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曉原，上海交通大學講席教授、科學史與科學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長
1834年1月，英國天文學家約翰·赫歇耳赴南非好望角建造了一座天文臺，準備對整個南天星空進行觀測。由於約翰成就卓著的父親威廉·赫歇耳已經奠定了赫歇耳家族在歐洲天文學界響噹噹的名頭，小赫歇耳的這次遠徵觀測在當時廣為人知。約翰·赫謝爾肖像
1835年8月21日（周五），紐約《太陽報》在第二版上刊登了一條不太起眼的簡訊：天上的發現——來自愛丁堡的雜誌報導——我們剛剛從這座城市一位著名的出版人處得知，小赫歇耳通過一架自製的大型望遠鏡，在好望角獲得了一些非常奇妙的天文發現。幾天後《太陽報》頭版以連載方式刊登了一篇長文，它的大標題非常醒目：約翰·赫歇耳先生在非洲好望角剛剛獲得偉大的天文發現（來自《愛丁堡科學雜誌副刊》）。文章開篇，列出了赫歇耳「顯然是利用基於新原理之上製成的廣角望遠鏡，所獲得的多項有衝擊力的天文學新發現」。這些驚人的新發現包括：「從太陽系的每一顆行星上都獲得了非凡的發現；給出了一種全新的彗星解釋理論；發現了其它太陽系行星；解決修正了數理天文學上幾乎每一個重要難題」。而其中最令人震驚的成果，莫過於赫歇耳「用望遠鏡把月亮上的物體拉近到類似我們看一百碼之外的物體那麼近，確切無疑地解決了地球這顆衛星是否適宜居住的問題」。接下去很長的篇幅，主要是對赫歇耳「直徑達24英尺、重達15,000磅、放大倍數為42,000倍」的望遠鏡的詳細介紹。經過這樣一番精心鋪墊之後，讀者終於看到了赫歇耳用巨型望遠鏡從月亮表面獲得的驚人發現：1835年1月10日晚上，當他把望遠鏡指向月亮時，他看到了各種月亮植被和成群結隊的棕色四足動物。從8月27日起，《太陽報》對赫歇耳的月亮新發現進行了四天的連載，其中8月28日這天刊載的內容將整個事件推向高潮：赫歇耳在月亮上看到了有智慧的生命。文章對這些月球智慧生物的外貌特徵進行了詳細的描繪，其中特別提到，它們最令人驚訝的地方是「長著像蝙蝠一樣的翅膀」，而且在水中的時候，它們很敏捷地把翅膀全部打開，出水的時候，它們會像鴨子一樣抖落水滴，然後很快收攏閉合。
長著翅膀的「蝙蝠人」
好奇心被撩撥起來的大多數讀者，注意力已完全被月亮新發現的內容所吸引，根本沒想到要去辨識真偽。一種廣為流傳的說法是，甚至連耶魯大學的幾位天文學教授也上當了。著名作家愛倫·坡（Allen Poe）後來回憶起「月亮騙局」時也提到，維吉尼亞學院的一位資深數學教授很嚴肅地告訴他，自己對整個事件一點都不懷疑。僅在一周內，《太陽報》憑藉「月亮新發現」就竄升為美國報界的一顆新星。「月亮故事」甚至成為報業發展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的事件。8月28日刊登的那篇描寫赫歇耳觀測到「像蝙蝠一樣的月亮人」的文章，使《太陽報》當天的總發行量達到19,360份——當時世界上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泰晤士報》（Times）當天的總發行量也只有17,000份。
《太陽報》獲得巨大成功，它的競爭對手們也不得不紛紛不同程度地跟進。一些報紙作了全文轉載，發行量也隨之大增。包括《泰晤士報》在內的一些報紙也先後發表評論文章，認為《太陽報》所登載的月亮新發現「有可能是真實的」。正在此時，《太陽報》一位名叫洛克的記者，向朋友透露了整件事情的秘密，說所謂的月亮新發現，除約翰·赫歇耳正在南非進行觀測確有其事之外，其它內容純屬子虛烏有，全出自他本人筆下。此事很快被曝光為一場騙局。兩周後的9月16日，《太陽報》刊登了一篇文章對此進行回應。文章表示：大多數人對整個故事表示讚賞，他們不僅樂意稱它為智慧和天才的傑作，而且也樂見其所產生的積極效果，它把公眾的注意力「從苦澀的現實中，從廢奴的爭鬥中，稍稍解脫出來了一會兒」。對於所造成的「誤解」，文章辯解說，虛構的月亮新發現可以被解讀為「一個機智的小故事」，或是「對國家政治出版機構以及各種黨派負責人令人厭惡的行為的一種嘲諷」。它拒絕承認這是一場騙局。文章中有一段在今天看來是意味深長的話：許多明智的科學人士相信它是真實的，他們至死都會堅信這一點；而持懷疑態度的人們，即使讓他們身處赫歇耳先生的天文臺，也仍然是麻木不仁。
《太陽報》居然採用這樣的方式來化解尷尬局面，而更令它的對手意想不到的是，公眾在知道「月亮故事」是一場騙局後，卻並不拒斥它——事實上這種戲劇性的情節反而更加刺激了公眾的閱讀熱情。為了滿足大眾的需求，《太陽報》把「月亮故事」連載文章合編成一本小冊子。小冊子除了在美國國內暢銷，還被翻譯成各種語言，迅速在法國、德國、義大利、瑞典、西班牙、葡萄牙等歐洲國家傳播開來。一場騙局為什麼竟會產生如此戲劇性的後果呢？
首先，在今天看來絕對荒誕無稽的關於「月球智慧生物」的討論，在當時卻是許多科學界頭面人物都在認真研討的「科學課題」。例如，奧伯斯和格魯伊圖伊森都認為，有理性的生命居住在月亮上是非常有可能的；而著名的數學家高斯甚至設想了和「月亮居民」進行交流的具體方案，他認為「如果我們能和月亮上的鄰居取得聯繫的話，這將比美洲大陸的發現要偉大得多」。這些討論至少出現在《哲學年鑑》（Annals of Philosophy）、《愛丁堡新哲學雜誌》（Edinburgh New Philosophical Journal）之類的學術刊物上。其次，那時的大眾媒體，看來已經和今天完全一樣——以娛樂公眾為終極目的。在媒體眼中，科學只是供它們利用的資源之一而已，傳播科學不是它們的義務，而只是它們的手段。所以「月亮故事」這樣一場科學騙局，不僅沒有受到公眾的譴責，反而贏得公眾的歡心，成為一場皆大歡喜的「多贏」喜劇。當「月亮故事」如火如荼上演時，真正的「受害人」約翰·赫歇耳正在孜孜不倦地對整個南天星空進行觀測。1838年他從好望角返回英國，出版了論著《1834～1838年間好望角天文觀測結果》（Results of Astronomical Observations Made During The Years 1834, 5, 6, 7, 8, at the Cape of Good Hope）。在此期間他對「月亮故事」究竟持何種態度，長期以來一直沒有人注意。直到2001年才有學者在赫歇耳家族的私人檔案館中找到小赫歇耳1836年8月21日寫給倫敦《雅典娜神殿》（The Athenaeum）雜誌的一封公開信，他在信中就「月亮故事」頗為無奈地表達了自己所處的尷尬境地。 也許，他並不反對讓自己的名字繼續和這齣喜劇聯繫在一起？
本文選自「江曉原科學讀本」之
《科學驗證：那些天空及世間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