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危機之後,機械腕錶是怎樣復甦的?

上世紀70年代的「石英革命」讓瑞士的傳統鐘錶品牌大受衝擊，鐘錶和機芯產量大幅縮減，瑞士鐘錶業處於崩潰邊緣。在危難時期，以百達翡麗、勞力士、寶珀、IWC萬國等品牌為代表，逆流而上，堅持機械腕錶的生產開發，走上了機械腕錶的艱難復興之路。

IWC萬國表傳奇制表大師葛珞斯（Kurt Klaus）

菲力·斯登進入百達翡麗公司之後，他堅定不隨波逐流地生產那些亮眼、閃爍、帶夜光功能且體型混圓的手錶，也不會去遠東地區建立低成本工廠，聘用廉價勞工。菲力·斯登表示他有信心依靠品牌實力，在不進行激進改革的前提下，繼續從事百達翡麗最擅長的工作：製造頂級品質的瑞士時計。值得一提的是，後來聞名遐邇的240機芯就誕生在此期間。幾年後，石英熱潮褪去，人們重新重視品質精湛的腕錶，這時，百達翡麗早已做好贏回市場的準備——1977年推出的全新240機芯首次被裝載到新款Golden Ellipse Ref.3738腕錶中，一經推出便廣受好評。

自1968年推出以來，備受歡迎的百達翡麗Golden Ellipse系列

 

事實上，石英危機之中最大的挑戰並非是讓一家獨立經營的傳統制表商去製造石英機芯，而是處在當下鐘錶製造業發展的迷霧中如何前行，無人知曉完全投入石英表還是堅持傳統高級機械錶哪一種才是正確的選擇。結果證明，百達翡麗在此浪潮中做的決定就將挑戰扭轉為機遇。這不僅歸功於菲力·斯登的英明決策，也是獨立自主運營模式的巨大優勢。1970年12月，菲力·斯登就表明百達翡麗不論是現在或將來都不會加入某一集團。他堅信百達翡麗存在的理由便是「為具有高級鑑賞力和卓越品味的顧客製作頂級時計」想要做到這一點，便要捍衛並加強自身高品質豪華時計生產商的形象，而加入大集團將成為災難。百達翡麗於上世紀70年代初變安裝了第一臺計算機，菲力·斯登表示這些投資讓「百達翡麗滿懷信心地迎接未來。在標準化已成定律的世界，高品質生產才能起到更為重要的作用。」1979年，為十年後即將到來的150周年慶典，菲力·斯登在計劃會議上會晤團隊，並作出一項重大決定。百達翡麗150周年紀念表，仍將是機械的。但卻是非常獨特的機械錶：斯登希望他的團隊打造出世界上最複雜的機械錶，超越1932年問世的、具有24項複雜功能的亨利·格雷夫斯超級複雜功能懷表，彼時後者仍持有「世界上最複雜」的頭銜。就這樣，斯登的技術團隊1980年就開始著手工作。1989年推出時，Calibre 89立即成為世界上最複雜的可攜式機械時計，Calibre 89有打破紀錄的33種功能。Calibre 89懷表成為機械錶復興的轉折點，它登上世界各地新聞頭版，使全球公眾注意到這項機械計時奇蹟。

百達翡麗Calibre 89懷表

在石英危機中，從未生產過一枚石英機芯的寶珀，懷抱著對機械制表的信仰，肩負著「經典時計的締造者」的使命感，決定為整個行業所面臨的窘境尋找答案。1983年，寶珀以Cal.6395機芯作為試金石，將全歷月相盈虧顯示功能這一消失已久的古典工藝，重新帶回表壇。放棄與石英腕錶在價格上的混戰，反其道而行之，繼續堅守被遺棄的複雜工藝，讓機械之美如公理般不證自明——這，便是寶珀的答案。Cal.6395機芯，作為品牌史上最小的月相盈虧全歷顯示複雜功能機芯，不僅重現了機械制表的價值，將世人的目光拉回傳統制表領域，使所有的瑞士制表品牌有所依隨，同時也奠定了複雜功能機制的設計典範。自此，寶珀引領傳統制表行業踏上復興之路。寶珀的制表大師們並沒有因為Cal.6395的誕生而鬆懈對複雜工藝鑽研的決心，反而在此之後，繼續致力精進、再創作出更具前瞻性的設計，藉以證明寶珀發展高級機械制表的實力。對於寶珀而言，月相不僅是一項複雜功能，更是一份對傳統制表的信仰與寄託。歲月流轉，寶珀以至誠態度與至臻能力，發展出豐富和完整的月相家族。

1983年Blancpain 寶珀月相盈虧腕錶運用的Cal.6395全歷月相機芯

1983年Blancpain 寶珀月相盈虧腕錶

1963年，安德烈·海尼格（André J. Heiniger）接替漢斯·威爾斯多夫掌管勞力士公司，延續品牌傳奇發展。他是名副其實的商業戰略家，憑著自己豐富的經驗，加速了公司業務發展，並鞏固了勞力士在全球市場的地位。隨著上世紀六十年代末石英表的出現，勞力士積極參與開發了第一枚瑞士石英機芯——Beta 21機芯，並在1977年，推出了Oysterquartz石英腕錶。儘管這一新技術有市場前景，勞力士仍然做出策略決定，放棄開發石英技術，維持自動上鏈機械錶的研發，專注於在自己最有優勢的領域內繼續發展。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第二代蠔式專業腕錶出現。1971年，勞力士推出蠔式恆動探險家型II腕錶（Oyster Perpetual Explorer II）。這款腕錶專為極地和洞穴探險家設計，可由24小時指針和固定24小時刻度外圈辨別晝夜時間。1978年，海使型家族新成員海使型4000（Sea-Dweller 4000）問世，防水深達1220米。1982年，格林尼治型II（GMT-Master II）問世。

1971年勞力士首款格林尼治型 II

1982年勞力士首款格林尼治型 II

1982年，在吉隆坡製造鐘錶零件的瑞士人羅夫·施耐德，購買了石英危機中的另一個受害者——雅典表。儘管石英表已經對公司和業界造成了傷害，但羅夫·施耐德希望繼續生產機械錶，而且只生產機械錶。歐克林博士是雅典表首席制表大師，他為今日制表工藝打開了新的一頁，他是一位集教育、古典歷史、考古、微縮科技於一身的學者。當他被梵諦岡教庭委託，整理一座打造於17世紀的天文Farnese擺鐘時，原本以為6個月就可以將這擺鐘修復，但他卻花了4年的時間，鑽研透徹各種天文理論與制表學理，才將這座天文鐘修理完成，孕育了雅典表這一套天文「時計三部曲」的產生。1985年，雅典推出以偉大物理學家及人類學家伽利略命名的伽利略星盤腕錶，該腕錶更於1987年列入金氏世界紀錄。該表可顯示太陽、月亮及恆星的位置，以及日出日落、月圓月缺、日蝕月蝕，也可以顯示當地時間、月份、黃道12宮等等。1988年推出哥白尼運行儀腕錶，以紀念這位波蘭天文學家。單一機芯可顯示小時、日期、月份、黃道12宮、月相盈虧以及太陽、月亮和行星的確實天文坐標。它可指出五大行星、地球以不同的距離在一年內如何圍繞著太陽運轉，而月亮繞著地球運轉的情況，是一個具體而微的小宇宙。1992年克卜勒腕錶問世，以讚揚這位德國天文學家，並完成天文三步曲腕錶系列。這款表以琺瑯彩繪的方式表現以地球北極的天空為中心點往下望，顯示太陽在北回歸線及南回歸線移動，地球各部分的季節、時間、日出日落的時刻。月亮繞著地球轉，並可顯示日蝕、月蝕，龍頭指針指出日蝕及月蝕的日期。

雅典伽利略星盤腕錶

雅典哥白尼運行儀腕錶

雅典克卜勒腕錶

面對來勢洶洶的石英浪潮，IWC萬國表時任掌門關特·布魯姆倫（Günter Blümlein）力求在創新中尋得傳統工藝的突破，擅長在懷表機芯上構建日曆系統的葛珞斯被委以重任。他的發明遵循一個原則：對佩戴者而言，簡單才是精髓所在。他的重心圍繞一個難題：實現萬年曆的一鍵調校。他的第一張設計圖由傳統手工繪製，包含了日後設計終稿的所有基本思路。隨後的四年中，葛珞斯在沒有CAD製圖軟體甚至沒有電腦的條件下，僅憑一位技術製圖員的幫助，對所有腕錶細節進行了精雕細琢。最終，葛珞斯僅用不到90個零件，第一次實現了所有日曆的同步，包括一個極其精確的月相顯示和四位數字的年份顯示。他將佩戴者從常常需要調校萬年曆的繁瑣中解放出來，令這項複雜功能適合日常佩戴。經歷了數年石英危機後，這項日曆計時裝置為IWC萬國表開啟了一扇重要的成功之門。它一度成為IWC萬國表的象徵，也成為機械錶復興的標誌性作品。

IWC萬國表達文西萬年曆腕錶

1969年，真力時發布了第一款整合式自動上鏈計時機芯：El Primero，掀起了一場真正的技術革命。El Primero不僅僅滿足於包含世界上最精確的機芯，在設計上也革新了傳統的制表美學符號。與1960-1970年代流行的單色錶盤背道而馳，El Primero典雅地採用三種不同色調的計時器，此後成為真力時品牌的經典色調。但隨著石英機芯的到來，機械機芯被擠下舞臺，1971年真力時也被美國芝加哥同名收音機公司真力時收購。1975年，公司要求停止生產機械腕錶，但並不是所有人都支持這個決定，Charles Vermot ——工坊的機芯製作專家，堅持認為機械腕錶會重新回歸。在無數個夜晚，他將每個零件、圖紙、工具一個一個地收藏在真力時的閣樓中，並且沒有對任何人說起。當力洛克在沉睡中時，他認真地對這上百件工具、零件和圖紙進行分門別類、貼好標籤並妥善保存。他在他的筆記本中記錄下了整個機芯的製作過程，並且整理歸納了與這個被拋棄的自動計時機芯相關的技術製圖以及數據表。1982年，真力時考慮重新進行機械機芯的生產，但面臨著難以克服的困難以及巨額的開銷。Charles Vermot向真力時獻出他一度隱藏的生產工具，El Primero機芯得以再次投入製造。眾多知名的制表品牌紛紛將其時計配以此款傳奇式機芯，再度推出機械腕錶。

真力時第一款El Primero Vintage 1969

保存完好的生產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