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一門新興的現代學科，中國考古學即將迎來誕生百年的日子。
100年來，中國考古學在篳路藍縷的探索中不斷發展壯大。特別是1949年以後，在唯物史觀的正確指引下，中國考古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時，不斷湧現的考古新發現，也日漸獲得社會公眾的關注，增強著國民的凝聚力，提升著國民的愛國熱情。
2020年9月28日在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體學習時，習近平總書記發表重要講話，號召要致力建設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考古學，更好認識源遠流長、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堅定文化自信。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新時代的考古學發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動指南，體現了考古工作的重要性，反映了全國文物考古工作取得的巨大進展，在文物考古行業內引起了熱烈反響，極大地激發了廣大文物考古工作者的工作熱情和專業自信。
然而，作為行業的從業人員，在考古事業大繁榮，社會關注度不斷升高的同時，我們也清醒地認識到當前的考古工作還存在不少隱憂和困難。在諸多困難中，田野考古一線從業人員的編制和行業後繼力量不足無疑是最為突出的。
考古學的野外工作特性，決定了它是一個「勞動密集型」學科。隨著學科的發展，考古工作也不再局限於單純的野外調查和發掘，科研要求越來越高，人力資源的數量、質量要求也相應增加。可以預見，伴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考古學資料獲取能力的科技化理念、手段的不斷發展，在未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野外考古工作的工作量將成倍增加，對于田野一線的考古工作人員，必定將會有更大的需求。然而，當前國家級與省級文物考古事業單位一線田野考古工作人員不足，已成常態，這對考古事業的發展和正常運轉造成了極大的影響。
以我國國家級考古科研單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為例，在1950年代末期，考古研究所的人員編制超過300人，到1980年代末仍有220人。但至2020年，該所編制僅為140人，實有人員133人。該所各考古隊缺編嚴重，在30多個田野考古隊或課題組中，大部分遺址的實際在編工作人員僅有1名，有的考古隊僅有建制而無法補充人員。在一些重要遺址，人手短缺情況嚴重，如著名的二里頭遺址僅有2名在編工作人員，殷墟遺址僅有4名在編工作人員。多學科合作是未來考古學學科發展的方向，但作為全國學科門類最為齊全、分析檢測與研究能力最為全面、組建時間最早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目前15個研究方向共有15個實驗室，全部在職研究人員卻僅有18名。無論是國內的第一家碳十四年代實驗室，還是代表考古新的研究領域的DNA實驗室，都分別僅有在編研究人員1人。大量重要的科學樣品的檢測和分析工作因人力不足而遲滯。
在基層，考古人員編制不足的現象更為突出。陝西、河南兩省，是我國文物資源最為豐富，考古工作壓力最大，文物保護形勢最為嚴峻，也最具代表性的地區。陝西省考古研究院現有編制131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117人，是目前省級考古研究機構編制數最多的兩個省份，但日常繁重的工作，更多需要編制外的聘用制人員予以幫助。目前陝西省考古研究院聘任制人員150餘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聘任制人員160餘人，均多於編制內工作人員，即便如此，要維持正常的工作，仍捉襟見肘，左支右絀。
在沿海經濟發達省份，情況一樣不容樂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有編制61人，但因為工作壓力巨大，聘用無崗碩士16名，一邊工作一邊等待編制。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原來實有編制僅40人，2018年改制後增編為80人，但仍有多名待崗碩士。經濟大省江蘇，省級文物考古事業的專業行政單位是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其編制僅有30人。同樣是經濟強省，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人數為50人。而福建省、廣西壯族自治區的省級文物考古研究所則都僅有21人的編制。這樣的人員編制體量，與東南部沿海省份高速發展的經濟建設，完全不匹配。數量有限的考古工作者很難完成配合經濟建設所需要的文物勘探保護工作，更難勝任維護祖國海疆文物安全所需要的水下考古、文物保護的工作重擔。
黃驊市郛堤城遺址大型甕棺墓群
在中部省份，考古工作的壓力同樣不小。以三個著名的文物大省為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現有編制42名，聘用待崗碩士30餘人；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70名，聘用待崗碩士20餘人；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原有編制52人，2019年改制後增編也僅有88人。
編制問題，在新疆、內蒙古、青海、貴州、雲南、西藏等等省區更為嚴峻。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數為50人，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數49人，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數43人，雲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數40人，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數25人，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編制數28人。全國省級文物考古事業單位編制數最少的海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制數僅7人。
實際上，截至2019年底，全國省級文物事業單位共有編制1670名，加上國家級單位的編制人數，全國省級以上文物考古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實有人數不足2100名。若以國土面積計算，每名考古人員需要承擔4571.4平方公裡的考古勘探與發掘任務。新疆、內蒙、青海、西藏、雲南、貴州六個省、自治區的235名省級考古工作人員，則需要承擔全國56%的國土面積的考古工作。
而且，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各省級事業單位的現有人員編制中，還包括了其財務、行政、後勤和安保人員。若將這些人員的編制數目扣除，各級文物考古部門實際可參加野外工作的人員數量會更少。
同時，由於文物考古工作的特殊性，國家對考古人員的行業從業資質有嚴格要求。包括國家、省、市各級考古事業單位及高等院校的退休和已故的專業人員在內，全國具有考古項目發掘負責資質的專業人員僅有2113人。實際上，全國目前具有發掘資質的在職人員不足1800人。更基層的市縣一級文博機構大都沒有能力承擔主動性的考古勘探與發掘任務，考古勘探與工作的主力，仍然主要依靠各省級考古事業單位。面對繁重的配合基本建設考古工作，人力捉襟見肘，工作人員也長期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
從國家的整體發展趨勢看，目前全國事業單位的整體形勢是控制和壓縮編制總量。具有考古勘探、發掘資質的省級部門和極少數地、市級科研業務單位的崗位編制數量普遍不足，在現有政策制度下，人員編制擴充難度極大。
更嚴峻的是，全國市、縣級的基層文物保護力量更加薄弱，基層文物管理機構多不健全。不少省份的市、縣一級已經沒有專門的文物局，大部分縣級文物行政管理單位也沒有專業人員。但我國文物遺蹟的分布點多、線長、面廣，野外安全保護任務艱巨，大部分古建築、不可移動文物和古遺址的日常保護任務，實際上是由市、縣級的文物行政管理機構和文保（管）所承擔。同時，基層博物館、文保（管）所可移動文物收藏、管理、維護等日常工作任務，也十分繁重。以現有市、縣一級文保機構的人員編制和專業人員組成結構，極難應對當前文物保護日趨複雜的工作要求和新形勢下文旅融合的發展需求，人員力量亟需加強，專業人員結構更需調整。
全國考古工作人力資源短缺和基層管理人員危機尚不止於此，更大的問題在於後備人才是否願意並能否順利進入各級文物考古事業單位。
據不完全統計，截至2019年底，全國設立考古、文博相關專業或擁有文物博物館專業碩士招生資格的高等院校共有99所。其中，能夠培養考古本科專業的學校不足30所，每年可以培養考古學專業的本科生350名左右。其他無考古學專業本科招生資質，但可以培養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學生的學校，每年可培養文博專業本科生600餘名。同時，全國每年可培養各類考古、博物館方向學術型碩士與博士100餘人，文物與博物館專業型碩士近500人。因此，全國每年可以培養各種級別與文物考古事業相關的考古、文博類學生1500名左右。
假如每年這些畢業生能有半數，或者400人左右補充進入縣級以上的文博單位，則基本能夠保證全國文物、考古工作事業的正常開展，也能保證各單位人員的新老更替。甚至於，假如每年全國能有100—200名畢業生通過公務員招考形式，進入各級文物局、文化局從事文物行政管理工作，也將會對行業的健康持續發展發揮重要作用。
但事與願違，全國省級以上具有考古勘探、發掘資質的事業單位，每年能夠在編制數內吸納的考古方向應屆畢業生總量不足80名。擴展到市縣一級的文保機構和文物行政管理機構以及各類博物館，全國每年的考古與文博類畢業生能對口入職的，總量不足400名。大部分應屆畢業生正在面臨畢業時無相應的對口單位可以入職的尷尬局面。而應屆畢業生一旦錯過當年的畢業季，成為往屆生，絕大多數對口單位就難以接受以正常方式招錄入職，也就難以獲得工作崗位（編制）。同時，全國每年文物管理行政單位的基層公務員招考指標也極少，很多市、縣文化局、文旅局多年都沒有文物管理崗位的指標。因此很難以招考公務員形式吸納具有專業能力的畢業生充實基層管理力量。
重慶合川釣魚城範家堰南宋衙署遺址考古發掘現場
以全國考古學專業的最高學府北京大學為例，1990—2000年間，該校畢業考古學與博物館學專業本科畢業生200餘名。這些畢業生無論是否升學攻讀碩士、博士學位，至今仍堅持在田野考古一線工作的不足20人，進入高校等單位的28人，其餘另有60餘名從事博物館、出版和文物行業管理工作。儘管這一時期數據可能有特殊性，但能夠彰顯考古專業全方位人才培養的實際效果，從行業發展的角度，經過長期專業訓練的優秀學生從事其他行業的工作，人才流失情況令人痛心。
近年來，各省的田野考古勘探、發掘，尤其是搶救性發掘工作量不斷增大，但各單位擴編的現實需求卻無法得到有效緩解。由於增加事業人員編制，即意味著增加全額財政支出。因此，省級單位面臨著如何在全省範圍內以調劑方式擴充編制數，國家級研究單位面臨著是否可以擴增編制的難題。在編制無法擴充，人手不足的情況下，大部分省級文物考古一線單位，多數採用聘用待崗的形式，以「技師」「研究助理」等方式聘用碩士研究生作為聘用制員工，邊工作邊等待編制。但這種形式存在不可控的風險。被聘用為合同制的碩士研究生，即便收入待遇與編制內工作人員相同，往往存在很強的危機感，很難全身心投入工作。因此，當其他有編制或收入更高的工作機會出現時，這些合同制員工往往會產生動搖甚至離職他去。
編制數量低，也意味著作為科研人員的日常晉升通道較窄，職稱、職級的調整，往往與其他行業相比更慢。同時，人手不足必然導致一線田野工作者無法輪替休整。長期的野外工作和疲於應對搶救性發掘，非但不利於學術的沉潛研究，造成的家庭、健康問題，也會加大青年學子在畢業後不能或不願加入一線文物考古單位工作的顧慮。
同時，定額編制事業單位的薪資機制，也是造成畢業生逃離一線考古機構的原因。目前，絕大多數省市的考古工作單位都屬於公益一類事業單位而非科研機構，工作人員薪資只能參照同等公益事業單位發放，無法與從事同樣工作的科研單位、高校科研工作人員相同。以北京市為例，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為公益一類事業單位，行政級別相當於正處級。2018年7月至2019年6月，該所月平均工資為8420.01元，減去扣除項，實發數更低。以該所1981年出生的某位博士研究生的工資為例，其職稱為副研究館員，每月核定工資為7844.08元，扣除險、金等後實際到手合計5219.31元，這樣的薪資水平，與北京市同級別的科研單位、高校的同等資歷科研人員薪資差別巨大。同樣的情況，在全國各級考古事業單位中較為普遍。
編制問題的另一個弊端反映在學歷與編制掛鈎。考古文博事業中，類似繪圖、文物修復等工作，需要特殊技能，但相關業務方向卻很難與現有專業學位培養機制匹配。在現實中，碩士研究生及以上學歷的畢業生，很難去應聘繪圖員、實驗員、修復員崗位。而專科技校培養的繪圖、修復、實驗人員大多僅有高中或大專學歷，無法達到行政事業單位聘用在編人員的最低門檻。政策上的「一刀切」，造成特殊需求人才逐年匱乏。自1990年以後，絕大多數省份已無法按統一規定招聘正式編制的繪圖、修復人員，以至於部分省市考古工作出現了繪圖員「一員難求」的窘境。
造成上述現象的原因，固然有畢業生因為考古行業的薪資待遇較低，在省會及以上城市家累較重而主動轉行的原因。但主要原因是因為文物考古事業單位崗位編制不足，文物行政管理崗位稀缺，造成了專業後備人才的流失。
人員編制嚴重不足，後備力量長期難以補充，使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工作力量不足，也連帶導致考古發掘資料整理、刊布滯後，客觀上使「讓文物活起來」的工作進展遲緩。
習近平總書記對做好考古和歷史研究工作提出了四點要求：要繼續探索未知、揭示本源；要做好考古成果的挖掘、整理、闡釋工作；要搞好歷史文化遺產保護工作；要加強考古能力建設和學科建設。中國田野考古工作雖然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距總書記的要求還有很大差距。要達到總書記的要求，文物考古行業的從業者必然會努力克服困難，砥礪奮進，但當前遇到的實際人員編制困難，也請各級領導、政府職能部門下決心協助解決。
轉自《文物調研》2021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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