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道德綁架本質上就是一種暴力行為，它用「道德」作為工具，以數量的方式迅速佔領社會輿論，從而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力，進而佔居社會優勢。探討網絡道德綁架的權力意識與權力搶奪行為，對於認清自媒體時代網絡社會的亂象具有一定的作用。
一、什麼是網絡道德綁架？
自有人類始便有道德，道德已成為調節人類社會關係的一種重要手段。在階級社會裡，它作為統治階級約束普通民眾的一種方式，道德始終是為統治階級服務，間或調節普通民眾間的關係，然當其異化為對抗社會統治力量或社會既有價值秩序之時，道德便有可能淪為綁架的工具。19世紀50年代末，英國哲學家約翰?密爾在《論自由》中提到了「道德脅迫（moral coercion）」一詞，在討論社會權力對人的限度時指出「社會對人的脅迫和控制，無論是通過法律制裁的武力，還是通過公眾輿論的道德脅迫」。哈貝馬斯曾經認為，媒體構建的公共輿論「實際上是一種精心策劃的公共輿論」，是公共領域被偽私人化的過程，公眾則在一定程度上被淪為輿論的傀儡。在新媒體打造的更加開放、自由的輿論場域中，公共輿論則淪為了道德綁架的幫兇，脅迫被綁架者讓渡私領域權力
陳力丹認為，「 輿論綁架」現象是由媒體逼視所形成的：「媒體逼視是對私人領域過度公開報導的行為，這種行為報導給被報導者帶來本不應該承受的壓力，同時也造成了大眾傳媒的功能失調，是新聞媒體社會角色的錯位。」這表明，作為「第四權力」的新聞媒體將社會輿論變成了一種權力運行的方式，對被綁架者施壓，有悖新聞倫理。
在新媒體環境下，新聞報導的傳播速度加快，廣場式的開放空間為公眾提供了良好互動，實施道德綁架行為的主體轉向以大眾為主，媒體「退居二線」，起著推動作用。近年來在網絡上頻發的熱點話題，引爆了大量道德綁架的言論，尤其是活躍於社交媒體中的網民用戶，他們集聚而成社會群體，經常在網絡上發表以高道德標準要求他人的日常言論。客觀來講，對於一些有悖道德倫理的現象，進行必要的道德要求、進行合理的道德引導，是必要的。但是站在道德制高點對他人進行輿論批判，就成了問題，
總的來說網絡道德綁架就是一種網絡暴力行為，是人們憤怒情緒的一種表現，是一種典型的社會動員，它用「道德」作為工具，以數量的方式迅速佔領社會輿論，從而形成自己的話語權力，進而佔居社會優勢。其本質就是民眾利益網絡提供的公共空間對私人空間權力或社會既有權力的一種擠壓，以重構社會權力。在網絡公共空間中，道德而非法律已經成為網絡空間的重要權力爭奪工具。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可以認為網絡空間治理包括事實治理和價值治理兩個方面，通過實名制、誠信制度以及反謠言條例，我們已基本完成對網絡事實治理。然而，在價值治理方面，以道德之名進行的權力爭奪已成為一個較難處理的社會問題。
為什麼會有網絡道德綁架？網絡道德綁架的本質是什麼？我國目前處於社會轉型的深化期，從社會結構角度而言，社會資源和社會權力的分配都在進行調整。新媒體的出現，打造了新型化的社交圈子，產生了眾多網絡社會群體，也折射出社會階級矛盾和社會權力分配問題等社會隱痛。
隨著新媒體技術的發展，「用戶製作內容」的理念正逐漸瓦解傳統媒體所擁有宏大敘事的話語權優勢，建立起現代社會的多元化話語格局。網絡社會是現實社會的延伸和擴展，人與人之間的階級性隱藏於虛擬網絡之中，但其言論表達會投射出各自的階級屬性。道德在階級社會不可避免地具有一定階級性，但那些社會各階級成員都應遵守的行為準則，帶有社會公德性質，是沒有階級性的。社會公德是人們可以直接展開話題對話的最低門檻，因而不同社會階級的社會群體都可以就網絡事件發表以人倫、道德為評判標準的言論表達，試圖通過提升話語權來實現自我群體的社會權力。道德綁架式的言論憑藉新媒體，在極短時間內擊穿一個個社群，形成傳播的海嘯效應，力圖實現社會權力關係的重構。
道德綁架的網民主體在發表言論時，代入了現實身份和階級屬性，更多的是站在弱者立場發表「仇富」「仇官」的言論，折射的正是階級矛盾和社會資源、權力分配的深層次問題。在丁某某「到此一遊」事件中，在外國景區文物上亂塗畫的丁某某，被網友人肉出各類家庭信息，網友不禁發出「丁錦昊父母都是幹什麼的？是不是有錢人？」「埃及之行有沒有挪用公款的嫌疑？」等咄咄逼人的疑問。在鄧超因王寶強事件遭炮轟的過程中，有人發出「只為了賺錢，做人太虛偽」的評論。這類言論已經脫離了道德的評判，道德則淪為了網民宣洩偏執情緒的幌子，最終轉向對當事人及家庭社會身份、地位、社會財富的窺視和質疑。
除此之外，「道德綁架」體現了轉型期的道德焦慮。「道德」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居於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規範人們的日常生活行為、穩定社會秩序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但是來到現代法治社會，剛性的法律強約束力逐步取代道德軟約束作用，道德在約束人的行為規範方面雖然重要，但其穩定社會秩序的功能相對下降。道德是一種文化習得，在生活成長過程中可以本能掌握這種倫理觀念，而法律是講究程序和技術性的，以契約為準繩的法律，則是一種後天學習習得，是普通大眾不易掌握的。在這個原因的推動下，民眾熱衷於使用道德來調節利益、維護社會秩序、進行社會控制，「泛道德化」的言論表達甚囂於網絡新媒體。其目的一是為了維護公序良俗。民眾普遍認為自己是屬於遵循公共道德、遵守規矩、尊崇習俗的一類人，他們有權力、有責任指責「不道德的人」，維護社會秩序。其二是為了維護社會的公平正義。民眾基於鋤強扶弱的正義心態，本著「弱者有理」的集體潛意識，為「弱勢群體」「受了委屈的人」打抱不平，謀取權益。
但總體上看，道德綁架本身並不能夠帶來正向的道德改善，首先，道德主張應當以尊重權利為前提，而在公共領域對他人的道德進行公開指責或評價，侵犯私領域權利，道德綁架最終結果往往導致了「惡」。不僅會扭曲了社會大眾對「道德」的認知，擾亂社會道德秩序，也會在根本上削弱了道德的社會控制功能，影響道德功能的發揮。
其次，新媒體條件下的道德綁架，在極化環境中，極易走向網絡暴力。主流媒體對輿論熱點事件報導缺位的情況下，存在大量的模糊信息，偏激情緒的網民易形成批判的、非理性的、趨向統一的言論。這種言論經由網民群體多維互動，很容易轉為網絡暴力產生言語抨擊、隱私披露等行為。社會群體走向極端化之後不僅不能通過道德做出理性判斷，而且容易走向道德淪喪，情況嚴重的話，他們會將這種對道德有偏差的認知帶到現實生活中，造成了社會秩序的混亂。
最後，在現實社會關係中，精英階層與大眾階層阻隔較大，且囿於認知思維、思考角度等差異性，實現直接對話、現實交往的可能性較小。然而來到新媒體平臺，不同認知水平、不同階層的人們可以打破空間界限，被整合進入共同的虛擬場景。但道德綁架實際上是以非黑即白的道德觀取代了複雜維度的相互理解。群體相互忽略對方，自說自話，固化自我觀點，言論表達的層級並沒有消弭，不同社會群體、社會階層的人們的虛擬交流並沒有促進相互理解，反而關係矛盾日漸激化。
（原文摘自《西部學刊》2017年第5期 作為社會權力爭奪工具的網絡道德綁架）
瓦叔評論：
發這篇文章，是因為看到今天有一個韓紅的新聞。韓紅看到了自己做公益的表情包被人惡搞表示憤怒，覺得善意不該如此兒戲。但是惡搞的網民卻有相當比例認為：這不是什麼大問題。更有人拿張學友來舉例子，認為張學友的表情包到處傳播張學友尚且沒說什麼，韓紅表示憤怒，就是「不夠大度」。
這個事情讓我覺得今天發這個是很合適的。實際上，道德綁架是一種網絡暴力的變形。它不是一種直接的羞辱，而是試圖用一種看上去十分正確的道德觀念來對對方進行人格上的苛求，以達到間接侮辱的效果。講求道德當然是沒有錯的，但是真正的問題，在網絡爭議之中，道德話語並不是本質，本質的是網民或者各個不同階層在此背後的話語鬥爭和意識形態鬥爭。這種鬥爭又體現了中國轉型期社會的不平衡性。而更糟糕的是，一些媒體為了吸引特定讀者，也在發表這種誘導民粹的言論，這種「為民請命」的架勢背後，實際上包含著階級撕裂的毒藥。而這種道德綁架作為隱性的，不帶髒字的攻擊，同樣讓我們反思媒介倫理的必要性和網絡公眾領域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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