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古時期，人類一次次走出非洲，播遷於世界各地，最終形成了以世界五大文明為代表的人類古文明。童年時代的人類文明，無一例外都是農業文明，生長在適合農業的地區。
在歐亞大陸，這些古文明猶如星星點點的綠洲，總是遭受周邊遊牧部族的威脅。或者因為氣候的變化給山地和草原牧民帶來災難，或者出於對文明國家財富的垂涎，在綿亙東西的北方草原上、在公元前二、三千紀——這一特定的時空領域，發生了長達一千多年的民族大遷徙，遷移的民眾前赴後繼、不絕如縷。然而東西流動只是通道，南下侵入文明城邦或國家才是目的。世界五大古老文明，在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衝擊下，或涅槃重生（如印度與中東），或孤苦伶仃以待新生（如地中海的希臘），或交融互補進而發揚光大（如商周時期的中華文明）。
人類的誕生與文明的起源人類的歷史已經進入公元後第三個千年的第三個十年。
追根溯源，人類的先祖大約在二百五十萬年前出現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這一划時代的事件本身又是大自然億萬斯年生物進化的結果。
早期的人類先祖，雖然能夠直立行走，但是腦容量還比較小，他們的肢體還帶有猿的特徵，所以被稱為猿人——像猿的人。但是，在兩百多萬年的漫長進化過程中，大約在距今五十萬年或更早時，人類的先祖逐漸發明和掌握了三大生存技能，即石器打擊技術、人工取火技術、分節語言能力。雖然他們的生活資源依然來自採集和狩獵，但隨著工具的進一步改進，開始將火用於取暖、照明、燒煮食物。到了距今二十五萬年前的舊石器晚期，人類進化到了智人的階段。
智人階段的人類有更強的遷徙能力，當他們第三次也是最後一次走出非洲，並且於五六萬年前到達澳洲、三萬年前到達亞洲、一萬多年前到達美洲，已經屬於現代人類了。為了適應各地不同的地理環境，人類逐漸形成了膚色和體型不同的黑人、白人以及黃種人。現代人的生存力大大增強，他們躲過了第四季冰川的劫難，在距今約一萬五千年左右，進入新石器時代。這個時候，威脅人類生命的兇猛動物大大減少，人們的經濟活動也有了新的變化。尤其是距今一萬二千年至一萬年前的全新世的到來，地球的氣候逐漸轉暖，更加適合於農作物的生長，於是，採集逐漸發展成農耕，狩獵也演進為畜牧業, 這些變化被稱之為農業革命。到了距今六千年左右地球進入全新世大暖期的盛期，氣候和環境更加有利於農業生產的發展。也就是這個時候，文明之花首先在適合於農耕的兩河流域、埃及尼羅河流域、南亞印度河恆河流域，以及東亞黃河流域綻放。人類文明進入了茁壯成長的童年時代。
農業革命是人類古文明誕生的前提，如：西亞是小麥、大麥的故鄉，其種植髮生在九千年前；東亞則有粟、黍、水稻、蠶桑，中國北方黃河流域的粟米、南方長江流域的水稻栽培，距今都有上萬年的歷史；美洲在公元前七千年就培育了土豆、玉米、紅薯等。總體來看，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都是在溫暖溼潤適合農耕的河流附近誕生的，其形成的時代至少在距今八千年到五千年之間。
大麥蘇美爾文明最早在兩河流域誕生，楔形文字、完整的城市排水系統、漢謨拉比法典等使得巴比倫文明熠熠生輝。而兩河流域的文明史，從形式上看，就表現為來自北方的印歐人和來自南方的閃米特人爭相搶奪這塊肥沃的農業資源的歷史。
與蘇美爾文明同時或稍後，尼羅河流域誕生了埃及文明，金字塔、象形文字、發達的王朝管理系統等是其璀璨成果。在上古巴比倫和埃及文明世界的邊緣地帶，有南亞的印度和南歐的希臘。印度河流域的本土文明哈拉本文化（早於公元前二千年）、希臘愛琴海周邊的米諾斯文明（約前二八五〇年-前一四五〇年），在與中東上古文化的相互交流和互鑑中，產生了變異與創新，逐漸成長為新穎別致的新文明形態。
在遙遠的中國，則誕生了偉大的華夏文明。2019年，良渚文化（距今約5300-4300）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中華文明具有五千年歷史已成為國際公認的事實。到距今約四千三百年前的石峁文化時期，應該說進入了《史記》中的「五帝」時代——司馬遷記錄的五帝，構建起華夏文化的血緣譜系，夏商周三代乃至春秋戰國的各個諸侯國，都自稱黃帝的子孫後裔。而黃河流域半坡仰韶文化、遼河地區紅山文化、長江流域凌家灘文化等，也體現出中華各地域文化的原創性特徵。現代考古學家用滿天星鬥、多元一體來形容新石器時代晚期中華文明的宏大格局。
古印歐人的遷徙與文明的匯流世界五大古文明在隨後的歷史長河中命運多舛，重要原因就在於，這些文明的周邊始終環繞著對農耕文明虎視眈眈的眾多遊牧民族。
公元前二、三千紀，歐亞大陸的東、西方古文明，在蠻族遷徙的推動下出現過一次大的交流。從東部蒙古高原逾阿爾泰山脈、準噶爾盆地進入中亞北部哈薩克草原，再經裏海北岸與黑海北岸到達多瑙河流域，這條由草原鋪就的綠色通道，就是當時歐亞文明交流的大舞臺。野蠻人的民族大遷徙帶來了衝擊，也帶來了新的變化，各個文明之間互相汲取、互相融合，戰爭與和平交替更迭，文明也在互動中成長。
在這個舞臺上活躍著的遊牧民族，從語言上劃分，有漢藏語系的羌人（即後來的吐蕃人），有阿爾泰語系的蒙古人，還有印歐語系的印歐人。釐清這些不同語言的遊牧民族的族屬、辨別其留下的歷史遺痕，是不同時代的學者都致力研究的問題。然而直到今天，人們從語言學、考古學、遺傳分子生物學、歷史文獻學上進行的多方面探討，也尚未達成完全一致的意見。
以印歐人為例。印歐語系十分龐大，大體被分為印度-伊朗語支、日耳曼語支、羅曼語支、斯拉夫語支等等，其中印度伊朗語支又可以分為印度-雅利安語支和東伊朗語支。希羅多德陛下的塞人（印歐人的一支）講東伊朗語，吐火羅語也屬於印歐語系，但與塞人的東伊朗語支不同。
最早的印歐人是誰？他們從哪裡來？目前學術界佔統治地位的觀點有兩種：一種認為他們來自高加索地區，另一種則認為來自近東地區。也有人認為兩種觀點或許沒有絕對的區別，因為近東的印歐人也許最早曾經在裏海與黑海以北的草原上生存過。（參見徐文堪《吐火羅人起源研究》）
西元六世紀塔裡木壁畫穿波斯裝的吐火羅人士兵問題的焦點集中在所謂「吐火羅人」及其前身「原吐火羅人」身上。「原吐火羅人」，即遷徙到中亞腹地之前說吐火羅語的印歐人。作為古印歐人的一支，他們最早出現在蘇美爾楔形文字裡面，叫古提人。古提人是西臺人的近親，後者曾在安納託裡亞（今土耳其境內）建立強大的西臺王國。這裡曾是人類最早的冶金中心之一，其代表性文明成果是高超的青銅器和鐵器工藝。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紀，古提人就活躍在近東，也許他們曾經從南俄草原攻入巴比倫，也許他們本來就是近東的原住民——古巴比倫國王漢謨拉比大帝曾驚異於其語言怪異。離開巴比倫後的吐火羅人經過長途遷徙，來到了亞洲腹地——中國新疆的塔裡木盆地的綠洲地區，甚至遊牧於敦煌祁連山（此祁連山當即天山）之間。中國史書稱其為大月氏人。
公元前十八世紀以及隨後幾個世紀中，大約在中國的夏商時代，印歐人的民族大遷徙所導致的蠻族擴張，使得東西方文明之間產生了交流與互動。導致這一民族大遷徙的原因，也許與氣候變化有關，夏商時代地球經歷了一次小冰期，使得北方遊牧民族的草場經濟惡劣，過去本是農耕為主的長城地帶的戎狄部落（戎狄非胡）也紛紛南下；也許與南方農耕民族內部腐朽帶來了北方民族的可乘之機有關，或許兼而有之。
本土文明的生長，加上包括印歐人在內的民族大遷徙帶來的外來刺激，促進了歐亞大陸古代文明的發展與變奏，其結果比較複雜：有的因之而泯滅，有的因之而異化，有的因之而提升。受到這些影響的有中國文明、印度文明、中東文明和歐洲文明。最早的東西方文明互動，就部分發軔於印歐人特別是吐火羅人的民族大遷徙。
印歐人拖家帶口，坐著當時最先進的兵車（戰車）兵分數路，一支侵入南歐的希臘，一支侵入兩河流域，還有一支向東南地區侵入印度，另外一支經中亞地區遷徙到中國北方。這樣的遷徙並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在長達千年的時間內逐漸分批完成的。到公元前500年，從印度河流域到不列顛島，整個西歐亞大陸都被帶入青銅與鐵器時代。
其中，向希臘方向遷徙的古印歐人覆滅了米諾斯文明的繼承者邁錫尼文明，使希臘在公元前一千二百年到公元前八百年進入了所謂「黑暗時期」，直到荷馬史詩時代，希臘進入奴隸制城邦國家。兩河流域依然保留著文明的延續，因為進入這個地區的蠻人是「半文明人」，他們滅亡了先前的政權，但是仍然繼承了其文明與制度。公元前一千五百年陸續進入南亞的印歐人自稱雅利安人，原本的印度土著文化哈拉本文明步入衰亡，新入者帶來了吠陀文化，最早的文本叫《梨俱吠陀》，他們將原住民貶斥為低等種姓，李代桃僵地創造了新印度文明。
中國的情況則與此皆不同。中國境內產生過數以萬計的區域性新石器文化，經過夏、商、周統一為以黃河中下遊地區為核心的華夏文化共同體。商代建立之前，先民的遷移就非常頻繁，此後商代在政權鞏固和領土擴張的過程中，經常同西北方向的戎狄部落發生戰爭，促使他們向更北方向遷徙。學者們從出土文物和墓葬遺骸中發現，敦煌以東至於河西走廊上主要是羌人活躍之地，敦煌以西到塔裡木盆地是月氏人遊牧地，阿爾泰山地域則是塞種人遊牧地。因此，中國北部邊境的諸多古代民族長期在草原和綠洲一帶活動，共同構成了草原之路和綠洲之路文明交流的媒介。
殷墟卜辭中經常提到「鬼方」「羌方」，表明商朝在高宗武丁時期，曾持續地與西北遊牧民族羌方、鬼方進行戰爭。《周易·既濟》卦九三有爻辭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後漢書·西羌傳》作「徵西戎鬼方。」）《未濟》卦九四：「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於大國。」大約在公元前十三世紀，商高宗武丁發動大規模的討伐鬼方的戰爭，歷時三年，始獲成功。武丁的妻子婦好也曾率領超過一萬人的武裝擊敗羌方，這是商朝甲骨文記載的最大規模的戰爭。「辛巳卜，登婦好三千，登旅萬，呼伐羌。」商朝的西部邊境於是得以安寧。
羌方大約在陝甘乃至河西地區，鬼方則在西北部草原，有可能是西進中的印歐人。羌方既然活躍在陝西甘肅西部地區，與月氏人為鄰，在文化上難免互相影響。有證據表明，中文的「蜜」字，其發音就來自於印歐語；天山也叫做祁連山，唐代翻譯作祁羅漫山、折羅漫山、初羅漫山。其實，就是指天山，而這個天山的譯音就來自於火祆教。或者是吐火羅語Klyomant(神聖的)的譯音。
考古發現也證明了草原絲綢之路上的中西文化往來。比如歐亞草原東部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前二千二百年到公元前一千八百年）青銅銎斧和倒勾銅矛在中國的出現。該文化崛起於阿爾泰山，隨即在歐亞草原擴散，特別是在南西伯利亞地區廣泛傳播，西經烏拉爾山，直迄烏克蘭草原，並大舉南下中國西北邊陲乃至黃河中下遊的華夏文明核心區域。中國境內發現的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青銅器有倒鉤青銅刀、弧背刀、空銎斧等，分別在青海、陝西、山西、河南等地。其中倒鉤銅矛在中國境內發現有十件之多。它們被考古學家分為A、B、C三個類型，大體說來，A型I式相當於陶寺文化時期（公元前二千二百年至前二千年），是從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傳入的舶來品。對照一下同時期的中國境內甘青地區和中原內地兩處青銅類型，可以明顯發現，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A型青銅器的水準要高出很多。至於B型II式青銅器則相當於夏文化時期（公元前一千九百到前一千八百年），C型相當於殷墟時期（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到前一千一百年）。這兩類青銅倒鉤矛形制上明顯受到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的影響，但是卻是在中原地區製造的。換句話說，夏文化時期以及殷墟時期，中國青銅文化已經足以消化吸收外來青銅工藝水平。（參見林梅村主編《塞伊瑪-圖爾賓諾文化與史前絲綢之路》）
總之，商朝與包括塞種人、吐火羅人在內使用戰車作戰的印歐民族有過接觸、有過衝突，但是，與南歐的希臘、南亞的印度和西亞地區的遭遇不同，中國人擊敗了印歐人的入侵，同時又吸取了其文化與文明。一九七六年,甘肅靈臺白草坡發掘了一座西周墓，出土三百多件青銅器，揭開了一個地下青銅王國，有虎形鉞、象首銅器、鏤空帶鞘短劍，特別是其中的一件青銅兵器,被稱為「人頭戟」，發掘報告稱之為「人頭鑑鉤戟」。戟上的人頭像，長顱、深目、高鼻、窄面、薄唇,頭戴護耳尖帽，是具有白種人體質特徵的遊牧民，有研究者推測是鬼方首領的頭像。
《詩經·商頌·長發》有言：「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帝相是商朝始祖契的孫子，據說他曾經馴服野馬為戰馬。安陽殷墟裡的馬車形制以及青銅器風格與西亞以及卡拉蘇克文明十分相似。相土的年代當在公元前二千年，比武丁又要早近七百年。武丁時期的戰車馬已經非常成熟，而相土可能是商部族最早馴服馬、引進馬的人。
華夏邊地與文明的邊疆夏商周時代中原王朝控制的地區還很有限。新疆地區、四川平原等屬於華夏文化的邊地。
新疆地區的地貌特徵有三山兩盆地之說：三山是北邊的阿爾泰山、中間的天山、南邊的崑崙山，兩盆地是阿爾泰山與天山之間的準噶爾盆地、天山與崑崙山之間是塔裡木盆地。吐火羅人遷徙到塔裡木盆地，組成了許多城邦，《漢書·西域傳》所謂三十六國是也。現代學者認為吐火羅語有焉耆語、龜茲語、佉盧語（發現於尼雅，即古樓蘭），甚至月氏語也是方言的一種。
從考古學的調查來看，約在公元前三千紀後半葉，新疆北部最早的史前遺存便與西南西伯利亞的原始文化相關，來自南西伯利亞的部分高加索人族群——即吐火羅人，進入塔裡木河流域。公元前二千紀的前半葉，在阿勒泰、伊犁河谷、烏魯木齊周圍、焉耆盆地、塔裡木河流域、塔什庫爾乾等地，廣泛發現了安德羅諾沃文化的遺址和遺物，其分布範圍遍及新疆的中西部地區，並在新疆中部一帶與東來的文化因素發生交互。到公元前十二至前十三世紀，南西伯利亞的卡拉蘇克文化興起，持續對新疆地區施加文化影響。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公元前七至前八世紀的塔加爾文化階段。但隨著新疆境內本土文化的成長壯大，來自北部的文化影響漸次式微。
與甘肅地區主要是羌人的活動地盤不同，新疆地區的古墓葬中不乏印歐人的遺骸。一九七九年,新疆樓蘭遺址附近的古墓溝墓地的四十二座墓葬中，墓中的人頭骨具有北歐白種人體質特徵——時代距今三千四百年左右，大約在商周時期。樓蘭位於塔裡木盆地，這裡是崑崙玉的出產地。一九七六年在河南安陽殷墟墓葬中出土了數以千計的文物，其中七百五十餘件玉雕都是產自新疆和田玉。
這種情況也發生在四川平原。三星堆的兩個坑中出土了大量的青銅器，其中的青銅雕像和金屬權杖便是文明交流的見證。一方面，一號坑出土的以青銅人像為主的器物群表現的是祖先崇拜的信仰；另一方面，二號坑出土的以太陽形器、神樹、眼形器、鳥等為主的器物群表現的則是太陽崇拜。這是王權和神權並存的反映。這一信仰特點也明顯出現在稍後的金沙遺址中，而有異於商周文明。三星堆文化的青銅合金術,無論其選料、配比、熔煉技術還是合金類別的用途,都自成體系,與華北商文化有相當區別。
三星堆博物館中的青銅人頭像此外，三星堆代表性文物之一的金屬權杖，其杖首是青銅龍頭；二號坑所出的大型青銅立人,其衣飾的主體部分是龍紋。這些跡象又顯示出三星堆文化與華夏文化的淵源關係。龍在中原新石器文化遺址中多有出現，紅山文化、凌家灘文化、良渚文化等都有龍形玉器。但權杖本身卻不是中原文物的特徵。在中國西北甚至遼西的赤峰，也曾發現權杖之類的文物，但研究者一般認為這是出自西方的影響（李水城《赤峰及周邊地區考古所見權杖頭及潛在意義源》）。三星堆的權杖不排除有西亞、埃及文化的影響。
總之，正像摩爾根(LH.Mogarn)在《古代社會》中所指出的那樣，人類是同源的，有著相同的智力原理，因此人類在各地創造的物質文明既具有根本上宏觀上的相似性，又在工藝、性質、用材等表現出區域性和差異性。這種文化交流的特徵，在後來的歷史長河中表現得更為鮮明。三千年中西文化關係史，本質上是各種文明要素接觸、碰撞、組合與變奏的歷史。
走筆至此，筆者突然有一個遐想。如果從浩渺的蒼穹俯瞰星空，地球真的就是「小小寰球」。這小小寰球上，進化出人類這一生物，人類改造大自然，創造了自己的文明。從童年時代發展到今天，不過數千年。可是，人類的孕誕，生物世界卻花了數百萬年。由此看來，人類的寶貴，確實是我們知識所及的宇宙之中的萬物之靈，人類今天依然處於童年或少年時代。歷史告訴未來，人類自設藩籬的文明邊疆必將逐步開放，人類命運共同體將在文明的交流互鑑中迎來更燦爛的青春時代。
（本文原載於《讀書》2020年第5期，原標題為《人類的童年與文明的邊疆》，澎湃新聞經授權轉載，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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