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齊廟制在實現由諸侯四廟到天子七廟的升格後，太祖二祧廟成為影響北齊宗廟格局的關鍵性因素。太祖二祧廟最初由高洋基於鄭玄學說而設定，在北齊皇位繼承制由盛行的兄終弟及制向父死子繼制轉變過程中，太祖二祧廟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廟（高歡、高澄、高洋）變更為齊後主所立三祖廟（高謐、高歡、高湛）。齊後主所立三祖廟，不過承用武成高湛天統改制之意。在政治博弈過程中，高湛以高謐為太祖的具體原因，目前有限的史料表明或在於彰顯高謐北徙懷朔，開啟北齊之功業，而高湛更以高謐為太祖，太祖世次自高歡上推二世，並未降低高歡在郊廟中的地位，凸顯出父死子繼制的正當性，同時也拉近了宗室血緣關係，顯示出高湛籠絡宗室的初衷。
【關鍵詞】北齊；不祧廟；太祖；天統改制；宗廟制度
【作者】趙永磊，廈門大學歷史系博士後（福建廈門 361005）。
北齊祭祀制度略見於《隋書·禮儀志》之中，而北齊祭祀制度創立時代問題，也不乏相關線索。北齊禮儀制度初由崔昂、邢卲議定，《北齊書·崔昂傳》載文宣天保元年（550），散騎常侍崔昂「與太子少師邢卲議定國初禮」，而文宣時期所定祭祀制度，《北齊書》略記之。
《北齊書·文宣紀》載文宣天保八年八月：「庚辰，詔丘、郊、禘、祫、時祀，皆仰（案：《北史》無仰字）市取少牢，不得剖（案：《北史》作刲）割，有司監視，必令豐備；農、社、先蠶，酒肉而已；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果餅酒脯」。所謂「丘、郊、禘、祫、時祀」，即南北郊、圜丘、方澤及宗廟時享、禘祫；「農、社、先蠶」，即先農、社稷、先蠶；「雩、禖、風、雨、司民、司祿、靈星、雜祀」，即雩祭、高禖以及風師、雨師、司民、司祿、靈星等祠。故《隋書·禮儀志》（下文省稱《隋志》）所記北齊郊廟、社稷、先農、先蠶、雩祭、高禖等制度，可謂在文宣時期已確立基本規制。
北齊祭祀制度始創於文宣時期，而郊祀制度在文宣以後又有更定。《隋志》所載北齊祭地配後制度，乃沿承北魏舊制，已引起學者關注，《隋志》載北齊圓丘、南郊均「以高祖神武皇帝配」，方澤、北郊均「以武明皇后配」。而從時間序列言之，《隋志》所見北齊配享制度，並非全屬文宣高洋所定。《北齊書·文宣紀》載文宣天保二年正月，「辛亥，有事於圓丘，以神武（案：當作獻武）皇帝配」，文宣追尊高歡廟號太祖，而《隋志》載高洋廟號高祖，且獻明皇后婁氏崩於武成帝河清元年（562），次年正月始配祭北郊，至齊後主天統元年（565）十一月又更諡號作武明皇后。故《隋志》所見北齊方澤、北郊配祀制度，應屬齊後主時期建置。
在文宣高洋與齊後主高緯之間，北齊宗廟格局的演變最為值得注意。目前學者在北齊廟制變遷問題上已有重要研究成果，而北齊廟制變遷的基本輪廓，並未得以釐清。據周一良先生考察，北齊宗廟神主廟號屢經改易，而北齊廟號更定問題，透過北齊廟制形成的時間序列，北齊廟制由四廟至「天子七廟」的變遷過程歷歷可見。宗廟神主作為皇位傳承合法性的象徵，昭穆制度顯示出皇位傳承的先後次第，而北齊皇位繼承制由於兄終弟及的盛行，昭穆序列較為紊亂。高洋開國之後，確立太祖二祧廟的宗廟格局，太祖二祧廟在宗廟神主中作為特殊的神主序列，百世不祧，圍繞究竟何者為太祖二祧廟，文宣高洋、孝昭高演、武成高湛均有所更定，在政治博弈過程中，太祖二祧廟也具有特殊的政治意義。本文擬透過北齊太祖二祧廟的構建過程，闡明太祖二祧廟建置與北齊皇位繼承制的關係，並進一步揭示武成高湛改定廟號的政治意義。
太祖二祧廟為鄭玄廟制說的核心觀點，所涉對象即「天子七廟」。而魏齊革命，高洋禪代孝靜帝，出居大統，北齊廟制也實現由諸侯廟制向「天子七廟」轉變。
（一）北齊諸侯四廟的創立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534）九月，高歡以洛陽逼近西魏，「如向晉陽，形勢不能相接」，乃議定遷都於鄴，至同年十一月，東魏都城由洛陽遷至鄴。高歡霸府設在晉陽，東魏、北齊都城由此形成「鄴—晉陽」的兩都制，北齊皇帝多頻繁往返於鄴與晉陽之間。北齊《王秀墓誌》稱：「鄴城為宗廟之國，晉陽為兵馬之都」，以此形容北齊兩都制最為貼切。
東魏孝靜帝遷都於鄴，鄴城皇城南宮始營建於孝靜帝天平二年七月，「發眾七萬六千人營新宮」，而太廟建成，則遲至天平四年四月，故「遷七帝神主入新廟」，即在此時。鄴城太社竣工時日約與宗廟同時，如《唐會要》載唐中宗神龍元年（705）五月禮官太常少卿韋叔夏等引《後魏書》「天平四年四月，太社石主遷於社宮」，今本魏收《魏書·孝靜帝紀》及李百藥《北史·魏本紀·東魏孝靜帝》均無此語，頗疑《唐會要》所引《後魏書》即隋人魏澹《魏書》。更據（嘉靖）《彰德府志·鄴都宮室志》，可知「東魏太廟在朱明門內，南街之東」。（圖1）故東魏鄴城左祖右社格局，至此確立，而北齊所承用者，即東魏舊制。
資料來源：牛潤珍：《古都鄴城研究——中世紀東亞都城制度探源》，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第205頁。
高歡在霸府晉陽是否設立宗廟，史無明文，而《魏書》載北齊建立宗廟，始於獻武王高歡崩之後。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547）正月，高歡崩，《魏書·禮志一》載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等議云：「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鵄尾」。
北魏孝文帝遵用鄭玄學說，宗廟確立太祖二祧四親廟格局，東魏宗廟神主亦為七帝，或承繼北魏舊制，故有「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之說。所謂「案《禮》諸侯五廟，太祖及親廟四」，即據《禮記·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為說。然《禮記·王制》既以諸侯宗廟為五，崔昂等何故議定諸侯為四廟？
崔昂等以為「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不容立五室」，推究其意，高歡卒後，以渤海王封贈齊王，諡獻武王，胡三省以為「高氏本勃海人，渤海故齊地也，國遂號曰齊」，或即高歡封贈齊王之意，高洋既為始封之君，廟號宜為太祖，而太祖未出居正位，尚在親廟之中，故僅立四廟。高澄進爵齊王，《隋志》載高澄所立宗廟神主，「後齊文襄嗣位，猶為魏臣，置王高祖秦州使君、王曾祖太尉武貞公、王祖太師文穆公、王考相國獻武王，凡四廟」。而高洋僅稱諡號，尚未追上太祖廟號。茲據《隋志》，並依《魏書·高湖傳》《北史·齊本紀上·高祖神武帝》所錄高歡先世世系，列宗廟神主見表1。
（二）高洋設定太祖二祧廟
東魏太廟制度沿承北魏七廟格局，至高洋稱帝，取東魏而代之，東魏七廟神主遷出宗廟。《資治通鑑》載「齊主（案：文宣高洋）初受禪，魏神主悉寄於七帝寺」，所謂七帝寺應即北魏孝文帝太和十六年（492）至宣武帝景明二年（501）間僧暈在定州（今河北定州市）所立七帝寺，各建三丈八彌勒像，胡三省注謂「以寄魏七廟神主，故謂之七帝寺」，並非允當。北齊高洋既受東魏禪，諸侯宗廟升格為天子宗廟，故宗廟神主由四廟增為七廟。
1.天子七廟的確立
《隋書·禮儀志》云：
文宣帝受禪，置六廟：曰皇祖司空公廟、皇祖吏部尚書廟、皇祖秦州使君廟、皇祖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世宗文襄皇帝廟，為六廟。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至二年秋，始祔太廟。
《隋志》所記高洋踐祚後所定廟制，《通典》《冊府元龜》所載略同，僅六廟神主，而《隋書·音樂志》載武成帝時所定廟樂又有「曾祖太尉武貞公」，或據此以為《隋志》所謂六廟應作七廟。而《隋書·禮儀志》此處有脫文，自然無疑，以文襄時所立四廟有太尉武貞公神主，即足以明之，而若以文宣在天保元年己立七廟神主，又未必精確。
依《隋志》所載，高洋先立六廟，而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高澄神主則「至二年（案：天保二年）秋，始祔太廟」，故高洋踐祚之初，先升祔六廟神主入宗廟，文襄神主至天保二年始祔入宗廟。《隋志》所記正與《北齊書》相印證，《北齊書·文宣紀》載天保元年（550）五月己未，「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妣為文穆皇后，皇考獻武王為獻武皇帝，皇兄文襄王為文襄皇帝，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甲戌，遷神主於太廟」，又載天保二年十月「丁卯，文襄皇帝神主入於廟」，據此，可知《隋志》所謂文襄神主祔太廟時日在「二年秋，始祔太廟」，應為「二年冬」之誤。
今綜合《隋志》《北齊書》更進而推知，天保元年五月己未，高洋追尊其兄文襄王高澄為文襄皇帝，至同年五月甲戌，高洋「遷神主於太廟」，即《隋志》所謂「文宣帝受禪，置六廟」，但文襄神主並不在六廟之中，故六廟神主依次為司空公、吏部尚書、秦州使君、太尉武貞公、文穆皇帝廟、太祖獻武皇帝廟，至天保二年十月，文襄神主祔入太廟，北齊宗廟始為七廟。
《隋志》載高樹生爵號在文襄時期尚為文穆公，至高洋天保元年五月己未，「詔追尊皇祖文穆王為文穆皇帝」，若《隋志》所載不誤，則在武定五年至天保元年之間，高樹生爵號曾由公升格為王。姑列文宣高洋時期（天保二年以後）宗廟神主見表2：
2.太祖二祧廟與鄭玄學說
北齊廟制之變更，在於由諸侯四廟升格為天子七廟。高洋既受魏禪，又在四廟神主之前，增以先祖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神主祔於宗廟，以合乎「天子七廟」格局，北齊宗廟格局至此實現由諸侯四廟至天子七廟的轉變。
在宗廟神主上，太祖位居顯要地位，故擇定太祖尤為關鍵。高歡有開國之功，文襄時立四廟神主，崔昂等人即有「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之說，即以高歡為太祖，而文襄居相位時未上高歡太祖廟號。高歡廟號太祖為天保元年高洋稱帝後所追尊。北齊宗廟由此形成太祖六親廟格局。
北齊七廟神主遷祔原東魏宗廟，宗廟格局仍為同殿異室，而北齊邢卲撰《獻武皇帝寺銘》，學者疑「獻武皇帝寺」即獻武皇帝廟，但名為「獻武皇帝寺」，並非高洋之廟，應為供奉高洋石像之佛寺，以上文所舉北魏所立七帝寺以及唐代寺院往往供奉皇帝素像，均足以明之。而邢卲《獻武皇帝寺銘》云：「惟睿作聖，有縱自天。匡國庇民，再造區夏。功高伊、呂，道邁桓、文……永寄將來，傳之不朽。」邢卲此銘，未詳撰年。所謂「永寄將來，傳之不朽」云云，即以高歡為太祖，萬世不祧。
高歡神主既立為太祖，而太祖以下，又有不祧廟。《隋志》雲「獻武已下不毀，已上則遞毀」，推究其意，太祖獻武皇帝以上神主親盡遷毀，太祖以下又有不毀廟，《隋志》未載獻武以下不祧廟作何？高明士先生以為高洋所立宗廟神主，以太祖獻武、世宗文襄為不毀廟，並無確據。而高洋所設立宗廟格局源出魏收等人議定，不妨據魏收所定廟制以推論之。
《北齊書·儒林傳·李鉉傳》載李鉉初為太學博士，「天保初，詔鉉與殿中尚書邢卲、中書令魏收等參議禮律，仍兼國子博士」，而顏之推《顏氏家訓》略載魏收議定宗廟建置之事。
《顏氏家訓·勉學》云：「魏收之在議曹，與諸博士議宗廟事，引據《漢書》，博士笑曰：『未聞《漢書》得證經術。』收便忿怒，都不復言，取《韋玄成傳》，擲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批尋之，達明，乃來謝曰：『不謂玄成如此學也』。」《顏氏家訓》所載此事，繆鉞先生《魏收年譜》次其年在齊後主天統五年，然是時北齊宗廟已確立基本規制，已無必要重新議定宗廟建置。顏之推自西魏奔北齊，時在文宣天保七年，而顏之推《顏氏家訓》追記此事，頗疑當與天保元年魏收與太學博士、國子博士等議定北齊宗廟建置相關。
《漢書·韋玄成傳》載西漢韋玄成等議定天子七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據此奏議，可知韋玄成等所議宗廟格局為太祖二祧四親廟，而高洋所置宗廟格局，當與韋玄成說相類。北齊博士未知《漢書·韋玄成傳》「得證經術」，足見北學之荒疏。若據韋玄成之說，北齊廟制應為太祖二祧四親廟，此即高洋所設定廟制格局，即至太祖獻武神主出居首位之時，北齊廟制形成太祖二祧四親廟序列。而鄭玄廟制說，又與韋玄成說相契。故文宣帝高洋在踐祚之後，所行廟制，可以說在經學理論上主要依據鄭玄學說。而高洋設定宗廟為太祖二祧四親廟格局，此與北魏孝文帝所定廟制格局以及東魏宗廟建置極為相類，又可謂近承北魏、東魏舊制。
文宣高洋擇從鄭玄學說，承用北魏、東魏舊制，確立宗廟建置為太祖（高歡）二祧四親廟。宗廟神主序列與皇位傳承次第相一致，而北齊兄終弟及制的盛行，也使得北齊宗廟所立二祧不得不突破兄弟異昭穆原則，順次以高澄、高洋神主為二祧，而武成高湛為確立父死子繼的皇位繼承制度，重新更定太祖二祧廟，北齊宗廟格局因之一變。
（一）孝昭帝時期所立三祖廟
乾明元年（560）二月，高洋崩，而史籍所見高洋諡號、廟號因經武成帝、齊後主改易（詳見下文），頗為淆亂。齊廢帝高殷即位以後，高洋諡號、廟號作何，今本《北齊書》《北史》語焉未詳，而《冊府元龜》載「廢帝乾明元年二月上文宣皇帝尊諡，廟號高祖」，頗為關鍵，正補《北齊書》《北史》所未備。更據《北史·魏收傳》載「文宣諡及廟號、陵名，皆收議也」，繆鉞先生《魏收年譜》次此事於文宣天保十年（559）十月，據上引《冊府元龜》之文，不妨更為齊廢帝乾明元年春,即高洋諡號、廟號、陵號皆從魏收奏議。清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以為「乾明初，上諡號曰高祖文宣皇帝」，今人周一良先生據北齊《趙道德墓誌》推斷乾明初所上高洋廟號高祖，雖均未引據《冊府元龜》，所論堪稱卓識。依文宣高洋所設定宗廟遷毀原則，文宣神主遷祔宗廟，司空公高慶親盡遷毀。茲列齊廢帝時期宗廟神主見表3：
齊廢帝乾明元年八月，孝昭帝高演以奪嫡而入居大統，改元皇建。依據文宣所定宗廟格局，太祖神主以下有兩廟為不祧廟，齊廢帝居皇位時日短促，未詳是否以文襄、文宣為不祧廟。而孝昭帝時期宗廟建置有三祖廟，值得注意。
《北史》載孝昭帝皇建元年（560）「九月壬申，詔議定三祖樂」，同年十一月，「有司奏太祖獻武皇帝廟宜奏《武德》之樂，舞《昭烈》之舞；世宗文襄皇帝廟宜奏《文德》之樂，舞《宣政》之無；顯祖（案：當作高祖）文宣皇帝廟宜奏《文正》之樂，舞《廣大》之舞」，孝昭帝準其奏，而後為太祖、世宗、高祖三廟，確立功臣配享名錄。
孝昭帝時宗廟神主凡七，而孝昭帝獨為太祖獻武、世宗文襄、高祖文宣設立廟樂，太祖獻武以上先祖神主則無之。若遵循孝昭為三祖制定廟樂及確立功臣配享名錄之意，或當以太祖、世宗、高祖為三不祧廟。文襄、文宣既為兄弟，若以文襄、文宣為二祧廟，則北齊昭穆制度不免淆亂。孝昭帝欲廢止兄終弟及制，以嫡子高百年為太子，而所立二祧廟仍遵從兄終弟及制的現狀，並未有意予以更定。
（二）武成、齊後主改定廟制與重定三祖廟
1.武成帝時期的宗廟格局
皇建二年九月，齊廢帝遇弒，同年十一月，孝昭帝崩，遺詔其弟高湛繼位，終未能廢止兄終弟及制。武成帝高湛入統大位，改元大寧，《北史》載大寧元年（561）閏十二月癸卯，武成上孝昭諡號，據此可知，孝昭神主在武成踐祚之初升祔宗廟，而《北史》《北齊書》孝昭本紀未載孝昭廟號。周一良先生據《北齊書》相關列傳（如尉瑾、馮子琮、唐邕、白建、皮景和、鮮于世榮、綦連猛等傳）稱孝昭為「肅宗」，故推斷孝昭廟號肅宗。《隋書·音樂志》載武成之時，所定廟樂有「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休德》之舞」，據此，孝昭帝廟號肅宗，應為武成帝大寧元年所上。而《北史》又載武成帝大寧二年葬齊廢帝於「武寧之西北，諡閔悼王」，不以天子禮，故齊廢帝神主在武成帝時當未升祔宗廟。然武成帝踐祚之初宗廟神主作何，仍有疑義。
武成時期宗廟建置，《隋書·音樂志中》云：
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其四時祭廟及禘祫皇六祖司空、五世祖吏部尚書、高祖秦州刺史、曾祖太尉武貞公、祖文穆皇帝諸神室，並奏《始基》之樂，為《恢祚》之舞。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舞。顯祖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肅宗孝昭皇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休德》之舞。
《隋書·音樂志中》所載廟號不免紊亂，文中所載既為高湛時期廟制，而高歡廟號高祖，諡號神武皇帝，此在齊後主天統元年改制之後，高洋廟號顯祖，諡號文宣，又為齊後主武平元年十月所上。
《隋書·音樂志》所記武成時期宗廟雅樂有司空公、吏部尚書、秦州刺史、太尉武貞公、文穆皇帝、高祖神武皇帝、文襄皇帝、顯祖文宣皇帝、肅宗孝昭皇帝，凡九廟神主。《隋書·音樂志》所載北齊宗廟雅樂自司空公高慶始，此與文宣高洋所立宗廟神主相同。而若僅據《隋書·音樂志》，未綜合分析相關文獻，則極易作出相關推論，即武成時期凡九廟神主，北齊宗廟神主並無遷毀制度。但文宣踐祚之後，已擬立宗廟遷祔之制，且在齊廢帝時司空公高慶神主已遷毀，如循此意，武成時期若仍有毀廟制度，孝昭帝神主升入宗廟，則吏部尚書高泰親近遷毀，茲暫據此說，列武成初期宗廟神主見表5：
據表5，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神主既已遷毀，則武成時期似不當仍有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宗廟雅樂，而《隋書·音樂志》仍存之，此或為北齊宗廟在武成時期無毀廟制度之證。但此說乃以時享宗廟為推論依據，時享宗廟時所祀均為未毀主，而《隋書·音樂志》所載廟樂為「四時祭廟及禘祫」，「禘祫」二字不宜忽視。
若謂武成時期北齊宗廟無遷毀制度，則武成時期宗廟神主凡九，而此說與北齊宗廟神主進獻次第不合。《隋書·音樂志》載北齊進獻宗廟神主次第，「皇帝初獻皇祖司空公神室」「皇帝初獻皇祖吏部尚書神室」「皇祖初獻皇祖秦州使君神室」「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皇帝獻皇祖文穆皇帝神室」「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皇帝獻文襄皇帝神室」「皇帝獻顯祖文宣皇帝」，據此文，可知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秦州使君高湖均為「初獻」，高謐以下為「獻」，進獻次第判然有別。
宗廟時享進獻制度，《大唐開元禮》依先祖神主先後次第依次進獻。若據此理，北齊進獻九廟神主次第，當與此不異，何故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秦州使君高湖先獻，高謐以下始依次進獻？或可謂此為武成帝所定新制，不免含混了事。而若以禘祫制度解之，北齊宗廟進獻次第有別現象即與毀主及未毀主有關。
北齊具體所行禘祫制度，限於史籍闕如，究從鄭玄學說，抑或王肅學說，尚不盡明晰，但無論鄭玄禘祫說，抑或王肅禘祫說，均涉及進獻毀主。《宋書·禮志》載劉宋殷祭（即禘祫）儀節，「凡禘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停室也」，所謂「神主悉出廟堂」，即毀主、未毀主均在其列。而北齊禘祭或祫祭毀主時，自然仍有宗廟雅樂。故若依據宗廟遷毀原則，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神主在武成帝時雖已遷毀，而禘祫時仍祭其神主，故武成時期仍進獻兩廟神主，此與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兩神主為毀主，並不相悖。故《隋書·禮儀志》載北齊皇太子冠禮，「皇太子冠，則太尉以制幣告七廟」，而不言九廟，此即北齊廟制為七廟之力證。至於《隋書·音樂志》所載進獻次第問題，今更疑《隋書·音樂志》所載「初獻」司空公高慶、吏部尚書高泰、秦州使君高湖神主，當屬高湖神主遷毀之後，禘祫時先進獻毀主儀節，即《隋書·音樂志》所載「初獻」云云，乃齊後主時期（武平元年之後）之制。
2.天統改制與太祖二祧廟的更定
河清四年四月武成壯年禪位皇太子高緯，退居太上皇帝。高湛雖居太上皇之位，仍操控軍政大權，在高湛主導下，北齊宗廟格局又有所更定。
《北史》載齊後主天統元年十一月，「己丑，太上皇帝（案：武成帝）詔改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皇帝，廟號高祖，獻明皇后為武明皇后；其文宣諡號委有司議定」，又載同年十二月庚午，「有司奏改高祖文宣皇帝為威宗景烈皇帝」。
據《北史》所載，天統元年改定廟號及諡號凡有兩階段，分別在天統元年十一月及十二月，其要有三：（1）高歡諡號由獻武皇帝更為神武皇帝，廟號由太祖降格為高祖；（2）神武明皇后婁氏諡號由獻明皇后更為武明皇后；（3）高洋諡號由文宣皇帝改為景烈皇帝，廟號由高祖降格為威宗。
然則，《北史》所載，猶有未備。高祖初為高洋廟號，而武成高湛更以高歡為高祖，此後又以高洋降格為高祖。若據此說，則太祖廟號闕焉。學者更謂武成高湛意在確立「高祖、世宗、世祖三廟」為不祧廟，實則忽略高湛更定太祖問題。
《隋書·音樂志》載武成帝所定宗廟歌辭，有「皇帝獻太祖太尉武貞公神室，奏《始基樂》《恢祚舞》辭」「皇帝獻高祖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樂》《昭烈舞》辭」之文，《隋書·音樂志》所記此兩條，彌足珍貴，據此可知天統元年改高歡廟號高祖之後，又以武貞公高謐升格為太祖。茲列天統元年改制之後，北齊宗廟神主見表6：
武成帝改易其先妣諡號，未知源出何人所議，而高歡、高洋廟號及諡號之降格，均出自祖珽議定。《北齊書·祖珽傳》載「武成於天保世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為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為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從之。」《北史》以武成改易高歡、高洋廟號，凡兩階段，《北齊書·祖珽傳》概言此事，時間不免淆亂，而武成改易先考、先兄廟號、諡號，源出祖珽所議，應無疑義。
高洋所設立太祖二祧四親廟格局，以太祖獻武為不祧廟，太祖以下有兩不祧廟，但太祖以下宗廟神主何者立為不祧廟，或當與開國創業之功相關。帝王廟號，或稱祖，或稱宗。高洋議定廟號時，「祖宗之稱，付外速議以聞」，而後又上文襄廟號為世宗，以宗而不以祖。而祖珽奏議更易高洋廟號由高祖降格為威宗，即與祖、宗稱號相關。
帝王廟號祖、宗之稱，初均為不祧廟之名。蕭梁崔靈恩《三禮義宗》以為「祖者，始也；宗者，尊也」，唐孔穎達《禮記正義》云：「祖，始也，言為道德之初始，故云祖也；宗，尊也，以有德可尊，故云宗」。而在祖宗之稱泛化之後，無論廟號稱祖或稱宗，均有可能親盡遷毀。《舊唐書·禮儀志》載唐憲宗元和元年（806）太常博士王涇議云：「禮經『祖有功，宗有德』，皆不毀之名也。惟三代行之。漢、魏已降，雖曰祖宗，親盡則毀，無功亦毀，不得行古之道也」。漢魏以下祖、宗之稱既非祧廟、不祧廟之別，而高湛改定廟號，其意則在於以祖、宗之稱判別不祧廟。
《北史·齊本紀》載「及武成時，（祖）珽被任遇，乃說武成曰：『文宣甚暴，何得稱文？既非創業，何得稱祖？若宣帝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武成溺於珽說，天統初，有詔改諡景烈，廟號威宗。」若據祖珽「既非創業，何得稱祖」之說，唯創業之祖，廟號始可稱祖，而高謐為高歡之祖，未建功立業，廟號太祖，兩者自相左。推究祖珽「若宣帝為祖，陛下萬歲後將何以稱」之意，可知高湛以宗廟廟號稱祖即為不祧廟，稱宗則為遷廟。高洋廟號既降格為宗，故天統二年改制之後，不祧廟有二：太祖高謐、高祖高歡。至武成百年後，上廟號稱祖，合高謐、高歡神主，即為三不祧之祖。
高湛以廟號稱祖始為不祧廟，並非無由。曹魏明帝景初元年（237）採用鄭玄學說，立太祖魏武帝、高祖魏文帝，並自立廟號烈祖，「三祖之廟，萬世不毀，其餘四廟，親盡迭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制」，此即顧炎武所謂「稱祖之濫，始於曹魏之三祖」。曹魏所確立三祖廟為三不祧廟，又為北魏孝文帝改定廟制所繼承，孝文帝宗廟改制，先以太武帝、獻文帝廟號分別由世宗、顯宗加隆為世祖、顯祖，而後以太祖道武帝、世祖太武帝、顯祖獻文帝為三不祧廟。高湛議立三祖為不祧廟，或即沿承北魏舊制。
高湛自以不遷主自居，則高湛崩後廟號自當稱祖。高湛崩於齊後主天統四年十二月，齊後主上其諡號武成皇帝，廟號世祖，可謂遵循高湛立廟本意，故北齊三不祧廟至此形成。
3.改定廟號之餘波
《北史·魏收傳》載齊後主武平元年（570），「除尚書右僕射，總議監五禮事，位特進。收奏請趙彥深、和士開、徐之才共監」，而據《舊唐書·經籍志》《冊府元龜》《新唐書·藝文志》均著錄趙彥深撰《北齊吉禮》七十二卷，可知北齊吉禮由趙彥深分任監修，故《北齊吉禮》題趙彥深之名。
魏收既任尚書右僕射，又奏請趙彥深等監修，或與趙彥深曾出任尚書令相關。趙彥深自楊愔卒後，即以中書令代理機務，《北史》楊愔本傳謂：「遵彥死（案：遵彥為楊愔字，卒年在乾明元年），仍以中書令趙彥深代總機務」，至天統三年六月，太上皇高湛詔令趙彥深為尚書令，而《北齊書·祖珽傳》所稱「趙令」，即代指尚書令趙彥深。
趙彥深既主修吉禮，並非徒具空名，高洋廟號又經回改。《北史·齊本紀》：「武平初，趙彥深執政，又奏復帝本諡，廟號顯祖雲」，所謂「趙彥深執政」，意即趙彥深出任尚書令，又據《北史·齊後主紀》載武平元年十月，「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為顯祖文宣皇帝」，綜合此兩者，可知武平元年恢復高洋諡號及改定廟號，均出尚書令趙彥深奏議。
高洋既為北齊開國之君，而其神主非不祧廟，廟號亦為武成降格，故趙彥深恢復高洋本諡奏議，無疑具有正名的初衷。圍繞高洋廟號改定問題，《北齊書》《北史》皆稱高洋廟號顯祖，或高洋廟號至武平元年趙彥深奏議即告終結，而史籍中又有異說。
宋刊本《冊府元龜》載：「武平元年十月己丑，復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顯祖文宣皇帝」，與《北史》所載略同。而明刊本《冊府元龜》作「武平元年十月改威宗景烈皇帝諡號顯宗宣皇帝」，較之宋刊本，「宣」字前脫「文」字，但齊後主所定高洋廟號「顯宗」，而非「顯祖」。
明刊本《冊府元龜》高洋諡號「顯祖」作「顯宗」，或屬明刊本之失誤，而高洋廟號「顯宗」，並非僅明刊本《冊府元龜》如此，《隋書·禮儀志》亦有此類現象。《隋志》云：「後齊以孟夏龍見而雩，祭太微五精帝於夏郊之東……於其上祈谷實，以顯宗文宣帝配」，而胡三省《資治通鑑注》引《五代志》（此處代指《隋書·禮儀志》）作「顯祖文宣帝」。史籍中偶見高洋廟號顯宗問題，具體緣由不易確知。若非史籍所記文字訛誤，或即齊後主武平二年（571）之後祖珽執政追改所致。茲列齊後主武平元年之後，北齊宗廟神主見表7。
高洋雖經恢復本諡，廟號顯祖（或顯宗），且其神主又配祀雩祭，但北齊不祧廟基本格局並未改變，即太祖高謐、高祖高歡、世祖高湛仍位居不祧廟之列，高洋神主仍為毀主。
在皇權主導下，北齊太祖二祧廟多所更定，至齊後主武平初年最終確立。而在北齊太祖二祧廟確立過程中，太祖亦有改易，由始封之君高歡更作高謐，而高謐即為史家討論高齊偽造世系關鍵性人物。
史籍中所見高齊世系，以《魏書·高湖傳》《北史·齊本紀上·高祖神武帝》（今本《北齊書·神武紀》原闕，後人以《北史》補之）所記最詳，繆鉞先生據《魏書·高湖傳》所載高謐卒於孝文帝延興二年（472）九月，而高謐長子高樹生生年即在高謐卒年，若據此推論，高樹生應為高謐遺腹子，而《魏書》又載「樹生弟翻」，兩者適相牴牾，繆先生又推論云：「蓋高湖、高謐乃渤海高氏，入仕魏朝，高謐或本無子嗣，高歡乃塞上鮮卑或漢人久居塞上而鮮卑化者，既貴之後，偽造世系，冒認高謐為祖，謂其父樹生為謐長子，以附於渤海高氏之名族。魏收於齊文宣帝天保中修《魏書》，即據此偽託之世系寫入。」
依繆先生所論，高歡偽造世系，託名高樹生為高謐之子。以行輩而論，高謐為高洋之祖，陳寅恪先生則不以繆說為然，「遠祖可冒認，三代以內要冒認是不可能的」。以近年出土孝武帝永熙二年（533）《高樹生墓誌》所記世系及學者對高歡家世族屬的討論，再次證實陳說的準確性。而《魏書》成於魏齊革命之時，《魏書》高謐本傳僅概言其生平，並無神格化傾向。若據《魏書》所載高謐事跡記年未安，進而推論北齊世系源出高歡所偽造，或不盡合乎情理。
史籍所載年月多誤，陳垣先生曾議清人汪中《述學》所記生平月日多誤，《魏書》亦不免此失。如《魏書·崔玄伯傳附崔寬傳》載「祖彤，隨晉南陽王避地隴右，遂仕於沮渠、李暠」，而據《晉書·懷帝紀》，知南陽王模遇害時在永嘉五年（311）八月，此與北涼沮渠政權（401—439）、西涼李暠政權（400—417）在時間上有較大偏差。《魏書·高湖傳》所載相關事跡年月不合，或與史家所撰傳記年月失考相關。
太祖或為受命之主，或為始封之君，齊後主天統元年武成高湛追尊高謐為太祖，而以《魏書》所記高謐生平，僅略言其履歷：
天安中，以功臣子召入禁中，除中散，專典秘閣。肅勤不倦，高宗深重之，拜秘書郎。謐以墳典殘缺，奏請廣訪群書，大加繕寫。由是代京圖籍，莫不審正。顯祖之御寧光宮也，謐恆侍講讀，拜蘭臺御史。尋轉治書，掌攝內外，彈糾非法，當官而行，無所畏避，甚見稱賞。
《魏書》經始於文宣天保元年，至孝昭帝皇建元年始公開，齊後主天統二年又敕魏收改《魏書》，故《魏書·高湖傳》也應經過屢次修改。而今本《魏書》高謐本傳雖諱言高謐「坐法徙居懷朔鎮」，但竟無任何文字反映天統元年追尊高謐為太祖之事。
今本《魏書》高謐本傳所載高謐生平無神格化傾向，而高謐並非受命帝，更非始封之主。而高湛何故追尊高謐為太祖？限於史料較為缺乏，具體成因不易究詰。《資治通鑑》謂高謐徙居懷朔鎮之後，「世居北邊，遂習鮮卑之俗」，可謂促成高氏鮮卑化之先祖。
而《隋書·音樂志》載太祖高謐雅樂歌辭云：
兆靈有業，潛德無聲。韜光戢耀，貫幽洞冥。
道弘舒捲，施博藏行。緬追歲事，夜遽不寧。
據其辭義，高湛追尊高謐為太祖，並非在於高謐為受命帝或始封之主，而在於彼北徙懷朔鎮，韜光養晦，開啟北齊之基業。在北齊、北周爭正統之下，高湛追尊孝文帝時期高謐為太祖，其意也在於明確北齊繼北魏而起，其政權正統性直接源出北魏。
高湛既已追尊高謐為太祖，而高歡在宗廟中地位未減。高歡廟號雖由太祖易為高祖，而其諡號則由「獻武」更為「神武」。「獻武」有拱衛東魏皇室之意，而「神武」語出《周易·繫辭上》「古之聰明叡知，神武而不殺者夫」，以凸顯高歡之神威。高歡神主在宗廟中的地位，雖名義上亞於太祖高謐，而其地位並未降低。原文襄、文宣的配享功臣（如高嶽、潘相樂等十人），在齊後主天統四年正月詔令統歸高歡神主之下。
此外，高歡在郊祀中地位亦未經改定。天統改制既追遵高謐為太祖，而高謐神主並非郊天配享帝，北齊祀南郊或圜丘，仍以高歡配享。《隋書·音樂志》載武成帝所定郊祀圜丘及祀明堂雅樂，均言及「太祖配饗」之事，而所謂太祖仍即高歡。如北齊祀明堂歌辭言：「我惟我祖，自天之命。道被歸仁，時屯啟聖。運鍾千祀，授手萬姓。夷兇掩虐，匡頹翼正。」所述應即高歡之匡輔東魏孝靜帝之功業，由於北齊已更定太祖，而武成制定郊廟雅樂，或在天統改制之前，故仍稱高歡廟號作太祖。由此可知，高歡廟號雖為高祖，而在郊廟中仍居重要地位。
太祖在郊廟中位居顯要，即在宗廟中位居獨尊地位，又在郊天中為配享帝。而北齊太祖在郊廟中的顯要地位為天統改制所突破。天統改制之後，北齊宗廟中太祖高謐與高祖高歡的地位關係較為微妙，在宗廟制度史上實屬罕見之例，而其背後則具有鮮明的政治意義。學者謂武成、齊後主以原文襄高澄、文宣高洋配饗功臣統屬高歡神主，其意在否定前此北齊兄終弟及的皇位繼承模式的合法性，確立神武-武成-後主的父死子繼制度。此說固然可從。而武成高湛更進而以高謐為太祖，並以其父高歡及己身神主為不祧廟，其意在建立高謐-高樹生-高歡-高湛-高緯的皇統傳承譜系，以此彰顯皇位傳承的合法性。
在太祖廟號升降過程中，天統改制直接關涉宗室內部政治利益。北齊高氏原為漢人而鮮卑化，較為注重宗族血緣關係。高歡建義信都，亦賴其宗族內部如異母弟高琛、從叔高盛、從叔弟高嶽等的襄助。至魏齊革命之後，文宣高洋封皇弟（如高演、高湛等十三弟）、皇侄（高孝瑜、高孝琬）以及宗室高嶽、高歸彥、高思宗、高良弼、高普、高子瑗、高顯國、高叡、高孝緒等（高湖之子孫），且無論有軍功與否，均封為郡王，（北齊宗室世系見圖2）由此形成北齊政治統治集團。
說明：1.圖2據《魏書·高湖傳》及《北史·齊宗室諸王傳》而製作。2.自高洋起，北齊皇位繼承次第以數字標之。3.高歡、高湛、高緯之子嗣，暫不具列。
在政治博弈過程中，北齊皇帝與宗室關係相對微妙：北齊皇位繼承制度由於兄終弟及制的盛行，高氏皇族內兄弟叔侄之間多猜忌與殘殺，成為突出的政治現象。但北齊宗室文治武功兼備，在政治和權力上享受待遇，聲望甚高的尚書省長官，往往由宗室出任，而高嶽、高盛、高勱、高歸彥、高長恭等典兵領軍，馳騁疆場。故北齊在處理宗室問題上，處於一種相對矛盾的心態：一方面防範宗室勢力過於膨脹，以免威脅皇權；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籠絡宗室，以拱衛皇室。在天統改制之前，武成高湛先後屠戮皇侄高紹德、高孝瑜、高百年，削弱宗室勢力。而武成高湛重定太祖廟號，又未降低高歡在郊廟中的地位，也有籠絡宗室之意。高洋作為開國之君，其神主由不祧廟降為毀廟，在宗廟中的地位大為削弱，較有可能引起高洋子嗣的非議。而高洋五男（廢帝高殷、高紹德、高紹義、高紹仁、高紹廉）在天統改制之時僅範陽郡王高紹義尚在，勢力已屬微弱，不足以形成宗室分裂之勢。在武成高湛改易廟號之前，北齊宗廟神主以太祖高歡為最尊，宗室親疏遠近也以太祖為界限，而武成高湛改以高謐為太祖，太祖世次由高歡上推二世，高樹生、高翻之子嗣高琛、高叡、高嶽、高勱等均化身太祖之苗裔，高真、高各拔、高稚之子孫也由疏轉為親，血緣關係得以拉近，從一側面顯示出武成高湛籠絡宗室的初衷。
在北齊廟制問題上，學者以為「北魏和北齊（案：指廟制）用王肅學說」，而北魏廟制並未盡遵王肅學說，北齊宗廟格局也與王肅學說無涉。文宣高洋踐祚之後，北齊廟制實現由諸侯四廟到「天子七廟」的轉變，並依鄭玄廟制說，確立太祖二祧四親廟格局。而在北齊皇位繼承制度由兄終弟及制向父死子繼制的轉變過程中，作為重要神主序列的太祖二祧廟，呈現出由孝昭帝所定三祖廟（高歡、高澄、高洋）更為齊後主武平元年三祖廟（高謐、高歡、高湛），三祖廟的最終確立也成為北齊皇位繼承制度基本建立的顯著標誌。
齊後主武平初年所立三祖廟，不過承用武成高湛天統改制之意，並使之在制度上得以確立。高洋確立始封之君高歡為太祖，太祖在郊廟中居於顯要地位，而武成高湛以高謐北徙懷朔，開啟北齊之功業，故追尊高謐為太祖，但武成高湛廟號改制突破太祖在郊廟中獨尊性原則，高歡廟號雖降格為高祖，而高歡神主在郊廟中地位並未降低。北齊廟制不拘於傳統舊制，具有自身特殊性，無疑為武成高湛為在制度上確立太祖高謐-高樹生-高祖高歡-高湛-高緯的皇位傳承譜系的反映。武成高湛以高謐為太祖的具體原因，限於史料有限，其意或又在於以北齊正統性直接源出北魏，而武成高湛更以高謐為太祖，太祖世次由高歡上推二世，拉近宗室血緣關係，顯示出武成高湛籠絡宗室的初衷。
北齊太祖二祧廟的最終確立，拉動了前此相對紊亂的昭穆制度形成新的序列。《隋志》載「文襄、文宣並太祖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眾議不同」，即文宣高洋初未遷祔文襄高澄神主入宗廟，高澄、高洋俱為高歡之子，而高洋以兄弟同昭穆為原則，欲別為文襄高澄立廟，但此後文襄高澄神主仍遷入宗廟。而孝昭帝遵行既成事實，以太祖高歡、世宗高澄、高祖高洋為不祧廟，無疑使兄弟異昭穆原則在制度上得以確立。而高湛改定太祖，不免出於私意，但追尊高謐為太祖，以高祖高歡及己身為不祧廟，改定孝昭帝所定三祖廟，在制度上明確兄弟昭穆相同，並以此凸顯父死子繼制的正當性，客觀上也有助於解決北齊昭穆制度的紊亂問題。
趙永磊：《神主序列與皇位傳承：北齊太祖二祧廟的構建》，《學術月刊》2018年第1期。為了適應微信風格，刪除了注釋，請見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