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試圖弄明白,是什麼讓TA有力量面對這一切?
「他這種人就是這兒有問題。」坐在胡同口的中年男人,一邊指著自己腦袋一邊對我說,「整個兒一不男不女。」
坐在一旁的中年女人斜著眼打量了我一番,發問道,「你等他呀?」我點頭。他們二人發笑,似是欲言又止,便轉過頭去不再繼續這段對話。幾分鐘後,中年人望著胡同口,壓低聲音提醒我,「來了來了。」
我在等的人叫超小米,TA是中國大陸第一位公開出櫃的「流動性別者」,即認為自己既不屬於男性也不屬於女性的跨性別者,亦被稱為性別酷兒。(為了便於閱讀,下文使用「TA」作為人稱代詞)
我向胡同口望去,TA身材苗條,穿著一身連衣裙,披著紗巾,一頭長髮。乍看上去與旁人無異,可定睛看去,TA留著鬍子,面容是一副消瘦的男士模樣。
我連忙走上前打招呼,超小米很禮貌的回應。那是一種中性的嗓音,更像是一位性格溫柔的男士的聲音。
TA並未直視我,而是一邊打開鎖住的店鋪大門,一邊為自己遲到的幾分鐘而道歉。我的餘光看到,身旁坐在胡同口的居民和路人都在看向我們二人。我雖然已經做好了接受注視的心理準備,但依然略感不自在。可一旁的超小米毫不在意,侃侃而談的向我介紹著自己的女裝古著店。
超小米一邊泡檸檬水,一邊與我閒聊。我們從明星八卦聊到社群紅人,又從性彆氣質聊到LGBT運動。超小米滔滔不絕,雖是剛坐下不久,但我能夠感受到TA的能量、TA對世界飽滿的思考與豐沛的表達欲。
雖然我是一位長期關注LGBT社群的作者,見過形形色色的個體,但我依然很難不注意到TA的鬍子與吊帶背心之間產生的衝突感。
很顯然,超小米深知這種衝突感的存在。TA一邊倒水,一邊戲謔著說,「他們說我是怪物,那我就更怪,好像我在乎他們說什麼一樣。」
喜愛「中庸」的國人往往不願意在人群中出挑,哪怕圍觀者也更願意在背後議論,而非正面與他人產生衝突。超小米的與眾不同則打破了這種默契,被陌生路人「指著鼻子罵」已經不是一次兩次。
「你是李玉剛嗎?你這是藝術嗎?你什麼都不是!什麼東西就打扮成這樣出門。」這是一連串源自一位陌生中年女人的碎碎念。那天超小米如往常一樣坐在公交車上。一位穿著得體的中年女士側著臉看向窗外,表情似是欲言又止。很快,TA便忍不住在車廂內發表了上述「演講」。值得玩味的是,TA並未看向超小米,臉依然側向窗外,但分明是在指桑罵槐,罵給超小米聽。
日常通勤中的超小米自始至終沒有說一句話。TA啞口無言,TA震驚於這位女士向一位路人表現出的攻擊性。更衝擊TA的,是沒有一位旁人對上述攻擊性的言論作出任何反應,似乎沒有人說過話一樣,但分明全車人都聽得到。
雖然車廂依然嘈雜,但對於超小米而言,那卻也是一種徹徹底底的寂靜。
「這種太多了,早就習慣了。」超小米對TA所面對的一切表現得風輕雲淡。但這卻反而激發起了我的好奇心。
我好奇超小米表面的平靜背後,真的如TA所表現的那樣淡然嗎?又是什麼讓TA有力量面對這一切?
但超小米似乎習慣於把作為普通人的那個自己隱藏在自己的主張和觀點之後,TA喜歡談論性彆氣質、酷兒理論,TA試圖向我說明少數人群的「現身」與「可見」對於促進社會接納的重要意義。
可實際上,我更好奇的問題是,「你真的喜歡穿裙子嗎?」
超小米在聽到這個問題後遲疑了半秒,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而是重新回到了「觀點」的邏輯上。TA說,「我覺得差異性是要被看到的。」見我似乎沒有聽到滿意的答案,TA還進一步幫我想好了可以寫進文章的語言,說「文章裡你可以這樣去寫。」
緊接著,超小米蹦出了一句讓我驚訝,卻也並不驚訝的話,「其實我並不想穿。」
超小米是山西人,80後。TA安靜溫和、敏感細膩,不喜歡衝突性強的體育運動。那是一個同性戀依然是犯罪的時代。報紙上會有因同性戀而入罪的報導。這讓生理性別為男性,卻對男生有好感的超小米感到困擾,TA一度相信,「長大就好了。」
2000年,抱著對性傾向的困擾,超小米進入西安一所工科院校學習計算機。在大學裡,他與一位異性戀男生建立了親密關係。雖然他們在畢業時分開,但男生的一句話讓超小米印象深刻,「我在跟你交往的時候,沒感覺你和其他女孩有什麼區別。」這讓超小米開始思考性別對於TA的意義。
2005年前後,同志網絡論壇正當其時,超小米起初認為自己是男同志,TA試圖在男同文化中的「攻受」框架中尋找自己的位置。「我總感覺他們不一樣,但有說不清楚哪裡不一樣。」但超小米始終在努力適應性別、適應性取向,以及社群中的規則。
超小米在論壇中結識了一位性格和觀念都很合拍的男生,約會也十分投機。但這位男生後來的一句話,對TA產生了巨大的衝擊。
和如今相似,當時的男同社群也普遍流行「圓寸」、「短髮」。而這位男生在與超小米確認情侶關係前對他說,「如果你能把頭髮剪短,我們就可以名正言順的在一起了。」
短髮與否雖是個人偏好,但男生的這句話卻徹底擊中了超小米心中一直以來最為敏感、也最為緊繃的神經。
超小米一直以來對性別與性傾向的困擾與迷茫,以及那種磨平自己的稜角只為融入的委屈,在那一刻徹底爆發。
第二天,TA做了一個改變TA一生的決定——去買一雙高跟鞋。
超小米說不清楚原因,但TA篤定,TA一定要這樣做。
北京王府井東方新天地商場內,超小米坐在長凳上,直勾勾的看著身旁的39號高跟鞋,內心翻湧,有期待,也有恐懼。十多分鐘的心理建設之後,TA緩緩脫下基本款帆布鞋,穿上了那雙高跟鞋。
站起來的那一刻,TA感覺世界瞬間變成了真空。TA太緊張了。從商場的長凳,到門外的那不到50米,是TA人生中走過的最長的一段路。從未體驗過的觸感,需要重新適應的步伐,旁人投來的目光,那是一個全新的自己與一個完全不同的世界。
這時,迎面向TA走來一群剛下班的工人。有人嚇了一跳,有人用手指著超小米,有人交頭接耳。「沒想到,就在那一瞬間,我解脫了,」超小米對我說,「我找了20多年的那個自我,就是在那一個刻覺醒了。」
那種覺醒,不是對於某種性別的認同,也不是對於某種框架的歸屬,而是一種對自我的歸屬,超小米說,「因為我知道,這時我自己的決定,不是任何人的決定。」
超小米深知,在TA決定踩上高跟鞋的那一刻,TA就「選擇了遊戲的Hard模式。」如今,超小米除了從事同志公益活動,也在經營著一家女裝古著店。但近兩年的生意難言紅火,恰逢疫情,更是將TA賴以生存的事業推向了生死關頭。
「以世俗的標準要求,我是一個徹底的失敗者,一敗塗地,」超小米戲謔著對我說,「快40歲的北漂,沒車沒房沒戶口,連生存都面臨困境。吃飯的錢,也是家裡人墊上的。」
說到這裡,超小米的聲音變小了,語調也不像之前那樣底氣十足。「朋友的感情都穩定了,都有孩子了,房貸都還的差不多了,按部就班的傳宗接代也讓他們的父母感到滿意。」
超小米沒有看向我,TA似乎在自言自語,「我去直面它(生活)的時候不痛苦嗎?」TA停頓了一下,「也痛苦。」
TA說,今天是TA來北京十一年來,最艱難的一年。「我在疫情期間,關在家裡的時候,每天考慮的就是吃喝拉撒。又回到了動物性的一面。」
這種社會性的「休眠」對於超小米而言,無疑是災難性的。正如TA說TA永遠不會回老家山西,因為那裡「沒人聽TA說話」,「那是一種社會性的死亡」。
沉寂了半刻,我問TA,「你懷疑過你的選擇嗎?」
聽到我的發問,超小米悠悠的說,「我曾問過自己,我的堅持值得嗎?」但似乎一下子回過神來,TA說,「我還沒有完全輸下來,我不想將就,我不後悔。」
超小米挺直了身,對我說,「我的驕傲在於我的所有選擇都是我自己做的,不是為了別人的評價、所謂的成功與失敗或是那些榮華富貴而活著。」
「或許我離心中的那個超小米還很遠,我想要的那個東西不是為了別人、為了社會、為了財富,」超小米說,「而是為了我心中的那個希望。或許我走的路廣袤無垠,我想要的遙不可及,但我的驕傲在於我在以龜速前進,我的所有選擇都是我自己做的,我在找尋自己生命的價值。」
我傾聽著超小米的話,TA的眼睛裡閃爍著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