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傳遠古之初，有一度天下人都講一樣的語言，不料先人狂妄自大，竟想建造一座直抵天堂的宏偉輝煌的巴別塔，此事驚動了上帝，便出手阻止這一計劃，讓散布在各地的人群說起不同的語言，相互溝通變得困難重重。然而，人類各族群語言間的歧異固然增添了交流的不便，但繁富多樣的語言種類也構成了全球文化多樣性生態的一道靚麗景觀。
翻譯不易，文學翻譯尤現艱辛，義大利早就有句戲謔性的諺語：「翻譯即背叛。」平心而論，能原汁原味讀原文固然好，但人生有涯，一個人縱有三頭六臂，也無法窮盡天下所有的語言，因而翻譯成了文化交流中不可或缺的媒介。像莎士比亞這樣的西方經典作家，國人對他作品的譯介已有百餘年之久，朱生豪、梁實秋、方平、卞之琳、孫大雨、曹未風等先賢勞績卓著，他們的譯本不僅使莎翁作品在中國得以廣泛傳播，而且對中國現當代文學語言的發展產生著持久的影響。莎劇的中文全譯本已有好幾個，在此情形下，要想重起爐灶，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礎上，系統地推出莎劇的新譯，不能不說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工作。梁實秋當年不無調侃地總結翻譯莎劇全集的必備條件：「一是其人不才氣，有才氣即從事創作，不屑為此。二是其人無學問，有學問即走上研究考證之路，亦不屑為此。三是其人必壽長，否則不得竣其全工。」此外，譯者的自信心也必不可少。如果不覺得自己能比前人譯得好，至少在某一點上力壓群雄，又何必勞心費力地扛起這樁苦差事呢！傅光明兄此刻毅然決然投入莎劇全集新譯這項浩大工程，著實讓人感佩不已。
釐清疑難，探究莎劇源流
文學翻譯雖是不同語言文本間的轉換，但優秀的譯作斷然不是簡單的依樣畫葫蘆，而是在另一種語言環境中完美地展示原作的神韻，使其還魂重生。這一富於高度創造性的勞作，譯者非殫精竭慮苦心孤詣而不能臻於完美之境。如果說原作有點像作曲家塗抹在紙頁上密密匝匝的五線譜，翻譯者則好似演奏家，通過各種樂器將奔騰迴蕩在作曲家心胸中曼妙綿長的樂音源源不斷地傳送到人們的耳畔。樂譜一旦落筆定形，後人無法隨意更改，但演奏卻可以有多種不同的版本，眾多演奏者有自己各各不同的處理方式，這也造就了不同的演奏風格。它們各有所長，有時實難分出高下。文學翻譯亦復如是，對原文的體悟、譯者自身的生命體驗、對母語的創造性運用與開拓，在字裡行間融為一體。可以說是譯者讓莎士比亞披上了漢語的外衣，在漢語語境中還魂重生。
一個嚴肅的譯者，在重譯莎劇這樣的經典作品時，必有自己的追求，在文本的涵義、語言的表達方式和整體風格的釀造上或全面翻新，或取其一點，重點突破。從已問世的13種傅譯莎劇看，為了幫助讀者領悟原文的精妙，譯者添加了眾多的注釋，涉及西方眾多的文學、歷史、宗教典故，將疑難之處一一釐清。此外，書中所附的長篇導讀也頗具特色，它們雖稱不上是極富原創性的學術論文，但譯者廣徵博引，深入淺出，將莎劇情節的源流本事、版本、劇情、人物以及深層意蘊娓娓道來，為國人踏入莎劇的世界掃清障礙。
傅光明譯莎翁戲劇全集，已出版13種：《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麥克白》《第十二夜》《皆大歡喜》《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理查二世》《羅密歐與朱麗葉》，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並非「潔淨本」，亦非高大上，還原莎劇當年的原汁原味
對於莎士比亞劇本中豐富的「性味」的還原也是傅譯的一大亮點。莎劇產生於16、17世紀之交文藝復興時期的英格蘭，它們本不是博學之士案頭的高雅讀物，而是在泰晤士河南岸環球劇院上演的大眾化娛樂節目，臺詞中粗鄙的插科打諢隨處可見，而不登大雅之堂的涉「性」字句也是俯拾即是，這在《一報還一報》《奧賽羅》《羅密歐與朱麗葉》等劇本中都有鮮明的體現。《羅密歐與朱麗葉》雖是一部充滿浪漫氣息的愛情悲劇，但全劇一開場桑普森、格裡高利這兩個僕人猥褻粗俗、不乏黃色意味的對話一時間能讓人大跌眼鏡。在19世紀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國，流行的莎劇版本將這些「下流」段落一一剪除，呈現給人們的是一個頗富清教氣息的純潔無暇的莎士比亞。先前朱生豪、梁實秋的譯本幾乎可算是潔淨本，這次傅譯本悉心還原了諸多不雅字句，讓讀者領略到一個原汁原味的莎士比亞。譯者曾自述之所以翻譯莎劇，不無幽默地說自己「壞」，也許正是在「壞」這一點上與莎翁「臭味相投」。
單就上述諸點，遠未展示出傅譯莎劇的特色。對於其翻譯的理想目標，譯者曾夫子自道：「我仔細比對過朱、梁二位的譯文，朱譯的許多地方過於拗口甚至彆扭，時常連英文的倒裝語序都不改，當然主要是因他翻譯的那個時代漢語表達遠不如現在規範；梁譯又時有草率，許多地方譯文不夠漂亮。」他自信在「譯文的現代感和流暢性」上能夠超越朱、梁的譯文。下面來看傅譯如何處理哈姆萊特思考生死大限的那段膾炙人口的獨白：
活著，還是死去，唉，問題在這兒：面對無邊的苦難，是忍受強暴肆虐的命運的矢石、箭雨，還是拿起武器通過戰鬥將它們打敗，在人的內心裡哪種行為更高貴些？（傅光明譯文）
生存還是毀滅，這是一個值得考慮的問題；默然忍受命運暴虐的毒箭，或是挺身反抗人世的無涯的苦難，通過鬥爭把它們掃清，這兩種行為，哪一種更高貴？（朱生豪譯文）
是存在還是消亡，問題的所在；/要不要衷心去挨受猖狂的命運／橫施矢石，更顯得心情高貴呢，/還是面向洶湧的困擾去搏鬥，/用對抗把它們了結？（孫大雨譯文）
從語言表達方式看，上面三段譯文間的差異一目了然。朱、孫的譯文問世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與傅譯相距有七八十年之遙，其間不僅體現出各個時代白話文的語體特徵，而且它們發展成熟程度也有不小的差距。哈姆萊特獨白原文用無韻詩體寫就，朱譯和傅譯採用的散文體，不刻意追求形式上的對應；而孫大雨先生因早年致力於探索中國新詩的格律化途徑，在其莎劇翻譯中就嘗試運用自創的「音組」理論，以漢字的音組來對應莎劇中的音步。就莎劇原文中開頭那句「to be, or not to be, I, there is the point」原文口語化色彩極強，而朱譯與孫譯將使用了生存、毀滅、存在、消亡等書面語色彩濃厚的詞彙，有將丹麥王子對個人生死之思抬升到在哲學層面上思考人類終極命運之嫌，可謂人為拔高了莎劇的風格層級。而傅譯依照1603年（《哈姆萊特》上演後第二年）印行的「第一四開本」，採用的是口語感十足的風格，流暢無礙，精準還原了莎劇當年的原汁原味。此劇中傅譯的另一處更改也頗引人矚目：哈姆萊特那句臺詞「人類是一件多麼了不得的傑作」（朱譯）名聞遐邇，莎劇原文為「What a piece of work is a man」，並沒有傑作的意思，因而傅譯本處理為「人類，是怎樣一件作品」。雖然缺乏了先前譯文的壯美華麗，但準確地傳達出原意，神並沒有要把人當作「傑作」來創造，他只不過是神的諸多作品之一，而朱先生等人的譯文無疑增添了原作中沒有的意蘊。
復現莎劇神採，中譯本在散文體和詩體之間的權衡取捨
要在漢語譯文中用詩體復現莎劇的神採，其難度可想而知。傅譯本遵循的原則是「對莎士比亞原劇中的無韻戲文採用散文體，並努力使譯文具有散文詩的文調韻致；而對韻詩戲文以及眾多在人物獨白、對話或結尾處出現的兩聯句韻詩，一律以中文詩體對應」。這是一種切合實際的翻譯策略，既能在相當程度上得以復現其原貌，又不致鑽進死胡同而難以自拔。
應該指出的是，由於莎劇中無韻體詩佔了極大的比重，用散文體譯成漢語固然能較為明晰地傳達出原文的意蘊，但原作的形式特點也就無從體現了。對於翻譯來說，這畢竟是個難以否認的缺憾。孫大雨、方平等先生在這方面做了不少探索，成敗得失互見。平心而論，漢語和英語間的差異甚大，沒有任何親緣關係，語音、詞彙、語法系統大相逕庭。要在譯文中既保留原文的格律等形式特徵，又順暢地傳達出原作的意蘊，其難度可想而知。田德望先生在翻譯但丁《神曲》時，對採用詩體還是散文體翻譯曾頗費斟酌。他覺得英語散文體譯本由於擺脫了格律上的束縛，反而能忠實可靠地展現義大利原文的意蘊，因而他也用散文體將《神曲》譯成漢語。而錢春綺先生在翻譯歌德詩劇《浮士德》時不僅在意義上忠實於原著，而且在詩體上也力求亦步亦趨地移植德語原詩形式，因而在《浮士德》眾多譯本中顯得卓爾不群。
從某種意義上說，翻譯是一門遺憾的藝術，一代代譯者孜孜不倦地力圖復現原作的真容，但這只是一個理想目標，譯文永遠無法與原作完全吻合，它總會在某一點上偏離乃至背叛原作。優秀的譯作隨著歲月的流逝會不再那麼光鮮，但它的價值將融匯在母語中，在一代代作家的文本中生根發芽。兩百年前奧·施萊格爾將17部莎劇譯成德語，儘管後出的譯作源源不斷，但那些譯本對近代德語文學的貢獻功不可沒。和其他譯者一樣，傅光明兄的莎劇新譯也是向著在漢語中讓莎翁完美地還魂重生的一次衝刺，或許像將沉甸甸的巖石一次次推上山巔的西西弗斯一樣，會感到沮喪、失望，但他也會感到一種罕有的快樂。正像加繆所說，「應當想像西西弗斯是幸福的」，那我們可以想像光明兄是幸福的。（作者：王宏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