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人和 經世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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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把美國社會近些年來的「劣質面」和不同人群間的嚴重撕裂，一覽無餘地展現在世人面前。有人認為這是自1860年代的南北戰爭以來，美國所面臨的最為緊張、危險的局面。當年的內戰還會在美國重演嗎？美國會陷入拉美化嗎？
2016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正式宣告常規時代已成為事實，川普的競選語言，從政治格局來說已回到19世紀。一個不想著世界而只想著美國的美國，還是我們熟悉的那個美國嗎？
11月14日，盤古智庫「智見」圓桌論壇之「盤古觀察·美國大選系列」——「從南北戰爭看美國未來走向——兼談常規時代的全球政治」舉辦。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程亞文以史為鏡，對比了今日美國與南北戰爭時期美國的境況，同時就常規時代的全球政治進行了研討。
盤古智庫「智見」圓桌論壇
程亞文
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教授。曾任職於軍事科學院戰爭理論與戰略研究部，創辦過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學術委員會，兼任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特約研究員、浙江大學非傳統安全與和平發展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塔裡木大學客座教授。研究領域：比較政治與國家戰略能力、地緣政治、人口與政治、東亞國際關係等。著有《漸入常規時代》（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大國戰略力》（文匯出版社，2016年）、《天命：一個新領導型國家的誕生》（群言出版社，2016年，合著）等。
程亞文認為，川普獲勝主要有三個原因。
首先是執政黨的拖累。近幾年來，歐巴馬在美國的支持率並不是很高，同在民主黨陣營的希拉蕊，在政策傾向上與歐巴馬有些差別，但是差別不是很大，所以美國民眾對歐巴馬政府的態度，會影響到希拉蕊。
其次，美國處於非核心經濟區的普通民眾，比如德克薩斯、愛荷拉馬等地居民，還是支持川普的居多。當地川普的競選造勢會人氣很高，而希拉蕊的造勢會則稍遜一籌。總統競選主要還是取決於美國主流人群的看法，如果一般白人民眾更傾向於支持川普，那希拉蕊獲勝的可能性當然要小得多，畢竟支持希拉蕊的精英階層，還是居於少數。同時，通過微信等新媒體平臺觀察，也發現有利於川普的新聞消息還是居多，這反映出傳統媒體可靠性降低，新媒體崛起，影響力更大。
最後，從美國歷史的角度來看，對比150多年前的南北戰爭和現在的狀況，美國內部各種利益、觀念對立，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再次到了要進行大變革的時代。這個時候特別需要「變革領袖」，而希拉蕊顯然是保守派，不可能推動大的變革，但川普給了美國民眾這種期待，不管這種期待有沒有可能成為現實。
川普當選後第二天，在美國一些大城市就發生了反對川普的騷亂，有人在問：美國會不會拉美化，內部種族、階層爭端會不會引發重大衝突？可以把南北戰爭前夕的狀況來做個對比。川普大選之前曾到葛底斯堡發表演說，而在150多年前，林肯也曾在那裡發表著名演講，他們的演說最後一句話，是一樣的。林肯站在葛底斯堡的時候，也是美國處於最危險的關頭，但自此之後，美國又走向了新的起點。川普今天選擇同樣的地方發表演說，他也是在提醒美國人，又到了美國歷史的新的嚴峻時刻。真的有那麼嚴峻嗎？
南北戰爭是怎麼發生的？程亞文認為主要是因為地區間發展失衡。首先是經濟分化，北方的資本主義經濟與文化和南方的奴隸制種植園經濟與文化勢不兩立，最後的結果就是南北戰爭。很多人認為美國南北戰爭主因是奴隸制，奴隸制確實是重要因素，程亞文認為戰爭起點是發展失衡，而奴隸制的存在，則加劇了發展失衡。
美國剛建國時，內部不同地區間發展就不太均衡，發展程度和經濟類型有很大的差別。一開始的內部差別主要起源於東西之間，英國人一開始是在北美東部建立殖民地，後來才逐漸進入西部。西部無論是在經濟還是人口密度上和東部有很大差別。19世紀上半葉，美國東、西部通過基礎設施建設開始合流，比如坎伯蘭公路、伊利運河以及鐵路的大量興建等，形成了溝通東西的交通體系。當年約翰·昆西亞當斯的國務卿亨利·克萊推動建設「美國體系」，包括全美統一的交通、關稅、銀行體系等，在19世紀30年代左右交通體系基本成型，東、西部逐漸合流，東部製造業迅速發展，西部為東部提供原料，還成為東部的市場，兩者互相補充。這時南北方之間的經濟差別進一步擴大，矛盾逐漸顯現。南方經濟是走在另外一條道路。南方以平原為主，土地肥沃，美國剛建國時，經濟作物主要是稻米、菸草等，到1790年前後菸草種植開始衰敗，而隨著惠特尼發明新的榨棉機，加之海外需求的增長，南方的經濟開始由菸草、稻米轉向棉花。南方種植園經濟增大了對強制勞動的需求，奴隸勞動被進一步強化。北方沒有南方的優越自然條件，在發展製造業和的同時，更需要自由勞動，南方和北方因此逐漸形成了兩種經濟形態，即南方的種植園經濟和北方的工商業經濟。
在對外經濟聯繫上，差別也開始顯露，東西合流、形成全國性的互補經濟體系；而南方的棉花百分之七八十通過大西洋運往英國，因此實際上美國內部的經濟體系是不同的，南北方之間沒有形成「利益共同體」。這樣美國內部無論在經濟形態還是在經濟體系上都兩分了，這使南方更堅持奴隸制。以「梅森-狄克森線」為界，1790年6%的奴隸在北方，94%在南方；北方每49人中才有一人是奴隸，而南方每三人中就有一個是奴隸。美國建國是建立在南北方相互妥協的基礎上，北方8個搞工業的州，與南方5個蓄奴州，經過談判，在1787年達成協議，南方各州同意聯邦政府有權管理商業和貿易，北方諸州同意推遲20年廢除奴隸制。
當年華盛頓、傑斐遜和亞當斯等人都曾預見，如果奴隸制問題不解決，會引發重大危機。南方種植棉花有錢可賺，不斷強化種植園經濟，不斷強化奴隸勞動，其實南方在1790年代之前也想廢除奴隸制，但在棉花大量種植之後，轉而擴大了對奴隸的需求，這樣棉花經濟就強化了奴隸制，進而拉大了南北部的經濟發展差別，由此還進一步強化了南北部在國家發展方向、制度選擇和價值觀念上的差異。
1830年代後，美國社會形成了兩種主張和兩條路線。北方認為美國應是個自由、城市化的資本主義工商業經濟和社會；南方認為美國應是鄉村化的、等級化的種植園奴隸制經濟。19世紀上半葉又正值美國擴張高峰期，擴張主要向南部擴張，南部主要是奴隸制，那麼新加入的地區是奴隸制度還是自由經濟？由此圍繞領土擴張，很多問題混合，逐漸轉化為政治問題。比如，1818年美國和西班牙達成《泛大陸條約》，本來可以吞併德克薩斯，但時任美國總統約翰·昆西·亞當斯美國總統反對，因為一旦德克薩斯加入，會因為「選擇奴隸制還是自由制」問題產生內部分裂。1818年到1820年密蘇裡危機，南、北方存在爭議，最後克萊提出方案，以路易斯安那州作為蓄奴州加入聯邦、緬因州以自由州加入聯邦了結，由此也在一段時間形成了默契，即新加入美國的州，這次是自由州的話，下一個就是蓄奴州，以此類推，形成脆弱平衡。
但1845年德克薩斯申請加入聯邦、引發美國與墨西哥的戰爭後，美國內部的分歧激化，後來在克萊的主持下雖然又達成了一時的妥協，但問題並沒有解決。1856-1860年矛盾不斷上升，逐漸發展為暴力行為。最有名的事件是美國的參議院的全武行，參議員薩姆納反對奴隸制，被另一名主張保留奴隸制的參議員布魯克斯當場杖擊，倒地不起。美國社會也走向分裂，比如在北方念書的南方學生，在1850年後普遍回到南方，教會組織也開始分裂，南、北方分支互不往來。社會生活上，南、北方不再去對方地區旅遊。
南北兩方後來形成了完全對立的區域政治集團。當時美國有兩個全國性的政黨，一個是輝格黨，一個是民主黨。南北戰爭發生之前，這兩個政黨內部也逐漸分裂為兩派。輝格黨一派稱為「良知派輝格黨」，主張取消奴隸制；另一派是「棉花派輝格黨」，主張維持南方奴隸制。民主黨同樣如此。良知派輝格黨和民主黨主張取消奴隸制的派別以及其他黨派後來一起組建了共和黨，而民主黨中有一派出走加入到了共和黨，一派主張保留聯邦奴隸制，形成了新的民主黨。在南北戰爭前夕，美國的政黨政治已經地方化，兩個主要政黨分別代表兩個不同地域的利益。林肯後來成為總統，主要依靠的北方共和黨，南方的不少州，他都沒有過去拉票。
1856年，道格拉斯提出《堪薩斯-內布拉斯加法案》，南北矛盾上升到最高點，林肯當選後，危機轉化為內戰。程亞文認為，這實際上是美國在國家剛剛建立時期的契約，到南北戰爭前夕已經瓦解，既有政治框架已經容納不了新的國家體量，其初始原因在經濟，即南北方的經濟發展失衡，這一問題後來導致全面的社會制度、價值觀的失衡，最終轉變為對立的政治意志。
程亞文提出美國內戰之前有五個現象值得注意：
➤美國異質人口擴大，黑人奴隸隨著蓄奴州的增多不斷增多。
➤地區間經濟發展差別，南北方經濟形態和經濟聯繫不同，南北戰爭時，南方開展棉花外交；
➤存在核心爭議，在奴隸制問題上的尖銳對立。
➤產生了不可通約的理念、身份認同發生分裂。美國到底是什麼樣的國家？南方和北方的認知不一樣，其實這個問題在美國建國就存在，一開始能夠維持大致均衡，1790年美國南、北方經濟與人口保持平衡。1860年左右，這個平衡被完全打破，身份認同完全分裂。
➤形成了完全對立的地域性政治集團。
將這五個現象與今天的美國進行對比，可以發現如下幾點：
在人口構成上，1860年代黑奴擴散形成焦點問題，今天拉丁裔等非傳統白人增多，將打破傳統白人的主流地位，這是川普選舉的重要話題。現在的美國人口，傳統白人人口在30歲以下的人群中已不佔多數，再過二三十年，可能徹底改變，美國傳統白人或將成為美國最大的少數族群，這跟美國內戰時情況類似。
在經濟上，經濟形態發生了顯著變化，美國內部的經濟聯繫分化。上世紀之前的美國以製造業為主，大規模組織生產，出現了中產階層。中產階層和產業資本是一個整體，利益共享。現在，美國的製造業轉移到世界其他地方，經濟虛擬資本主義化、金融等服務業佔了大頭，川普認為美國的就業機會流失，中產階層和資本家的經濟聯繫也流失了。而希拉蕊的主要支持者之一金融集團，其利益依靠的是整個世界，全球化是由它推動的，金融資本不再依靠以往的中產階層給它提供勞動和技術創新，中產階級成了全球化的失意者，以往與產業資本的經濟聯繫逐漸喪失，以往的經濟合作和利益共享體系也趨於瓦解。美國的經濟形態已經發生重大變化，過去以製造業為主，現在服務業佔比越來越大，藍領工人大量失業，整個中產階層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對比美國南北戰爭時期，也是南北方在經濟形態發生分別的同時，相互間的經濟聯繫也逐漸減少，導致南北方不再有利益上的共享關係。
在重要政治議題上，比如移民、福利制度、同性婚姻等，意見嚴重對立。程亞文認為移民問題將會成為美國未來的大問題。以往美國有足夠大的經濟體量，可以將這些問題消化。現在美國得利最大的那個群體，大部分利益已經不是通過美國內部，而是通過外部去獲取，美國已經沒有以往那樣大的經濟體量去消化內部的問題。這次美國大選，川普跟希拉蕊的路線差別很大：希拉蕊對內強化政府干預，在「多元化」旗號下進行國民種族群體細分和進行立足於此的財政轉移支付；對外繼續堅持大規模幹預，擴大海外存在，堅持「價值觀外交」。川普立足於美國傳統主體民眾的經濟社會政策和傳統價值觀，減少經濟幹預，放棄「多元文化主義」；對外收縮、減少承擔聯盟責任，「美國優先」。這兩種路線反映全球化和反全球化兩種不同利益需求。
在身份認同上，對於「美國到底是什麼樣的美國」問題認知分裂，這主要是人口結構變化引起的。程亞文介紹了「老美國和新美國的對立」的觀點，「老美國」是指白人，傳統的白種人佔主體地位；「新美國」強調不問種族出身。程亞文認為，美國2016年的大選是「世界公民」與「美國人」的對決。前一段時間英國的首相德蕾莎·梅伊公然宣稱要放棄「世界公民」價值觀，川普也是這樣的思路，不做世界公民了，美國人優先。現在的現象跟美國南北戰爭的現象有相似的地方，當然相似不一定導致同樣的結果，這裡的對比，並不是說美國很快發生內戰。
對於美國會不會形成完全對立的政治集團，還需要觀察。川普上臺之後採取什麼樣的政策，他的政策是否會在美國大選後形成撕裂，程亞文認為川普至少代表美國主流白人人口，如果希拉蕊上臺，撕裂可能更厲害，因為美國主流的白人人口反對更激烈。程亞文認為，現在不僅是美國，全球性的撕裂也在發生，包括歐洲。西方社會的混亂需要政治的反思。
美國作為一個民族或者是一個國家，最初契約關係的建立主要有三個方面：
一是國家責任與公民美德的平衡。美國作為一個國家，是在戰爭狀態下形成的，國家主要保障的是公民的安全，而公民也要在需要的時候為國家做犧牲做奉獻。現在，美國長期享有近乎絕對的安全，公民的美德有嚴重弱化，富有者是「世界公民」，不願意承擔公民責任；弱勢者一味依靠國家，向國家不停要各種權利。
二是精英政治與大眾意願的平衡。美國剛剛建國的時候，怎麼把國家建起來和形成國家能力，是首要考慮問題，而民主是其次的。美國的民主是少數人的民主，民主是19世紀下半葉、20世紀上半葉才逐漸擴大的。在這種情況之下，國家是精英治理的國家，精英要照顧大眾的想法，大眾也要遵從精英的引領，才能在國家治理上達成均衡。
三是政治共同體的適用範圍有邊界。美國剛剛建國時，政治共同體是有文化、政治、經濟等各種限制。美國黑人和印第安人曾長期沒有公民身份。而且在當年組成「美國人」的那些人保， 是有相似的種族、宗教和文化背景的。
現在，這三個基本方面都被突破。公民的權利不斷擴張，美國國家初建時的契約關係被打破；人口增多，人口構成變化，種族、宗教關係越來越複雜；政治共同體的邊界被打破，歐美都是如此。
當年國家形成契約的外在條件，主要是人口構成、宗教與文化信仰，國民基本都信仰基督教，現在這種狀況被改變。美國不斷打破界限，不斷吸收移民，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之前美國經濟不斷的增長，能通過財富不斷的擴張消化問題；現在，美國製造業轉移，整個社會的財富不能支持新增人口，已經到達了瓶頸。
程亞文認為契約關係主要是這三點內涵，而契約的外在支撐條件包括財富水平、族群構成、宗教信仰等。現在，整個西方政治過度，不應該成為政治的問題也被操作成了政治議題。不要期待會出現「美好世界」，期待一個「美好世界」出現的時候，這個世界可能會變得更加不美好。這些問題中國的哲學家和西方的哲學家有很多的思考，比如德國學者洪堡認為國家所能承擔的只能是「負面福利」即是公民的安全；不要提供更多的「正面福利」即國家把公民的生老病死都管起來，這看起來很美好，但實際上國家不可能做到，硬要去做的話，遲早這個體系會破產。
曾經做過蔣介石幕僚的國學大師徐復觀先生，1949年後跟著蔣介石到了臺灣，到上世紀60年代末移居香港，在香港寫過很多政治評論，其中很多關於歐洲。在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英國在向「吃光主義」邁進》，說英國看起來很好，有福利制度，但這是在吃「老本」，遲早有一天會把財富吃光。人民都不願意勞動，財富怎麼來？現在越來越多的歐洲思想家，都認為福利制度遲早會把歐洲國家拖垮。
歐洲很多思想家對今天歐洲出現的窘境，都曾經有過預料。比如馬爾薩斯談過的女主人之宴的情形，世界很容易從豐裕轉變為匱乏。匱乏是無法的消滅，它不僅是物質現象，也是精神現象。羅斯福的「四大自由」主要是從物質角度講的，但20世紀下半葉以來，匱乏主要表現在權利上，權利在不斷擴張，各方面都需保障起來，聽起來是符合道德的，實踐的時候就導致「匱乏」，因為權利需求是沒有邊界的，永遠也不可能滿足。
20世紀下半葉以來，不斷出現新的政治議題，這不是政治所都能夠承載的，很多時候是超過了既有政治框架的處理能力，這種新問題需要認真思考。這是今天美國、歐洲包括其他國家都需要反思的問題。
程亞文提出世界已經進入常規時代。在2005年出版的《漸入常規時代》一書中，程亞文認為時代正在發生變化，霸權會逐漸退出歷史舞臺。比如蘇聯退出了霸權歷史舞臺，美國在冷戰結束後曾被認為是一個「新羅馬帝國」，但它今天也表現出霸權衰敗的跡象。把時間線放得更長一點，霸權對整個人類來說是很少時候才出現的現象，絕大部分時候都不存在全球性霸權。說到「西方霸權」，實際上，19世紀之前，歐洲在東亞、中東等世界核心區域，都還沒有絕對優勢。英國的霸權範圍很有限，英國的和平，其實主要是英國跟非歐洲國家之間的。
所謂「常規時代」，是指霸權衰落，世界可能出現不同的政治體系。今天的世界是一個「禮崩樂壞的世界」，主要是西方的衰敗帶來的，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是西方的硬實力下降；二是西方用以解決自身和世界問題的制度與知識體系的衰敗。2005年程亞文就預測美國的霸權會衰敗，而東亞和歐洲的歷史意志一直在復活。實際上，冷戰結束後，歐洲就不再跟著美國的步調走。2003年伊拉克戰爭，法、德、俄是一個步調，和美國不同。從發展史來看，歐洲與美國在蘇聯解體後，就開始有不同的想法，利益分裂，缺乏內部的團結，聯合開始瓦解，美國霸權開始衰敗。
美國會逐步放棄全球領導的角色，因為推廣普世價值，就需要承擔普遍責任，但這是任何一個國家都承擔不起的，最後只會消耗國力、導致自身衰敗。歐巴馬2008年上臺後，美國就已經開始做調整，在一些地方退出，比如從中東。從川普的競選語言來看，他也明顯不想承擔很多世界責任。川普正式上臺後，未必全部兌現競選諾言，但也不應低估他的競選語言轉化為現實政策的可能性，不可能全部兌現，但是會兌現很多。
程亞文認為美國在川普時代會大量放棄國際責任，取消提供部分公共物品，它會導致全球領導者缺失，全球公共物品開始缺乏，這對整個世界來說是非常大的挑戰。沒有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給，就難以維持秩序。兩次世界大戰就是因為沒有國家維持秩序，後來是美國成為秩序維持者。今天美國想退出，那麼它所建立起來的這一套秩序誰來維護？所以說常規時代是非常危險的時代，充滿不確定性。
中國在這種情況下該怎麼做選擇？今天的中國需要轉變，要擔負起領導性的角色，因為全球秩序崩潰；另外，中國今年面臨的新的問題和挑戰是與國際接軌時代的結束，之前是歐巴馬政府意圖通過TPP、TTIP排斥中國，現在是川普意圖重建貿易壁壘，那麼之後全球化如何發展、世界經濟體系如何建立，思考的思路需要改變。
中國不應當尋求做唯一的全球領導者，任何事情都有一個度，中國要把握好度，承擔能承擔的責任，不可能把自己在全球的所有利益都能維護好，也不可能把世界其他地方的安全與發展都通過中國解決掉，能和其他領導力量一道，大致維護好中國的國家利益、大致保護全球穩定和共同發展，就不錯了。所以，中國需要主動推動世界重新構建領導體系，在美國霸權衰敗的情況下，怎樣構建一個多種力量共同領導世界的狀態，對未來至關重要。
程亞文認為今天中國需要實現思想突破，現在中國人的知識思想變化，跟不上現實世界變化。中國從1949年以來已經歷兩次思想突破，第一次是1949年後的轉變，第二次1978年以來的的改革開放，現在已需要展開第三次思想突破。但目前中國人的思維面臨三種障礙，第一種認為中國應該回到30年前，把前三十年的做法再恢復過來，這是不可行的，因為中國已經不是30年前的中國了，那個時代的辦法已經解決不了現在的問題了。第二個是轉向西方，與國際接「軌」，程亞文認為這種思想過時了，西方的「軌」已經生鏽了，甚至沒有了，川普馬上要把「軌」撤掉了，中國無法接「軌」，沒有「軌」可接了。第三種認為中國應回到「儒家」傳統，那個時代社會治理很好，這也是不可行的。但這三種思想方式對啟發中國新思想是必要的。總之，怎樣創建全球新文明，需要新的思考。剛建國時，蘇聯是路燈，改革開放後美國是路燈，今天中國需要自己造路燈了。
今天中國的狀況跟美國南北戰爭到羅斯福新世界的時期很相似，美國是當時最大的新興經濟體，中國現在是世界上最大的新興經濟體。美國大部分知識從歐洲來，後來在此基礎上突破，建立自己的知識範式。今天中國同樣要建立自己的知識體系，因為今天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不一樣，不改變思想的話，問題就得不到解決，不能指望還通過拿別人的經驗來解決自己的問題。南北戰爭前夕，當時的美國演說家愛默生說，「我們依賴旁人的日子，我們學習他國的長期學徒時代即將結束，數百萬計的青年正衝向生活，他們不能總是依賴外國學識的殘羹來獲得營養」，「我們要用自己的腳走路，我們要用自己的手來工作，我們要發表自己的觀點。」那個時候越來越多的美國人開始意識到美國的角色應當改變，需要建立一個以美國為主體的思想。其實早在18世紀末，就已經有人意識到這個問題，麥迪遜在歐洲當過大使，看到歐洲有很多藝術家，而美國卻沒有，某次，麥迪遜告訴一位客人，不用著急，在他們這一代的時代，只能學學軍事、政治，到他們兒子的時候，可以多學學哲學、法律了，再到他們孫子的時候，就可以學習藝術、文學等知識了。愛默生的時代，恰好就是麥迪遜所說的「我們的孫子」的時代，那時美國國力到達了一個前所未有的高度，美國人的知識範式和思想觀念開始發生改變。
現在全球性知識短缺，不是說知識不多，而是關鍵性的知識和概念沒有突破，知識範式需要改變了。現在要在核心的概念上突破和改變，以推動整個知識體系的改變。美國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經歷了這一過程，知識生產以及知識生產機制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知識生產即思想改變了，知識生產機制即大學的學科重新設置了。現在智庫大量興起，中國應當追求新的知識生產機制，以前的知識生產機制產生不了合用的知識，沒有辦法實現知識生產的突破，就需要有新的機制組織知識生產，形成新的知識範式。■
程亞文：南北戰爭前，美國內部裂痕有多深？
程亞文：川普贏了，世界進入「後霸權」的常規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