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宋遼金元明清時期考古遺址的多樣性和研究內涵的豐富性越來越受到學界的重視。據不完全統計，2016年度刊布的考古學專刊、專著、考古發掘簡報和論文約560部（篇），數量是2015年度的2倍多。
一 城市考古
城市考古是歷史時期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2016年度，學界除對都城和地方城市進行了持續發掘和研究之外，還對村鎮、碼頭、園林和水陸交通等方面的遺址進行了相關考察。下文將從都城遺址、地方城市遺址、村鎮和其他遺址三方面依次加以介紹。
（一）都城遺址
北宋西京洛陽城的政治地位呈動態變化趨勢，韓建華《試論北宋西京洛陽宮城、皇城的布局及其演變》一文結合都城政治地位的變化，分析了西京宮城和皇城在不同時期的形態，歸納了布局特徵，指出宋初西京宮、皇城呈回字形布局，宋徽宗時宮城擴大，出現了複合型宮殿建築群（《考古》11期）。
南宋臨安城址的考古發現和研究有了一定進展，在臨安城址首次發現了引西湖入城的地下引水系統，第一次大規模揭露了東城牆遺蹟，而元代東城牆遺蹟的發現，以實物形式例證了杭州的城市變遷，是臨安城考古的重要延伸（《中國文物報》4月22日、《杭州文博》2期）。杜正賢《南宋都城臨安研究——以考古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以考古發掘材料為主線，對都城外城、皇城、主要街道、禮制建築、官署建築、私居、寺廟宮觀、水利設施、教育機構和手工業遺址進行了研究，基本概括了近30年來臨安城的考古工作成果。劉未結合考古材料和文獻記載考證了南宋臨安城太廟的建制始末，指出其故址範圍東臨中山南路、北至察院前巷、西和南均抵太廟巷（《江漢考古》2期）。王徵宇探討了杭州府學在南宋、元、明、清各朝的變遷歷史，認為其未易址，「左廟右學」的格局形成於元至正十三年（1353）至十五年的重建，此後布局未變（《杭州文博》1期）。洪俊論證了南宋郊壇的建立過程和空間位置，基本判定其位於今杭州八卦田所在區域（《杭州文博》1期）。
遼上京城址首次確認了曾有東向軸線，發現並確認皇城東門、宮城東門、宮城內東向大型院落的軸線布局及相關遺存，初步確認了院落主體建築的規模和形制結構，為研究遼上京早期規劃提供了翔實的材料（《中國文物報》5月6日）。汪盈、董新林還公布了遼上京宮城城牆遺址、宮城西門遺址和晚期「西大院」北牆遺蹟等考古發掘資料（《北方民族考古》3輯）。遼金燕京城是最早開展復原研究的古代城市之一，劉未系統梳理了相關研究史，進一步檢討城市考古方法論，指出源自城市史、建築史或歷史地理研究的某些解釋模式在城市考古復原研究中可能會起到雙刃劍的作用（《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任冠梳理了遼中京道地區發現的78處城址，以城牆周長3600米和1000米為界將其分為大、中、小三類，並分析了府、方州、縣、頭下州等各等第城址在規模上的差異，提出政治因素自上而下的作用、經濟因素自下而上的作用和自然環境因素的制約作用共同影響了中京道內城址規模（《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金上京皇城揭露了一組大型帶院落建築基址，可能為一處重要的禮制性建築遺存，出土的灰瓦、青磚等建築構件較多，還出土了各式釘、車馬具、兵器、生產工具等鐵器和少量的瓷器、石器、銅器等，發現的銅錢多為北宋錢幣（《中國文物報》4月22日）。劉冠纓總結了金上京城的歷史沿革，並將其形制特點與其他遼金都城相比較，認為上京城顯著體現了金代初期文化融合的特色（《學問》5期）。
［蘇聯］C.B.吉謝列夫著、孫危譯《古代蒙古城市》（商務印書館）對20世紀60年代以前所進行的古代蒙古城市研究工作做了總結，著重介紹了蒙古帝國的首座都城哈拉和林，其研究對象還包含了13~14世紀漠北草原地區的西勒西勒古城、德堯—傑列克古城、康堆古城三座蒙元時期的地方城市遺址。
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於故宮東城牆南段內側發現了一處古代排水設施，年代不晚於明代早期，應屬於明北京城宮城初創時期的基礎工程遺蹟，填補了故宮初創時期建築資料的空白（《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
（二）地方城市遺址
張保卿梳理了河北鉅鹿宋城的埋藏、發現、盜掘及發掘情況，對出土的遺物和流向進行了歸納，並探討了其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和影響（《華夏考古》3期）。彭娟英對宋代太原府城的選址、城池建設和布局進行了討論，認為所謂「丁」字街是商業長街巷的附屬產物（《文物世界》5期）。鄭梯燕公布了溫州市文物保護考古所對譙樓西側地塊的考古勘探與發掘情況，指出溫州子城城牆始建於五代後梁，元至元十三年（1276）被拆除，譙樓西側新發現的晚期城牆興建於元至正二十五年，於明萬曆三十三年（1605）之前廢棄（《東方博物》2期）。廣西桂平弩灘村發掘了明代巡檢司城址，平面呈長方形，發現城牆、城門1座、角樓1座、城壕1條、道路2條、鐵器鍛冶作坊1處、房址30座、早期防禦工事、灰坑84個、灰溝39條、水井2口及採石場等重要遺蹟，基本廓清了城址的結構、布局及周邊附屬設施情況，是明代巡檢司城址的首次大面積發掘，為了解明代對西南地區的經營提供了考古學的材料（《中國文物報》6月17日）。藍勇、彭學斌對秦漢至明清時期重慶主城城址的位置、範圍進行了考證，系統分析了城門名稱等問題（《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期）。周鳳平對浙江長興明清及民國時期城牆的基本情況進行了研究（《東方博物》4期）。
城四家子城址位於吉林省白城市洮北區德順蒙古族鄉古城村北部，是一處遼金城址。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該城址南北向中軸線北部的建築臺基進行了考古發掘，完整地揭露了一座遼代始建、金代沿用的高臺式建築基址及相關附屬建築設施（《文物》9期）。在對前述高臺式建築基址的發掘過程中，於臺基南部發現了一座具有取暖設施火炕的地面式房址F3，時代大致處於遼末金初至金代早期（《學問》3期）。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還對該城址北牆進行了解剖式發掘工作，指出城牆由夯土構築，經歷了多次補建和重修，現存遺蹟的形成和主要使用時代應為金代（《草原文物》2期）。
黑龍江綏濱發掘了遼金生女真五國部奧裡米城址，出土遺物以陶器為主，有少量瓷片、鐵器、骨器、銅錢等（《中國文物報》7月8日）。黑龍江湯原發掘了郎君西古城，明晰了西門址的位置及甕城城牆的走向和基本形制，城址的形制及結構具有遼金時期的普遍特徵，戰略與防禦功能較為顯著（《中國文物報》11月18日）。李鵬通過對美國Conora衛星影像的觀察在通遼市科左中旗境內發現了一處城址，將之命名為「蘇尼吐城」，認為該城屬於遼代小型城址，自遼金後一度廢棄，清代曾有大量居民（《東北史地》1期）。吉林安圖寶馬城遺址發現了一座大型夯土臺基JZ2，庭院以大塊河卵石墁鋪的做法很考究，為金代建築中所罕見，是該城可能為金王朝長白山神廟故址的新證據（《中國文物報》1月15日）。孫文政對金代泰州建制沿革進行了考證（《東北史地》2期）。《武威地區西夏遺址調查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系統地建立起了武威市及其周邊地區的西夏遺址檔案，對西夏史和武威地方史的研究都有助益。吉林延邊磨盤村山城進行了主動性考古發掘，出土了大量東夏國遺物，初步釐清了東門、北門兩座主城門的形制結構，掌握了城牆和角樓的構築方式，確認了兩座院落內遺存的性質，驗證了《元史》對「東夏國」的記載（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三）村鎮和其他遺址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對烏蘭察布市卓資縣廟坡底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灰坑28個、石牆1處，出土了金元時期的建築材料和生活用品，認為其應為一處低於縣級建制的集鎮遺址（《草原文物》2期）。香港九龍聖山遺址發現了大量宋元時期南方窯口所產的陶瓷器片，數量超過百萬片，主要是福建、浙江等地的窯口，該遺址在宋元時期是一個居住人群較為密集的大型聚落（《考古與文物》6期）。山東墾利縣海北遺址發現了大量的瓷器，包括景德鎮窯系青白瓷、耀州窯系青瓷、定窯白瓷和淄博窯系陶瓷器等，初步推測該遺址可能為宋金時期的貿易碼頭，提示我們應加強宋金北方海路交通的相關研究（《華夏考古》1期）。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對圓明園大宮門區域內的部分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了大宮門、西朝房、出入賢良門（二宮門）、東轉角朝房遺址和御河遺存等（《北京文博文叢》3期）。承德避暑山莊對內新所遺址、御路遺址進行了發掘，位於新所遺址的中殿為前後帶廊、面闊七間、進深一間的建築，御路為一條近南北向、寬約23米的石板路（《文物春秋》Z1期）。鮑沁星《南宋園林史》（上海古籍出版社）收集了南宋名園遺存的分布情況，對「飛來峰」現象進行了專題研究，並彙編了園林相關的文獻資料。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調查了通江縣漢壁道上的閻王碥、小新場2處遺址，發現唐至清代的石棧、橋梁、石磴道、碑刻、摩崖造像等遺蹟，閻王碥遺址的凹槽式石棧具有典型性，小新場遺址諸遺蹟對明清時期漢壁道主道、旁道的認定至為關鍵，展現了清代鄉鎮基層社會民眾保障漢壁道暢通的努力（《四川文物》4期）。四川通江縣渡水溪遺址發現了橋址、石磴道、石刻等遺蹟，是清代通巴驛道一處較為重要的節點，簡報還刊布了《三費局規費章程及杜弊章程碑》等石刻文字資料（《四川文物》4期）。
郝園林對張家口明代衛所城進行了調查，公布了萬全右衛城、洗馬林堡、新河口堡、新開口堡、膳房堡和張家口堡的調查資料，並對衛所城的特徵進行了研究（《北方民族考古》第3輯）。《上海市明清海防遺址調查報告》（上海大學出版社）通過不可移動文物調研、攝影攝像、史料收集等工作，公布了上海市現存的29處明清海防遺址的情況。
安徽淮北濉溪柳孜運河遺址公布了第二次發掘資料，發現了運河河道、河堤、石築橋墩、石板路、道路、建築址和木船等，出土了一批遺物，發掘者認為運河柳孜段的廢棄年代應在金代晚期，元代初年則完全廢棄，逐漸淤廢為陸行道路（《文物》12期）。江蘇揚州寶應劉堡減水閘遺址進行了發掘，清理出明清時期劉堡閘的完整結構，並出土了一批陶瓷器、鐵器和錢幣等文物（《東南文化》6期）。《京杭大運河清口水利樞紐考古報告》（文物出版社）公布了京杭大運河清口段水利樞紐考古發掘成果，包括對古河道、古堤壩、古碼頭、渡口、閘、涵洞及其他附屬水工及遺蹟調查，並對運河沿線古建築、古城址、古遺址調查成果進行了記錄。淮安博物館勘探和發掘了江蘇淮安裏運河遺址，揭示的遺蹟主要有裏運河東堤、木樁、埽工、磚塊及條石堆積等，出土了建築構件、磚雕、陶瓷器、錢幣及木樁等遺物，認為該段運河在明代晚期至清代早中期是使用較為頻繁的時期（《東方博物》3期）。江蘇淮安洪澤湖大堤高良澗船閘段進行了考古發掘，揭示了土堤、磚工、石工三者的砌築方式，北斷面的發掘確認了清代洪澤湖大堤石工牆下的木樁基礎結構（《東方博物》3期）。北京大興區舊宮鎮小龍河故道清理出一處橋梁遺址，石橋為單孔，為清代官式做法，出土了銀錠榫、鐵釘、木樁和望柱等遺物，發掘者認為石橋的修建當與清代順治至乾隆時期在舊宮地區擴建行宮有關，修建年代不早於順治時期，損毀時間可能晚至清末（《北京文博文叢》2期）。
劉海旺結合考古發現、文獻和繪畫材料，對考古發掘所涉及的汴河遺存情況進行了概要梳理，指出汴河均為人工土質堤岸，一般河段的河岸略呈梯形；若沿河有縣城及較大規模的集鎮，內岸立面上部較為陡直、下部呈緩坡狀；若沿河有較大的城市，河岸內面陡直，可以停泊大型的漕船和貨船（《華夏考古》4期）。祁小東選取了江蘇淮安清口水利樞紐為研究對象，分析了其體現的明清時期水工技術，主要包括土工技術、磚石工技術和埽工技術三類（《東南文化》5期）。
二 墓葬考古
墓葬考古資料比較豐富，2016年相關研究的數量也較多，刊布了不少重要的考古發現和精彩的研究成果。下文將從考古發掘資料和綜合研究兩方面對其進行介紹。
（一）考古發掘資料
將年度資料按兩宋、遼金元、明清三組分述。
1 兩宋
河南洛陽邙山鎮營莊村發現了北宋太宗至道二年（996）王貽孫墓，為平面圓形的仿木結構磚室墓，使用了石墓門，是北宋初期中原地區紀年墓的重要資料（《洛陽考古》3期）。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對洛陽古代藝術博物館展示的新安縣石寺李村宋四郎墓進行了測繪，該墓為仿木結構八邊形單室磚墓，建於宣和八年（1126），上距《營造法式》頒行僅23年，可作為探討該地區墓葬考古、仿木構形制和壁畫題材等問題的標尺（《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鞏義天璽華府清理了2座宋墓，其中M244為土洞墓，出土了一件絞胎「裴家花枕」（《中原文物》5期）。山東萊州南五裡村發現了一座宋代仿木結構方形單室磚墓，墓室內保存了內容豐富的壁畫，並有「元豐七年（1084）」的墨書題記，是膠東地區發現的首例帶有明確紀年的宋代墓葬（《文物》2期）。濟南長清崮雲湖發掘了3座宋代石室墓，出土了2方墓誌，墓主人應均屬宋氏家族成員，M1、M3平面為圓形，M2為方形雙槨墓（《文物》2期）。山西婁煩縣下龍泉村清理了一處宋代家族墓地，共發現5座墓葬，墓室平面均呈圓形，內部繪有壁畫，部分墓葬頂部保存了塔式建築遺蹟（《文物世界》5期）。
江西省博物館編著《江西宋代紀年墓與紀年青白瓷》（文物出版社）收集了新中國江西省境內發現的兩宋紀年墓葬40座，並對其中出土的青白瓷進行重點關注。江蘇南京西天寺墓園發現一座宋代仿木結構雕磚壁畫墓，墓室為券頂，出土銅鏡上有南宋紹興二十五年（1155）的銘文（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安徽南陵鐵拐發現了2座豎穴土坑灌漿重棺墓，推測應屬於北宋晚期同一家族，保存了基本完整的紡織品、木俑和房屋家具組合，器物出土原始位置也基本得以保留，是安徽地區宋代考古的重要發現（《文物》12期）。《嶽陽唐宋墓》（上海古籍出版社）集中公布了湖南岳陽地區出土的一批唐宋墓葬的資料，其中文橋宋墓為長方形並列雙室券頂墓，出土了數件青白瓷；茆山發掘了一座宋代墓葬，為長方形並列雙室券頂磚室墓，北室與南室僅前堂和後室的封門牆結構略有不同，出土的青瓷和青白瓷應分別產自耀州窯和景德鎮窯（《文物》5期）；公田宋墓M1為長方形並列雙室磚墓，出土青瓷、青白瓷和醬釉瓷器；伍市工業園公布了6座宋墓的材料，其中1座並列雙室券頂墓，5座單室券頂磚墓。湖北荊州西胡家臺墓地發掘了2座宋代長方形豎穴土坑墓和10座明代土坑墓（《文博》2期）。荊州和悅墓群清理了6座小型宋代長方形土坑墓和磚室墓，並公布了其中3座墓葬的詳細資料（《文博》1期）。浙江杭州留下街道西穆塢墓地發現了7座宋墓，其中6座單室墓、1座並列雙室墓，單室墓均為火葬墓，推測其為南宋時期（《東方博物》3期）。四川丹稜縣宋代大雅楊氏家族墓地清理了3座磚室墓，均為豎穴土壙磚室墓，使用戳印銘文墓磚，銘文與宋代丹稜縣大雅堂的興建有著直接的關聯（《四川文物》5期）。四川鄰水縣麻子墳清理了2座南宋石室墓，結構基本相同，共用一個封土冢，墓誌有「淳熙丁未年（1187）」的確切紀年（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四川大學考古實習隊調查、測繪了廣安市武勝縣的一處圓形石室，石室內壁及頂部均雕飾精美圖像，可能是一座宋元時期的崖墓，也不排除其是道教信眾修行或士人讀書的靜室（《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
《宋代墓誌輯釋》（中州古籍出版社）收錄了宋代墓誌拓片226幅，並進行了錄文，是研究宋代墓葬的重要資料。
2 遼金元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對遼寧北鎮市遼代帝陵進行了考古調查與試掘，報導了二道溝和三道溝陵區發現的主要遺址和遺物的基本情況，推測二道溝為遼乾陵所在地，三道溝為遼顯陵所在地。考古工作者認為位於二道溝的琉璃寺遺址為等級較高的遼代建築，可能與帝陵玄宮直接相關；琉璃寺西山遺址一號建築基址的建造和使用年代應為遼代，等級明顯低於琉璃寺遺址；瞭望臺遺址年代應與琉璃寺西山遺址相當，可能起瞭望和崗哨作用；壩牆子遺址性質應為陵園內的分界牆；位於三道溝的偏坡寺遺址始建時代為遼早期，遼亡後建築基址又曾被利用，可能是與遼代帝陵玄宮相關的建築群址；駱駝峰遺址可能是遼代高級貴族登高望遠的場所；瞭望臺遺址與二道溝瞭望臺遺址規模、位置相當，性質大體相同；新立遼代建築遺址可能是一處遼代高等級陪葬墓地，墓葬附近還有相應的祭祀性建築（《考古》10期），有必要加強對醫巫閭山遼代遺蹟的總體性研究。
遼祖陵考古隊發掘了陵園一號陪葬墓，墓葬為前中後三室帶左右耳室，中室、後室和兩個耳室都是圓角弧方形，應為遼代早期晚段墓葬，墓主人可能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直系親屬（《考古》10期）。內蒙古巴林左旗盤羊溝發現了一座遼代仿木結構磚室墓，主墓室為圓形，帶左右耳室，出土隨葬品共208件（套），根據墓誌可知墓主人為後唐德妃伊氏，為研究後唐、後晉和契丹的關係提供了重要資料（《考古》3期）。內蒙古多倫縣小王力溝清理了2座遼代大型墓葬，M1為雙室磚墓，後室為八邊形，應屬於遼代中晚期墓葬；M2為圓形單室磚墓，主室中部靠北有磚砌的棺床小帳基座，出土了數量較多的貴金屬殮具組合、玻璃器和瓷器等，瓷器以定窯和越窯為主，墓主人為遼聖宗貴妃蕭氏（《考古》10期）。內蒙古開魯金寶屯發現2座遼代墓葬，其中M1為磚砌多室墓，用磚均為綠色琉璃磚，墓主人為皇族耶律蒲古（骨），墓葬題記為遼代龍化州具體位置的確定提供了資料（《中國文物報》9月27日）。內蒙古林西縣劉家大院遼代墓地共發掘了11座墓葬，包括5座土坑墓、3座土洞墓和3座石室墓（《考古》2期）。烏蘭察布市卓資縣忽洞壩發現了一座被水衝毀的墓葬，在衝溝中收集到167件（套）遺物，判斷其為遼代早期墓葬（《草原文物》1期）。烏蘭察布市集寧區清理了2座墓葬，M1為平面呈不規則橢圓形的磚室墓，M2為豎穴土坑石室墓，推測2座墓應屬遼金時期（《草原文物》1期）。遼寧朝陽馬場村發掘了3座遼代圓形磚室墓，仿木裝飾和出土器物組合相近，可能為屬於同一家族的漢人地主階級墓葬（《文物春秋》Z1期）。河北承德隆化孫志溝清理了一座遼代中晚期貴族墓葬，墓室平面為六邊形，並有柏木護牆（《中國文物報》12月2日）。北京大興三合莊遺址清理了205座墓，其中遼金墓60座、元墓45座、明墓3座、清墓6座，目前公布了部分材料（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山西沁縣上莊發掘了一座金代仿木結構單室墓，主墓室平面八邊形，有五個耳室，墓室除北壁外，其餘七壁上部均有一組三幅模製磚雕孝行圖（《文物》8期；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山西陽泉古城發現了一座金代墓葬，同樣也是八邊形墓室，並帶有3個耳室，墓室繪有墓主夫婦和庖廚備宴等壁畫，出土了3件瓷枕（《文物》10期）。山西長治賈掌鎮發掘了一座石棺墓，石棺線刻孝行圖，推測可能為金代（《中國文物報》7月8日）。長治長子南溝發現了一座金代仿木結構壁畫墓，墓室壁面繪孝行、勞作、庖廚、放牧等圖（《中國文物報》11月18日）。臨汾市汾西郝家溝清理了172座金元、明清時期墓葬，其中金元時期磚雕壁畫墓4座、明清時期磚券墓7座，其餘多為明清時期豎穴土洞室墓，金代M1有「大定廿二年（1182）」的紀年；出土各類器物200餘件（套），主要有陶器、瓷器、鐵質文物、石質文物、銅錢、銅菸斗、鎮墓磚、鎮墓瓦等（《中國文物報》9月13日）。太原市萬柏林區王家莊村清理了一座金元時期六邊形磚室墓，出土了5件瓷器，墓室內壁繪有壁畫（《文物世界》6期）。萬柏林區移村發現了一座金元時期方形磚室墓（《文物世界》5期）。陝西甘泉柳河渠灣清理了一座金代明昌七年（1196）墓，為平面呈八邊形的仿木結構單室磚墓，墓壁以磚雕和壁畫結合進行裝飾，壁畫內容有門吏武士、孝行題材、侍者、花卉、瑞獸及建築彩畫等，墓室東北壁和西北壁上分別砌出形制特殊的壁龕（《文物》11期）。河南濟源龍潭發現了兩座方形磚室墓，M1墓主人名為楊志，於金天眷二年（1139）遷葬於此，是濟源地區發現的第一座帶有明確紀年的金墓；M2為夫婦合葬墓，丈夫土葬，妻子火葬，墓室四壁砌磚雕，推測為宋墓（《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
山西陽泉東村發現了一座元代八邊形單室磚墓，墓室內部砌五鋪作雙杪鬥拱，各壁面有保存較好的壁畫，北壁繪墓主夫婦對坐，並有「宗祖之位」的牌位，男主人身後男童梳「三搭頭」、穿左衽衣（《文物》10期）。太原剛玉五一生活區發現了三座元代磚室墓，其中M1保存了精緻的壁畫（《文物世界》5期）。太原古交市河下村清理了一座元代八邊形石室墓，墓頂裝飾石刻，墓壁繪有壁畫（《文物世界》5期）。陝西橫山縣發掘了一座元代八邊形壁畫墓，保存有墓主人夫婦像、孝行圖、備酒備茶圖和伎樂圖等壁畫（《考古與文物》5期）。西安曲江繆家寨發現了一座保存完好的元代元貞元年（1295）墓葬，為豎穴墓道前後室土洞墓，墓主人為袁貴安，出土了豐富的陶俑和陶製日用明器（《文物》7期）。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航天城發掘了一座元代豎穴墓道土洞墓，墓室由前室、後室和小龕組成，隨葬陶明器等未經擾動，可以對其器物種類、數量及其組合關係進行復原，朱書買地券上書「至元十二年（1275）」（《文博》3期）。
3 明清
《郢靖王墓》（文物出版社）公布了湖北鍾祥郢靖王朱棟和其妃郭氏的合葬墓的發掘成果，為研究明代早期藩王墓葬制度提供了重要資料。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隊報導了三座明墓，其中王裕口南地M155為長方形前後雙室券頂墓，墓主人為明代汝源端僖王朱厚焆與其夫人李氏；豫北紗廠M33為張魯夫婦合葬墓、M34為張士隆夫婦合葬墓，均為品官，屬於同一家族（《考古》5期）。靖江王陵考古工作隊先後完成了廣西桂林靖江昭和、溫裕、安肅、悼僖、懷順、憲定、榮穆王陵7座王陵以及一處奉祠遺址的考古發掘清理工作，基本明確了各個王陵的陵園布局及構築方式（《中國文物報》3月25日；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河南孟津縣朝陽鎮發掘了一座明代長方形土洞墓，墓主人為姚印，篆蓋者為書法家王鐸（《洛陽考古》1期）。河北邢臺巨鹿縣閻疃村發現了一座明代多室券頂墓，方形前室正中有一石供桌，其上刻有「嘉靖四年（1525）」等字樣，後室由並列的東室和西室組成，壁面鑲嵌磚雕（《草原文物》2期）。陝西銅川公布了一座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磚室墓的資料，墓主人為任福，墓葬帶有過洞、天井，出土了釉陶祭器、瓷器、玻璃器和木器等隨葬品（《考古與文物》2期）。山西太原南內環東延與東環高速互通工程建設過程中發現了一座明代方形磚室墓，出土一塊刻有「崇禎三年（1630）」的石碑（《文物春秋》5期）。北京市豐臺區石榴莊村發現了2座明代墓葬、2座清代墓葬，明代M3規模較大，墓主人地位應該較高（《北京文博文叢》2期）。《麗澤墓地：麗澤金融商務區園區規劃綠地工程發掘報告》（科學出版社）公布了2座遼代墓葬、253座明清時期墓葬的資料，並刊出了部分出土的陶、瓷、金、銀、銅器等隨葬器物。北京海澱玲瓏巷西部墓葬區清理了明清墓154座、明代建築基址10處和道路遺蹟1處，東部墓葬區清理了明清墓150座和明代建築基址3處，揭示了明代大規模的宦官墓葬區面貌（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貴州遵義團溪清理了明代播州土司楊輝墓地，確定了既往認知的楊輝墓是疑冢，而位於其正前方的一座三室合葬的大型石墓才是真正的楊輝墓，並指出其西側建築遺址是楊輝墓祠遺址，是播州土司考古的重大新進展（《中國文物報》4月8日）。江蘇徐州睢寧龍頭山發掘了一座明代仿木結構方形磚室墓，有仿木構的門樓和庭院式的前後室，門樓和墓室有豐富多彩的磚雕和彩繪壁畫，並有「萬曆二十三年（1596）」的題記（《東南文化》6期）。南京市博物館在江寧縣發掘了一座明代磚室墓，墓室三壁有拱形壁龕，隨葬品大多不存，墓誌記載墓主人為南京前軍都督府都督同知範雄，曾參與鎮壓福建鄧茂七農民起義（《江漢考古》6期）。泰州發現了兩座夫婦合葬墓，屬於劉氏家族墓地，兩墓平面均呈梯形，出土了墓誌、喪葬儀仗及大量明代服飾，為研究泰州地區明代喪葬習俗及服飾制度提供了實物資料（《文物》6期）。蘇州吳山嶺發掘明洪武三年（1370）劉德貞墓，結構為長方形單室券頂，是蘇州地區明代早期較低等級墓葬的典型形制（《東南文化》6期）。浙江杭州蕭山水漾塢發現了7座明墓，其中3座石室墓、4座磚室墓，M15出土1合壙志，M23出土大量金銀首飾（《東方博物》3期）。湖北襄陽桃花嶺墓地發現了一座明代中晚期雙室墓，夫妻同冢異穴合葬，出土石墓誌2方，男墓主劉鵬生前服侍過明代襄陽王（《江漢考古》6期）。武漢黃陂發現了一座明代雙室墓，東、西兩磚室並列，根據地券文判斷下葬年代應在公元1423~1428年（《中國文物報》12月16日）。重慶市文化遺產研究院公布了明代李文進夫婦合葬墓的基本情況，墓葬為雙室，墓前有三層拜臺，拜臺前分布有石人、石馬、石虎、石羊、望柱等石像生和石質建築構件（《長江文明》2期）。福建廈門市海滄區發現了一座長方形雙室墓，墓主人為明代「大總戎」蘇濱泉，墓志銘記述了墓主生平並刻有墓葬周圍山川地貌圖（《文物世界》1期）。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清理了明代文人倫文敘的夫人區氏墓，並發掘了附近的1座明代石棺墓（《廣州文博》）。
《深圳鹽田三洲田清代至民國時期墓葬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公布了31座清代至民國墓葬的材料，墓葬基本形制由外護牆、前堂、祭臺、墓室組成，墓主是明末清初由福建上杭遷入此地的客家民系。山東淄博發現了一座清代方形盝頂壁畫墓，墓頂和四壁裝飾彩繪壁畫，繪製墓主日常生活場景及八仙祝壽、日月等畫面，在魯北地區尚屬首見（《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開封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對清初劉昌墓進行了勘探，並清理了部分神道，於神道兩側發現2對石像生（《華夏考古》4期）。浙江臨安馬家嶺發現了一座清代並列三室磚室墓，出土銀龍首杖、青銅鏡、翡翠鼻煙壺等隨葬器物，墓主人為清嘉慶年間的正五品官員（《杭州文博》2期）。
（二）綜合研究
葛林傑歸納了晚唐至宋元時期的墓葬懸鏡現象，將其分為晚唐—遼宋早期、遼宋中晚期—金代中期和金代中期—元代三個階段並分析了各階段特點，指出懸鏡葬俗以頂鏡為主，傳播呈現由貴族至平民的趨勢，本質上是一種道教習俗，影響了堪輿及佛教信徒乃至普通人的葬俗（《考古》12期）。徐嬋菲對洛陽關林廟宋墓中的人物持畫雜劇雕磚進行研究，認為其表現的是上壽宴會上演出的獻香雜劇（《中原文物》3期）。孫錦介紹了趙廷美墓園現狀，統計了該墓地陪葬墓的數量，指出文獻明文記載的墓葬約80座，實際應有數百座之多（《中原文物》4期）。黃文博釋讀了買地券文中的「為佛採花」文辭，指出兩宋時期的買地券一度出現了將「採花」和「醉酒」文辭雜糅共用於同一券文的現象，應為佛道兩教之間文化交流互動的結果（《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4期）。何沁冰、謝荔對四川合江縣石室墓中出土的2具畫像石棺進行了探討，認為其屬於北宋時期作品，與瀘州南宋石室墓有著內在的聯繫，宋代四川地區依然存在使用大型葬具的土葬或其他葬式（《四川文物》1期）。
劉未《遼代墓葬的考古學研究》（科學出版社）針對遼代墓葬的特點，分為契丹大型墓葬、契丹中小型墓葬、漢人墓葬三個專題，在此基礎上對遼代墓葬等級制度的發展、制度與習俗的互動等問題作以總結，並深化對分區分期問題的理解，指出遼代社會結構的根本性差異與階段性變動是左右其墓葬歷史發展方向的深層次因素所在。畢德廣、魏堅《契丹早期墓葬研究》系統梳理了遼建國以前的契丹人墓葬和部分沿用早期墓葬形制的遼初契丹墓，指出其一般為豎穴土坑墓，墓向一般為西北向或正北向，葬制分屍骨葬和火葬兩種，隨葬品的種類、形制及基本組合大致相同；並對墓中的隨葬陶器進行了類型學分析，指出罐與壺是最基本的器物組合；在此基礎上對墓葬加以分期，並結合文獻研究了契丹早期葬俗（《考古學報》2期）。林棟整合了遼代墓葬中棺屍床的相關資料，將其分為木床、磚土床和石床三類，研究了其族屬和等級的差別，並探討了各類型床的分布及源流（《東北史地》2期）。張利芳從墓葬形制、墓誌蓋紋飾、壁畫人物形象及出土銅錢四個方面，對北京晏家堡村壁畫墓的年代再做探討，指出該壁畫墓應該是遼代晚期的墓葬（《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麼乃亮等人對遼寧法庫葉茂臺七號遼墓出土人骨進行了測量和鑑定，認為其應為55±10歲的女性，並對其顱骨進行了重點分析（《學問》3期）。彭媛對北京地區遼金時期火葬墓的考古發現和相關研究進行了介紹和梳理（《文物春秋》Z1期）。
梁娜梳理了女真薩滿墓葬研究史，分析了此類墓葬的類型及特點（《學問》3期）。趙維良、龐志國通過對墓葬形制規模及墓前石造像年代的綜合判斷，認為完顏希尹家族墓地一墓區1號墓墓主人為完顏希尹之孫完顏守貞（《學問》3期）。夏天歸納了金代墓葬中的戲曲圖像，對這些圖像進行分類解讀，並闡釋了其禮儀性與功能性（《南方文物》3期）。
郭正軍總結了江蘇地區明代澆漿墓的發現情況，指出墓葬出土服飾存在著比較多的逾制現象（《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0期）。楊婧雅、左遲介紹了隨州市安居鎮出土的明代買地券（《江漢考古》3期）。周加勝公布了深圳博物館收藏的3塊明清買地券的材料（《文物世界》3期）。
陳捷、張昕分析了清代裕陵地宮石刻中的圖像和梵字，探究設計者的創作意圖和手法，闡釋了地宮中儀式性場景的構建方式和意義（《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羅曉歡對四川地區清代墓葬建築的亡堂及雕刻圖像進行了討論，認為亡堂建築通過對高等級禮儀建築的多重再現反映了對於建築的特殊信仰，其中雕刻的宴飲場景傳續了宋元時期的「開芳宴」並增加了地區和時代的新特徵（《美術研究》1期）。李飛對2010年發掘的貴州凱裡爐山一號墓進行了研究，指出該墓年代應在乾隆後期至嘉慶、道光年間，七星板屍床、棺鋪銘旌、兩側置翣、人牙隨葬、陀羅尼經被覆屍等事象是對《欽定大清通禮》等禮儀規範的集中呈現（《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
三 手工業遺存
與窯址和陶瓷相關的考古發現和研究的數量最為豐富，其他手工業遺存領域也刊布了不少重要成果。下文將依次介紹窯址、陶瓷器研究、窖藏和沉船、其他相關發現和研究。
（一）窯址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繁昌縣文物局聯合對安徽繁昌窯窯址、窯包分布情況進行了專項調查，確認繁昌境內五代至北宋時期青白瓷窯場4處，分別為柯衝窯、姚衝窯、半邊街窯和駱衝窯，初步建立起繁昌窯系列窯場分布與發展的時空框架，認為北宋早、中期應是繁昌窯的興盛時期，北宋中晚期開始衰落（《東南文化》1期）。在前述調查的基礎上，對柯家衝窯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龍窯1座、作坊基址1處、工棚1處、排水溝和路面各1條，出土了大量青白瓷器和窯具，並將文化遺存分為兩期（《文物》3期）。另外，對駱衝窯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了龍窯1座（另有疑似窯爐1座）、房址1座、路面1條，認為龍窯內分室的做法應是分室龍窯的早期形式，房址可能是窯場祭祀活動的寺廟，或是窯場組織管理用房，駱衝窯創燒年代應為五代時期，燒造時間應持續到北宋早期（《文物》3期）。繁昌窯遺址還發現了完整的瓷器成型區，首次揭露了陶車基座、車轍、陳腐池、房址等多種遺蹟，為探索和復原南方青白瓷窯址的作坊布局與制瓷工藝流程提供了珍貴資料，並判斷作坊區的使用年代為五代—北宋早中期（《中國文物報》1月29日）。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洛陽漢魏城隊對河南洛陽市白馬寺西院唐宋時期窯址進行了發掘，揭露出窯址5座，出土遺物以磚、瓦等建築構件為主，認為Y1和Y2組窯的始建年代當在唐中期以後，Y3、Y4和Y5為宋代擴建，窯址大致在金代晚期被廢棄（《考古》4期）。洛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洛陽市瀍河區新街東部、九龍臺街南側清理了一批唐宋時期的磚瓦窯址，這批窯址由操作坑、窯門、火膛、窯室、煙道等幾部分組成，出土有磚瓦等建築材料以及陶罐等生活用器，根據出土的「官」字磚，推測可能是唐宋時期的官窯（《洛陽考古》3期）。陝西富平銀溝遺址發現了318座古窯爐，通過科技考古手段確認其為唐代中晚期至北宋時期中國北方重要的制瓷窯場遺址（《中國文物報》3月29日）。
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與臨安市文物館在臨安東北部南苕溪流域新發現一處倒畈窯址，產品為青瓷，胎釉特徵、裝燒工藝和裝飾技法都和天目窯瓷器存在較大差異，與五代至北宋時期的越窯產品非常相似，推測其燒制時代應該是五代至北宋時期（《杭州文博》2期）。福建博物院對福建省福安市首洋村溪尾壋窯址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出土瓷器多為青瓷，以碗類為大宗，盤、盞也較多，該窯址受龍泉窯影響較大，屬於龍泉窯主體的邊緣區，燒造年代約在北宋末期到南宋初期之間（《福建文博》2期）。四川省宋瓷博物館對遂寧市船山區龍鳳鎮宋代窯場堆積進行了整理，共收集、整理出瓷器、瓷片數千件，出土器物以窯場生產的殘次產品為主，應即為當地的「龍鳳窯」遺存，燒造年代在兩宋時期（《四川文物》2期）。
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發掘了遼陽市冮官屯窯址第一地點，清理窯爐10座、灰坑6個、房址1座，出土了大量瓷器、窯具等，年代上限不早於遼末金初，下限不晚於元，金代應為此次發掘窯址的主要使用時期（《考古》11期）。福建閩清下窯崗窯址揭露了一處宋元時期窯爐遺蹟以及一處作坊遺蹟局部，發現了保存部分完好的窯頂、窯門、火膛、護窯牆、投柴孔、進氣孔等遺蹟，窯室內還有成排的匣缽柱等，出土標本主要有青白瓷碗、盤、碟等（《中國文物報》2月26日）。貴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四川大學考古學系合作發掘了天柱縣瓦罐灘元代瓷窯遺址，清理灰坑14個、灰溝3條、龍窯1座，出土完整或可復原的瓷器3100多件，認為該窯址應是一座主燒青瓷的民窯，年代應在元代早期（《考古》3期）。陝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鹹陽市渭城區張閆遺址發掘清理了古陶窯24座，其中宋元時期陶窯3座、明代以後陶窯12座，包括聯窯和單體窯兩種形式，遺物包括磚、瓦等建築材料和灰陶容器，推測應是主要燒制日用陶容器和磚瓦的民窯，是關中地區重要的磚瓦窯址資料（《文博》5期）。福建閩清下窯崗窯址發掘了一處保存較好的龍窯，還對儲泥池、沉澱池等相關作坊遺蹟進行了局部清理和解剖，認為其年代應在元代至明代早期（載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
景德鎮明清御窯遺址在2014年進行了考古發掘，揭露出房基11座、牆基10道、灰坑30個、水溝2條、天井和路面各1處、轆轤坑3個、澄泥池和缸各2個，出土了明代釉上彩半成品瓷器，推測此次發掘區域應為明御窯遺址內的制瓷作坊遺址，並可能存在給釉上彩半成品上彩的作坊遺址（《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武漢市考古研究所、江夏區文管所對江夏廟山明代官置磚窯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共清理3座窯爐，出土青花瓷器及碎片和模印銘文的澄泥大磚，推測窯址始燒年代在明代前期，廢棄年代在明代後期或明清之際（《江漢考古》6期）。北京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清理了昌平區朱辛莊的4座清代窯址和朝陽區豆各莊的3座唐代窯址，基本保存較好，都由操作間、窯門、火膛和窯床組成，其中一些窯址還發現了煙道或火道（《北京文博文叢》4期）。福建博物院、華安縣博物館對東溪窯馬飯坑、下洋坑2處窯址進行發掘，揭露2處橫室階級窯爐遺蹟，並出土一批瓷器標本，馬飯坑窯址的年代應該在明代晚期至清代早中期，下洋坑窯址的年代應為明代晚期至清代早期（《福建文博》2期）。
（二）陶瓷器研究
故宮博物院古陶瓷研究所對2015年「故宮博物院汝窯學術研討會」會議發言進行了綜述（《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丁雨分析了宋元時期瓷器裹足支燒工藝的技術傳統和淵源，指出西晉越窯部分器物可能是後來裹足支燒工藝之濫觴，晚唐五代的北方窯場也有類似做法，黃堡窯在五代至北宋早期基本採用了此類工藝，裹足支燒工藝在北宋末至南宋時期達到了發展的高峰階段，汝窯、張公巷窯及南宋官窯均採用這種工藝（《文物》10期）。沈嶽明指出北宋晚期龍泉窯業與宮廷有著密切的聯繫，南宋早期龍泉窯因燒造宮廷用瓷的需要而應用厚釉技術，元代龍泉窯在大量外銷的背景下也為宮廷燒造用瓷，明成化以前仍燒造宮廷用瓷，並認為楓洞巖窯址宮廷用瓷與景德鎮珠山產品有共同的「樣」（《文物天地》7期）。羊澤林梳理了福建宋元時期的主要青瓷窯址及其基本特徵，對福建宋元青瓷的興衰和匣缽裝燒技術進行了探討（《東方博物》3期）。張興國對宋元時期湘江中遊地區窯業遺存進行了考察與初步研究，並結合窯址分布情況和人口、城市等要素指出湘江中遊地區陶瓷窯址的少數大規模窯場與市鎮有著重要聯繫，而中小型窯址則主要依附於附近農業聚落（郭偉民主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建所三十周年紀念文集》，科學出版社）。徐華烽指出春秋以來文獻所記的「鈞臺」和清代以來所稱「鈞臺」是兩個不同的遺蹟，金大定二十四年（1184）鈞州的建立、明萬曆三年（1575）鈞州避諱改禹州、清康熙十九年（1679）禹州城內新建「古鈞臺」等時間節點直接影響著各時期人們對鈞窯概念的認識（《中原文物》4期）。陳芳紅、鄭建明結合浙江麗水地區紀年墓材料，歸納了龍泉窯從北宋晚期至明清時期的發展脈絡，並指出此脈絡與通過窯址考古所建立的龍泉窯發展過程脈絡基本一致（《文物天地》7期）。
朱夢園對兩宋時期皈依瓶進行了研究，並對其形制、年代分期、燒造窯口及喪葬文化等方面的問題加以探討（《華夏考古》3期）。李小宇、袁曉春介紹了蓬萊古船博物館收藏的4件唐宋瓷器，分別為越窯、長沙窯、耀州窯作品，是三大瓷窯在北方地區發現的新資料（《文物》6期）。楊振威、孫小菲對鞏義出土綠釉絞胎「裴家花枕」進行了探討，指出其年代可能為北宋早期，為鞏義芝田窯燒造（《華夏考古》3期）。崔名芳、朱建華分析了繁昌窯與景德鎮窯青白瓷的歷史背景和生產技術，認為繁昌窯和景德鎮窯青白瓷生產之間存在技術傳承關係，南唐國和繁昌窯對景德鎮窯青白瓷的崛起產生了重要作用（《東南文化》1期）。牟寶蕾對杭州南宋遺址出土的餘姚官窯瓷器、定窯瓷器、建窯曜變紋黑瓷盞進行了重點研究，並結合文獻指出遺址中的定窯及建窯瓷器應為北宋產品，隨宋室南遷一同帶來（《東方博物》1期）。黃曉蕙對廣東佛山市博物館收藏的佛山奇石窯標本加以介紹，指出奇石窯始燒於唐,盛燒於宋代，是佛山宋代重要的陶瓷生產基地（《南方文物》2期）。
劉立麗整理了金代撫順大官屯窯址的發現與發掘資料，介紹了旅順博物館藏大官屯窯瓷器，並結合文獻探討大官屯窯的興衰及原因（《北方文物》1期）。李進興《西夏瓷》（寧夏人民教育出版社）對西夏瓷器的製作技法、裝飾風格和特點等方面進行了研究。餘金保指出元浮梁磁局初衷僅是燒造御用瓷以及部分中央機構用瓷，而磁局大使、副使的主要職責是充當「監工官」，泰定年間浮梁磁局已被裁撤，浮梁磁局和官窯的關係仍有待於進一步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崔鵬、周浩對2件元青花四愛圖梅瓶紋飾進行了研究（《江漢考古》3期）。
呂成龍分析了明成化朝御窯瓷器燒造的歷史背景，歸納了御窯瓷器的主要品種，並對後仿成化御窯瓷器進行了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江小民根據景德鎮珠山御窯廠遺址出土的明成化時期瓷器殘片，分析了成化時期鬥彩瓷器的釉上彩繪製作工藝，並指出成化鬥彩瓷器淘汰率較高的原因（《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陳揚以紀年墓出土器物、傳世紀年瓷器為主要對象，將明代龍泉窯分為三期，即洪武—宣德、正統—正德、嘉靖—崇禎，並分別論述了三個時期龍泉窯的發展特點（《東方博物》3期）。陳殿分析了出土的官窯青花瓷，總結了混水與器形變化的相關規律，以期為明代官民窯青花瓷的斷代提供更科學的依據（《裝飾》2期）。彭善國介紹了吉林大學考古與藝術博物館收藏的15件明清青花瓷器，是研究明清時期陶瓷手工業發展的重要資料（《文物》8期）。劉靜根據清代《宮中進單》等材料和檔案探析了乾隆朝民間對成化官窯的認識（《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
李合等人採用元素組成和鍶同位素比值（87Sr/86Sr）方法對杭州老虎洞宋代官窯遺址周邊的制瓷原料和老虎洞官窯青瓷標本胎體進行了測試分析，指出南宋官窯胎體採用的是高鋁、低矽類原料，其原因可能與制瓷工藝（淘洗處理）和原料的風化程度有關（《中國陶瓷》8期）。吳婧瑋等人測試了16件唐宋時期耀州窯瓷片樣品，指出耀州窯的熱激活特性良好，熱釋光前劑量熄滅法是一個非常有效的測試方法，瓷樣的含水率對其年代結果影響不大（《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4期）。明朝方等人對景德鎮地區銅鑼山、道塘裡窯址出土的早期青白瓷進行了分析和研究，認為所謂的早期青白瓷，絕大多數更接近於定窯白瓷，而明顯不同於典型的湖田窯青白瓷（《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4期）。馬燕瑩等人對明代廣東「南澳Ⅰ號」出水的景德鎮青花瓷標本鈷藍顏料進行了研究（《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5期）。
（三）窖藏和沉船
濟南老城區衛巷遺址發現了一處宋代金銀器窖藏，出土一罐宋代金銀器，其中金器10件，銀器25件，器形包括金簪、金釵、金耳墜、金環、銀釵、獅形銀配飾、銀釧、銀鐲、銀壺、銀盒、銀塊等，推測時代當為北宋早中期（《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湖南寧鄉沖天灣遺址清理了一處瓷器窖藏坑，其中青瓷、青白瓷分別產自龍泉窯和羊舞嶺窯，埋藏年代大致為南宋晚期至元代早期，可能是因某種祭祀情況所遺留下的窖藏坑（《文博》6期）。浙江安吉孝豐東山出土了一批窖藏瓷器，有青花、粉彩、白釉紅彩、白釉瓷，器形包括碗、杯、碟、盤等，其年代為清代嘉慶至道光時期（《東方博物》3期）。故宮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在故宮南大庫區域揭露出一處瓷器殘片埋藏坑及周邊建築的原始地面，埋藏坑的形成年代在清光緒至宣統間，出土瓷器殘片標本數萬片，其年代自明洪武時期至清光緒時期，使我們得以了解宮廷廢棄瓷器的處理方式（《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
「南海Ⅰ號」考古隊公布了2014年的發掘和清理資料，基本揭露出沉船船體和船貨表面輪廓，出土了一大批以瓷器佔大宗的沉船遺物，指出「南海Ⅰ號」沉船屬於福船，是一艘南宋中晚期遠洋貿易商船，出土瓷器大部分產自江西、福建和浙江，幾乎囊括了當時南方的主要窯口與瓷器種類（《考古》12期；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文物出版社）。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菏澤市文物事業管理處發掘了一隻沉船，沉船內及周圍區域出土的器物有100餘件，推斷沉沒的年代可能為元代晚期（《文物》2期）。海南西沙群島「珊瑚島一號」沉船遺址進行了水下考古調查和遺物初步提取，認為出水石質造像的造型和服飾具有明代風格，瓷片則為清代遺物，推測該遺址有明代和清代兩個不同時代的堆積（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國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遺產保護中心和遼寧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調查了遼寧「丹東一號」清代沉船，提取水下遺物180餘件，確認其為清北洋水師的致遠艦（《考古》7期、國家文物局主編《2015中國重要考古發現》）。
（四）其他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布了自貢井鹽遺址及鹽運古道考察資料，共考察古鹽井15處、水運系統10處、陸路鹽道4處、摩崖石刻4處、古墓葬1處、文物建築61處及其他遺存2處，大部分與鹽業生產、運銷等有關，是自貢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考古調查（《南方文物》1期）。
劉思然等對江西上饒包家金銀冶煉遺址進行了調查，初步廓清了該遺址的採礦、冶煉區域，認為該遺址的主要使用年代為唐宋，且有可能延續至更晚時期，為研究我國古代脈金開採以及火法冶鍊金銀技術提供了新的材料（《南方文物》1期）。李延祥等介紹了河北邯鄲武安市礦山村煉鐵爐的考察情況，測定該煉鐵爐年代為距今1130±30年，屬於唐宋時期，冶煉使用了木炭為燃料，其冶煉產物為含磷生鐵（《華夏考古》4期）。
羅飛對大鐘寺古鐘博物館藏北宋道鍾進行了分析，認為其鐘紐與鐘體曾經分屬於兩口不同的古鐘，鐘紐可能來自一件大晟鍾（《北京文博文叢》1期）。王春燕、馮恩學對遼代金銀器中的西域胡文化因素進行了分析，重點探討了其中的突厥和粟特文化因素（《北方民族考古》3輯）。王成介紹了麗水市博物館收藏的2件元代鐵香爐（《東方博物》4期）。揚之水選擇了明藩王墓出土金銀首飾的若干實例，考訂了其造型、紋飾以及當日可能的設計構思，並為之命名（《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8期）。李楊介紹了雍和宮陳列的明代銅鑄須彌山（《北京文博文叢》2期）。賈敏峰介紹了定州天慶觀的鎮殿鐵獅子，其鑄造於明正德四年（1509），並根據銘文還原了天慶觀的歷史沿革和建築格局（《文物春秋》Z1期）。
四 宗教考古
四川安嶽嶽陽鎮菩薩灣摩崖造像現存造像19龕，有千佛、西方淨土變、千手觀音、五十三佛、十方佛等題材，造像分屬唐—宋、清—現代兩個大的時段，唐宋時期造像數量較多（《敦煌研究》3期）。常青調查了杭州寶石山摩崖造像，認為最早的龕像造於10世紀的吳越國時期，宋元明時代陸續補鑿，而最為集中雕刻的年代是宋元時期，下限為明代（《東方博物》2期）。陳愛峰考釋了柏孜克裡克石窟第17窟券頂的壁畫，確定其中6幅壁畫出自《佛說大乘莊嚴寶王經》，將該窟壁畫的繪製年代界定在北宋初（10世紀末）至回鶻歸順蒙古之前（13世紀初）（《敦煌研究》6期）。常青調查了杭州玉皇山天龍寺佛教摩崖造像，指出第1、２龕造像應雕於乾德三年（965）前後，且有統一規劃；第3龕造像表現水月觀音，年代約在至正三年（1343）重建天龍寺時期（《文博》1期）。徐汝聰對上海地區佛塔出土佛教文物中的藏傳佛教因素進行了介紹，其時代從元代延續至清代，反映出不同朝代藏傳佛教文化的融合方式和融入程度（《東南文化》5期）。謝鴻權梳理了頂幢的相關材料，明確了相關定義，指出其為經幢與碑銘、墓表等墓葬陳設的雜糅（《文物》11期）。劉合心、徐進梳理並公布了陝西發現的佛教供奉塔、造像塔和畫像磚塔的基本情況，其時代自北魏至明清（《文博》6期）。雷玉華等《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在對川北石窟和摩崖石刻造像進行全面調查的基礎上，通過對龕像類型進行分析，結合紀年龕像，對川北佛教石窟和摩崖造像作了分期研究。
陳悅新選擇安嶽石窟臥佛院、千佛寨、玄妙觀、圓覺洞、毗盧洞、華嚴洞、茗山寺七處石窟寺為研究對象，指出該地區盛唐至五代繼續流行唐兩京地區的佛衣樣式，兩宋時期露胸通肩式佛衣和菩薩衣較為普遍，反映了川渝地區唐五代承襲中原文化、兩宋時期地方文化盛行的獨特面貌（《文物》10期）。陳悅新選擇大足石窟北山、寶頂山、石篆山、石門山、妙高山五處石窟寺為研究對象，將佛衣與菩薩衣分為兩期，第一期約晚唐五代時期（892~965），第二期約兩宋時期（1078~1252），晚唐五代流行中衣搭肘式和通肩式佛衣，承襲中原文化；兩宋時期流行的露胸通肩式佛衣，反映了地方文化盛行的面貌（《敦煌學輯刊》1期）。郭俊葉《敦煌莫高窟第454窟研究》（甘肅教育出版社）刊出了作者實地考察的一手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對其進行多方面的探討。陳菊霞依據榆林窟第35窟後甬道南壁曹延祿、曹延瑞的供養人題記和後甬道北壁于闐公主和陰氏夫人的排列次序，將第35窟的重修年代推定在端拱元年（988）至鹹平五年（1002）之間（《敦煌研究》3期）。曾文國對泉州宋代五塔巖佛教遺存及歷史源流進行了探討（《福建文博》2期）。
魏淑霞、胡明對西夏塔寺的研究成果進行了回顧梳理，並對未來研究作了簡單展望（《西夏研究》1期）。張小剛、郭俊葉對文殊山石窟群後山古佛洞中發現的西夏《水月觀音圖》和《摩利支天圖》進行了考證，並比對了瓜州榆林窟、東千佛洞等石窟和敦煌、黑水城等遺址的相似藝術品（《敦煌研究》2期）。邵軍對西夏宏佛塔天宮出土的數件絹畫進行了探討，辨認了2件熾盛光十一曜圖中諸曜的身份，確認了護法力士為月孛圖，對玄武大帝、千手觀音、大日如來等形象有新認識，並對千佛、護法神的圖像性質與發展情況進行了研究（《敦煌研究》4期）。趙曉星、朱生雲整理了山嘴溝、須彌山、阿爾寨石窟的西夏遺存，認為山嘴溝石窟是西夏中心區最為重要的石窟遺存，須彌山石窟群僅能找到西夏遊人題記，阿爾寨石窟現存洞窟主要為蒙元時期的作品（《敦煌研究》5期）。何卯平、寧強對敦煌和瓜州兩地西夏時期石窟藝術進行了比較研究，認為敦煌由於歷史的慣性繼續了歸義軍時期的佛教藝術製作熱情，但僅限於改建或補繪前朝石窟；而相對穩定而強勢的瓜州則營建了一批特色鮮明、原創性極強的新窟（《敦煌研究》6期）。朱生雲分析了西夏時期重修莫高窟第61窟的原因，認為其反映出西夏人重視五臺山信仰的特點，新繪製的熾盛光佛經變說明西夏在重修時也引入了自身信仰（《敦煌學輯刊》3期）。
李靜傑介紹了巴林左旗蓋家店出土的遼代青銅佛板，其內容關聯北朝以來數百年造像史，還與印度造像藝術有關，反映了基層民眾的西方淨土信仰情況（《敦煌研究》6期）。天津大學建築學院和薊縣文物保管所公布了薊縣盤山天成寺「大朝丁酉」悉曇梵字經幢的調查資料，指出此幢造刻於金元交替之際，使用悉曇梵字書寫真言，為研究悉曇梵字及其在漢地的流變提供了樣本（《文物》7期）。賴天兵公布了杭州吳山元代寶成寺摩崖南段的一組造像，考證其為觀音或度母救難圖中的諸難圖像（《文博》5期）。賴天兵對杭州餘杭南山元代造像進行了研究，補錄了新發現的大型殘像，考察了佛和菩薩像的樣式（《杭州文博》2期）。
張磊以平武報恩寺和北京智化寺轉輪藏為例，對明代轉輪藏的沿革、形制特徵和藝術造型進行了研究（《文物》11期）。齊慶媛考察了榆林懸空寺萬佛洞明代壁畫地藏十王地獄變相，認為其表達了趣善之人生前預修諸功德、以期將來經由地藏菩薩救度往生西方淨土世界的思想，同時具有追薦亡魂、普度眾生的功能（《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楊小晉、劉顯成介紹了四川蓬溪縣慧嚴寺大雄殿明代壁畫的基本情況（《四川文物》3期）。陳鳳貴調查了四川瀘縣玉蟾山明代十一面千手觀音摩崖造像，指出其既學習藏傳佛像的風格，又沿襲漢傳造像風格，是漢藏造像文化傳統相互學習交流的結果（《四川文物》5期）。孫濤介紹了北京白塔寺收藏的一件明代釋迦牟尼銅鍍金造像，並分析其風格特徵和藏文刻款，指出其極可能是由帕竹噶舉高僧、丹薩替寺寺主京俄索南堅贊親自主持鑄造（《北京文博文叢》3期）。劉丞對首都博物館藏慈壽寺及永安壽塔發現的9尊造像身份和製作年代進行了考證，認為它們是研究明代晚期造像藝術風格的標準樣式（《北京文博文叢》3期）。李俊匯總整理了陝西地區現存的喇嘛塔資料，分析喇嘛塔的典型形制與漢藏佛塔構件的組合形制，指出其多為明清時期西安府與榆林衛漢傳佛教寺院內的高僧墓塔（《文博》4期）。李俊、喬建軍調查了陝西榆林市神木、府谷二縣石窟及摩崖石刻，共發現藏傳佛教主題石窟四處，年代範圍應為清代（《考古與文物》3期）。張龍等人討論了頤和園賅春園十八羅漢摩崖石刻，指出其雕刻於乾隆十七年（1752）前後，是乾隆釐定十八羅漢名稱後的創作，構圖方式以西藏地區十六、十八羅漢環繞佛陀的唐卡為原型，羅漢呈密宗相，為賅春園增添了藏密的色彩（《文物》10期）。
五 古代建築
徐怡濤探討了公元5~13世紀中國磚石佛塔塔壁裝飾題材類型在時間和空間上的演變脈絡，指出磚石佛塔塔壁分別以佛教題材、仿木構建築題材和佛教與仿木構的混合題材裝飾，使佛塔呈現出「佛國」與「人間」的不同傾向（《故宮博物院院刊》2期）。高義夫對南方地區唐宋元時期滴水進行了研究，指出滴水整體呈長條弧形和弧邊三角形兩種形狀，大致可分為唐—五代時期和宋—元時期兩個階段，南北地區滴水呈現出鮮明的地方特色，紋飾相差較大（《東南文化》5期）。陳玉寧等《西夏建築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運用古建築類型學梳理了已發現的西夏建築遺址遺蹟，並對建築結構布局、構築特點、時代地域特徵等進行比較性研究。
李會智以山西地區唐至清代表性宗教木結構建築為研究對象，類比分析了其梁架結構的時代性和區域性特徵，總結了梁架的組合形制和區域性結構手法，以及歷代營造技術的繼承、發展和創新（《文物世界》1、2、3期）。常亞平、任霄分析了山西五代—民國古建築門枕石的時代特徵，並對其發展規律進行了總結（《中國文物報》5月27日、6月24日）。俞莉娜、徐怡濤對晉東南地區五代宋元時期補間鋪作挑斡形制進行了木構建築形制類型學研究，將其分為三期，第一期為五代時期至北宋末期（10世紀初~12世紀初）、第二期為北宋末至金大定前期（12世紀初~1170年前後）、第三期為金大定後期至元末（1170年~14世紀中葉），並關注了挑斡形制在《營造法式》影響下的普及、金後期至元代挑斡的位置上移、「不出昂而用挑斡」等現象（《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5期）。常亞平等人對山西長治地區元、明、清、民國古建築柱礎石的時代特徵進行了分型介紹（《中國文物報》3月18日、4月1日）。《山西萬榮稷王廟建築考古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是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師生自2007年始，對萬榮稷王廟進行持續考察、測繪和建築考古研究的成果，作者將考古學與建築史學、自然科學研究方法結合，對稷王廟做了基於歷史學視角的「精細測繪」和建築考古研究。徐新雲、徐怡濤以萬榮稷王廟大殿為例，探討了建築形制考古類型學研究成果對解讀14C測年數據的作用，以明確14C測年技術在中國古代建築測年上的使用和研究潛力（《故宮博物院院刊》3期）。安建峰對山西晉城紫金山大雲院進行了調查（《文物春秋》3期）。
王素輝、崔偉麗認為河北正定隆興寺天王殿始建於宋初，乾隆時期的「那正」工程使天王殿外貌發生改變，成為反映不同時期特徵的古建築複合體（《文物春秋》Z1期）。汪盈、董新林分析了遼祖陵龜趺山基址的形制與營造，指出其即為「遼太祖紀功碑樓」，是遼祖陵陵區的重要組成部分，碑樓建築為面闊三間、進深三間、輔以「副階周匝」的平面布局，內柱採用「移柱造」的做法（《考古》10期）。裴蕾介紹了河北張家口威遠臺的歷史沿革、建築構造形制及現狀概況（《文物春秋》Z1期）。楊紅、紀立芳從大木樑檁枋彩畫紋飾切入，對紫禁城現存明代官式彩畫進行了分期探討，將其分為早（永樂—弘治）、晚（正德—崇禎）兩個時期（《故宮博物院院刊》4期）。王方捷、何蓓潔對清乾隆朝大高玄殿建築群的演變進行了研究，指出乾隆帝賦予大高玄殿以祭天祈雨、追祭先祖的新功能，使大高玄殿轉變為集觀、壇、廟三重身份於一體的獨特場所，並分別從組群、單體及形而上三個層面對該建築群進行了有節制的改造（《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
「中國古代建築與營造科學價值發掘叢書」系列（天津大學出版社）包含了諸葛淨、白穎《蘇州東山軒轅宮》，徐怡濤等《山西長子成湯廟》，劉暢《山西北馬玉皇廟》和丁垚《薊縣獨樂寺山門》等書，是對古代建築個體的細緻研究和價值發掘。
六 中外文明交流
弓場紀知概述了1998年到2001年福斯塔特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情況，指出從9世紀的晚唐到18世紀初的清早期，中國陶瓷持續銷往福斯塔特，中國在伊斯蘭世界的陶瓷貿易市場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故宮博物院院刊》1期）。王冠宇主要考察了收藏於東南亞、中東及歐洲等地的早期中葡貿易瓷器，探討了此時期中葡瓷器貿易的規模、路線及交易模式等問題（《海交史研究》2期）。辛光燦藉助德羅烏蘭遺址發現的大量中國陶瓷，對13至16世紀滿者伯夷王國的發展史、滿者伯夷和中國關係等問題進行了探討（《考古與文物》6期）。丁雨、秦大樹介紹了肯亞烏瓜納遺址出土的299件中國南宋—清代瓷器標本，指出元代—明早期和明代晚期是中國瓷器輸入東非的高潮階段，代表瓷器種類分別為龍泉青瓷和景德鎮青花瓷，並對其變化原因進行了分析（《考古與文物》6期）。申浚介紹了非洲地區發現的元明龍泉窯瓷器，指出非洲出土龍泉窯的瓷器年代為北宋至明代中期，元至明代早期的龍泉青瓷佔中國出土外銷瓷器數量的首位，並探討了龍泉窯瓷器在非洲的傳播路線與興衰的現象和原因（《考古與文物》6期）。王冠宇對葡萄牙中部一處修道院遺址出土的16世紀中後期中國瓷器進行了集中介紹，對其加以分期並歸納各期特點，可以補充對於此時期中葡貿易瓷器主要品類及風格的認知（《考古與文物》6期）。
劉未收集了中國東南沿海和東南亞地區31處宋元時期沉船資料，將所出貿易陶瓷分為7期，發現宋元時期參與貿易活動的諸省窯場在空間分布上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變動，同時期各窯場在外貿活動中也存在著較大的角色差異（《考古與文物》6期）。袁泉、秦大樹對元代新安沉船出水的花瓶進行了研究，從文獻和實物上對「梅瓶」「膽瓶」和「花瓶」加以分析，結合趙宋王朝的文化復古取向介紹了新安金屬仿古花瓶的不同種類，並討論了花瓶用制在中世日本的遷播流變（《考古與文物》6期）。郭學雷對「南澳Ⅰ號」出水瓷器與同類器物進行了比較，結合歷史背景推測其應為隆慶開海不久後沉沒，分析了它的始發港和可能的航路，並認為它是一艘正常出海的商船（《考古與文物》6期）。田興玲等對「南澳Ⅰ號」出水玻璃珠進行了分析，確認了明代玻璃製造的技術特徵（《文物》12期）。
劉冬媚公布了由廣東省博物館、廣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主辦的「十六至十七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的會議紀要（《中國文物報》1月15日）。森達也以南宋和元代為中心，考察了中國海外貿易陶瓷器生產地及海外貿易運輸線路的變遷，認為南宋、元外銷東南亞與西亞的線路以泉州為出發點，而銷往日本的則是以福州和寧波為出發地（《考古與文物》6期）。劉淼、羊澤林介紹了明清華南外銷瓷業的考古發現，指出明清福建制瓷業逐漸向閩南進行集中和轉移，西方人的參與進一步促進了東南沿海地區明清外銷瓷業的興盛，廈門港地位提升，清代以德化為中心的制瓷業格局形成（《考古與文物》6期）。
七 墓誌、碑刻
（一）墓誌
魏軍考釋了北宋藍田呂氏家族墓園出土的呂倩容墓誌，志主祖父為呂大防（《考古與文物》3期）。高建國對陝西神木出土的北宋徐德墓志銘進行了研究，志文反映了北宋與西夏的部分戰事（《北方文物》4期）。陳朝雲、常樂介紹了現藏於鄭州市古滎鎮紀公廟的北宋孔宗堯墓誌，並對北宋前期科舉選官和任子推恩、恩蔭奏補制度等進行了研究（《中原文物》1期）。馬智忠對南宋《胡紘墓誌》進行了補釋（《文物》9期）。張樹軍釋讀了陝西安康南宋王誠夫婦墓碑的碑文，對志主夫婦和其子王彥的身份進行了考證（《文博》2期）。
王策、周宇考證了遼代名臣劉六符和其子劉雨的墓誌（《北京文博文叢》2期）。孫勐、胡傳聳公布了遼代李熙墓誌志文，並分析了遼代前期的職官設置情況（《北方文物》1期）。李俊義、張夢雪公布了《遼蕭德順墓志銘》的銘文，並考證了其家族世系（《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期）。孫勐考證了北京密雲大唐莊出土的一合墓誌，志主為遼代官員張晉卿（《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2期）。孫建權考釋了金《孫即康墳祭文》暨遼《孫克構墓志銘》，並將其與北京市新街口豁口地區出土的「孫氏先塋殘幢」相比對，指出二者應當出自同一人手筆（《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6期）。
王新英公布了金代時立愛家族成員時昌國的墓志銘，為金代早中期家族墓地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北方文物》1期）。刁麗偉、趙哲夫考釋了黑龍江省寧安市出土的女真文殘碑，為金代胡裡改路轄區奧屯將軍（猛安）的墓碑（《北方文物》1期）。王新英考釋了刊刻於金大定十九年（1179）的《李摶墓志銘》（《學問》5期）。
李雨濛介紹了《大元故光祿大夫大司徒領太常禮儀院事田公墓志銘》，志主為元代官員田忠良（《故宮博物院院刊》5期）。傅清音釋讀了西安碑林收藏的兩方《元輔昌墓誌》，一為磚志、一為石志，兩者間隔35年（《文博》2期）。樊波考證了西安碑林收藏的元至元二十六年（1289）《張翼墓誌》，並藉此證明了志文提及的《張令尹去思碑》即陝西高陵出土的金明昌五年（1194）《張翱碑》（《文博》4期）。鄒虎、趙鵬翔公布了山東莘縣近出元代左庭墓誌資料，志主左庭曾奉詔增修汴京故相國寺，是相國寺在元代發展的重要材料（《中國國家博物館館刊》1期）。呼嘯考釋了陝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元代高林墓誌，志文涉及蒙宋之間在四川的多次戰役（《四川文物》4期）。劉坤對河北宣化的元代潘澤神道碑進行了考證，其碑文為文學家姚燧所撰，並對神道碑出土位置及廢棄時間加以推測（《文物春秋》3期）。
王三營、王庚公布了開封市採集的明代張述泉墓誌的材料，志主與周王府存在姻親關係（《華夏考古》3期）。孫媛考證了杭州蕭山出土的《明故東垚處士趙公壙》墓誌，志主為趙東垚，為明代蕭山地區喪葬習俗的研究提供了資料（《東方博物》3期）。虞金永公布了南京淳化出土明代《梅母太孺人張氏墓志銘》的材料，志文的作者是著名政治家、文學家李東陽（《文物春秋》Z1期）。張麗芳公布了明代沁陽回族人買風妻馬氏的墓誌，是研究該地區回漢通婚、民族融合情況的基礎資料（《洛陽考古》2期）。
（二）碑刻
程宇靜對正定隆興寺內的「惠演碑」「田錫碑」和「葛蘩碑」三通宋碑進行了考證（《文物春秋》2期）。李森公布了元代名臣張養浩碑文，碑陽面為張養浩署款的散曲和程文撰書的《遂閒堂記》，陰面為李泂撰書的《雲莊先生張公畫象贊》與題詩（《考古與文物》2期）。蔡春娟梳理了元代《涿州新建廟學記碑》和《涿州重修孔子廟碑》，修正了清代方志及金石記載的相關錯誤（《北方文物》2期）。李俊義等人調查了元順帝至元二年（1336）《全寧張氏先德碑銘》，系漢蒙文合璧碑刻（《北方文物》1期）。
孫華對重慶涪陵白鶴梁題刻的數量和字數進行了核查，訂證了部分題刻年代和內容，並對水文題刻的枯水水位問題進行了研究（《考古學報》1期）。四川閬中石室觀石窟發現了18幅摩崖題刻，其中11幅保存較好，可分為造像記、粧修記、藏經記、高道記、遊記等類別，時代自隋唐至明清，是珍貴的道教活動史料（《四川文物》2期）。馬壘重新釋讀了北京房山孔水洞金代摩崖題記（《北京文博文叢》3期）。
2016年度召開了多次學術研討會，內容涉及城市、墓葬、手工業、中外文化交流考古等領域，會議成果多結集出版。其中《揚州城考古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內容包括了揚州城遺址考古發掘研究、揚州歷史文化和政治經濟相關研究、隋唐宋遼金元明時期城址和墓葬的相關發掘研究、城市建設與規劃歷史的相關研究等方面共計43篇論文。《東亞都城和帝陵考古與契丹遼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內容包括10至12世紀東亞地區都城和重要城址考古發現和研究、帝王陵和墓葬考古發現和研究、遼代其他重要考古發現與契丹遼文化研究等方面的32篇研究成果。《宋代五大名窯科學技術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集》（科學出版社）主要反映了近年國內外科技工作者對宋代汝窯（10篇）、官窯（7篇）、哥窯（2篇）、鈞窯（12篇）和定窯（6篇）的瓷器產地、年代、胎釉原料、燒制工藝、釉色、釉質形成機理等方面的最新研究成果，也涉及考古、器物等方面的人文科學研究和綜合研究成果（7篇）。《故宮博物院八十八華誕鈞窯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收錄的文章涉及了鈞窯遺址調查及考古發掘，鈞瓷的品種、始燒年代、科學檢測及研究方法等問題（20篇）。《華安東溪窯學術研究論文集》（文物出版社）對福建華安東溪窯的遺址情況、窯業生產、瓷器特徵、燒造工藝和海外貿易等方面進行了研究（34篇）。廣東省博物館等編《「16至17世紀的海上絲綢之路」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嶺南美術出版社）圍繞沉船與水下考古、造船與航海、陶瓷貿易、海上絲綢之路貿易物品等議題進行了探討和研究（24篇）。
綜上所述，2016年度宋遼金元明清時期考古有較大程度的進展，在傳統的重點研究領域如都城、制瓷業、墓葬等方面繼續受到學者的普遍關注，一些以往關注較少的領域不論是在涉及的領域還是分布的地域上都有新的材料和研究成果。作為中國考古學的重要組成部分，這個時期的考古學還應更加關注考古學自身的問題，如不同類型遺址的田野考古技術與方法，尤其是開展工作較多的領域；對於一些不同種類遺蹟比較集中的區域，已經具備開展區域性整體研究的條件，如醫巫閭山遼代遺蹟，重要的並不僅僅是帝陵，現有的材料可以看出遼代對這個區域有總體的規劃，充分利用了自然景觀；在考古材料的闡釋方面，如何使考古材料與歷史文獻進行互補，發揮這個時期考古材料的作用，尚有許多提升的空間。
（本文由《中國考古學會年鑑》編輯委員會提供 原文刊於：《中國考古學年鑑2017》）
責編：荼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