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乾隆皇帝利用大力弘揚藏傳佛教的手段，弱化了蒙古原本驍勇善戰的特性，轉而成為安順的臣民。這些都是宗教政策力量帶來的效果，都有利於清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
賴惠敏
澎湃新聞：清初皇室就開始興修藏傳佛寺，相較於前後幾朝，乾隆朝有何特點？
賴惠敏：我們從張羽新教授輯錄的「清代喇嘛教碑刻錄」可發現順治皇帝為迎接五世達賴而建黃寺。康熙年間修繕了一些藏傳佛教，分布於五臺山、熱河、多倫諾爾、歸化等，北京只將宮殿改為弘仁寺。承德的浦仁寺、浦善寺等，這些寺廟的形制基本是漢式風格的，經費不多。乾隆朝修建的藏傳佛教不僅數量多，花費巨大，而且其寺廟格局多是藏式風格，石板堆砌數層高，工程艱巨。寺廟內部的佛像數量也十分眾多，有些寺廟甚至有上萬尊佛像。乾隆時期寺廟建築的材料也尤為講究，使用鍍金的金頂，還派人專程去西藏去丈量藏傳佛教建築，規劃如何在承德等地建造新的藏傳佛教中心。嘉慶以後，清代皇室對藏傳佛教的投入熱情與資助力度逐漸下降，未能繼續大力經營，遠遠不如乾隆朝那樣具有高度熱情，花費巨資投入，建造出豐富多彩的藏傳佛教景觀，展現出一幅藏傳佛教繁榮的景象。
長久以來，蒙古人多前往五臺山朝聖，而到了乾隆時期，五臺山佛教規模可能在康熙時代已奠定基礎，乾隆未用心經營。乾隆朝建造的藏傳佛教在空間上主要集中在北京、熱河地區。清代的宗教長城可以說是康熙時代略具規模，而乾隆則發揚光大。相比於明代，清乾隆朝時期的統治疆域發生了重大變化，其統治策略也有所變化，所以乾隆皇帝採用經營藏傳佛教的政策，來統治蒙、藏地區，相比於明代和北元對峙的局面，表現出更為奧妙之處。
澎湃新聞：康熙時代在興修寺廟上的花費比乾隆朝要少得多，是不是說，除了特定的政治意義之外，乾隆朝大興寺廟的主要原因還在於皇帝的偏好？
賴惠敏：康熙時期與噶爾丹的戰爭花費很多，僅運輸糧食的費用就多達百萬兩以上。與這種方式相比，乾隆朝採用宗教政策進行統治，節省了巨額財政支出。又如，與新疆地區到晚清的動亂局面來說，蒙古地區的社會則維持了長期穩定，這種宗教政策表現出一種高超的統治藝術。
乾隆皇帝大規模經營藏傳佛教，與其本身信仰藏傳佛教也有著密切的關係，在北京、熱河等地區，如造辦處檔案中就有關於乾隆朝大量建造佛塔、佛像的記錄，這些承襲西藏的佛寺建造技術的做法，同時對於其統治蒙古地區具有很大幫助。即使歷經巨大歷史變遷，直到今天蒙古地區還是熱衷於購買佛像，這本身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乾隆朝以來藏傳佛教對蒙古地區的深遠影響。
澎湃新聞：您在研究中是否有注意到北京城中漢傳佛寺的生態是怎樣的？當皇帝對藏傳佛教的支助不再那麼有力的時候，漢傳佛教和藏傳佛教是否存在此消彼長的態勢？
賴惠敏：僧錄司的檔案顯示出，乾隆朝曾進行過寺廟調查，在北京眾多的寺廟中，只有62座寺廟獲得內務府給的香燈銀；或稍加修繕，並未投入更多，對北京漢傳佛教的扶持力度不大。清代統治漢人的策略是儒教，合作對象是士大夫，政府重視儒家思想。
兩種佛教生存狀態具有明顯的族群和階層差異，即民間與官方的差異。漢族士大夫多是反對藏傳佛教，而蒙古人卻十分熱衷藏傳佛教。清代皇室大力弘揚藏傳佛教，同時對藏傳佛教的管理較為嚴密，喇嘛發給度牒、興建寺廟由皇帝敕賜寺名，承德寺廟多由兵丁保護。而漢傳佛教多由民間集中興修，開放給漢族士大夫與普通民眾旅遊。兩種佛教無論在資金來源，管理方法和信眾人群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皇帝的佛裝像也多放在西藏等藏傳佛寺中，而並不會出現在漢傳佛寺中，這也是兩種佛寺不同生態的一個表徵。
澎湃新聞：乾隆帝為何將雍和宮改為喇嘛廟？作為曾經的皇室府邸，雍和宮在北京城藏傳佛寺中的地位是否尤其不同，有什麼體現？
賴惠敏：從某種程度來說，雍和宮具有家廟性質。根據金梁《雍和宮志略》記載，雍和宮的後樓和東書院兩區還保留雍正皇帝時代的器物。乾隆皇帝誕生於雍和宮東書院內的如意室，東書院內陳設雍親王府時代的古玩器物。清朝皇帝在五月夏至節祭北郊的地壇後，必到東書院大和齋內吃芝麻拌麵。東書院有「大塊文章臺」是雍親王府內演戲用的戲臺，北面的「五福堂」為府內眷屬聽戲用的看臺。雍和宮後樓即第六進的綏成樓，緊接著綏成樓的東山牆叫「東順山樓」；西山牆叫「西順山樓」，綏成樓內收藏著不少乾隆皇帝幼時用的玩具。
雍和宮萬福閣安置彌勒佛站像高十八米，其建築較高，置身其中能俯瞰北京全景。同時雍和宮內部也十分富麗堂皇，也有許多動物標本，有如宗教博物館。以蒙古人居住在草原的蒙古包中，必然對這樣的建築感到敬畏和仰慕之心。雍和宮附近形成有名的市集，商鋪賣著北京製作的佛像及宗教用品，成為蒙古人消費場所。雍和宮設立四個學院，蒙古各旗喇嘛到此接受宗教教育，具備教育意義。以上這些都是雍和宮不同於北京其他藏傳佛教建築的特殊之處。雍和宮成為藏傳寺廟後，成為皇家信仰的中心，也是重要的商業區和培育蒙古喇嘛的場所。這樣多功能的寺廟是其他寺廟未具備的。
雍和宮
澎湃新聞：老師在書中對北京、熱河興修的藏傳佛寺有不少敘述，對於蒙漢交界一線的藏傳佛寺，老師是否能再談談？
賴惠敏：在蒙漢交界的地方，如五臺山地區，官方的話，如具有爵位，就可以到北京地區。隆盛莊地區，在清代貿易十分繁榮。蒙古人到北京等地區不僅是朝聖，同時也是進行貿易的重要途徑。
乾隆以前，蒙古與西藏的關係十分密切。乾隆十六年，曾採取切斷兩地聯繫的措施，將蒙古與西藏貿易連接點的西寧地區貿易切斷，乾隆二十年準格爾戰爭結束後，川藏茶葉貿易路線是從打箭爐、雅安、昌都，在四川戶科題本提到四川茶葉每年銷往西藏的茶葉達一千萬斤。
澎湃新聞：北京城的廟會市場裡，誰是得利者？皇帝在其中的收益，是否主要還是政治上的？
賴惠敏：長久以來，學界一直將朝貢貿易看成是重要的統治策略，但若是從宗教、貿易等角度來看，就會有不同的認識。在這部書中，談到廟會的功能，主要用意並不在於關注廟會本身，而是試圖以廟會及其流通的商品（那些商品很多是俄國的產品）為一個新的研究路徑，在這其中，宗教僅是作為一個引出廟會背後的更為重要的國際貿易這條主線。這一章的研究還不很成熟，只是作為中國與俄羅斯國際貿易伏筆，而我目前正利用蒙古國家檔案館的檔案撰寫清代中俄貿易的書稿，等新書問世，這一在這部書中沒深入探討的地方將會得到充分的闡釋。
關於誰是得利者的問題，蒙古人主要從事貿易運輸工作，北京外館為這長程貿易終點，外館是商號最為集中的地區，通過暢達的商業渠道，蒙古人獲得豐厚的利潤。但華北的關稅並沒有顯著的增加，看起來好像政府未獲得多少商業利益，但蒙古穩定的經濟也有益於清朝統治。
澎湃新聞：您怎麼看乾隆斥巨資興修藏傳佛寺？
賴惠敏：與元明兩代相比，清代對宗教的投入資金並不來自國家的財政收入，而是內務府發商生息的銀兩，不僅沒造成財政危機，反而營造了和諧的宗教氛圍，巧妙地處理蒙、滿、藏漢之間的民族關係，形成有利於社會穩定的「宗教機制」。
乾隆皇帝大規模營建藏傳佛寺，可以穩定對蒙古統治的統治，營造出北京、熱河等新的宗教中心，極大削弱了蒙古與西藏之間的聯繫，從而形成蒙古人不斷到這些新的宗教中心進行宗教朝拜與商業貿易。在這一過程中，蒙古人本身也比較認可這種方式，不僅因為他們朝聖經費由皇帝出資，而且還可以帶商品進行貿易，由此可獲得可觀的商業利益。乾隆皇帝利用大力弘揚藏傳佛教的手段，弱化了蒙古原本驍勇善戰的特性，轉而成為安順的臣民。這些都是宗教政策力量帶來的效果，都有利於清廷對蒙古地區的統治。
賴惠敏《乾隆皇帝的荷包》
清朝統治漢人重視儒家正統性，在佛教中也製造一套傳承體系。據說釋迦牟尼佛在世時，印度憍薩羅國國王——優填王命工匠用牛頭旃檀雕造一尊釋迦牟尼佛像，其形式特點為佛陀站姿，左手下垂結與願印，表示滿足一切眾生願望；右手曲臂舉於胸前，結施無畏印，表示解除眾生恐怖。頭飾渦旋髮型，袈裟衣紋成波谷狀，薄透貼體，後來對這樣式的佛像接稱旃檀佛像。據說是東晉十六國時（401）龜茲國僧人鳩摩羅什帶到中國，最早記載是唐代長興三年（932）江都開元寺僧人十明所撰《優填王所造旃檀瑞像歷記》。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幸大聖壽萬安寺，置旃檀佛像，命帝師及西僧作佛事坐靜二十會。有關旃檀佛像的歷史紀錄有元代大學士程巨夫《雪樓集》載《旃檀瑞像記》、明代秦應瑞畫，《旃檀瑞像並題記》、民國11年薛之珩撰《京師小旃檀寺碑記》。康熙四年創建弘仁寺，自鷲峰寺營供至康熙六十年。計自優填王造像之歲至康熙六十年，共二千七百一十餘年。清朝在弘仁寺置喇嘛辦事處，每年有蒙古王公、喇嘛至北京朝覲，都必須到弘仁寺禮佛。這種轉變，是清代利用宗教政策轉移宗教蒙古人的信仰方式的良好效果。不僅只有宗教本身，而且還具有很多的附加價值，宗教與商業、宗教背後等都具有重要意義，而清代在處理宗教問題時具有很高的手段，營造一條新的「宗教長城」，從而很好的利用宗教政策來維護統治。（文/康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