在此傳遞了一種悽美與燦爛雜糅的複雜性情感。畸形土地上綻放的惡之花，雖然妖冶無比，但註定了快速飄零的結局。

性的放縱在給人不斷製造快感的同時，會在人的精神世界產生更多的衝突和無寄託感。「由於欲望世界是無序的，所以欲望世界的相互衝突在所難免。」[2]在性慾的驅使下，快感成了個體所追求的唯一目標。而無序所產生的壓抑、掠取、衝突不斷積聚能量，最終會衝破理性的堤岸形成難以遏制的後果。像《芬芳錄》中鎮幹部胡梅梅，其丈夫是縣城的幹部，「又胖又黑，頭又大」，婚姻已經名存實亡，自己一個人生活在小鎮上。為此，鎮政府食堂的大師傅桂桂為她尋找英俊青年，供其淫樂，而小志就成了她包養的「寵物」。胡梅梅設計徵服了小志，造成了少年小志在肉慾中迷惘而痛苦。「她想得到的，準能得到，她還沒有失算過。她不相信會讓獵物溜掉……確信無疑獵物溜掉，她會惱羞成怒。」但是，肉慾的瘋狂碾壓的是少年那顆柔弱而美好的心。小志憤怒地質問她：「你以為我沒有心，是不是？」小鎮尋夢的青年，最終忍受著肉體與精神的累累傷痕中走向了回歸。顯然，這一回歸帶有象徵意蘊。《公敵》中韓佃義荒淫無度，壞事做絕，甚至當著曾經的戀人金枝在辦公室臥房中與兩個青年女子，建起小白樓供有錢有權的人去淫樂放縱，沉迷於慾海中掩飾自我內心的空洞和迷惘。「那幾年韓佃義學得多瞎包兒啊，簡直不叫個人啊。他每天晚上都要躺在女人堆裡睡覺。你知道吧，他還喝人奶哩。」他的跟班兒佟黑子喜歡出沒小白樓，讓手下為其挑選各種女人享用，甚至在無聊至極時使出各種花樣來玩弄女人。其實，性快感沒有真正治癒他們內心的焦慮和痛苦，反而讓他們一步步陷入到迷惘中去。我們知道，作為個體的人活著不僅僅要獲得肉身的快感，更需要愛情、親情、友情等情感的歸屬。「性慾因愛而獲得尊嚴。」[3]沒有愛的性慾是一種純粹的自然現象，因而過度的透支意味著迅速的走向生命的衰竭。

三

人是由各類欲望相互依存又矛盾的複合體。在情感與理智的衝突中，強烈的欲望往往會讓個體衝破理性的閘門。因此將欲望作為敘事主題是出於對人之本性的尊重。飲食、美色、金錢、仇恨、財富、權力，等等，在人類歷史上演繹了一個個觸目驚心的故事，歸根到底是人性問題的外在化。百年中國鄉土敘事，復仇主題一直為作家們所關注，如《白毛女》《紅旗譜》等紅色經典中的階級仇恨與抗爭，又如《現實一種》《米》等先鋒小說中發軔於倫理的、人性的復仇故事。在當下的復仇敘事中，作家不再僅僅局限於故事本身，而是對復仇做出更多獨特的理解。為此，作家王方晨在《大地與人》三部曲做出了自己的探索，即從現代人的精神歸屬出發，揭示出復仇的快意與絕望，並將二者作為一個整體加以反思，鑄就了一種現代復仇敘事哲學，為現代人性的建構提出了新的維度。

「有怨必訴，有仇必報。」千百年來，人類一直延續著這一復仇哲學。但是隨著現代社會的來臨，「復仇」的文化語境已經發生了變化。文學中的復仇敘事自然相應時代的變遷，在不同作家的筆下呈現出各種新的文化性理解和審美意蘊。在王方晨的小說世界中，復仇敘事是一種世俗化或日常生活化的現象，是鄉村現代轉型中由於階層、財富、權力、宗族等領域中的矛盾衝突演化而成的仇恨故事。但它們通常沿著非理性的慣性發展，製造出各種各樣的不幸和災難。《老大》中莊鐮伯的仇恨是源自於童年時代的家庭變故所產生的心靈創傷。母親在他小時就跟著一個陌生人跑了，無疑給他帶來恥辱和傷害；相依為命的父親在支前時也失蹤了，他失去了最後的呵護和安全，變得孤獨無助。基於此，在他的情感世界中「城市」、「他人」就是地獄，就是他要復仇對象。在現代心理學看來，這種成長環境中長大的孩子心靈是布滿創傷或扭曲畸形的。「孩子長大啦，長成了一個把太陽看成藍色的人。他的抑鬱，近於瘋狂。生活中，他通過欺侮他人獲得快感，擁有安全感，讓村裡人害怕他。」但是這種畸形心理在帶來快感的同時也時時刻刻在折磨著他，讓他在時常在夢魘中艱難度日。「在他自以為得到的時候，卻又很快被新的罪惡代替啦。他並不知道，苦難在他的血液中，沉積了多厚多重。苦難和他自身，融合成一體啦。」仇恨的種子一旦萌芽，就難以遏制成長的欲望，讓莊鐮伯逐漸異化成了一隻人見人怕的惡狼：他在權力者面前極盡欺騙，在弱者面前施暴恐嚇，甚至強暴恩人的女兒，侮辱、逼死自己的愛妻，設局殺死知青崔老師，用金錢去左右周圍人……莊鐮伯的一生在快意與痛苦中煎熬，是一個極為複雜而矛盾的複合體。最終，他帶著對村人的嘲笑和蔑視走向了火場，意圖去尋求自己的解脫。傳統「快意恩仇錄」在王方晨這裡成了徹底被質疑的對象：有怨必報的價值究竟何在？復仇者的精神如何被安置？人性中的復仇意識在現代文化中意味著什麼？顯然，這裡的復仇敘事帶給讀者太多深層的思考和啟發，正是對現代苦難和人性的一次揭秘。

在《公敵》《芬芳錄》中，王方晨對復仇敘事做出了進一步探索。《公敵》中的韓佃義青年時代被棒打鴛鴦，離家出走，而且老韓家的地位在村裡受到了威脅，可以想像，一系列的恥辱和仇恨促使他走上了一條漫長而陰險的復仇計劃。他鬥狠拼殺，他蠶食塔鎮，他腐化幹部，他敗壞民風，他荒淫無度，他羞辱昔日戀人……他發洩著內心的仇恨，享受著「惡之花」的快意。特別是在吞噬塔鎮的陰謀實施過程中，他一次次感受到難以言說的快意，進而又不斷產生新的惡欲，但是卻難以迴避內心深處的荒涼和空寂。他躲到韓林中，睡在自己給自己挖掘的墓穴裡，妄圖來迴避自我。顯然，這是作家的一種隱喻，是對人性困局的一種解讀。「唯一要緊的就是靈魂的意向、靈魂的內在態度；這種內在本性是不容擾亂的。」[4]《芬芳錄》中小志被大廚桂桂作為討好權貴的欲望工具「獻給」女幹部胡梅梅，心中產生了難以言說的屈辱和痛楚。因而當時機到來時，他瞬間產生了復仇的念頭，將胡梅梅淹死的河裡，然後嫁禍於桂桂，完成了他對塔鎮的復仇。三部曲中，無論是莊鐮伯、韓佃義還是小志，長期遭受的壓抑促使他們走上復仇的路，通過掠取金錢、權力和女人來不斷宣洩內心的憤懣。但是作為一種欲望，復仇除了帶給人以肉身快感之外，根本不可能提供絲毫的精神慰藉，復仇者註定所要面對的是欲望淹沒生命的困局。

在三部曲中，作家同時也塑造了一系列擁有現代意識的人物意象。無論是在金錢、權力、性還是仇恨面前，他們有著獨立的思考和堅守，像《公敵》中的佟志承、《老大》中的莊道潛等。面對各種欲望，他們自始至終保持了清醒的頭腦，拒絕成為欲望的奴隸，有著自己對欲望的思考和拒絕，是現代村莊真正的精神守護神。

注釋：

[1]丁帆主編：《中國鄉土小說的世紀轉型研究》，人民文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32～133頁。

[2]吳炫：《中國當代思想批判》,學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 225頁。

[3] [美]赫伯特•馬爾庫塞：《愛欲與文明》，黃勇、薛民譯，上海文藝出版社1987年版，第147頁。

[4][德]恩斯特•卡西爾：《人論》，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頁。

（摘自《百家評論》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