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工者會在春節按時回家，流浪者卻不會。留學生李漁無業，流落到多倫多的一間色情音像店，在那裡肝腸寸斷。
故事時間：多倫多
故事地點：2012年
一
多倫多的夏天，紫外線格外強烈。晴時天空藍得刺眼，陽光從上方傾瀉而下，皮膚被燙得隱隱灼痛。這樣的日子，讓人很難有欲望邁出門檻半寸。每到午後，店裡沒有客人了，我和皮特坐在店裡面百無聊賴，便打開收音機。廣播中女主持嗓音尖薄，反覆強調著塗抹防曬霜，像是樹梢上的蟬鳴。
皮特說：「漁，這女人應該到印度看看。那可沒有空調，她會明白什麼叫做熱。」一有機會，他總要說起印度，說著說著他自己就笑了，露出兩排潔白的牙齒。
我倆都是店員。我是中國人，皮特是印度人，皮膚黝黑，眼睛碩大，頭髮捲成菜花。2012年夏天，我們雙雙在多倫多的一家成人音像製品店打工。從太古廣場向南，上了甘迺迪路，走不上十分鐘，就能看見一個袖珍商業廣場，一家孟加拉餐廳，一家中國小便利店，音像店在正中間。從門外看不到店內，只有牆上留下三個醒目的「X」，提醒著少兒不宜。
那時我畢業兩年，一直沒有份正經工作，我從小城圭爾夫搬到多倫多，期待在這座大城市能尋找到更多機會。我每天發出幾十封簡歷，刷遍了招聘網站，卻一次次石沉大海。
打給父母的電話裡，我永遠一切都好：「等我賺了大錢，買一座大房子，就接你們過來一起生活。」在我精心編織的未來裡，我帶父母去北極圈看北極熊和極光，到溫哥華看雪山和大海。說得多了，仿佛這些故事馬上就要實現一樣。
我無法向父母坦白，在偌大的多倫多，我沒收到一封錄用書。銀行帳戶只剩下一千加幣。我每天吃一頓午飯，用兩片麵包卷上煮雞蛋，佐料是鹽和黑胡椒；付不起油錢，步行三四公裡去坐地鐵，卻趕上暴雨，渾身溼透在雨水中狂奔。
衣錦還鄉，是中國人的夙念。我在心裡打定主意，除非富貴，否則我不會回去。無處可去，我參與了四次傳銷會議，只因對方車接車送還提供兩個麵包一瓶水，但後來連這樣的免費午餐也沒了。對方大概看出我的意圖，對我客氣地下達逐客令。
錢不夠續租，我只得在城市邊緣尋一處更便宜的房子，開著那輛小破車，戀戀不捨跨越了一片松林，停留在兩條高速交口邊上。
房東是個四十幾歲的上海女人，很瘦，戴著圓圓的金邊眼鏡，說話之前，總是先伸出右手向上推一推鏡框，左手叉著腰。她姓梅，讓我叫她梅姐。初次見面，梅姐突然說：「小李，你如果要搬走務必提前兩個月告訴我，不然我可是不退押金的哦？」
後來我才知道梅姐特意強調，是因為房子毗鄰索馬利亞難民區，每到晚上街頭難民便三五成群站在紅綠燈前，盯著形單影隻的路人，像狼群。上一個租戶住了一個禮拜，生生被嚇得跑掉了，我心裡發毛可毫無辦法。每天一邊嚼著幹方便麵，一邊跟家裡通話，「這房子可大了，位於富人區，正對著安大略湖，漂亮得很。」
二
這種情形一直持續到七月底。那個午後，我接到一家成人音像店的電話，對方問我要不要來店裡試試，我毫不猶豫地答應：「沒問題，我隨時都能工作。」
大部分時間，音像店裡只有我和皮特兩人，老闆偶爾過來，這個巴基斯坦老頭有著隆起的啤酒肚和鷹鉤大鼻子。印巴兩國勢同水火，可二人卻在異國他鄉相處融洽。只要時間合適，歸去時老頭都要捎上皮特一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兩人一前一後鑽進車內。有時皮特抱著塞滿碟片的箱子，老頭不放心，邊走邊回頭叮囑些什麼，皮特連聲諾諾，像一對父子。
老頭一離開，我們溜出後門，坐在楓樹下面抽菸。皮特在老頭手底下幹了一年多，有空時他就會聊起老頭的故事。皮特很摳門，總是蹭我煙抽，一面噴雲吐霧，一面和我說起來。
「你知道不，他老婆比他小二十歲。」他看著我，我當然不知道這些，只能搖頭。於是他嘴角露出得意的笑容：「拉塞爾（老頭名字）很厲害，他很成功。」
他去過老頭家。在士嘉堡東南部的大房子，三層高，推開後院的柵欄，一大片草坪之外，是成片的森林。老頭的房子被森林挽著，像是童話中的城堡。
「那房子非常的大！」 皮特雙臂誇張地上下比劃著，企圖勾畫出輪廓。眼中露出羨慕的神色，聳了聳肩，「我希望以後我也能像他那麼有錢。」
皮特很崇拜這個巴基斯坦老頭，「你看，拉塞爾可以成功，為什麼我們不能麼？」皮特得意地笑著，想要拍我肩膀。我揶揄他，「不過我們還是在這裡靠賣色情片為生。」
他於是又聳聳肩，「終歸這是份工作，不是麼？」
我無法判定皮特是不是真的如此淡然，認定這是份正經工作。我們的工資低於加拿大最低時薪，店裡生意不好，每天只能工作七個小時。電話裡，我告訴父母自己找到了一份音像製品批發的工作，我特意對「音像製品」四個字含糊其辭，才使得這份工作聽起來體面一些。
三
那時梅姐每周過來一次打掃房間，來的時候總是在傍晚，日色昏沉，彎腰拿著吸塵器在地上清掃。我們各自從房間出來和她打招呼，她一遍一遍地提醒著不要穿鞋在地毯上跑，垃圾必須分類，最常說的一句是：「這裡可是加拿大，不是中國！」她把這句話列印出來，貼在牆上，似乎忘記了自己也是從中國來的。
租客們都煩她，她也看不起租客。自從聽說我在成人音像店工作，她每次出現帶著老公或者兒子，就會躲躲閃閃。我難得落得清靜，沒去探尋原因，倒是其他房客神神秘秘地告訴我：「李漁，那老太婆私底下叫你小流氓，怕你動手動腳。」
說完，他哈哈大笑。
八月初的時候我們和梅姐吵了一架。起因是房間裡的洗衣機壞了。這個投幣洗衣機響起來像個拖拉機，總能隱隱約約聞到一股焦糊味道。房客們一直開玩笑說這東西搞不好會炸掉。現在它雖然沒有爆炸，但至少不再製造噪音。唯一不高興的只有房東，她先是埋怨我們洗衣服太多，又埋怨我們亂動搞壞了機器。「哎呀，我這個洗衣機，之前一直好好的，怕是你們不會用，用壞的吧。」
她一說話，又露出趾高氣昂的樣子。兩個小留學生和她從洗衣房吵到客廳，從客廳吵到後院，那個江蘇女孩哭哭啼啼：「我從小到大就沒讓人這麼說過。」她堅持房東道歉，但房東最終上了車，一騎絕塵而去。
我們花了好長時間安慰這個女孩。她坐在客廳一邊抹著眼淚，一邊用能想到最惡毒的語言罵著這個姓梅的女人，又發誓她絕對搬走，一天也不多呆。
只是還沒等她下定決心，梅姐又回來了。一起過來的還有她老公，他依然沉默寡言，坐在邊上沉默得像塊兒石頭。梅姐鄭重其事地和我們道了歉，她說自己不該吵架，為此她剛剛去了教堂向主懺悔，也希望大家可以原諒她。
臨別時她站在門口，分別和兩個女生相互擁抱，似乎欲言又止：「我下禮拜不過來，你們自己打掃一下。抱歉。」只是猶豫再三，卻最終還是說了出來：「我要回國幾天。我媽媽死了。」
說完這些，眼圈瞬間紅了。她變成一隻小鳥，把頭埋在身邊男人的肩膀。我看著他們乘車遠去心有戚戚焉。晚上特意和家裡面視頻。我看著父母，父母看著我，「你怎麼瘦了？」
「眼花了吧。我好著呢。」
「要是不如意就回家吧，不丟人。」
我藉口上廁所，合上電腦，一個人躲在被窩裡面，哭出了聲。
四
夏天結束的時候，店裡生意依然一塌糊塗。為了不讓它歇業，我在臉書上打廣告、讓朋友幫忙分銷，甚至特意做了海報，連夜貼在路旁指示牌下，纏上一串彩燈，通上電便閃閃發光，像一串曖昧的粉紅色葡萄。然而店裡依舊門可羅雀，一天到晚見不到幾個人。難得有幾個客人看得多買得少，大多數面無表情。
他們都是可憐人，不修邊幅，頭髮蓬亂，穿著肥大的西褲，皮鞋上永遠蒙滿灰塵，皮膚像是剖開的玉米窩頭。目光躲躲閃閃，掛著靦腆的笑，顯然缺乏自信，很容易讓人猜到他們曾經如何遠渡重洋，不惜一切代價來到加拿大，孤苦伶仃、沒日沒夜夜蝸居在唐人街打拼，被盤剝。
我總怕自己就此沉淪下去，也變成如此這般摸樣。一天送走個福建人，看人出了後門，我小聲說：「他是非法入境的。」我給皮特看了「多佛慘案」：58個偷渡者，被悶死去往英國的貨櫃中。這些人懷著夢想出發，最終卻命喪他鄉，至死沒有到達目的地。
皮特看完後沉默良久，拉著我到室外抽菸。他說他心情難受，又想起了自己的爸爸——這個印度人現在是個計程車司機，還在開車養家。他給我看了照片，一個普普通通的印度大叔，像街頭那些印度司機一樣，微胖，膚色黝黑。
沒來加拿大時，他家在印度有房有地，父親是中學教師，受人尊敬。皮特十幾歲時這個沉默寡言的中年人突然下決心要帶著家人到加拿大。就算是全家人反對也在所不辭。那時無人可以理解他的想法，和潮溼溫熱的印度相比，加拿大冰天雪地，簡直是苦寒之地。
後來家裡賣了房，賣了地，拿出了全部積蓄，坐在飛向加拿大的客機上，皮特看著下面的土地變得越來越小，終於被厚重的雲層掩埋。廣播裡傳來正宗的加拿大英語，金髮碧眼的空姐，屏幕上的航線圖，無一不再提醒著他和故鄉告別。
我以為皮特會懷念。因為他每天聽著印度歌曲，看著印度舞蹈，最愛的電影是阿米爾汗的《未知死亡》，然而皮特說：「我才不會回印度。」
「你知道真實的印度是什麼樣子麼？」皮特走到貨架上，揀出一張印度色情片，封面上的女人瘦骨嶙峋。「這些可憐的女人都是街頭找來的，代價僅僅是一頓飽飯或者一百盧比。」
「一百盧比差不多是兩個加幣。」怕我聽不明白，他又提醒我：「漁，你今天中午吃的那條披薩是三個加幣。」
「所以我絕對不會回印度。我寧可死在加拿大。」
五
一場雨讓夏天徹底過去。雨一下起來，多倫多就突然冷了。我剛到加拿大那天也下著這樣的雨水，天空漆黑，被雨淋了滿頭。所以看到這雨，我多少有些惆悵。
梅姐不在的日子裡，房子裡忽然安靜了許多。有時我們會唏噓她人在海外，不能陪伴著父母變老，只是說著說著大家就變得沉默，免不了聯想起自己的境地。害怕有一天自己也突然接到國內電話，也經歷這樣的生離死別。
兩個禮拜後梅姐歸來。看上去她似乎消瘦了幾許，我安慰了她幾句，她平淡地說了聲謝謝，又說老人走得很安詳。她吸著地毯，顯得有些心不在焉，常常看著地面發呆，一個地方吸了好久也不知道挪一下。
我們都知道她心情不好，於是要她休息，我們幹活就好。她沒有爭執，靠著牆站在一旁。過了一會兒跟我說：「漁，你們有時間也要多關心關心父母。」我知道她在強忍著眼淚，不敢亂說什麼，只回答說打算以後立足之後，就把父母接來。
我早已從一個替梅姐看護房子的教友那兒得知梅姐從前的生活。來加拿大之前，梅姐和老公生活讓人羨慕。兩個人在上海，一個是外企的中方副總，一個是私企中層領導，一年收入足夠在浦西買一套最好的房子。九十年代初出國潮時他們來到加拿大，除了行李中的衣服鞋子，還有一手提箱的錢。
只是萬事並不如心。生活像是高空自由落體，從前的經驗毫無用處。在異國他鄉生活坎坷，讀書出來卻找不到工作，為了生存下來，梅姐老公白天打電話找工作，晚上開車送外賣，梅姐則放下尊嚴到大學食堂裡面賣飯。最難時口袋裡只剩下五塊錢，每天靠泡麵為生。可偏偏男人又突然患上了抑鬱症，本來開朗健談的一個人整日把自己鎖起來，不出門也不見陽光，見天一言不發如同朽木。
原本信佛的梅姐改信基督教，在異國他鄉，他們只能寄託於信仰。每個周末，在士嘉堡東北部的那個小教堂中，一群老移民聚在一起唱歌，一起做飯，大家在異國他鄉抱團取火。
「以前我也覺得時間多得很。」年輕時候她總覺得條件不好，媽媽過來也是跟著吃苦，等到條件稍稍好轉，媽媽卻年紀大了，經不起舟車勞頓。「我就是好面子，一直撐著不回國，現在好了，我沒了媽媽，徹底不用回國了。」
這世界上最骯髒的莫過於自尊心。我心裡多少有些傷感。對梅姐而言，家鄉是他們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了，像許多人一樣，當年放下一切選擇離開，要是不能衣錦還鄉成了笑話，那就不要還鄉好了。只有鄙視著比自己還要不如意的人們，心裡才稍微好受一些。
六
九月底的時候，拉塞爾決定把店關了。眼看生意不好，這個老頭決定止損。皮特和我只能留下一個隨他去其他店鋪，我是新人，皮特是老員工又和他親近，最後的選擇不言而喻。
他挑了一天收拾店鋪。我們清空貨架，把一袋袋光碟塞進卡車，一路向西南，走到城市邊緣。那裡是他家所在。如皮特所說，老頭的房子確實很大，雖然不是想像中的城堡，但是有巨大的後院，用籬笆緊緊紮起來，種了兩棵不知名的大樹。樹葉黃了，掛在樹梢上晃晃悠悠，看起來隨時要掉落。
我們一起去街角一個巴基斯坦餐廳。吃飯時，他忽然問我：「漁，你有什麼打算麼？」
我搖了搖頭：「我也不知道。」
他露出右臂，繃緊肱二頭肌，像健美運動員一樣擺了個姿勢：「你知道，生活就是他媽的一場戰鬥。你要麼贏了它，要麼它就把你吃了。」說著他哈哈大笑，兩道鬍子快樂地翹起來，「我在自己當老闆之前，幹過不下二十份工作。」
他說自己第一份工作是推銷員，穿著西服領帶，挨家挨戶賣各種奇怪的清潔用品。每天嘴角微笑，被拒絕吃了閉門羹也要微笑，久而久之，嘴唇總是撅著幾乎能掛衣裳架。後來他又做過售貨員、裝卸工、餐廳服務員、超市收銀員，每一份工作都很辛苦也賺不了多少錢。
「最缺錢的時候，我甚至要去做脫衣舞男。不過，那幫混球沒要我。」老頭驕傲的昂著頭，我看到他的白髮向後散開，像是只白獅。「漁，你要記著你自己心裡想要什麼。」他拍了拍自己胸口，「你要做正確的選擇。」
離別之後，我獨自回家。躺在床上，突然意識到自己成了無業游民。
窗外不遠處燈火明亮，門口中餐廳還亮著，我思慮再三還是爬起來，去買了一份新加坡炒麵，在路燈下邊走邊吃。房子就在不遠處，夜色中這棟白色木屋像個巨大的貨櫃。我害怕回到貨櫃之中，害怕自己會像難民一樣再也走不出來。
不知道又有多少人像我一樣失眠，站在黑夜中，發了瘋地想家。
作者 李漁
編輯 | 崔玉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