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3月21日，一群人聚集在紐約聯合廣場，聆聽兩位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演講：「我的兒子不該死」 ； 「特雷沃恩·馬丁（Trayvon Martin）就是你； 特雷沃恩·馬丁很重要。」一位牧師帶領人群祈禱：「哈利路亞，今晚我們就是特雷沃恩·馬丁……。」百萬連帽衫大遊行（The Million Hoodie March）——暗指「伊斯蘭民族」（Nation Of Islam）領袖路易斯·法拉罕（Louis Farrakhan）在1995年發起的百萬人大遊行——在社交媒體上被一名紐約的活動人士兼廣告公司工作人員用 #millionhoodies 的話題標籤發布，同時還附上了一份變革網（change.org）的請願書。特雷沃恩·馬丁的父母是在一次偶然去到紐約的時候才知道這件事的，但是它已經在網上迅速發酵，大約5000人來到了聯合廣場，引發了全美50000人的關注。幾天之內，這一熱點事件就進入了眾議院。芝加哥南區的鮑比·拉什（Bobby Rush）穿著連帽衫發表了關於種族問題的演講。他在安保人員的護送下離開會議廳時，主席低沉地對他說：「你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成員了。」
百萬連帽衫遊行發生時，佔領運動的火焰正在熄滅，而佔領運動的最後一批人僅在前一天才在聯合廣場上被清除出場。人員重疊導致了一些與活動不一致的口號——「我們是99% 」——以及其他屬於佔領運動的話語。除了經常參加這類活動的黑人民族主義者和社區組織者之外，還有一些年輕人：祖科蒂（Zuccotti）狂熱分子、布魯克林的無政府主義者、「佔領布朗克斯」（Occupy the Bronx）運動的成員，他們中的一些人後來組成了特雷沃恩 · 馬丁（Trayvon Martin）組織委員會。演講結束後，集會變得分散，一些人前往時代廣場，另一些人則朝相反的方向前往曼哈頓市中心，其中一人騎著華爾街的銅牛，高喊著「我是特雷沃恩·馬丁」。這種偶然的象徵性的失序可以被看作是美國近代鬥爭史上的一個轉折點。五天前，試圖奪回祖科蒂公園的佔領運動遭受了失敗，三天後，他們又從那裡遊行到聯合廣場，抗議濫用警力，但這是那場運動的尾聲。另一場運動正在悄然發生。
下行的轉變（DESCENDING MODULATIONS）雖然政治組成往往被視為2011-12年全球浪潮運動的一個根本性的、無法解決的謎團，但它們並不是靜態不變的。政治組成有一種自上而下變化的趨勢，由於普通階層的參與，本來由富裕階層率先發起的抗議活動發生了轉變：隨著時間的推移，由學生或受過教育的專業人員發起的佔領運動吸引了越來越多的無家可歸者和赤貧者；對大學學費上漲的示威活動逐漸吸引了本就不會上大學的孩子。後來，由親歐洲的自由主義者和民族主義者發起的烏克蘭獨立廣場抗議活動，演變成了無依無靠的工人的營地。在英格蘭，隨著2011年騷亂的升級，受種族歧視的窮人把他們的反警察憤怒帶到了街頭，這種自上而下的轉變也迎來了結束。
如果這種政治組成能夠在英格蘭（只有不到4%的人口認為自己是黑人）的鬥爭中引入種族問題，那麼種族問題在一個建立在種植園基礎上的國家的運動中顯得突出就不足為奇了。美國的種植園比例要高出三倍，而城市貧民區的存在也是不爭的現實。如果「佔領運動」等運動的組成之謎源於缺乏任何已經存在的共同身份，那麼在美國，「黑人」似乎提供了一個最有力的共同身份。雖然這是許多佔領者無法共享的身份，但它至少可以提供一個吸引力的極點，成為社會動員上的優勢。因此，這股浪潮中的早期活動人士會有意識地尋求解決「佔領華爾街」運動的「白人化」問題。許多人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將促進工人和窮人之間廣泛聯盟的發展，或者，對某些人來說——成為一場新的民權運動。
2012年2月26日，17歲的特雷沃恩·馬丁在訪問其父親未婚妻居住的，位於郊區的封閉式社區時被槍殺。位於佛羅裡達州桑福德的雙子湖酒店（The Retreat at Twin Lakes）的房主在金融危機剛剛過去的幾年裡遭受了巨大的資產損失，他們的房屋價格暴跌，最近的幾起入室盜竊事件加劇了這種焦慮。鄰裡相助的志願者喬治·齊默曼（George Zimmerman）攜帶武器在該地區巡邏，預計罪犯會再次出現。一個陌生人的出現，顯然符合齊默爾曼心目中的種族主義形象，促使他在沒有任何衝突發生的情況下直接報警。特雷沃恩被槍擊時只帶了一包彩虹糖和一杯亞利桑那冰茶，身上穿著一件標準的種族象徵服裝連帽衫——這樣就可以確定案件的象徵性意義。
但是新舊媒體起初都保持沉默；直到在3月8日，這個故事在全國媒體上爆出。社交媒體的涓涓細流現在開始湧動了，隨著種族問題和一名青少年遇害事件的蔓延，很快變成了一股洪流。很快，當地就組織了一系列行動：在桑福德的教堂集會、在塞米諾爾縣法院外的另一個集會。但這些都不能簡化為當地社區的自發反應：第一個是由來自巴爾的摩的福音派傳教士領導的；第二個是由新成立的左翼組織「捍衛夢想」（「Dream Defenders」）的學生活動者組織的，該組織位於300英裡外的州首府塔拉哈西的歷史悠久的黑人院校佛羅裡達農業與機械大學。到3月17日，這個家庭要求司法部進行幹預的呼籲在《紐約時報》上迅速得到了回應，國會黑人核心小組的伊曼紐爾 · 克裡弗（Emanuel Cleaver）宣布對此案進行調查，認為這可能是一起「仇恨犯罪」。四天後，隨著百萬帽衫遊行，示威活動也蔓延到全國。
拿著特雷沃恩·馬丁照片的抗議者
垂直調解 VERTICAL MEDIATIONS第二天，阿爾·夏普頓（Al Sharpton）在桑福德領導了一次示威活動。夏普頓是一位電視主持人，民權組織「全國行動網絡」（NAN）的創始人和主席。夏普頓是美國著名黑人活動家，雙頭壟斷之一，另一位是很快跟隨 NAACP主席本·傑洛斯（Ben Jealous）加入聲援的傑西·傑克遜（Jesse Jackson）——兩次參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他是馬丁·路德·金的同事，國家彩虹聯盟創始人。夏普頓和傑克遜都是浸禮會牧師，他們遵循著將公民權利和有組織的宗教綁定在一起的標準模式；而馬丁·路德·金也是浸禮會牧師。隨著這些人物及其相關機構的加入，這一新興運動得到了長期民權人士和當今「種族領袖」（race leaders）的認可。
在人們的記憶中，該國大多數領導人都曾遭受過政府的暴力鎮壓，但這並沒有阻止民權運動（Civil Rights Movement）在國家神話中佔據一個特殊而神聖的地位。這個國家建立在奴隸制原罪之上，在儀式上升華為像基督一樣的形象——通過傑克遜的演講，金現在與林肯和傑斐遜一起坐在美國的萬神殿裡，並且像喬治·華盛頓一樣，有一個全國性的節日來紀念他。對於美國學生來說，馬丁路德金紀念日標誌著黑人歷史月的到來，在這一天，他們被告知自豪的羅莎·帕克斯在公共汽車上的事跡，以及遭受南方警察攻擊的和平抗議者的新聞短片。這些因素加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社會運動的經過修飾的形象，這種社會運動是從美國歷史的泥潭中迅速湧現出來的，所有人都可以為之喝彩。公民權利本身就是政治行動的原型，其歷史領袖和歷史事件的組合成為政治行動的方向和目標。正是通過這一運動，一部分黑人才得以擺脫那些留在貧民區的黑人的墮落的命運。這場運動也留下了重要的制度的基礎。
沙普頓和傑克遜等「民權領袖」經常出現在示威活動的前沿，他們甚至有足夠的政治影響力定期得到總統的傾聽：在撰寫本文時，自2009年以來，沙普頓已經收到了60多份進入白宮的邀請。如果後來被稱為「黑命攸關」（#BlackLivesMatter）的鬥爭浪潮經常看起來像是年輕人的標籤行動主義的典範，如果社交媒體——作為喬治·齊默曼謀殺案雙方的律師後來都同意——會成為特雷沃恩案件的關鍵，那麼強調一些假定的橫向式調解是錯誤的，因為在特雷沃恩死後的一個月內，這些垂直式調解就已經開始了。這種縱向一體化的協調當然是美國歷史上司空見慣的現象，白人之間的種族紐帶一直延伸到更大的範圍。奴隸主和自耕農，戰後地主和貧窮的白人佃農，盎格魯—撒克遜白人清教徒實業家和愛爾蘭移民與今天的黑人政治精英之間的共同點甚至比不上黑人政治精英與貧窮的種族暴力受害者之間的共同點。然而，自耕農加入了奴隸巡邏隊，並在內戰中為保衛奴隸制而戰；白人佃農（在短暫的跨種族民粹主義聯盟之後）將通過私刑恐怖來維持吉姆·克勞（Jim Crow）的種族隔離；而愛爾蘭移民雖然最初自己也受到了種族歧視，卻代表新教上層社會殘酷地管理黑人社區。歷史上，白人的垂直調解能夠跨越這些巨大的距離，不是因為文化或家族的親和力，而是因為它們體現在美國本身。
然而現在，這種狀態被某個表面上不屬於這種結構的人所佔據。不管多麼微不足道，黑人性（blackness）現在似乎也有能力跨越類似的社會距離——至少在原則上如此。不到一個月，沉默寡言的歐巴馬屈服於媒體的壓力，發表了一份聲明。他在玫瑰園發表了一份不冷不熱的聲明，設法確認了他與馬丁的個人種族認同感——「如果我有個兒子，他看起來會和特雷沃恩一樣」——同時又表達了一個共同的美國身份：「我們所有美國人都會以應有的嚴肅態度對待這件事。」這裡的修辭張力——種族特殊性與國家公民普遍性之間的張力——表達了美國社會的構成性矛盾。這種緊張局勢同樣困擾著歐巴馬的競選和總統任期，種族既是一種財富，也是一種負擔。
調解與因果關係MEDIATION AND CAUSATION但是，在另一名黑人被殺（通常是警察所為）之後，由阿爾·夏普頓或傑西·傑克遜領導的示威活動，幾十年來一直是美國政治格局中熟悉的固定場景；此類死亡率多年來一直居高不下。一個個體的死亡一旦遇到一些強大的交叉潮流就會成為美國幾十年來最重要的鬥爭浪潮，這一點需要一些解釋。除了其他的因素之外，話題標籤（#hashtag）的特殊性在此變得更加重要，最近大量採用的數字工具降低了政治動員和傳播信息能力的門檻。這帶來了反擊或繞過主流新聞議程的可能性，並質疑了在大眾媒體內簡單重申警方報告的標準做法的進程。其他敘述現在可以在個人相對較少努力的基礎上集體構建，將以前不會相互聯繫的特定事例匯集在一起。正是通過這種調解，人們從一份在地理和時間上分散的死亡清單中構建了一個統一的事業，因此，如果我們要理解這場運動的表述，我們就必須看到這些調解的作用。
此外，隨著危機時代鬥爭的浪潮（尤其是佔領運動）的興起，尼克森執政時期開始的被視為禁忌的公開抗議再次具備了明顯的可能性，而且越來越有合法性。最後，過去幾年是政治、經濟和社會危機時期，黑人社區的前景比其他地區更加黯淡：種族是美國勞動力中最不安全的標誌，他們不可避免地受到不成比例的困難。正是這些關聯因素與美國特有的種族代表性的社會和體制結構相結合，才使得一場獨特的群眾運動得以迅速發展。特雷沃恩·馬丁之死是一個信號彈，照亮了這片飽受折磨的土地。因此，他和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之間的比較並不是沒有意義的，後者是一個推動了民權運動的被謀殺的14歲少年。
馬丁的父母很快就開始就特雷沃恩案件和相關問題發起他們自己的運動，與此同時，示威活動在全國範圍內激增，社交媒體上的討論也繼續增加。2012年3月24日，特雷沃恩示威活動在好萊塢舉行，這似乎成為了第一次將黑人生命權作為口號和標籤的場合，也許是為了回應特雷沃恩的父親，特雷西·馬丁幾天前在百萬連帽衫遊行上宣稱特雷沃恩很重要。在馬丁的案例中，這似乎是有計劃的：特雷沃恩將通過一場運動，以他的名義為了正義而發揮作用。在這個時候出現的口號中也可以看到類似的表演意圖。4月12日宣布齊默曼將被控謀殺，@neenobrowne 在回應中提出了黑命攸關（#BlackLivesMatter）——也許是對現有口號的破壞。這一句口號可能有更早的起源。黑人的生命是否「攸關」是一個如此客觀的問題：2012年有6454人被殺，這個數字與黑人人口的總數不成比例。這種口號肯定會流行是有原因的：他們已經存在於每個人的腦海中。
擊中石膏的一槍HITTING PLASTER4月6日，「夢想捍衛者」組織開始了從佛羅裡達州代託納海灘到桑福德的40英裡的民權遊行。從四月下旬開始，又有一起案件與特雷沃恩的案件糾纏在一起，增加了案件的複雜性，激起了更多的憤怒。在佛羅裡達州的傑克遜維爾，瑪麗莎·亞歷山大（Marissa Alexander）在向虐待她的丈夫開槍後，因嚴重傷害罪被起訴。這一槍與齊默曼的槍不同，只打中了石膏。佛羅裡達州版本的「堅守陣地」（Stand Your Ground）法——該法授權那些受到威脅的人進行自衛——似乎在這兩起案件中都發揮了作用，預期的結果卻截然不同。一方面，一名男子殺害了一名手無寸鐵的黑人少年，援引了自衛權。另一方面，一個黑人婦女在保護自己免受暴力威脅時沒有傷害任何人，卻將在監獄中度過很長一段時間。這兩個案件令人沮喪的結合似乎足以證明法律制度的種族和性別特徵。5月20日對亞歷山大的判決只是證實了人們的預期——法定最低刑期為20年。
特雷沃恩的案子現在已經成為全國性的媒體焦點，自從歐巴馬發表聲明以來，已經引起了人們熟悉的反應。齊默爾曼越來越多地被保守主義者稱讚為民間英雄。媒體圍繞代理權展開了一場爭論，齊默爾曼聲稱自己是受害者，而特雷沃恩則受到了種族主義死者這一精英階層的慣常待遇，他的死引發了強烈的抗議：他的數字形象被媒體揭露，因為任何跡象表明他可能不是一個「天使」。他是一個來自佛羅裡達郊區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幾乎可以肯定，如果特雷沃恩真的是貧民窟的孩子，結果會有所不同——就像歐巴馬想像出父母身份的能力一樣。但是，在案件等待的過程中，特雷沃恩的家人一直忙於小規模的行動，媒體報導逐漸減少，社交媒體的洪流變成了哀傷的涓涓細流。
11月23日，名單上又增加了一個名字：17歲的喬丹·戴維斯（Jordan Davis），也是在佛羅裡達州傑克遜維爾被麥可·鄧恩（Michael Dunn）槍殺。戴維斯的過錯在於他在車裡大聲唱嘻哈音樂，為此後者用一把9毫米口徑的手槍射了10發子彈，其中3槍擊中並導致了喬丹的死亡。這是一個對所謂的「暴徒」文化懷有反感的人的隨機的憤怒行為，儘管鄧恩也聲稱是自衛，因為他感到受到了一把神秘的獵槍的威脅，而這把槍卻從未被找到。這麼多個月來，佛羅裡達州又發生了一起類似的案件，「安息吧喬丹戴維斯」（#RIPJordanDavis）不可避免地加入了「安息吧特雷沃恩馬丁」（#riptrayvonmartin）。12月1日，夢想捍衛者在離戴維斯幾個小時路程的塔拉哈西為他守夜。戴維斯一家很快就加入了這個悲傷的團隊，在桑迪胡克學校槍擊案發生後與特雷沃恩的家人一起參與反槍枝暴力活動。他們利用家族史將自己與民權鬥爭聯繫在一起，而戴維斯的母親後來講述了一個將兩家命運聯繫在一起的悲慘故事：
喬丹不停地說（關於特雷沃恩·馬丁），「媽媽，那可能是我。媽媽，那可能就是我。」 我們談了很長時間。他說，「他甚至沒有做錯任何事。」 我告訴他：「喬丹，你不必做任何錯事。你是一個年輕的黑人男性，有些人永遠不會尊重你。」
槍枝管制和「堅守陣地」法，這兩個問題都是在人們等待齊默爾曼審判開始的漫長的幾個月裡，實實在在、立竿見影的政治問題。但是，當然，一種普遍的感覺——在這些事情中有某種特定的種族因素在起作用——從未消失。去年12月底，加利福尼亞州奧克蘭的一場示威活動將 特雷沃恩與死於警察之手的當地黑人阿蘭·布魯福德（Alan Blueford）聯繫在了一起。2013年1月，《JET雜誌》刊登了埃米特·蒂爾（Emmett Till）的原始照片，並在封面上刊登了戴維斯的肖像，標題是：你的孩子是下一個嗎？
2013年3月9日，16歲的基馬尼·格雷（Kimani Gray）在布魯克林的 East Flatbush被便衣警察開槍打死。這起事件相互矛盾的敘述——揮舞著槍枝的幫派成員還是手無寸鐵的無辜者在逃命時被殘忍地處決——永遠不會達成一致。這使得紐約市成為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最接近反警察暴亂的地方——距離槍擊現場只有幾個街區之遙的地方，一家被砸毀的藥店和幾輛著火的汽車隨著「布魯克林暴亂」（#brooklynriot）在 Twitter上廣泛傳播，隨後的幾個晚上還有許多的集會。當地議會成員朱瑪恩 · 威廉士（Jumaane Williams）以社區的名義叫停了示威活動，指責佔領運動派出了煽動者。這是一個早期的例子，現有的黑人組織聲稱代表這個運動，他們在這方面的合法性取決於他們控制暴力的能力。但是，格雷的抗議與特雷沃恩和戴維斯的抗議之間的區別在於，他們被限制在一個地方，而且相對缺乏調解： 儘管它很快被添加到了話題標籤紀念碑上，但以格雷的名義採取的行動卻有所不同。在事件發生後的數周和數月裡，廣泛的活動人士在社交媒體上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討論，他們的團結抗議沒有發生，人們對格雷之死的反應在時間和空間上都很接近，這種形式上的差異可以被解讀為不同政治組成的指數。
特雷沃恩·馬丁的媽媽
總統是特雷沃恩 · 馬丁 THE PRESIDENT IS TRAYVON MARTIN2013年6月，也就是華盛頓大遊行50周年的那個夏天，黑命攸關活動人士在芝加哥南部以「收集夢想」的方式回應槍枝暴力。然後，齊默爾曼在7月14日宣布所有指控無罪。這導致了2012年的餘燼重燃。7月16日，夢想捍衛者在佛羅裡達州的國會大廈開始了為期數周的靜坐示威，要求通過特雷沃恩馬丁法案來廢除堅守陣地和宣布種族側寫為非法。與此同時，州政府提供了胡蘿蔔和半遮半掩的大棒：在民主黨的壓力下，美國參議院於7月19日宣布了「堅守陣地」聽證會（特雷沃恩·馬丁和喬丹·戴維斯的家人將在聽證會上作證），而歐巴馬現在認同特雷沃恩，認為自己是種族偏見的受害者——在種族問題上發表了長篇大論，暗示未來可能會有一些立法改革，同時維護現行法律的中立性，並警告不要進行暴力抗議。又是這種緊張關係：「黑人」和「總統」在某些方面存在分歧；現在，前者可能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誇張地蠶食後者，可能是因為他們的理性預期是特雷沃恩·馬丁案不會悄然終結。
第二天，阿爾·夏普頓和國家行動網絡按照慣例宣布在「100個城市」舉行示威活動。迄今為止，馬丁、亞歷山大和戴維斯的抗議活動一直集中在他們的家鄉佛羅裡達州——美國兩個活躍的大都市紐約市和舊金山灣區也採取了團結行動。儘管佛羅裡達州仍然是示威的基地，如傑克遜維爾和邁阿密，示威活動現在已經蔓延到華盛頓、亞特蘭大、達拉斯、辛辛那提、紐奧良、明尼阿波利斯等地。亞歷山大一案仍在議事日程上，傑西 · 傑克遜在傑克遜維爾組織了一場集會。後者為塔拉哈西靜坐示威提供了實際支持，他還提出動員機構力量幫助年輕的示威者。傑克遜說，佛羅裡達是一個「種族隔離的州」，並且——唱的是標準的民權讚美詩——「我們這個時代的塞爾瑪（Selma）」。雖然標準的黑人政治權力掮客顯然不能滿足示威和佔領完全由人民自己，就像在2012年春天，但這顯然不是一個自發的高潮。
事實上，學生領導的示威和佔領活動（以及後來的騷亂），以及民權運動的機構和人員，一直到美國國家立法機關，在總統宣布的外交斡旋和讓步下，齊心協力的推動，是這一波鬥爭中最引人注目的方面之一。與佔領運動或反全球化運動相對，它具有一種特殊的社會和制度「深度」：在一個受種族構成性矛盾困擾的國家，這種深度或許是唯一可能的，在這個國家，民權遺產發揮著重要的社會和意識形態作用。由於現在規模可觀的黑人中產階級仍然傾向於先於其他階級認同種族界限，而且在州立高等院校中黑人也很活躍，這似乎有一個社會基礎，即大體上垂直的運動構成模式，這種模式違背了傳統的敘述中激進反抗及其不可避免的被收編的模式。這就是「黑色」帶來的作品。
不久，身家30億美元的《福布斯》富豪榜成員奧普拉·溫弗瑞（Oprah Winfrey）也加入進來，並將特雷沃恩·馬丁與埃米特·蒂爾相提並論。不到一個月，華盛頓紀念日遊行和「實現夢想全國行動遊行」（National Action to Realize the Dream March）的媒體盛會拉開帷幕，歐巴馬、比爾·柯林頓（Bill Clinton）和吉米·卡特（Jimmy Carter）（但顯然沒有布希家族； 卡特尖銳地將民主黨的財富與民權運動的收穫等同起來）在民權運動中稱。夏普頓抓住了一個歷史性的機會，批評了黑人青年文化及其「垮襠褲」，贏得了大量的掌聲。但是出席人數估計比預期的要少得多，大概在一萬人左右。雖然民權運動的象徵意義在這一波鬥爭中從未遠去，但這也許是一個證據，證明特雷沃恩案暴露出來的情緒不是為了紀念上一代人的英雄主義，而是為了尋找其他東西；路德戴上了使徒保羅的面具。
去他的聯邦調查局F**K THE FEDS在這個階段，運動的策略大體上仍然局限在民權運動的劇本上。首先強調種族主義暴力或體制歧視的地方事件，以吸引聯邦政府。然後利用司法部或聯邦調查局（FBI）對「侵犯公民權利行為」的調查，迫使各州和地方官員做出讓步。這種對聯邦政府的傾向似乎有些令人驚訝，尤其是考慮到它在制定對非裔美國人產生不利影響的政策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但是，種族問題和美國政府有著長期的親密關係，後者的角色不能簡單地視為濫用或妥協，如果把這裡的國家職能簡單地理解為上一代反叛的黑人政治，那就大錯特錯了。美國的黑人不斷地暴露在高度武斷的暴力之下，這種暴力往往是由聯邦、州和市政府的工作人員直接施加的；有時是個體行動者在得到州政府的默許或明確同意的情況下施加的。但是不同級別政府之間的管轄權衝突也默許黑人運動在某些時期互相競爭。事實上，他們的此類嘗試已經形成了美國現有的權力分工。
在南北戰爭之前，對聯邦權力的嚴格限制已被寫入憲法，明確防止國會可能破壞或宣布南方各州的奴隸制為非法，聯邦法律保護主要限於奴隸主——美國憲法的商業和逃亡奴隸條款將聯邦財產權的執行限於有跨州逃亡傾向的財產。但戰後的第14和15修正案，連同《執行法案》（Enforcement Acts），賦予國會前所未有的權力，推翻了州法律，以保護奴隸不受前主人的掌控。這些修正案，加上對商業條款的強化解釋，至今仍是聯邦對各州司法機構的權力基礎。因此，種族問題與美國的政治權力結構密切相關。
但是這些發展的預期受益者幾乎立刻就被新授權的聯邦政府拋棄了，期間出現了由南方復興主義精英領導的重建運動（Reconstruction）。最高法院的一系列裁決最終在1896年的普萊西訴弗格森案中成功地剝奪了對南方黑人的憲法保護。即使聯邦司法監督和幹預在20世紀早期擴大到包括有組織犯罪、汽車盜竊、毒品和賣淫活動——被稱為「白奴」——聯邦政府始終無視反對私刑運動者的呼籲。直到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局案之後，當吉姆 · 克羅法案變得無利可圖而且成為國家的恥辱時，南方黑人才能夠享受到聯邦的保護。
當然，今天和過去一樣，這些保護措施仍然非常有限。司法部在執行其民權法案時前後矛盾，沒有人認為聯邦政府會致力於種族平等。國會在建立大規模監禁基礎方面的角色（見下文附錄）以及最高法院最近對《投票權利法案》的廢除，使人們對聯邦政府在這方面的可信度不抱任何幻想。但是，重建運動的歷史表明了一個老生常談的現象，即所謂的黑人救世主往往是他們最大的敵人。
尋求幫助的黑人BEING BLACK WHILE SEEKING HELP2013年9月14日，24歲的喬納森·法瑞爾（Jonathan Ferrell）在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市出了車禍，他去附近的一所房子尋求幫助。房主撥打了911，警察很快趕到了現場，不僅沒有幫助法瑞爾，一個叫蘭德爾·克裡克（Randall Kerrick）的警察向他開了十槍。11月2日，19歲的熱妮莎·麥克布萊德（Renisha McBride）在密西根州的迪爾伯恩高地的大底特律都市區發生車禍後試圖尋求幫助。她顯然喝醉了，敲響了西奧多·威弗爾（Theodore P. Wafer）家的大門，後者用獵槍對著她的臉回擊。在這個故事中出現如此驚人的重複模式使得兩個案例引發了更大的迴響，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美國社會一般結構的人為產物：一個黑人因為車禍被困在一個陌生的社區，引起了他們試圖求助的居民的恐懼，最終導致了他們的死亡——對黑人的郊區焦慮、種族主義和任意暴力的整個標準裝置顯露無疑。
麥克布萊德家族的發言人似乎一直反對她插手有關特雷沃恩等人的活動，但是隨著密西根州的堅守陣地法可能處於爭議中，而威弗爾的辯護提及他認為自己的家被闖入，這種聯繫可能是不可避免的——阿爾·夏普頓迅速出現在現場證明了這一點。然而，在麥克布萊德的葬禮當天，民主黨人試圖廢除佛羅裡達州的堅守立場法案，卻被壓倒性的共和黨反對者擊敗。在麥克布萊德死後的幾個星期裡，底特律的示威活動愈演愈烈，人們在警察局外面舉著BlackLivesMatter的口號進行守夜和集會，而#為熱妮莎伸張正義的話題也成為全美範圍的熱點話題。但是人們注意到缺乏特雷沃恩式的動員水平：難道黑人女性的生命就不重要了嗎？
2014年2月，儘管殺害喬丹·戴維斯的兇手被判二級謀殺罪名成立，但陪審團意見不一意味著一項全面的謀殺指控仍在等待進一步審判。這引起了全國的憤怒和佛羅裡達州的戴維斯示威遊行。在此之後，全國各大城市都採取了新一輪的特雷沃恩·馬丁行動。3月10日，馬丁和戴維斯的父母以及無所不在的夏普頓在佛羅裡達州塔拉哈西州議會大廈舉行示威，要求廢除「堅持陣地」法。然而，在這一點上，佛羅裡達州共和黨佔主導地位的立法機構似乎準備延長這項立法——儘管是為了處理瑪麗莎·亞歷山大（Marissa Alexander）這樣的案件，以示警告。儘管在與這些殺戮有關的問題上，國家的脈搏似乎明顯加快，「新民權運動」的想法仍然廣為流傳，但似乎可以想像，如果沒有進一步的事件幹預，這項事業可能會失敗，只演變成小規模的針對堅守陣地和槍枝管制的運動。
我無法呼吸I CAN』T BREATHE但是在仲夏的時候，當夢想捍衛者在佛羅裡達州組織「自由學校」（Freedom Schools）的時候，紐約警察在名單上增加了另一個名字，同時在現場再一次濫用了武力：埃裡克·加納（Eric Garner），43歲，2014年7月17日在紐約市斯塔頓島被警察丹尼爾·潘塔裡奧（Daniel Pantaleo）窒息致死。加納顯然在出售「散煙」——在稅率較低的鄰近州如賓夕法尼亞州或德拉瓦州購買的散煙——而且在2014年已經因為這種輕罪多次被捕。對警察來說，這不是打擊犯罪，而是打擊「混亂」 ，這是紐約市警察局著名的「破窗」治安策略的一部分。加納最後一次被捕是在一段視頻中拍攝的，視頻在6小時後被公布，並迅速走紅：加納對警察提出抗議，稱逮捕是一種騷擾；潘塔雷奧用胳膊扼住加納的脖子，其他五名警察把他拖到地上，壓在他身上。在另一個視頻中，我們看到一群人聚集在一起，而警察堅持說「他還有呼吸」 ；到達現場的救護人員沒有注意到他已經沒有呼吸了。加納死在人行道上，周圍都是殺手，鏡頭捕捉到了他臨終時的遺言：「我不能呼吸了。我無法呼吸」。
也許是因為之前的活動已經為此做好了準備； 也許是因為這次活動被發自內心地捕捉到了；也許是因為這次活動發生在紐約市而不是佛羅裡達或密西根州，這次活動的勢頭變得清晰起來。7月19日，在斯塔頓島和哈萊姆發生了支持加納的示威活動，阿爾·夏普頓和全國行動網絡也參與了活動。在一次批評警察的演講中，夏普頓迅速宣布對紐約警察局提起民權訴訟。7月29日，百老匯明星在時代廣場為加納舉行了一場快閃示威。2014年8月5日，22歲的約翰·克勞福德在一家商店拿起一把玩具槍，被警察開槍打死。槍殺案發生後，警方對克勞福德女友進行激烈質詢的視頻進一步引發爭議。
還有一件事：8月9日，手無寸鐵的18歲的小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 jr.）在密蘇裡州聖路易斯郊區的弗格森地區被警察達倫 · 威爾遜（Darren Wilson）開槍打死，目擊者聲稱，他已經舉起雙手投降。如果說這一波的鬥爭事件迄今為止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非暴力直接行動的民權標準，那麼關鍵的轉變將要發生了。如果到目前為止這些行動主要是由大學生和專業活動家組織和推動的，那麼那些下行的轉變現在又開始了，給弗格森地區的窮人帶來了相當大的影響。
增編：關於大規模監禁 ADDENDUM：ON MASS INCARCERATION隨著弗格森地區接近崩潰的邊緣，8月7日殺害雷妮莎·麥克布萊德的兇手西奧多·威弗被判所有罪名成立，並被判處17至32年有期徒刑的整個事件可能並不重要。事實上，甚至一些激進分子也在懷疑他們是否能夠真誠地把這記為一場勝利。帕特裡斯·卡洛斯（Patrisse Cullors）是一名反監禁活動人士，她與艾麗西亞·加爾薩（Alicia Garza）和奧帕爾·託梅蒂（Opal Tometi）一起創立了「黑命攸關網絡」（Black Lives Matter Network）。她開始擔心，這場運動是在慶祝她一直在反對的事情；當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的槍擊案在電視新聞上播出時，她和加爾薩實際上正在就這個問題進行辯論。弗格森地區會懸置這個問題，但第一場反對大規模監禁的大規模運動，作為其核心要求之一，會有更多的監禁（儘管只是針對警察和種族主義者），這個事實仍將存在。
1970年，德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一位名不見經傳的社會學家西德尼·M·威爾赫姆（Sidney M. Willhelm）出版了一本書，書名頗具煽動性，書名為《誰需要黑鬼？》（Who Needs the Negro?），他在文章中指出，美國黑人面臨的是一種辛辣的諷刺：正當民權運動承諾將黑人從工作場所的歧視中解放出來的時候，自動化正在扼殺他們以前被排除在外的工作。威爾赫姆描繪了一個反烏託邦式的未來，這個未來已經被證明具有可怕的預言性。他警告說，非洲裔美國人正面臨著與美洲原住民同樣的命運：嚴重的種族隔離，長期處於高度貧困狀態，出生率不斷下降——這是註定會導致人口下降的「過時」人口。當時，在民權運動取得成功的令人興奮的日子裡，威爾被認為是個瘋子而遭到解僱。今天，他的書只在一些黑人民族主義小圈子裡流傳。
回想起來，威爾赫姆的許多預測都是正確的，但即使是他那黯淡的願景也未能預見到即將發生在美國黑人身上的災難的真實規模。他寫道，「『整個社會』的真正挫敗感來自於難以拋棄因自動化而變得多餘的2千萬人」 ，因為「不可能再次徵服黑人或監禁2千萬不同『黑人』程度的美國人。」在他反烏託邦式的想像中，沒有任何地方可以讓威爾赫姆設想出版後的二十年裡監獄人口的增長規模。然而，這正是威爾赫姆所認識到的問題的最終解決方案：非裔美國人製造業工作崗位的流失與監禁人數的增加之間的相關性是顯而易見的。
如今，在美國，18歲至35歲的黑人男性中有十分之一被關在監獄裡，遠遠超過任何其他時間或地點所見到的。近年來絕對數字有所下降，但累積的影響令人恐懼。在20世紀70年代末之後出生的所有黑人男性中，有四分之一的人在35歲之前都曾經入獄過。對於那些沒有完成高中學業的人來說，監禁已經成為一種常態：70%的高中及以下學歷者曾入獄。他們通常被關在遠離朋友和家人的鄉村監獄裡，許多人同時受到監獄和幫派的剝削，目前有成千上萬的人正在禁閉室內腐爛。
如何解釋這個現代的地獄景觀？威爾赫姆給我們講了一個經濟故事：資本家不再有能力或動機剝削這些人的勞動力； 他們對資本無益，只能被國家監護。米歇爾·亞歷山大（Michelle Alexander）在《新吉姆·克勞》（The New Jim Crow）一書中給了我們一個政治上的解釋： 對黑人叛亂的恐懼導致白人選民支持「法律與秩序」政策，比如增加強制性最低刑期和減少假釋機會。亞歷山大低估了20世紀60年代末開始的一波非常真實的犯罪浪潮的影響，但這些政策最初是由共和黨的「南方戰略」倡導的，幾乎毫不掩蓋其種族意圖，而且由於對黑人犯罪行為的憂慮，這些政策在80年代開始得到兩黨共同的支持。
然而，如果白人政治家希望通過這些懲罰性政策專門針對黑人，那麼他們失敗了。從1970年到2000年，白人的入獄率也同樣快速增長，而且在2000年後，即使黑人入獄率開始下降，白人的入獄率仍在繼續增長。黑人仍然以高得多的比例被監禁，但是黑人和白人的差距實際上在大規模監禁的時代有所縮小。這在一定程度上與更廣泛的人口趨勢有關，例如城市化和地區間移民，但這意味著黑人遠不是監獄熱潮的唯一受害者。即使目前在獄中的每一個黑人奇蹟般地獲得自由，在反種族主義的狂喜中，美國仍將擁有全球最高的監禁率。
美國郊區 AMERICAN BANLIEUE「弗格森是一個令人愉快的郊區，一個由綠樹成蔭的街道和保養良好的房子組成的小鎮，其中許多房子是在上世紀中葉為中產階級建造的。但弗格森位於聖路易斯縣北部，該地區是該地區房地產市場最疲軟的地區之一。」—— 聖路易斯郵報, 2013年8月18日
聖路易斯州長期以來一直強制實行種族隔離，其形式包括隔離公共住房、限制性契約等等。1956年，在城市工程和「貧民窟手術」之外，出現了普魯特-伊戈（Pruitt-Igoe）項目，該項目在北聖路易斯安置了15000人。後來設計了世界貿易中心的建築師山崎實（Minoru Yamasaki）基于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原則設計了這個項目，項目完成後幾乎立即因其犯罪和貧窮而臭名昭著。在20世紀70年代初，地方當局通過拆除這一建築，解決了普魯特-伊戈的大規模租金罷工，在查爾斯·延克斯（Charles Jencks）看來，這是「當代的現代建築死亡」的事件。北聖路易斯至今仍然嚴重貧窮，95%的人口認為是黑人，許多街區的20-30歲男性失業率接近50% 。
弗格森市靠近聖路易斯的北部邊緣，是白人遷移的早期目的地，因為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工人和工作機會都離開了這個城市以逃離廢除種族隔離的學校系統，並享受聖路易斯郡郊區較低的稅收。但是，普魯特-伊戈災難中的許多難民也逃到了北部的弗格森這樣的地方，當時其他白人郊區阻止了多戶住房的建設，強制執行限制性契約。這是另一波向外移民潮的開始——這一次是黑人移民——在整個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犯罪和貧困席捲了這個工業城市。白人現在開始離開弗格森，帶走他們的投資和稅收收入，當地政府開始允許在城鎮的東南角建造低收入和混合收入的公寓。這些開發符合空間兩極化和當地同質化的一般模式，因為在不斷擴大的街區之間發生了隔離——以城鎮和郊區為界而不是以社區為界。通過這樣的動態變化，弗格森的黑人人口比例在最近幾十年變得越來越高：從1970年的1％，增加到1990年的25％，再到2010年的67％。但是，地方政府對這部分人口的統治遠遠落後於其迅速變化的種族側寫：2014年，只有大約7.5%的警察是非裔美國人，而且幾乎所有當選的官員都是白人。與此同時，性別平衡也發生了同樣迅速的變化，弗格森顯示的「失蹤黑人男性」數量是美國最高的：每100名女性只對應60名黑人男性; 超過三分之一的黑人男性缺席，很可能因為他們已經死亡或身陷囹圄。
大規模房屋拆遷也給弗格森——尤其是麥可·布朗（Michael Brown）居住的東南部坎菲爾德·格林（Canfield Green）公寓樓——帶來了進一步的人口流入：鄰近的金洛克（Kinloch）是一個非洲裔美國人聚居區，這裡的人口不斷下降，犯罪率居高不下，直到該地區的大部分被夷為平地，為蘭伯特-聖路易斯（Lambert-St. Louis）國際機場的擴建讓路。雖然金洛克和弗格森可能一起形成了一幅種族主義、城市衰敗和殘酷化在規劃者和開發商手中的連續圖景，但從其他尺度上看，開始出現的是兩極分化：距離弗格森南部邊界幾公裡處是一個叫貝爾裡夫（Bellerive）的小鎮，該鎮處於密蘇裡聖路易斯大學校園的邊界，此地的家庭收入中位數約為10萬美元。
事實上，按照聖路易斯縣的標準，弗格森本身仍然相對完整，在南弗洛裡森路（South Florissant Road）周圍有一處相當繁榮的白人居住區。因此，犯罪率和貧困率都低於鄰近的郊區，比如詹寧斯和伯克利。但這是一個正在轉型的郊區。如果說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聖路易斯縣的種族區分主要是由公共政策以及半公共限制性契約劃分出來的，那麼在20世紀90年代和21世紀頭十年，它們傾向於遵循一種更為離散和自發的房地產估值模式。和佛羅裡達州的桑福德一樣，弗格森也受到最近止贖危機的嚴重影響。從2004年到2007年，北聖路易斯縣一半以上的新抵押貸款是次級抵押貸款，到2010年，弗格森縣每11個房屋中就有一個喪失了抵押品贖回權。在2009年到2013年間，北縣的房屋價值縮水了三分之一。36家房東和投資公司買下了「溺水屋」（即房價低於要償還的貸款），租給了少數族群。因擔心市中心的治安而遷移至此的白人已經作鳥獸散。
由於房地產稅與估值掛鈎，弗格森市政府不得不尋求其他資金來源。從2004年到2011年，法院的罰款淨收入120萬美元，約佔該市收入的10% 。到2013年，這一數字翻了一番，達到260萬美元，佔總收入的五分之一。該市的年度預算報告將此歸因於「更加集中地關注交通執法」。在那一年，弗格森市法院處理了24,532張逮捕令和12,018件案子，或者說每戶處理了3張逮捕令和1.5件案子。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的一份報告很快披露，這些數據在美國人口中的分布遠遠不平均：
非裔美國人佔了弗格森市警察85%的車輛攔截，90%的傳訊，以及93%的逮捕，儘管非裔美國人只佔弗格森人口的67% 。他們的案子被法庭駁回的可能性比其他人低68%，他們被逮捕的可能性高50%。
在坎菲爾德格林等高度貧困地區，不繳納罰款很容易導致進一步罰款和監禁，報告發現，」逮捕令幾乎完全是為了通過威脅監禁來迫使付款」。在這裡，白人財富的消失和對黑人財富的破壞導致了地方政府形式的變化：收入不是通過雙方同意的稅收，而是通過徹底的暴力掠奪。
【關於《尾注》：原先的小組組建於2005年的英國布萊頓，成員起初來自《揚棄》（Aufheben） 刊物的參與者，此前《揚棄》與法國的《共產主義理論》（Théorie Communiste）進行了批判性交流。不過隨著人員流動和新成員加入，小組變得越來越國際化。《尾注》原先的取向是從現狀出發，將各種條件的可能性概念化，概念化的對象除了資本主義生產模式的共產主義超越，還有以這種生產模式為特點的社會所具備的多種統治結構。因此，小組一直關心「共產主義理論」內部的爭論，尤其關心1968年後法國極左當中出現的「共產化」 （communisation）問題；性別與消滅性別的問題；對當代鬥爭、運動與政治經濟學的分析；剩餘人口的動力系統及其對資本和階級的影響；「種族」的資本主義構成；價值形式理論和系統辯證法；20世紀革命的失敗與僵局，等等等等。】(本文來自澎湃新聞，更多原創資訊請下載「澎湃新聞」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