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當時英國和美國並不認可公娼制度。而堅持由國家公開批准色情交易並進行管理的公娼制度的，只有日本這麼一個「先進國」。在公娼制度下，娼妓不僅不能居住在府縣會指定地域以外地方。
本文摘自 [日]竹村民郎 《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託邦時代》，歐陽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
大正時期的性意識
大正十三年（一九二四年）左右，日本全國流行著一首叫唆咚咚小調的歌（添田知道作詞、編曲）。
今兒是發薪日，領了一兜兒錢
找藝妓還是找娼婦？
回家問老婆，挨了一頓老罵唆咚咚唆咚咚
「找藝妓還是找娼婦？」，典型地表現出大正時代城市生活中性享樂的情形。也就是說，付錢找女人在當時完全不被視為罪惡。大正時代，在遊廓〔註：集中了官方認可的遊女屋（妓院）的一個特別區劃，類似於今天的紅燈區。〕跟「娼婦」玩樂是非常普通的風俗習慣。本來，依據明治五年（一八七三年）頒布的娼妓解放令、明治三十三年（一九年）頒布的娼妓取締規定，應該消滅了身體買賣、確保娼妓自由。但是，這些法律規定都完全是一紙空文，到了大正時代，遊廓這種自古就有的身體買賣制度依然存在著。
大正時代的遊廓打著貸座敷〔註：本為與人會面而租用的房間，江戶後期開始成為男女密會的租屋。明治五年（1872年）娼妓解放令發布之後，成為政府公娼遊廓制度下的遊女屋（即妓院）的正式名稱。〕業的名號，出來賣身的娼妓「自由」地租借座敷。表面上貸座敷業者、娼妓是各不相關的獨立業者，得到國家的許可進行營業。然而，這種公娼制度的內情是，那些以一千、一千五百日元錢「賣身」了的女性，像奴隸般隸屬於貸座敷業者。而且，後文將會提到，那些進了遊廓的女人，身處警察和貸座敷業樓主們的嚴格監視下，實際上被奪去了外出的自由和歇業的自由。
1910年代的神戶福原遊廓
遊廓的實態
大正時代，「還債」、「為貧困的家庭作犧牲」等原因造成很多年輕女性「賣身」到遊廓。另外，為了當女傭、女工來到大城市的農村姑娘，遭到守在車站的人力車夫等黑心人以花言巧語欺騙，被拐賣到遊廓的例子也很多。
她們身處這樣的狀況：
客人少也被罵，不會接客也受欺，生了病也得不到稍微像樣的治療，不管怎麼難受都被迫接客。父母臨死也看不到一眼，欠的債一定只會越滾越多，年期（當娼婦的契約期——作者注）到期能還完債的人都不到一成。患上神經衰弱、歇斯底裡、酒精中毒、梅毒、淋病甚至肺結核的話，通常會因為無法康復而陷入自暴自棄。認真考慮自己身體末路的人，最終會湊合找個人一起殉情自殺。[伊藤秀吉『売淫公認制度廃止意見』廓清會婦人矯風會廃娼連盟大正十四（一九二五）年]
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五月發行的《警察協會雜誌》第180號上，刊登著高知縣警視、法學士今井俊彥的《關於藝妓娼妓的取締》一文。這位大學出身的高級警察認為，娼妓得上花柳病，是她們自己「怠於預防、厭於接受健康診斷，或者作弊造成診斷困難」的結果。
日本姑娘的出生地
歐美遊客來到大正的日本，首先要參觀的是「日本姑娘」的本家吉原。吉原當時有三千多個娼妓生活著。表面上被譽為依然保留著江戶情趣的花街柳巷的吉原風情，其背面隱藏著多少悲慘。
比如，吉原二、三流的妓樓有輪用房、共用房等性遊戲場所。輪用房是每間三張半榻榻米寬的、紙拉窗破破爛爛的小房間。這些小房間一溜排開，兩間共用一盞電燈，陰森森的。共用房是僅用一張屏風把榻榻米四張半大小的房間分成兩部分，這樣在一間房裡就可以同時接待兩個客人。嫖客們付上每小時三日元的錢，就在這樣的房間嫖妓。
明治時期的吉原遊廓
各妓樓的廁所，高級的地方備有升汞水（註：即氯化汞）。等消毒設備，二、三流的地方沒有消毒設備，只有一股帶著酒氣的惡臭撲鼻而來，汙穢至極。
大正十四年（一九二五年）年末，從全國5152個娼妓的出生地看，東京府最多，佔總數的15%達784人。山形縣第二為574人，佔總數的11%。100人以上出生府縣的順序是，秋田為第一有427人，茨城、福島、北海道為300多人，千葉、群馬、琦玉、櫪木、宮城為200多人，新瀉、青森、神奈川為100多人。也就是說，多為鄰近東京府的各縣和東北幾個縣。東北地區人數多，與該地區農村的貧困不無關係。
最恥辱的公娼制度
當時英國和美國並不認可公娼制度，國家對所有色情交易不作任何幹涉，採取了依靠社會良心的進步來促成色情交易滅絕的政策。而堅持由國家公開批准色情交易並進行管理的公娼制度的，只有日本這麼一個「先進國」。
日本的公娼制度，以最恥辱的集娼制度「廓制」為特徵。在國家管理的公娼制度下，娼妓不僅不能居住在府縣會指定地域以外的地方，而且除非有監督官廳的命令或被警察署傳喚，絕對沒有外出自由。
即使娼妓出於本人意願想去向警察提出自由歇業申請，貸座敷業者——樓主也絕對不允許。即使幸運地逃出遊廓獨自向警察要求自由歇業，也會被警察以跟樓主調解的名義遣送給樓主，或者以讓她們好好考慮為理由，把她們關到拘留所直到她們放棄歇業念頭，這都成了慣例。`
因此，東京市內遊廓的娼妓中，不時有決意歇業的人趁夜逃到基督教推進廢娼運動的救世軍本部（神田）求助。在救世軍過了一夜的娼妓，第二天由救世軍的婦女援助人員陪同前往警察署提出歇業願望。即便如此，警察還要以管束擅自外出為理由，向她們徵收一日元的罰款。面對警察與貸座敷業者勾結的聯合攻擊，救世軍進行了勇敢鬥爭。
洲崎遊廓事件
讓我們以大正三年（一九一四年）東京洲崎遊廓發生的針對救世軍的暴力事件為例，考察一下救世軍娼妓解放運動的實際情況。以基督教教徒為主要力量推進廢娼運動的市民運動團體是廓清會，根據該會主辦的雜誌《廓清》大正三年九月號的內容，事件的經過是這樣的：
大正三年，為了使那些要求自由歇業的娼妓不必到離洲崎很遠的銀座本部也能得到救世軍的幫助，東京救世軍計劃在遊廓外就近設置辦事處。遊廓方憤怒地認為這是對遊廓的破壞行為，在九月一日的臨時總會上通過了「不惜採取暴力反抗救世軍」的危險協議。
兩天後，救世軍的伊藤富士雄大尉接到聯絡，在警視廳洲崎醫院住院的兩個娼妓打算自由歇業需要救世軍的幫助，他只身前往充滿危險氣氛的洲崎。樓主們組織的三業公會在醫院外糾集了兩百多人，包圍了要求解放兩名娼妓的伊藤大尉，並示威施壓，而警視廳醫院卻「任由他們施暴毫不制止」。三業公會故意拖延時間，直至日落時分才把兩名娼妓交給伊藤大尉。
伊藤大尉帶著兩名娼妓準備去洲崎警察署提交歇業申請的時候，混在黑暗裡的三業公會對他們施以了極盡所能的暴行。「三人被分開來對付，他們揮著木屐，拼命地又踩又踢，打得三人氣力盡失倒在地上。多少次被拖過來拽過去，大尉的褲子都破了，表也被打破了，指針停留在七點二十七分。隨身帶的包也被搶走了……大尉最後被打得不省人事。」
藉助勇敢的救世軍士官伊藤大尉的力量，兩名娼妓第二天成功申請了歇業。但是由於遭到三業公會的圍毆，伊藤大尉所負的重傷需要一個月才能治癒，兩名娼妓的碰撞傷也花了兩個星期才治好。
救世軍與三業公會的對立
洲崎事件引起了救世軍最高指揮者山室軍平的重視，他改變了以往的方針，決定起訴眾暴徒。救世軍成立以來，在十幾年全國廢娼運動的過程中多次遭到來自遊廓的暴力行為，但從未訴諸法律。
在遊廓多次發生針對救世軍的暴力事件決非偶然。遊廓是集中了「人身買賣」這種對人類的褻瀆的場所，不可能以正常方式維持其秩序。遊廓所貫徹的做法是，貸座敷業者勾結暴力集團、地痞惡棍，對娼妓施以暴力管理。
如今，眾所周知，暴力集團抓住金錢、色情、酒精等人類欲望的弱點來網羅資金的行為已經在社會紮下根來。大正時代也和今天一樣，暴力集團插手了國家準許的色情買賣、色情營業，大肆斂財。大正社會的體制容許用錢買女人的行為，這意味著容許暴力集團在社會底層存在。
在暴力成為社會構造要素的大正社會，不可能靠警察全面取締暴力集團。相反，因為賣春由國家管理，警察把遊廓的暴力當作社會必要的一種惡勢力，不得不在某種程度上容許它的存在。
就救世軍對三業公會的起訴，《廓清》明確提出了質疑「現洲崎署長千田警視真的有那樣的覺悟，即使引發廓內不滿也毫無顧慮地逮捕那些醜類嗎？」《廓清》對警察的批判絕不過分。
雜誌《廓清》的榮耀
《廓清》是催生了大正時代廢娼運動的雜誌。女性到了青春已逝之際，就已經成了一件廢品，這是大正日本的現實，這一現實清楚地表明了日本文化的頹廢。《廓清》是唯一堅持徹底揭發日本文化黑暗的雜誌，是代表了大正時代市民運動榮耀的雜誌。
大正八年（一九一九年），在《廓清》第九卷第十一號上，廓清會會長島田三郎如此報導了東南亞日本妓女以及沉溺於尋花問柳的日本僑民的實際情況。
新加坡的賣淫婦大部分來自長崎縣和熊本縣。我在船上認識的一個人據說就在海外賣淫行業做了二十六年，甚至遠至非洲一帶都曾去過。她最初是乘外國船偷渡出來的，一行四人，其中三人藏在船底，只有她被裝進煤炭倉。但是，過玄海灘的時候因為船顛簸得太厲害，也沒人知道船底藏著三個人，船底的栓被拔掉，海水放了進來。他說「我年紀比較大被隔開，卻因此幸運得救。但藏在船底的三人被發現時都已經成了白骨。
在馬來半島有兩百名受過高等教育的日僑，他們「逛遍遊廓，每天在那些地方花六十甚至兩百元」。
受過高等教育的那些日僑「到了晚上就光著身子喝酒，只穿一條褲衩走來走去。上街的時候也打赤腳穿雙膠底草鞋，裹件浴衣」，當地人、歐洲人都以侮蔑的眼光看著這些日本僑民的頹廢樣。
《廓清》正確記錄了海外日本人丟人的買春賣春的實態。世界大戰後日本躋身世界先進國家之列，在日本人中間蔓延著「日本在亞洲具有知識道德上的優越性」這種神話。《廓清》揭露了日本人所謂的優越性是多麼的虛偽，成為日本文化自我批判的起點。
今天，受到懷古趣味性大正文化論、男性至上主義的看法的影響，《廓清》被掩藏在女性解放歷史的影子裡，有時甚至成了被人遺忘的雜誌。但在對大正文化進行再評價的時候，《廓清》是絕不可忽略的市民運動的寶貴遺產。
（本文摘自〔日〕竹村民郎《大正文化：帝國日本的烏託邦時代》，歐陽曉譯，上海三聯書店，2015年1月。標題為編輯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