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弦/文
眾說紛紜：何謂唐人街
在西方各種通俗文化中，唐人街充滿了神秘的異域色彩：「它們有時黑幫成群，有時是『遍地黃金』的貧民窟，有時是種族聚居的城邦，有時是文化集散地」。在論文集《唐人街：鍍金的避難所、民族城邦和全球文化流散地》（王保華、陳志明/編，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8月）中，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通過考察分布在歐美和亞太的九個城市裡的唐人街，試圖分析唐人街的結構與本質，捕捉唐人街不斷變化的功能與定位。探究唐人街如何協調內部關係並與當地外部社區持續互動。
儘管看似簡單，但對於何為唐人街，學者們從未就此達成共識。研究北美唐人街的學者傾向於認為，唐人街是一個被隔離出來的、同時具有住宅與商業功能的社區；該社區以主要的社團組織為代表，由中華公所和中華會館等一系列互相關聯的社團關係網絡所管理。有些學者則認為，唐人街只不過是匯聚了華人與華人店鋪的地方而已，或者認為唐人街是一個帶有華人文化象徵的旅遊勝地。
「唐人街具有經濟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多方面功能，這些功能隨著地域差別也千變萬化」。有些唐人街為亟需互相幫助的「新客」們提供了一個安全的避風港，「語言和習俗的親切感幫助這些人更輕鬆地融入當地社會「。有些唐人街專門扮演著文化適應過程中的中間人，新來的移民通過接受教育來了解當地社會，而且還受惠於俱樂部、就業指導、語言訓練、房地產服務等唐人街設立的一系列中介服務。有些唐人街扮演著勞動力中介中心的角色，有的旨在成為零售和分銷中心，有的則協助當地政客——尤其是參政的第二代華人——拉選票。有的唐人街匯集了一批中文學校和為華人節慶活動積極奔走的社區組織者們，因此還承擔著文化遺產保護者的角色。
位於利馬、溫哥華、雪梨、紐約、芝加哥與巴黎的唐人街較為傳統與古老，它們是最原始的唐人街。許多唐人街在原有的基礎上，開始對外延伸出「衛星」唐人街——「所有這些衛星社區都具有商業與居住功能，但是並沒有發展出相互關聯的社區組織」。
不同地區唐人街的結構差異甚至有可能大於相似之處。「大部分歐洲和澳大利亞的唐人街不具備等級分明的、互相關聯的社團結構，而這些特色在利馬、哈瓦那、紐約、芝加哥和舊金山的唐人街則顯得尤為明顯。」有些唐人街不僅要基於原鄉、宗族和友誼的社會網絡，而且有建立在政治、貿易和方言基礎上的社會關係。「總的來說，傘狀的華人社團組織並不一定存在於所有的唐人街中。事實上，許多歐洲的華人社團並沒有傘狀華人組織來協調各種地方的、宗族的、區域的甚至同鄉的社團」。
正因如此，本書主編之一、舊金山州立大學中國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員王保華教授指出：「我個人認為，我們應該堅持採用社會科學理論中的『主位』觀點，從當地人的角度出發，在研究中更多地使用華埠或唐人街這兩個詞來指代Chinatown。」
有人認為唐人街正在消失，「因為它們要麼逐漸被更大的社群同化，要么正在融入城邦之中」。在這個問題上，本書收錄的論文作者們倒是達成了共識與默契——「擁有悠久歷史的唐人街將繼續發展並且擴張……認為唐人街將要消亡是一個尚不成熟的觀點」。
陌生他者：唐人街也是所在地的產物
借用凱·安德森在1991年出版的《溫哥華唐人街》一書中的判斷：「唐人街是歐洲社會的產物」。其實唐人街恰恰是所在地外部社會的產物。外部社會有可能決定了唐人街將以何種形式發展、具備什麼樣的規模、甚至對其生死存亡有關鍵性作用。「不管是不是種族主義，人們對唐人街的認識是與華人不斷被本土社會『他者化』這一歷史緊密相連的」。
一些學者認為，華人在某些國家和社會中的經濟活動受到制約，是唐人街落後的主要原因。在美國，華人面對來自白人勞動力的競爭，深受種族歧視之苦，迫使他們來到城市發展，在唐人街集聚，並且成立組織互相幫助互相保護。「（北美唐人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種族歧視的影響，這包括中國移民可以在哪裡落腳，和他們必須從哪些地方搬走」。本頓和彭軻等人的研究則表明，歐洲華人相對美洲華人而言受到較少的歧視，獲得更多的經濟機會，所以沒有像北美唐人街那樣發展出一個獨立的華人聚居區。
在某些國家，發展華人商業娛樂街區和唐人街受到了本地居民和外部社會的反對，並深受法律、社會以及種族因素的制約。「種族主義、經濟競爭、中國作為全球經濟力量的崛起」，似乎都阻礙著唐人街在葡萄牙裡斯本和波爾圖的形成，以至於「對裡斯本和波爾圖的華人而言，似乎建立一個正式的唐人街仍然困難重重，阻礙主要來自於外部社會」。
保拉·莫塔·桑託斯的論文表明，葡萄牙當前的經濟情況和華人商業活動被視為本地商業的競爭者，讓當局決定限制華人移民葡萄牙。由於「華人移民從中國進口廉價貨物，享有不公平的競爭優勢，唐人街及其內部的華人商鋪被葡萄牙當地人看作是有害的威脅」，「害怕被中國主導經濟毫無疑問是其中一個因素」。而且，由於本國經濟動蕩，導致西方對華人的標籤和刻板印象死灰復燃，將華人重新塑造為「不受歡迎的外來者」，「許多對華人傳統的刻板印象，比如華人是一夫多妻的、不講衛生的社會異類等，在當今葡萄牙仍然存在」。裡斯本唐人街計劃也被外部社會堂而皇之地制止了。
而有的歧視和排斥則更為隱秘和微妙。莊雅涵與特雷蒙在《唐人街的問題化：關於巴黎唐人街的矛盾與敘事》中提出，在歐貝列維的新華人零售區的形成過程中，法國人對華人文化的認識以及他們的同化政策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且採用了某些文化敘事——如「交通堵塞問題、街區特徵的改變、單一的種族人口、單一工業對比多元工業活動」等——來抗議華人給街區帶來的變遷和「排斥華人滲透到巴黎當地社會中」。
伴隨著全球化時代，現在的唐人街已經不僅僅是移民為了適應當地非華人社會的產物，「更是旅遊業和當地發展項目的重點」。恆安久對古巴唐人街的描述，則展示了人們如何試圖通過復興唐人街來搭建一座連接中國和古巴的橋梁，唐人街「成為了中國性的象徵和聯繫」。克裡斯滕森的論文則指出，現在歐洲大多數華人都不再居住在唐人街，他們只是去那裡購物而已，因此，「唐人街存活的關鍵在於華人的商業活動，華人是否居住在裡面並不重要」。
自我撕裂：從「三館」「三刀」到「三師」
「20世紀80年代之前的紐約唐人街側重強調華人三館（三種華人主導的經濟活動：餐飲業、服裝製造業和洗衣業」。其實，與此類似，在美第一代福州移民大多以「三把刀」（菜刀、裁縫刀、泥水刀）外出打拼，最擅長餐館、裁縫和裝修這三種職業。
不過，靠「三館」「三刀」創業起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華人移民，為了讓下一代改變自己靠手藝吃飯的生活型態，過上自己想像中或者目睹的歐美主流社會的幸福生活，往往十分重視子女教育，秉承「三種師字輩人才最吃香」的觀念，大多希望子女將來成為「三師」（律師、醫師、會計師）或工程師、建築師、藥劑師等專業人士，藉此提高社會地位，改變人生命運，不再像父輩那樣「『工』字不出頭」。
可以說，這種對自己出身的反感、抽身與離棄，這種在擺渡上岸後就轉而斬斷船纜甚至鑿沉孤舟，與某些華人對自我身份認同的嫌惡、否認、拒斥和消弭隱隱相合，但也反映了華人在海外充滿成見與歧視的生存環境所不能承受之重。
「關於美國唐人街的歷史和社會學研究實際就是一部關於中國人移民並且定居美國的歷史，這個歷程受到了不同時期的種族劃分和政治經濟的影響」。類似地，為了能夠為外部社會所接受，法國巴黎十一區和歐貝維列的華人社區領袖不得不讓唐人街符合法國的民族國家歷史，「華人聚居區」不得不被形構為肯定法國「同化外國人、讓外國人融入外部社會的國家意識形態」以及「全球化的意識形態」。
「兩百年來，華人社區是並仍將是這個不斷變化的世界的一面鏡子」。在這背後，正是華人在獨立發展與映照主流、主動參與與被動融合、角色轉換與地位變化等一系列矛盾與張力中，對自己主體性與鍥而不捨的尋找、構建與堅持。不過，老一輩海外華人大多認同「舊世界」的家鄉，而「現在許多華人把根扎在了移民國，他們認同主流社會的身份」。
耐人尋味的是，本書收入的九篇論文的十一位作者和兩位主編中，有七位並非華人，他們無疑有望擔當更為抽離的旁觀者與記述者角色。但所有著者又均非在世界一線頂級大學任教，恰恰反映出唐人街這一論題在西方中心學術共同體中尷尬的邊緣隱學地位——不夠現代、不夠顯赫、難以政治正確、難以與時俱進，這一切刻板成見，又何嘗不是研究主體、研究主題、研究客體、研究課題與研究對象的雜糅與共現。
落地生根：個體經驗、故國想像與在地現實
在我看來，這本論文集努力運用歷史分析、空間分析、結構功能分析等方法，結合人類學、社會學和文化研究，去探討唐人街這一符號所承載的意義及其源流和變遷。或許出於學術研究的嚴肅性和客觀性要求，這本論文集中除了少數章節（如《從勿街到東百老匯大街：福州移民與紐約唐人街的復興》）之外，大多個案研究更注重資料的匯集和文獻的梳理，給人一種冰冷、碎片化又浮光掠影的閱讀體驗，缺少了個體化的經驗、沉浸式的認知，以及對華人自我身份認同和實然生存狀態的探討。
林語堂在1948年出版的小說《唐人街家庭》裡仔細描述了一間華人店鋪：「店裡的生意十分好，賣的東西種類很多，從牛肉、家禽肉、雞的各個部位、豬腳、內臟、魚、小蝦米、中國蔬菜、來自中國的乾貨、鹹蛋、蘑菇、南京鴨、魷魚乾、魚翅、冬粉，到碗、祭祀用的香、搓衣板、藥和通書應有盡有。總而言之，凡是華人需要的，覺得在美國用得上的東西店裡幾乎都有賣」。
七十多年過去了，「雖然國際貿易自由的增加和各類華人的到來使唐人街裡的中國商品和亞洲商品的種類大大增加，這樣的描述在今天卻仍然適用」。這大抵是因為，背後活生生的人，以及他們的喜怒哀樂、情理欲求、利益網絡、社會關係，並未有太多改變。可以說，每個海外華人心中都有一條唐人街，縱然千人千面，卻又存在諸多共性。
或許我們可以將書中指涉的、有代表性的特徵雜糅，勾勒出一個女性形象：在北方某省份長大，在香港接受本科教育，遠渡重洋在紐約讀碩士，以通過理工類學生可選實習訓練籤證政策（STEMOPT）進入矽谷公司的紐約辦公室工作；因為紐約房租太高，選擇租住新澤西州的公寓，每日通勤往返；身邊有來自其他省份的華裔同事，以及在稍遠的城市工作生活的遠方親戚，可以略解憂愁；平時工餘和朋友聊聊天，交換一下鄉愁，或者與其他異性曖昧對象約飯，不錯過任何潛在的更好機會；在取得H1-B技術工作籤證後，結交和認識了一位來自波士頓的華人二代醫生，然後搬到布魯克林共同居住；最大的期望是儘快結婚、取得綠卡、入籍美國、搬去氣候更為相宜的佛羅裡達或者加利福尼亞居住……
這位虛擬女性的內心或許也有柔軟之時，那就是每個周末，都要去紐約的唐人街，叫上一碟幹炒牛河、幾屜點心，喝上一杯奶茶，恍惚間覺得自己還在故鄉晃蕩，或者還像初到那座南方大都市時，像《甜蜜蜜》中的黎小軍一樣，因為對一切的五光十色、車水馬龍都感到新奇而隱隱眩暈。
在那一刻，她不再是時刻睥睨各種資源的禿鷹，而只是身處梁園的遊子，為故鄉的雲感到悵惘，出門後又重新融入異鄉的氣味中，期盼能找到屬於自己的家，可以在遠方的國度過上一個中國年，不用再從一條唐人街漂泊輾轉到另一條唐人街。